第二章 第七节

从陈庄到小姑家只有短短的三里水路。
　　陈庄广播喇叭里那两个义务兵的歌声，总算随着于而龙的桨声，渐渐地减弱下去。
　　好容易清静一会儿，没想到，王小义和买买提在他前进的方向出现，在小姑家欢唱着迎接游击队长。
　　当他终于看到小村的长堤时，那两个快乐的小伙子，并不因为村小而收敛一点，像在陈庄一样，扯开嗓门大声吼着。
　　于而龙实在钦佩他乡亲们的可贵耐性，成天在高音喇叭的声波干扰下而不厌其烦，而且他更诧异，公社广播站好像仅此一张唱片，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地放送。
　　上岸后，他不得不又一次提高八度向人打听，总算幸运，小村子里的乡亲要淳朴些，厚道些：第一，没有向他讨介绍信；第二，也不曾盘长问短地查他三代，而是相当痛快：“领你去，安爷爷家！”
　　小姑家离陈庄很近，但于而龙只记得来过一回，还是当年芦花扎点湖东以后，他来看她，是深夜通过陈庄封锁线，摸进村里的。
　　但那时小姑家是个什么模样，除了凄凉冷落之外，细节都完全忘却了。现在，也许刚从人烟昌盛的陈庄来，觉得还是可怜巴巴的样子。别看村小，那环村的长堤，倒是十分气派，看得出是经过精心管理的，拾掇得整齐，修缮得牢固，仅那齐刷刷的草皮，可以见到村里人的匠心。
　　他们来到一家独立院落的门口，有人替他叫门：“队长在家么？”
　　闻声走出一位四十多岁，不大像农村人，也不大像城里人的汉子，赤红脸，光着脚，像个庄稼汉；可那套涤卡上装，和塞在口袋里的笔记本，又像是管点事的。看人们对他的敬重，毫无疑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准是村长，在自卫战争时期，很可能是个农会会长，现在，无须细问，他是小姑家的生产队长。
　　他一下盯住于而龙：“你——”而且马上认出来了。
　　于而龙非常惊讶，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来，生产队长是认识自己的，心里由不得掂掇：“谁？怎么会认识我？”多年来，旧帽遮颜过闹市，真有点害怕碰见熟人。
　　他笑了，一种下属对于上级的笑，是那种有点忐忑、有点拘谨、嘴巴不敢张得太大的笑，伸手迎将过来：“老同志，欢迎欢迎，怎么不打个招呼，好派人去接你。”
　　“糟啦，也许他认错了人，要不——”于而龙想：“就是我这套该死的行头，把他吓住了。”
　　“快请进，快请进！”他热情地延让来客进屋。石湖人的礼貌，实在令人感动，主客之间就为谁先迈进门去，起码谦虚了两分钟之久。
　　挺麻利的主妇，在她丈夫“你先请”、“你先走”的客气声中，两杯新沏的雨前毛尖，已经泡好，端到了贵客座前。于而龙揭开盖碗，两枚红枣还在滴溜溜地转动：“嗬嗬，当上宾款待啦！”
　　主人讷讷地说：“欢迎领导来小姑家检查工作！”他那赤红脸更红了，掏出手册，不免有些紧张拘束地讲着：“今年倒春寒，我们的早插早播任务……”
　　看样子，于而龙猜到对方定要汇报些什么了。当他还在那厂长室里坐着的时候，他最害怕这类疲劳轰炸了。他曾执意请求那些书记、主任、分厂厂长、处长、科长、大小干部：“请你们饶饶我行不行？能不能搞一种条陈式的节录，三言两语，简单明了，解决问题就行，干嘛非要成本大套，从类人猿时代的大好形势一直讲起呢？”不行，无论如何扭不过来，很像不善修饰的女性那样，以为多抹点脂粉，就会更漂亮些那样，洋洋洒洒，挥笔千言，有什么办法，他苦心孤诣准备了好久，就像公鸡到黎明非要引吭高啼不可。说实在的，那种令人打瞌睡的官样文章，是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会亮的形式主义。
　　当然，把满心汇报大好形势的人比作公鸡，未免太刻薄了些，但那时于而龙在台上，大家嘿嘿一笑了之，捧臭脚的还敢赞美一句：“于厂长议论精辟！”然而，一旦失势落魄，这些公鸡们就会-着脖毛来.你了。是啊！谁让你去招人不快呢？也许本意倒是为了工作，但是当你刺痛别人，这些刺就变成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在等待你，可于而龙却不在乎地笑笑，如果有机会，他还会讲。记得在“革命派”的批判会上，那些誉之为高明论断的人，竟指着于而龙的鼻子，振振有词地：“你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听不进别人半句话，你像皇帝那样，要我们向你奏本，上条陈，写节录，活活一位暴君……”
　　人嘴两张皮，通过十年来的周折，于而龙算是识得透透的。听吧！既然你一定要讲，客随主便，他也只得捺住头皮听。
　　亏了那些领路的，一见队长“周吴郑王”地汇报开早插早播，和上级干部的来意大相径庭，连忙提醒：“队长，领导是来看望你老爷子的。”
　　“找我爹？”他惊诧地看着于而龙。
　　正说着，于而龙礼貌地站起来，因为一位白发苍苍，约有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已经被人找了回来。他步伐迟疑地进到屋里，四处张望寻找，脸上分明挂着疑问：“还有谁惦着我，前脚都迈进棺材的老头子了。”
　　老人眼神欠佳，听力不灵，要不是人们把于而龙闪出来，他一时发现不到。
　　“老人家！”于而龙跨前半步。
　　他注视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晃晃脑袋，大声地询问陌生的来客：“你老哥是谁啊？”
　　游击队长不得不报出自己的名字。
　　“于而龙”三个字，除了那几个没桌子高的小孩无动于衷，满屋男女，像被一位会奇门遁甲的法师，大喝一声“疾”，施了定身法那样，一个个木僵僵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想不起该说些什么。只听院里公鸡在昏头昏脑朝落山的太阳啼叫，和那永不休止的王小义、买买提的嘹亮歌声，屋里却连半点动静都没有。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游击队长？他就是传说中那条翻江搅海的蛟龙？人们讶异地看着他，穿得干干净净，笔笔挺挺，谁都不相信他真的是。
　　“原来你是咱们的支队长啊！我当是谁呢？县委王书记在游艇上陪着你！”
　　做一个基层干部确也不容易，连那些和上级交往的人，都得心里有个数呀！他把早插早播的笔记本揣回去，热烈地捉住于而龙的手摇晃，那种公事公办的表情消失了，而代之以亲切的真诚欢迎。他向老爷子高声朗气地说：“爹，他就是你叨叨半辈子的支队长，咱们石湖支队的于而龙同志啊！”
　　双耳重听的老人，终于明白了，颤颤巍巍地走拢过来，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摸那高级毛料做成的合体服装，激动地说：“有人说你完蛋了！”
　　“呶！不是活得好好的。”
　　“是好好的，真的，支队长，活着就好啊！”老人高兴了，呵呵地笑了。
　　“老人家，你身子骨挺硬朗啊！”
　　“没想到，你还惦着我老汉，跑到小姑家来看我，支队长，我……”才笑展满脸皱纹的老人，又欷地哽咽起来，像一个小孩那样委屈地啪嗒啪嗒地掉眼泪。
　　那个能干的主妇，把枣茶撤了下去，重又端上了一碗荷包鸡蛋，少说也打有五六个鸡蛋在里面。石湖待亲戚的规矩，是作兴卧鸡子款待来客的。她劝着哽咽的老爷子：“爹，你该高兴啊，你惦了这些年的指导员哪，队长哪，现在不是来咱们家了吗？”
　　“高兴，高兴，眼泪也都高兴出来了，我早就给你们讲过的，支队长记性最好，过目不忘；他就来过小姑家一趟，后来我送指导员去湖西开会，一下就把我认出来，还动员我参加支队哩！”
　　——“实在抱歉呀，老人家！”于而龙俯下了脑袋，装作吃的样子，心里却像堤外的波涛在强烈地起伏着。忘了，全把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给忘了，一点都记不起来。可老爷子越是口口声声认为于而龙是特地来看望他，也越发使他感到愧怍。
　　“你快喝吧！队长，别凉了！”老人诚心诚意地把碗推到于而龙的面前，满碗白玉似的荷包蛋，使得冠心病患者犹豫了，胆固醇可够高的，要是让谢若萍，那位忌讳特别多的医生晓得，又不得过关，降血脂的药，肯定得加量，而且会唠叨个没完没了。但在这间温暖的屋里，在老人恳切的目光下，别说胆固醇指数是多高，即使一口毒药，那情谊也使他必须吞下去。汤刚沾唇，立刻抬起头来，望着那个深情注视着他的主妇，他真的想站起来，摘下帽子，向她，向所有乡亲鞠一大躬。
　　他真想对大家讲：谢谢你们，亲人们，你们把我当做至亲近戚来招待，半点也不把我看做外人，更不曾因为我倒台而瞧不起我，真叫我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好了。
　　在石湖，款待亲戚，越是亲近，糖放得也越多，他才抿了一口，蜜也似的汤汁，先把于而龙甜倒了。
　　老人说：“吃吧吃吧，到家来啦！”
　　这个家，和所有那些掩护过他、养活过他、支持过他的家一样，只是在偶尔忏悔时，才模糊地在脑海里闪一下。他这时，在老人诚挚的目光前面，倒真的感到心痛了。
　　“队长！”老人接着说下去：“要我那时也参加的话，怕跟我的兄弟一样，把骨头扔在樊城了。”
　　“呵！怪不得！”于而龙才明白自己迈进一个游击队员的家。那个一直挺亲切瞧着的家庭主妇，也告诉他：“我有个嫡亲舅舅，也是在樊城战斗里牺牲的。”
　　听到这里，于而龙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是啊，石湖子弟兵大都在山城的一次战斗里，壮烈牺牲了。提起往事，永远是他心头的一笔沉重负担。蛋白像卡在他喉咙里一样，再也咽不下去。他放下了筷子，屋里也都沉默了下来。
　　他知道，无论是烈士的哥哥，还是那位烈士的外甥女，都不会责怪他队长的，因为他在四七年底，四八年初就离开石湖了，但是他的心，难道因此会轻松一点吗？
　　“要都能活到今天就好了，唉！……”老人沉重地叹了口气：“就说指导员吧，她是个多好的人啊！一到小姑家，先把群众装在心里。她说过的，等到有一天我们胜利了，大堤要修得牢靠结实，再不会决口，不管刮风，下雨，石湖水涨得多高，也可以睡安生觉了，不用半夜担心湖水倒灌，可不么？如今都应了指导员的话了。”
　　别人告诉他，因为大堤是芦花当年领着修过的，至今村里人管它叫芦花堤。
　　听老人亲切地谈起芦花，于而龙希望之火扑灭了，这是他四十年来主动出击的一仗，一开头就多灾多难。是啊，他绝不是要寻找的那个船家老人，像他这样一位抗属，怎么会向芦花讨那么多的船钱？听到枪响以后，会不掉转船头去抢救芦花？会不去寻找那个开黑枪的歹徒？不，从老人谈到指导员时那股眷恋之情，他想在这里寻找能够破谜钥匙的希望，肯定是不行的了。他在盘算下一步，这个不肯认输的汉子。
　　他们来到宽阔牢固的堤上，听人们——自然都是些上了年岁的老人，讲述着那个英勇的女指导员，在小姑家，怎样领着群众，在陈庄炮楼三八大盖的射击范围里，修筑起护村的长堤来的。那该是多么不容易呵！但他却记不得芦花曾经讲过；或许讲过，已经忘记了，然而，三十多年以后，村子里的乡亲们至今还记在心里。
　　人民是真正的母亲，只有忘记母亲的儿子，而决不会有忘记儿子的母亲。于而龙望着浩淼的烟波石湖，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真的后悔自己回来迟了。
　　赤红脸的生产队长自豪地说：“我们小姑家，连三岁孩子都晓得，堤是新四军的女指导员领着修的。爹，是不是陈庄炮楼派人来扒过三回？”
　　“那可不，狗日的王经宇。”老人气愤地骂着，于而龙掠他一眼，马上想起那个正在忙着出国考察访问的革委会主任，该启程了吧？“来扒了三回，指导员领着我们修三回，一回修得比一回结实。”
　　“气得王经宇没法，咬牙切齿，领着保安团来，非要扒平不可，指导员把我们组织起来，手里有了枪，三五个伪军都不敢从小姑家过。”
　　老人回忆着芦花刚来小姑家的情景……
　　“哦，那一夜啊，又是风又是雨，湖水都涨到堤口了，我睡着睡着，怕拴船的桩橛松了，破船漂个没影没踪。半夜起来，拎着马灯，去堤上看看。只听见一些人在说话，在干活；我寻思，谁深更半夜，风风雨雨地在堤上啊？走近一看，傻眼啦！堤决了个大口，呼呼地往村里灌水。怎么办？村里大人小孩都在做梦呢！猛地，只见一个人跳进缺口里，用身子挡住水流，喊着：‘朝我身上扔土吧！没关系，快点扔！’一听是妇女声音，我由不得奇怪，仔细一看，只见四五个年轻人，正浑身淋得跟水鸡子一样，往缺口里填土。我拿马灯一照，赶情真是个女同志，赶紧对她说：‘大姐，快上来吧，我去筛锣，把大伙吆喝起来吧！’你们猜她说什么：‘甭去惊动乡亲们啦！口子不大，我们堵得上。’听听，你们听听，她就是指导员哪……是啊，是啊！如今像指导员那样一心扑在群众身上的人，不是我说得绝，不多啦！我划了一辈子船，摇了一辈子橹，搭船的客人成千上万，见识的人也算得多啦，说心里话，就是指导员我忘不了。”
　　“什么时候放下橹把的？老人家！”
　　“打解放，就上了岸，待着享福啦！”
　　听他的话，于而龙越发肯定他不是劳辛所说的那一位船家。
　　“陈庄除了那个珊珊娘，解放后还有谁在那儿划船搭客？”
　　“是喽！是那句老话！”父子俩会意地点点头：“敢情是真的啦！”
　　“怎么回事？”
　　“去年，县里来了位工作同志，说是要调查一个老船家，——哦！于而龙想：那些王纬宇指令发出的函调信还真起到作用——我告诉过他们，去三河镇找老迟吧，解放后，他在陈庄干过。”
　　“老迟？”
　　“是他，就是他。怎么，那些调查的老爷连这两步路都懒得走？”他对他儿子说：“快打发人去把迟大爷找来。”
　　于而龙看看天色，太阳沉没在湖水里，晚霞烧红了碧空，老林嫂该惦念了，她肯定在烙着菜饼等待着呢。但作为侦察兵的于而龙，怎么能丢手呢？一不做，二不休，决计趁热打铁去一趟。
　　他此刻的心情，就好像在扑朔迷离的尘雾里，循着一条特别纤细的蛛丝似的线索，希图找到一点头绪，要不然他千里迢迢跑回家乡干什么？仅仅是为了凭吊么？但是脆弱的游丝，随时有断头的危险，而一旦出现那样的情况，就得做一个永远败北的将军了。
　　但是他想要离开好客的乡亲，谈何容易，尤其是那位给指导员划过船，多次通过封锁线的老人，说什么也不让走，一面催促他儿子去派人请老迟；一面拖着于而龙往家来。
　　这绝不是虚伪的应付场面的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感，于而龙已经充分领受到那股辐射过来的热，一种炽烈逼人般的热，他的心在这股热浪里融化了：“谢谢，谢谢，老人家，你们款待我，让我说什么好；我在石湖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家，今天我真是跟回家似的，见到了这么多的亲人！……”他也有点说不下去了，咽了半天，那涌上来的激情和泪花才控制住，紧握住老人的手：“不再打扰了，我要去看看你说的那位老迟——”
　　走不了的，于而龙，老人怎么能放你走呢？他竟说出了无法缓转的话：“就看在我那牺牲的兄弟分上，那是你的部下，看他的面，也得在家住两天，不多，只住两天。”老人的要求并不高，仅仅两天，于而龙怎么能使年逾古稀的老人难过呢？
　　姓安的人并不多，于而龙想：在石湖支队里，我怎么就记不得有个姓安的战士呢？他既然是在樊城牺牲的，肯定是个老队员了，我的该死的记性啊！
　　于而龙只得留下来，他那条舢板被派去接老迟的人驾走了。
　　（老林嫂可要急坏了！）他现在根本没法离开这个小村，离开这家抗属了，尤其是不忍拂逆老人的盛情厚意。
　　霞辉变得沉重凝滞起来，最早的几颗星星开始在蓝空里眼，回到院子里，只见那位亲舅舅也在樊城献出生命的女主人，正和她的小儿子在扑打追撵着一群乱飞的鸡。老人指着那只比孩子矮不多少的肥鸡说：“就那只狼山种九斤黄吧！”
　　干什么？太兴师动众了！于而龙深深觉得不安了，看那个能干的主妇，大概把他当做她亲舅舅那样诚心悦意地款待了。老人顺便告诉他，狼山鸡种也还是指导员去滨海支队开会时带回来的，打那以后，全村一直养到今天。于而龙在心里叹息那个女指导员：“芦花，芦花，我怎么一丁点儿都不曾想到过这些，滨海支队那里，我去过的次数少么？可你，却连群众养鸡的事都惦着啊！”
　　“不行，不行！”于而龙阻止着那位不惜破费一切的大嫂，但一点用都不顶，她把他当娘家亲戚招待了。越是这样杀鸡宰鸭大张旗鼓地操办，他的良心也越是受到谴责，因为直到现在，于而龙想不出老人兄弟的模样和任何细节，更不用说那位煺鸡毛的主妇娘家舅了。那些平凡的游击队员，那些英勇的战士，会连一丝痕迹，也不曾在队长的脑海里留下，实在叫于而龙感到内疚。可当时，乡亲们是多么信赖你游击队长，把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送到你于而龙的手里呀！
　　惭愧呀！于而龙多少像发怔似的，看着来了贵客而忙碌起来的家庭，那些自动来帮忙的邻居，那些好奇围绕着的乡亲，那些羞涩的、站在后排的姑娘、媳妇，都把目光集中在已经显得老迈的于而龙身上。都有点不大相信，他就是当年的游击队长，一个充满传奇式故事的人物，在石湖地区，他的那些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的事迹，已经在人民口头上加工，简直近乎神话一般了。
　　
　　应该把那份珍藏着的烈士花名册，带来就好了……于而龙想着。

　　那是一本相当古老的账册，上面用毛笔记载着一九四九年石湖县发放烈士抚恤金的名册，于而龙认得出是老林哥的手迹。那时，他大概在县的民政部门担任什么职务，于而龙曾经写信问他，石湖支队转为正规部队后，在樊城战斗中的伤亡情况。老林哥可能正忙于随军南下，无暇细细一一写来，便把名册索性给他寄来。
　　二十多年来，名册已经发黄变脆，但是每次打开来看，还是像最初看到时，使于而龙心弦震颤。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立刻在脑海里，变成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几乎可以听到和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于而龙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那些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会和他已经生死异路，早已不在人间。那些勇敢机智的石湖战士，在敌后长期的游击战争中，随时随刻都有牺牲的可能，却不曾死亡；想不到在全国解放前夕，倒把生命交给了那个偏僻的山城。
　　每当他捧着那本名册，捧着他们支队的大部精华，他的心啊，是丝毫也不轻松的呀！
　　后来，工厂保卫处鉴于这位党委书记和厂长，有些必要的文件和图纸，带有机密字样，便在那座四合院的老房子里，安装了一个保险柜。谢若萍出于好意，便把这份珍贵的名册，连同那支源远流长的二十响匣子，一齐锁了进去。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后来，他们全家被新贵们“礼请”出老房子，那份名册差点没要了于而龙的命。
　　啊，那阵势就差动用工兵的探雷器了，每一条地板缝，每一块砖头底下，都怀疑到了。因为他们，“红角”革命家初出茅庐，确实有些嫩，上过于而龙的当，所以怀恨在心，查得特别细，抄得格外凶。由于他们曾被他没倒的威风，唬了一顿，放了扣押的廖总，随后他又搞走十几箱重要试验资料，在他们眼皮底下捣了鬼；所以一来气势非凡，下马威是很厉害的。
　　但结果，在四合院里，除了于而龙的书，就是于莲的画，那些大师们的裸体画，以伤风败俗的名义没收了，除此以外，都是大路货，半点足以打倒于而龙的尖端材料也找不到，遗憾哪！
　　于而龙背抄着手，叉开腿，站在葡萄架下，不由得想《红楼梦》里锦衣府查抄宁国府那一回。“这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锦衣府呀！”他慨叹着：“真是历史的莫大嘲讽。”
　　最后，他们打开了保险柜，几个好事之徒，先从大堆文件图纸底下，发现那支匣枪。“啪！”拍在于而龙面前：“什么东西？”
　　“还用得着我告诉你么？年青人——”于而龙冷冷一笑：“它叫勃郎宁，是一种杀人武器。”
　　那时，高歌胆子越来越壮，他神气地用电话召来了大个子保卫处长，厉声地责问：“于而龙私藏手枪，你知道吗？”
　　位置颠倒过来，审判员成了被告，而囚犯坐到法官的高背椅上，本身就有点喜剧味道。高歌审讯开保卫处长了。
　　可是不多久以前，高歌他们那个共产主义“红角”，曾经传阅过一部卢梭的《忏悔录》。秦大个在一次工作谈话中间，问起党委书记：“在单身宿舍里，有那么几个小青年，组织了一个叫做‘红角’的小团体，你听说过吗？”
　　于而龙早听王纬宇吹嘘起，便点了点头。
　　“是不是需要注意一点？”属于职业的警惕性使得他问。
　　“用不着太神经过敏吧？”
　　“有人反映，他们在偷看一部讲手淫的书！”
　　党委书记兼厂长不由得一惊：“有这等事？”
　　“我把那个男高音0了一顿，没想到，那小子脸皮薄得很，给吓哭了！”
　　于而龙看了一下被没收的那部书，笑了，问大个子处长：“老秦，你知道卢骚是谁？”
　　“就冲作家的名字好不了！”
　　“何以见得？”于而龙倒要请教请教。
　　“一个名字，什么字用不得？非用一个‘骚’字，骚气烘烘，不会是什么正经货。”
　　“得啦得啦，大个子，把书还给高歌，让车间书记找他们谈谈，以后多读些技术方面的书籍。”同时，于而龙向保卫处长建议：“你不妨先了解一下，再训也不迟。卢骚是法国的一位大文豪，取了个骚气烘烘的名字，可不是他个人的过错，那是中国翻译家强加给他的，现在也有人叫他卢梭。”
　　保卫处长多少有点尴尬。
　　为了消除他的窘态，于而龙讲起他自己的一段往事：“我们家乡有一位同情革命的老秀才，他祖先是郑板桥，画竹是很有名的。那时，我已经是游击队长，地方政权代表，一个堂堂的区长，十品官了。秀才先生向我提起他的这位前辈。哦，我闹了个笑话，因为我们家乡有的村名地名叫什么桥的。便说，你老家是住在郑板桥的啊？在哪儿呀？错把人名当做地名。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们原来都是土豹子吗！”现在，轮着哭过鼻子的高歌，反过来教训哭丧着脸的秦处长了。
　　“我们不明白于而龙的命就那么值钱，办公室里，他秘书小狄给他收藏着一把崭新的枪；家里，又保存着一把生了锈的枪。我问你，老秦，这些枪你都知道吗？”
　　于而龙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二十响匣子秦大个子确实不知道，还在部队的时候，保卫部就不当回事，后来，转业了，一下子就带了来，也疏忽了办个移交手续。糟糕，他望着那个保卫处长，要是他摇一摇头，或者含糊其辞，那他就得承担天大的干系。
　　大个子总算正直，而且有点幽默感，他恭敬地回答高歌，甚至原来对身兼市委委员的于而龙，也未必如此谦逊：“高勤务员（当时的奇特称呼）！枪是德国货，是著名的军火大王克虏伯工厂的出品，三十年代老掉牙的货色。”
　　于而龙简直忍不住笑，大个子一本正经地撒谎，而且编得有鼻子有眼，那几个一辈子头回摸到武器的红角英雄，围拢过来。
　　保卫处长讲得天花乱坠：“你们看看枪上几个外国字，就知道它的老资格了，用来自杀大概还勉强，要说打人，我怀疑——”他噼里啪啦地把枪卸开：“看，撞针都快成挖耳朵勺了。”
　　“谁叫你卖狗皮膏药，我问你办没办手续？”
　　他装出一种奇怪的样子，似乎那是属于普通常识：“当然有，那是我的职责范围，其实这支枪怕还是于书记过去打游击时候的古董了……”
　　旁边有人申斥他：“什么于书记？”
　　保卫处长连声说：“是，是。”
　　“用不着你给他吹，打游击又怎么啦？长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井冈山的骡子照样也得杀。”
　　高歌早看出保卫处长与于而龙沆瀣一气，枪上做不出什么文章，便捧着那份烈士花名册走过来：“你给解释解释，这是什么？”
　　很明显，被当成一份秘密联络图了。因为造册的老林哥文化水平不高，几笔字写得歪歪扭扭且不说，仅那花名册上，他所留下的记号，数码，标志，手印等等无法解释的名目，即使把老事务长从阴间请回来，他自己也未必能说得清，更何况于而龙，何况保卫处长。
　　大个子愣住了，直眨眼，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才刚夸下海口，说保险柜里的一切一切，都全部了解。
　　“那你说说看，名单上画的那些暗号是什么意思？”
　　正在葡萄架下收拾什物的于菱，对于被“礼请”出老房子，心里本来不痛快，他和高歌还算是同过学的，包括柳娟，都是学校宣传队的积极分子，也许因为熟悉，才没好气地说：“看不出来么？是本变天账！”
　　于而龙瞪他一眼，瞎说些什么？还嫌不够热闹么？
　　“是的，眼睛睁大些，一本变国民党的天的账！要不是他们献出生命，打出个新中国；高歌，你今天最多混得跟你老子一样，给老爷们开车，决不能一步登天，抖到自己屁股后边也冒烟啦！”
　　“于菱，你小子放老实些！”
　　几个四肢发达的喽喽簇拥上来，显然要收拾于菱一顿，但是，于菱挺身跳出来，一点也不是他父亲所想象的那样软弱，毫不怯懦地应战，像一头愤怒的豹子。
　　看来，一场激战是免不了的，剑拔弩张，拉开了架势，而且结局分明，于菱会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反扑给群众专政起来。幸好，王纬宇风驰电掣般地来了，他把已经厮打在一块的双方解开，和高歌耳语了几句，算是免除了当场被扫地出门的厄运，在部大院里给了现在的一套房子。
　　于而龙始终可惜那架玫瑰香葡萄，正在盛果期，全给糟蹋了，后来搬进去的两家暴发户，因为孩子到秋天争吃葡萄打架动武，以致脑袋开瓢，他们搞了个彻底措施，干脆连根都铲除了。其实，他们毁坏的岂止一架葡萄，那样巨大的实验场都名存实亡了。
　　就这样，他们被逐出了老房子，在那困难的时刻，还真亏了王纬宇伸出了友谊之手……
　　搬进部大院，直到今天，谢若萍提起来也还是感激王纬宇，只有一个人不承情，那就是软硬不吃的于而龙。
　　同样，那位笔杆子夏岚倒一直埋怨她丈夫，办了一件愚蠢的事，把这一家弄到眼面前，碍手碍脚。
　　“夫人！”王纬宇说：“你要知道运动刚开始的时候，羔子们像咬红了眼的狗一样，要于而龙一趴到底，我就该上断头台啦！让他搬到部大院，比到喜马拉雅山还扎眼呢！”
　　不过，于而龙当他面倒奉承过两句：“你可真够朋友！”
　　他瞅着这个替他搪灾的倒台英雄说：“那可不——”
　　“不过，你别忘了，打过游击的人都知道，靠炮楼越近，有时反倒更安全”于而龙在心里回答着。
　　
　　“嗐！我应该带来那份花名册就好了！”
　　于而龙正后悔着，谁知那老人催促着他的儿子，赶紧去弄点黄鳝，吓得游击队长死命把他们拖住。
　　“老天，你们饶饶我吧！……”
　　他真想坦坦率率地把头向众人低下：“谴责我吧！怪罪我吧！我不但没能把你们的亲人，活着交还给你们，连他们的名字、模样，都忘了个干净，我对不起你们哪！”
　　“去呀！去弄点鳝鱼来呀！”老人仍旧不肯罢休。
　　于而龙拖住生产队长，不让他动弹：“老人家，我没法再待下去啦！”
　　“噢？还让我给你麸子饼吃啊……”老人又讲起于而龙根本毫无印象的往事。
　　“那是民国三十四年的事了，支队长，你还记得不，你是夜里到的，指导员把你托付给我。不瞒众人说，那年头春天日子最不好过，青黄不接，揭不开锅。家家全靠苣荬菜，灰灰菜，马齿苋过活。
　　可我也不能请队长吃野菜团子，好在天气暖和了，扒下身上的棉袄，让死去的老伴，去陈庄集上换了点麦麸，总算没丢丑，好歹是粮食嘛！支队长，今天你来得是时候了，山珍海味我拿不出，家常饭菜我可是供得起了。”
　　老人的孙子正坐在门槛上，剥着刚劈下的大笋，撕开笋衣，露出晶莹洁白的笋心，使于而龙联想到扒掉棉袄为他备一顿饭的抗属，不也是有着一颗纯洁真挚、善良朴实的心嘛！“……我们就是这些人民用小米喂养大的呀！”于而龙望着这位可敬的老人，心里想：“他图什么？在那个年代里，当一名抗属得担多大的风险？敌人一进村，先拿走不脱的抗属开刀问斩的呀！就凭他为游击队长备饭这条罪名，狗腿子也饶不了而要敲顿竹杠的。然而他并不在乎，也不计较，更不害怕，非要把他的命运和新四军联结在一起。
　　是啊，棉袄都毫不吝惜地卖掉了，真的，冬天来了，他该怎么熬过去呢？”
　　可他半点印象都不存在了，或者说，统统忘怀了。按照于而龙直爽的性格，真想全兜出来，告诉他们，他是个不值得他们尊敬的人，他不配享受他们的热情款待，这比骂、比打，更使他的灵魂受到熬煎。他记得那些年的批斗会，从来不是心甘情愿低下头来，即使强捺下去，也是金刚怒目式的。然而此刻，他确确实实感到自己心虚理亏，脊背汗涔涔地，为之负担沉重，而充满了忏悔之情。
　　但是，人们是决不会怪罪他的，老人说得再清楚不过，当时即使不是他，换位别的同志，只要是指导员嘱咐过的，他也会尽力量招待自己队伍上的人。
　　他忙着张罗饭菜，来弥补民国三十四年的那顿麦麸饼，可游击队长用什么去弥补他失去的兄弟和他儿媳的亲舅舅？用什么去弥补他和石湖支队的命运拧在一起后，所度过的那些艰险的岁月，难熬的生活，和提心吊胆的日子呢？“不应该忘记啊！”于而龙责备着自己：“不应该忘记这最根本的一条，人民！而我们，我们许许多多吃过人民小米的人，已经把人民当做一种抽象的概念，而不再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实体了，可怕的变化呀！”
　　香喷喷的狼山鸡端上来了，小孙子无意中把话说漏了嘴，那原是一只种鸡，过年都没舍得吃。啊！现在为一个路过的游击队长宰了。他快举不动那双竹筷了，感情负担太沉重了，抿了一口酒，使这个近十年来饱经忧患，遍尝冷暖的游击队长，心情激荡，像风雨中的石湖一样。
　　老人看出了客人的不安，连忙解劝道：“支队长，还惦念着棉袄的事吧？放心吧，那一年的秋天，鬼子投降，肖奎同志来了。”
　　肖奎，于而龙自然记得那个快嘴丫头，十年前，为了把廖总的实验资料弄到安全地点去，她，她爱人，还有阳明同志都是共谋犯。
　　差点捉不到狐狸，惹了一身臊。
　　“她一阵风地刮到小姑家来，才知道指导员生了个女孩，我问肖奎来干什么？啪，那姑娘给我抖开一件皮袍，干吗？我问她，她说：‘你以为能瞒过指导员去？你棉袄成了麦麸饼，芦花大姐一直惦在心里。这是战利品，她叫我送来给你过个暖和年呢！’”说到这里，老人虔诚地站起来，郑重地举起酒盅，朝着屋顶：“我只说一句，支队长，人心才是没字的碑！”
　　什么意思？老爷子没头没脑的话，神怪的动作，于而龙弄得不懂起来。
　　不大一会儿，接人的小伙子，空手回来了，他讪讪地说：“才不巧呢！迟大爷病倒了。”
　　老人冒火了，嫌他儿子派去个不办事的“衙役”，还说这个老迟前两天还答应给他送甲鱼来的。
　　于而龙沉不住气，那种游丝飘忽，攸关成败的感觉，又在使他忐忑不安，姓迟的老人，没准是他急待寻找的那一位吧？病倒，可能是呜呼哀哉的前奏，那是耽误不得的，他放下碗筷：“我马上去三河一趟。”
　　老人哪能同意：“不行，不行……”
　　他儿子也不赞成：“夜深了，路不好走。”
　　“放我走吧！”于而龙诚心诚意地说着，然后，他补充了一句：“为她，你们也明白，是为了芦花。”
　　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不过，他没有讲。
　　够了，只有芦花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就够了。老人会意地捉住于而龙的手，爽直痛快地说：“我不留你，去吧，支队长，为了指导员，你就去吧！”
　　“认识路？”他儿子担心地问。
　　“我在三河打过一仗，忘不了的。”
　　正在给他腾屋铺床，打算让他住下的女主人闻声走出，很难过地问：“要走吗？”也许她想起她那位把骨头抛在异乡的嫡亲舅舅，把他认作了亲戚，依依不舍充满惜别之情：“才来，就要离开啦！……”
　　“走了！亲人们！……”于而龙不得不向他们告别，如果说，他是空着双手来的，现在，当他离开这里的时候，他的心是异常充实的，带着乡亲们温暖的友情走了。
　　谁知过多少年后，他会不会又把这一家子，这个夜晚，这份情谊统统给淡忘了呢？
　　在芦花堤上，老人和他的全家向他挥手告别，河水闪着微弱的星光，激流发出哗哗的声响。老人晃动着胳臂，又时不时地去揉眼睛，因为夜幕浓重，看不清楚马上要离去的游击队长，所以他很激动，也很难受。由于于而龙的陡然出现，也许使他更加怀念那个让他过个暖和年的女指导员；想起了半夜风雨里堵决口的芦花同志了吧？他由他儿子儿媳搀扶着，一直走到堤下河边，频频地叮嘱着，让于而龙在临走之前，务必再来家一趟。
　　于而龙在舢板上答应着：“一定的，一定的。”
　　可不论他自己，还是那一家人，都知道只是一句空话，未必会有时间再来，只不过是相互安慰罢了。
　　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不大有机会再碰面的了，他怀着一股压抑的情绪，离开游击队员的家，离开抗属的家，把舢板驶向沉沉的黑暗里去。
　　时已夜半，万籁俱寂，浓雾开始升腾汇聚起来，在河面上，带着苇叶的清香，水草的腥味，把舢板上孤独的于而龙紧紧裹住。那一家人大概还在芦花堤下站立，因为他听见那抗属老人仍旧在叮咛着：“走好啊！支队长！一定要来的啊……”
　　于而龙忍不住回过头去，朝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但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迷雾呵！多么浓重抑郁的迷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