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二卷(十五)

爱情的虚无也是信仰的变种。爱情早已存在，正在四处游动，它停在哪一个女子的形象上，无非因为这个女子几乎无法企及而已。从这一时刻起，对这个女子想得并不多，脑海中很难现出她的模样，而考虑更多的是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她搞到手。一连串的忧思滋长起来，这就足以将我们心中的爱固定在她身上，她成了我们几乎还不熟悉的爱的对象。爱情变得偌大无比，那个真正的女子在其中占的地位多么小，我们并不考虑。如果突然间，就像我看见埃尔斯蒂尔停下脚步与少女们说话那个时刻一样，我们停止焦虑，停止不安，由于我们整个的爱就是她，在我们终于将猎物抓在手里时，可能骤然间那爱就烟消云散了，对于这猎物的价值，我们并未足够地考虑过。

　　我对阿尔贝蒂娜了解什么呢？在海上映出的一、两个身影，肯定不如委罗内兹笔下那些女郎的侧影漂亮。如果我服从某些纯美学的原由，我本会喜欢那些女郎胜过喜欢阿尔贝蒂娜。然而，我能服从别的原由吗，既然丢掉焦虑不安以后，我只能重新找到这些无声的身影，除此之外我根本就别无其它？

　　自从我见了阿尔贝蒂娜，每日就她进行过千百种思考，与我称之的“她”，进行着内心的对话。在这些对话里，我叫她提问题，回答，思考，行动。在我心中，每时每刻，无穷无尽的想象的阿尔贝蒂娜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这一长串里，真正的、在海滩上远远望见的阿尔贝蒂娜，只出现在排首，正如“扮演”某一角色的明星，在长系列演出中，只在首演式上出现一般。这个阿尔贝蒂娜只是一个侧影，一切附加上去的成份，全是我的想当然。在爱情上，我们内心产生出的添枝加叶，远远胜过从所爱的人身上来到我们心中的东西——哪怕从数量上来说，也是如此。最最实际的爱情也是如此。有的人不仅能自我培养情绪，还能靠一点点东西活着——即使已经得到过肉欲满足的人当中也有如此的。

　　我外祖母从前有一位图画教师，他跟一个身份不明的情妇生了一个女儿。孩子出生以后不久，那母亲就死了。图画教师伤心难过得自己也没再活多久。实际上他并未与她正式居家度日，而且与她发生关系也不多。外祖母和贡布雷的几位太太，在她们的老师面前甚至从不愿意提到这个女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她们想到要给这小姑娘一生的命运提供一个保证，每人出了一份钱，给她搞了个终身年金。首先是外祖母倡议，她的某些女友则颇为勉强，她们认为：这个小姑娘难道就真的那么叫人感兴趣，她到底是不是那个自认为是她的父亲的人所生呢？对于那个小女孩的母亲那种人，人们一向是拿不准的。最终她们还是下定了决心。小女孩前来致谢。她长得其丑无比，与上了年纪的图画教师一模一样。顿时一切怀疑都烟消云散。小姑娘唯一长得好的是头发。一位太太对带小女孩前来的父亲说：“她的头发长得多好！”我的外祖母觉得，既然那戴罪的母亲已死，图画教师也将不久于人世，对于一向讳莫如深的那段往事提上一句已无关紧要，便加了一句：“这大概是随家里。她母亲是不是头发这么好？”

　　“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天真地回答道，“我见她的时候，她总是戴着帽子。”

　　该追埃尔斯蒂尔去了。我从一面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除了没有得到被介绍的机会这大灾大难之外，我又发现自己的领带完全歪了，长头发也从帽子里露了出来、显得很难看。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这样，她们也遇到了我和埃尔斯蒂尔在一起，不会将我忘记。这已经运气不错。那天，照我外祖母出的主意，我穿了那件漂亮的背心，又拿着我最漂亮的手杖，我差点换上另一件难看的背心。这又是好运气一桩。我们期望的重大事件从来不会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发生，因为缺少我们以为可以指望的那些有利条件；而我们并不希望的其它重大事件却接踵而至，相辅相成。我们是那样担心最坏的事，最后我们竟会认为，就总体而言，偶然对我们还算是帮忙。

　　“若是结识了她们，我该多高兴！”我走到埃尔斯蒂尔跟前，对他说。

　　“那您为什么躲在十里开外呢？”

　　这就是他说的话。他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这表达的是他的思想。如果满足我的愿望便是他的愿望，叫我一声，岂不易如反掌？他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听别人说过这一类的话，让人揪住了错的凡夫俗子是常常这么说的。他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即使是伟人，在某些事情上，与凡夫俗子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从与那些人相同的俗套里寻找日常的遁词，就像总到同一家面包铺子里去买每日的面包一样。要么，这样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从反面去理解，既然这些字眼的意义与真实情况相反，这种话便是某种反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反面的图象。

　　“她们挺急的。”

　　我心想，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某个人对她们不大热情，她们阻止他去叫这个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决不会不叫我。就这些女孩，我向他提过那么多问题，他明明看出我对她们有兴趣嘛！

　　“我刚才正与你谈卡尔克迪伊，”我就要在他家门口与他分手时，他对我说道，“我曾经画了一张草图，上面可以清楚看到海滩的轮廓。那张油画不算太糟糕，但已不可相提并论。如果你允许，为纪念咱们的友情，我把那张草图送给你，”他接着加了一句，“拒绝给予你向往之物的人，给你点别的东西。”

　　“如果你有的话，我倒很希望有塞克里本特小姐小幅肖象的照片。可是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那个模特儿在一部莫名其妙的轻歌剧中扮演的角色的名字。”

　　“先生，我一点也不认识她，这你是知道的，可你的样子似乎事实上与此相反。”

　　埃尔斯蒂尔沉默不语。

　　“那总不是婚前的斯万太太吧！”我说，突然不幸而言中。这种情况是相当少见的，但却足以给预感理论提供某些根据，如果有意将可以把这种理论归之无效的种种错误忘记的话。

　　那确是奥黛特·德·克雷西的一幅肖象。她不愿保留这幅画象，原因很多。有的原因十分明显，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画象时间较早，此后，奥黛特训练了自己的线条，将自己的面庞和身段化成了如今的这个造物。年复一年，她的理发师，她的裁缝，她自己，在她坐卧的姿势，怎么谈话，怎么微笑，手怎么放，眼神怎么传递，怎么思考上，都得遵从这个造物的大致轮廓。非得是一个餍足了的情郎堕落下去，才会像斯万那样，在他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妻子nevarietru①的奥黛特不可胜数的照片中，唯独喜爱自己卧房中那张小照。那张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丑陋而瘦削的少妇，戴一顶饰有三色堇花的草帽，头发蓬松，形销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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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文：永不改变。

　　话又说回来，即使这幅画像并非像斯万心爱的小照那样，是在奥黛特的线条系统化，成为一个威严而又令人着迷的新式人物之前画就，而是在那之后画成，只要有埃尔斯蒂尔的眼光，也就足以将这个类型拆散。极高的温度可以将原子结构打散，根据另一种类型将这些原子按照完全相反的序列组合起来。艺术天才也能这样动作。这个女人强加于自己各部分线条的那种矫饰的和谐，每日出门之前，她要在穿衣镜中严加审视，一定要它坚持下去。改变帽子的倾斜度，头发的光滑度，目光的活泼度，以保证这种和谐持续下去。这种和谐，大画家的目光在一秒钟之内就能将它摧毁，而以女子线条的另一种组合取而代之，以使自己心中的某种女性理想美、绘画理想美得到充分的满足。同样，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从某一年龄起，一位伟大研究家的目光到处能找到构成某种关系的必要成份，他只对这种关系有兴趣。就像那些工人和赌徒，他们不会犯难，手上来什么就是什么，对随便什么东西，他们都可以说：行，这就行。卢森堡亲王夫人的一位表妹，是最高傲的一位美人。她从前爱上了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在那个时代还是新东西。她请一位最伟大的自然主义画家为她画像。艺术家的目光顿时找到了他到处寻找的东西。在画布上，出现的不是贵妇人，而是一个跑腿的女店员，身后是成斜坡而下的紫色宽阔背景，使人想到比加尔广场①。一位伟大艺术家所作的女子肖象，不仅根本不去考虑如何满足这位女子的某些要求——例如有的女人已开始苍老，却要穿上小女孩的服装要人家给她拍照，这小女孩的服装叫她显示出仍然少女般的体型，显得似乎是自己女儿的姐姐甚或是自己女儿的女儿，而她的女儿站在她身旁，倒按照这种场合的需要而“打扮得十分难看”——反而将她极力掩饰的短处突出表现出来，例如发烧一般的脸色，甚至是发青发紫的脸色。正因为这些短处“极有个性”，就更对画家有吸引力。即使不走到上面那一步，有这些也就足够了，足以使趣味不高的观众幻想破灭，并粉碎他的理想。那个女子那样自豪地支持着这种理想的骨架，也正是这种理想以其唯一的、不可制服的形式将她置于人类之外，人类之上。而现在，这个女人遭了贬，离开了她稳坐金銮不可侵犯的原型，就只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而已，对她的出类拔萃，我们已失去任何信心。对这种典型，一般来说；我们是那样下苦功夫，不仅表现出奥黛特式的美貌，而且表现出其个性、特点，以至站在这幅剥去了奥黛特式美貌、个性、特点的画象前，我们不仅要大叫一声：“比她丑多了！”而且要大叫：“一点也不象！”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她。我们没有认出她来。这个人，我们确实感到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但是这个人，又不是奥黛特。这个人的面庞，体态，神情，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切使我们忆起的，不是奥黛特这个女子，她从来不采取这种姿势，她惯常的姿态绝不会勾画出这样莫名其妙而又具有挑逗性的阿拉伯图案。使我们忆起的，倒是别的女子，所有埃尔斯蒂尔画过的女子。虽然这些女子彼此很不相同，但埃尔斯蒂尔总是喜欢叫她们摆出正面姿势，足弓弯弯，露出裙外，宽大的圆草帽提在手中，草帽遮住膝部高度，与正面望上去的另一圆形——面孔成对称呼应。总而言之，一幅天才的肖象画不仅肢解了一位女子的原型——其卖弄风骚及其利己主义的美的概念所决定的类型，在画象上，标志时间的不仅是女子怎样着装，还有艺术家怎样作画。这种作画方法，也就是埃尔斯蒂尔最早的作画方法，那便是提炼出对奥黛特压力最大的出身问题，因为这幅画不仅像奥黛特那时期的照片一样，把她表现为著名风流女郎中的一位后来人，而且这幅画像成了马奈或惠斯勒绘的许多肖象画的同时代作品。马奈或惠斯勒这些作品所依据的模特儿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已经属于为人遗忘之物或历史的陈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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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比加尔广场在巴黎蒙马特区，是妓女群集的地方。

　　我一面送埃尔斯蒂尔回家，一边在他身旁默默咀嚼着这些想法。刚刚对其模特儿身份的发现，将我引至这些思考之中。这第一个发现又导致第二个发现，那就是对艺术家其人的发现，这更加使我心慌意乱。他为奥黛特·德·克雷西画过肖像。这位奇才，这位智者，这位孤独者，这位谈吐惊人并在任何事情上都出手不凡的哲人，是否有可能就是从前维尔迪兰家收留的那个可笑而又恶习不改的画家呢？我问他是否认识维尔迪兰一家，是否凑巧他们那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比施先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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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比施意为母鹿。

　　他回答我说是的，并不觉得难堪，似乎这是他一生中已经相当遥远的一段，似乎预料不到他在我心中会唤起极其失望的情绪。他抬起眼来，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到了这种情绪。他的面孔现出不满的表情。这时，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到了他家门口。换一个理智和情感不这么高尚的人，大概就会简简单单地道一声有些干巴巴的再见，此后便避免再与我见面了。埃尔斯蒂尔对我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真正的导师——从纯创作观点来说，说不定为人之师这是他唯一的缺点，因为一个艺术家，为了在精神生活上完全站在真理一边，应该保持孤独，而不要挥霍自我，哪怕是对一些弟子——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对年轻人最有裨益，他总是极力去开掘某一情境中所包含的部份真理，哪怕这真理对他或对别人都是相对的。与其说上几句可能会挽救自己的自尊心的话，他宁愿说几句可以对我有教育意义的话。

　　“一个人，不管多么明智，”他对我说，“在年轻时的某一阶段，没有说过什么话，甚至过着某种生活，事后回忆起来觉得很不愉快，希望将其抹掉，这样的人恐怕是没有的。但是他不该绝对地为此而悔恨，因为，只有经过所有的可笑、丑恶之现形，他才能有把握在可能范围内变成一个贤哲。这一切可笑、丑恶的现形应该是这最后现形的先导。我知道有些年轻人，是杰出人物的子孙，他们的家庭教师从他们中学时代起便教导他们要精神崇高、道德高尚。可能他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任何要遮掩的地方，凡是他们说过的话，都可以发表，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这是一些精神贫乏的人，是理论说教者软弱无力的后代，他们的明智是消极的，是不能开花结果的。明智不能接受而来，必须自己去走一段路亲自去发现，任何人不能代替我们去走，不能免了我们这趟差，因为明智是对事物的一种观点。你钦佩的世人，你觉得端庄的仪态，并不是家长或家庭教师佈置停当的。这些东西的先导，是完全与此不同的人生开端，受到周围占统治地位的恶或俗的影响。这些代表着一场战斗，一次凯旋。我们在最初某一阶段是什么模样，那形象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不管怎么说，是不讨人喜欢的。这我明白。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个形象，因为它是我们确实经历的见证，按照生活和思想的规律，我们从生活的共同因素中——如果是一个画家，就还从画室生活、艺术小团体中——提炼出来超越这一切的某些东西。”

　　这时我们早已走到他家门口。没有结识那些少女，我很失望。但是现在终于有了可在生活中再次找到她们的一线希望。她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只从天际闪过，我想再不会望见她们从那里出现了。在她们周围，那将我们隔绝的巨大漩涡已不再漂浮。这大漩涡不过是她们可能永远可望而不可即，永远溜掉而在我心中唤起的欲望的表现而已。这种欲望时时在心中活动，游移不定，迫不及待，惴惴不安。我对她们的渴望，现在可以放下歇一歇了，可与其它许多欲望一起储备起来。一旦知道这些欲望可以实现，我便将实现的时刻推迟下去。

　　我离开埃尔斯蒂尔，又是独自一人了。这时，骤然间，尽管我很失望，仍在头脑中看到了所有这一切巧合。这些巧合的出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埃尔斯蒂尔正好与这些少女关系密切。这些少女，就在当天早上，对我仍是一幅以大海为背景的油画上的人物，现在她们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与一位大画家过从甚密。这位画家现在也了解我有与她们结识的欲望，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心中唤起无比的快乐。但是这快乐对我仍藏而不露。有的客人来到，也叫人禀报过了。但是他们要等别的客人离开，没有别人在场时才走出来。于是我们看见了他们，我们可以对他们说：“我们就来见你”，并且听他们谈话。这种快乐即属于这样的客人之列。有时，在这快乐走进我们心中的时刻与我们自己可以走进这快乐之中的时刻之间，又过去了许多时刻，我们在这个空隙里又见了那么多人，以致我们担心，这快乐大概不等待我们了。但是，它们很耐心，并不厌烦，一旦所有的人都离去，这快乐立即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有时，是我们自己太疲劳了，以致觉得我们头脑衰竭已经精神不够，无法将这些回忆、这些印象牢记心中了。而对这些回忆、这些印象来说，我们那个脆弱的自我是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是唯一的成型方式。我们也许会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只有在现实的灰尘与神奇的沙土混在一起的日子里，在某个平平常常的变故成了传奇的契机的日子里，生活才有趣味。这时，不可企及的世界的整个岬角突然从梦幻的光照中涌现出来，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则象一觉醒来便见到了我们日夜热切向往的人一样，本来以为只有在梦幻中才会见到他们呢！

　　后来的几天，时间都被圣卢离去的准备工作占去，我无法继续窥视这些少女。现在，很有可能在我希望的时刻与她们结识，这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平静。这种平静尤其可贵。我的朋友对外祖母和我那样殷勤倍加，外祖母很想向他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心情。我告诉过外祖母，说圣卢对普鲁东极为钦佩。这倒叫她有了一个主意，便吩咐将她从前购买的这位哲学家的许多亲笔书信送来。这些东西到的那天，正是圣卢动身的前夕，他前来旅馆观看。他贪婪地阅读了这些书信，恭恭敬敬地用手抚摸每一页纸，极力将每一个句子牢记在心。然后他起身告辞，请我外祖母原谅呆了这么久。就在这时，他听到外祖母回答他道：

　　“用不着，拿走吧，这是给你的。我吩咐人送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送给你。”

　　他不禁喜形于色，并不比对一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身体状况更能控制自己。他满面通红，好像刚刚受了处罚的一个孩子。他一再道谢，并极力（并未做到）控制激荡全身的喜悦心情。我外祖母见他如此这般控制自己，更为感动。可是圣卢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表达出应有的感激之情，第二天，他乘坐当地的小火车返回他所在的部队驻地时，还将身子探出车窗外，请求我原谅。实际上，他的驻地并不远。他本来想坐马车去。他晚上还要回来，并不是一去不复返时，常常坐马车。但是这一次，必须将许多行李放进车厢。他觉得坐火车走更简单些。在这件事上，他采纳了站长的意见。他征求站长意见时，那站长说，马车或者小火车，“几乎意义不清。”可他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几乎相当”（总而言之，这与弗朗索瓦丝说“这差不多是一回事”所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好吧，”圣卢作出结论说，“我就坐这九曲十八弯的小铁路火车走吧！”

　　我若不是病魔缠身，也会坐上小火车，一直把我的朋友送到东锡埃尔的。我们呆在巴尔贝克车站的时间里——小火车的司机不紧不慢地等一些姗姗来迟的朋友，他们不来，他是不想开车的。同时他也不紧不慢地喝着清凉饮料——我答应每周至少去看他数次。布洛克也到车站来送行——圣卢很讨厌。圣卢见我们这位同学听见了他要我到东锡埃尔去吃午饭，吃晚饭，去住，最后也对他说：

　　“如果你哪天下午凑巧路过东锡埃尔，我又有空，你可到司令部来找我。不过，要说有空嘛，我几乎从来就没空。”口气极为冷淡，使命是纠正发出邀请时那迫不得已的热情，防止布洛克对邀请认真对待。可能罗贝尔也担心，如果我一个人，我不会去。他以为我与布洛克的交情要胜过我自己之所言，这样就叫我能有一个同路的伙伴，一个带动人。

　　我真怕这种口气、这种一面邀请一面又劝人家不要来的邀请方式会使布洛克不快，觉得圣卢干脆什么都不说也许还更好些。可是我错了。火车开走以后，我和布洛克一起离开车站，一直走到我们必须分手的两条大街交叉处。一条大街通旅馆，另一条通向布洛克家别墅。整个这段路上，布洛克一直不停地问我，我们哪一天到东锡埃尔去，因为“圣卢对我那么好”，如果不应邀前去，他未免“太感情粗糙”。我很高兴，他竟然没有发现，那邀请是用怎样毫不迫切、勉强算得上彬彬有礼的口气发出的。或许他还没有不高兴到那种程度，还愿意装作没有发现。不过我还是为他着想，希望他不要立刻去东锡埃尔，以免成为笑柄。但我又不敢向他表明圣卢远不如他那样追不及待，也不敢给他出个主意。那主意只会使他不快。他真是太迫不及待了。虽然他这类缺点完全可以由一些杰出的优点来补救，换上更内向的别人，是不会有这些缺点的。但他这样的冒昧，确实叫人恼火。照他说，我们这个星期之内非去东锡埃尔不可（他说“我们”，我想，他有点指望我去，好给他去当借口）。整整这一路，走到绿树掩映的体育场前，走到网球场前，走到市政府前，走到卖海鲜的小贩前，他都停下来，求我定一个日子。我不干。他离开我时，生气了，对我说：“请便吧，先生。不管怎么样，我不得不去，既然他请了我。”

　　圣卢特别担心对我外祖母感谢得不够。第三天我收到他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再次委托我向外祖母致谢。这封信是从他驻防的城市寄来的，在信封上邮局盖上了邮戳，上有那个城市的名称。这封信似乎向我飞奔过来，对我说，在路易十六骑兵团军营的四堵墙内，他思念着我。信纸上印着马桑特的家徽，我从上面分辨出一头雄狮高踞于一花环之上，花环下方由一顶法兰西元老帽构成圆形。

　　“旅途顺利，”他在信中告诉我，“一路阅读在车站上购买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阿费德·巴丽纳①（我估计这位作者是俄国人，一个外国人能写得这么好，我觉得真了不起。告诉我，你对此书如何评价吧！大概你很熟悉，你是无书不读的渊博学者）。我现在又回到这粗俗的生活中。唉！我觉得在这里自己简直是被流放。我留在巴尔贝克的一切，在这里是没有的。在这种生活中，我找不到任何温馨的回忆，任何智慧的魅力。你一定会蔑视这样的生活环境，不过这种生活也并非没有任何动人之处。自我上次离开这里以来，我好像觉得一切都变了样。因为在这期间，开始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我们的友谊所开始的时代。我希望这个时代永远不要结束。我只向一个人谈到这个时代，谈到你，这个人就是我的女友。她出我意料地来到我身边，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小时。她很希望与你结识，我想你们一定会谈得很融洽，因为她也非常爱好文学。相反，为了回忆咱们的交谈，为了重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时刻，我倒躲开我的同伴。他们是些很好的小伙子，但是我对他们说这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对于与你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第一天，我几乎更喜欢自己单独回忆，不给你写信。可是，你思维细致，性情极为敏感，又怕你收不到我的信胡思乱想。你肯于俯就这个粗野的骑兵，但是要把他改造得文雅一些，更细腻一些，更与你相称一些，你可要下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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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阿费德·巴丽纳是露意丝·塞西尔·万桑（1840—1908）的笔名，她是《辩论报》的撰稿人，著有研究贝尔纳丁·德·圣－彼埃尔、缪塞的书籍，也是向法国读者介绍易卜生、斯宾塞和托尔斯泰的人。

　　这封信，从充满柔情来说，与我自己凭空想象的他给我写的信基本上很相像。我那时尚未结识圣卢。后来，他第一次的接待非常冷淡，使我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让我面对冰冷的现实。这冰冷的现实倒没有永远那般一成不变。

　　我收此信以后，每当午餐时刻信件送到时，哪一封信如果是他来的，我立即会认出来，因为这信总具有一个人不在时所显示出来的第二张面孔。从这张面孔的线条上（笔迹的特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抓不住一个人的心灵，正象我们从鼻子的线条或声音的抑扬顿挫上能抓住人的内心一样。

　　现在，撤掉餐桌上的杯盘碗盏时，我心甘情愿地坐在桌旁了。如果不是那群少女可能经过的时刻，我也不只是朝大海那边凝望了。依然料放着的刀叉那中断了的动作，凌乱的餐巾那鼓起的圆形，阳光又在上面增添了一块黄色的丝绒，半空的酒杯更加显示出其形状上那美妙的下小上阔，在半透明玻璃而又似乎凝聚着目光的杯底，残酒颜色很深却熠熠生辉；移动容器，光照引起液体饮料的嬗变；在已经半空的高脚水果盘里，李子从绿到蓝，从蓝又变成金色；已老旧的椅子移来移去、每天两次来到桌布四周落坐；桌布铺放停当，好比在祭坛上铺放停当，在这里举行美食庆典一般。桌布上，牡蛎壳底还残留着水晶般清澈的几滴汁，如同石雕的小小圣水缸中的几滴水。自从在埃尔斯蒂尔绘的水彩画上看见了一些这样的东西之后，我极力在现实中重新找到这些东西。我喜欢这些东西，正如我喜欢具有诗情画意的某些东西一样。在我从未设想过有美的地方，从最常用的物件中，从“静物”的深沉生命中，我极力寻找美。

　　圣卢走了几天之后，我终于促成埃尔斯蒂尔举办一次小小的招待会。招待会上，我将会遇到阿尔贝蒂娜。我走出大旅社时，人们感到我魅力无穷，风度翩翩。这完全是一时性的（而且由于经过长时间的休息和精心的打扮），未能将这魅力与风度保留下来（也未能将埃尔斯蒂尔的信任保留下来）去征服某一更有意义的他人，我深以为憾。花费那么多心血，就是为了得到与阿尔贝蒂娜相识的快乐，我也深以为憾。自从这一快乐有了保证以后，我的理智就认为这一快乐并不珍贵了。但是在我内心，意愿无时无刻不在分享这一幻觉。意愿是我们不断变幻、接踵而至的个性坚韧不拔、永恒不变的奴仆，他躲在暗处，受人蔑视，不倦地忠诚，不顾我们的自我千变万化，不断地为使我们永不缺少必需之物而辛劳。一次向往已久的旅行即将变为现实的时候，理智和感性开始自忖这次旅行是否确实值得一去。意愿知道，如果这趟旅行无法成行，这些无所事事的主人立刻又会觉得这次旅行一定妙不可言，便任凭这二位主人在车站前无止无休地说下去，更加踌躇不决。但是，他负责买票，并按开车时间将我们安顿在车厢里。正如理智和感性变化无常一样，意愿则是永恒不变的。但是，由于他默默无言，并不道出自己的原由，看上去他似乎不存在。我们自我的其它部份清清楚楚地辨别出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遵循着意愿坚定的决心。当我从大穿衣镜中望着毫无用处、不堪一击的各种装饰物时，我的感性和理智便展开了一场辩论，辩论的是结识阿尔贝蒂娜的快乐究竟有什么价值，说不定感性和理智希望将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保留起来，为另一场合所用。但是我的意愿不允许应该出门的时刻过去，他将埃尔斯蒂尔的地址交给了车夫。既然抽签已经完毕，我的理智和感性便有了闲工夫感到这很遗憾。如果我的意愿给的是另一个地址，我的理智和感性很可能就上当受骗了。

　　过了一会，我到了埃尔斯蒂尔家。最初我以为西莫内小姐不在画室内。确实有一位少女坐在那里，身穿丝绸长裙，头上没戴帽子。但是，她那秀发，那鼻子，那面色，我都不认识。我从一个漫步海滩、头戴马球帽的骑自行车少女身上归纳出的那个实体，在这些地方我没有找到。可是，她确是阿尔贝蒂娜。甚至得悉了这一点之后，我也没有顾及她。一个年轻人，走进一处社交聚会时，这个人的自我就已经死亡，他变成了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整个沙龙是一个新天地，在这个新天地中，人们受着另外一种精神环境规律的制约，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跳舞、牌局上以及一些人上，似乎这些人和事对我们永远至关重要，实际上，到了第二天便忘个一干二净。

　　为了向与阿尔贝蒂娜交谈几句这个目的地走去，我不得不走一条根本不是由我开辟出来的路线。这条路首先停在埃尔斯蒂尔面前，然后又经过其他好几群客人。有人向这些客人报出我的名字。此后这条路沿着冷餐台延伸，在那里，有人给我送上草莓饼。我将草莓饼吃掉，一面一动不动地听着开始演奏的一首乐曲。对这个阶段，恰巧我都赋予将我介绍给西莫内小姐同样的重要性。将我介绍给她，无非是这各个阶段中的一段。在那之前几分钟，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是我前来的唯一目的。再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真正的幸福时刻以及我们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刻，不也是如此吗？在许多他人中间，从我们心爱的人口中，得到了我们等待了一年之久的肯定答复或者要命的答复。但是必须继续与人聊天，各种念头相继涌来，形成了一个表面。灾难已降临到我们头上，这个深而狭的记忆，只能不时地在这个表层之下无声地显露出来。如果不是不幸，而是大幸，则可能只有过了数年之后，我们才忆起，我们感情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原来发生在一次社交聚会中，我们就是怀着对这件大事的期待去参加那次社交聚会的。而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对这件事给予长时间的注意，几乎没有时间意识到其重要意义。

　　埃尔斯蒂尔要我过去，以便将我介绍给坐在稍远些的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我先将一个咖啡奶油小糕点吃完，然后很有兴味地请我刚刚认识的一位长者详细给我谈谈某些诺曼底地区集市的情况。这位老先生对我扣眼上的那朵玫瑰花十分欣赏，我想可以把这朵花赠送给他。这并不是说，接踵而来的介绍没有引起我任何快乐，在我眼中此事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性。要说快乐嘛，自然我只在稍晚些时候才体会到，是我回到旅馆，一人独处，又变成了我本人之后。有些快乐与拍照相似。心爱的人在场时，拿到的只是一张底片，然后回到自己家中，可以使用内部暗室时，才将这底片冲印出来。只要待客，暗房的入口便“关闭”着。

　　我的快乐体验虽然这样推迟了几个小时，这次介绍的重要性，我倒是立刻就感觉到了。介绍时，尽管我们感到自己忽然得到赏赐，握着了一张“券”，适用于今后的快乐。我们朝思暮想希望得到这张“券”，已经好几个星期。我们也清清楚楚地明白，对我们来说，得到这张“券”不仅仅结束了艰苦的寻找——这只能使我们充满欢乐——而且也结束了某一个人的存在。这个人，我们的想象将他歪曲了，我们惴惴不安，担心他永远不会认识我们，又使他变得格外高大。我们的名字在介绍人口中响亮道出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介绍人又像埃尔斯蒂尔那样把我们的名字夹在赞扬之辞之中的时候——这个行圣事的时刻，与鬼怪故事中妖精一声“变”，一个人骤然变成另一个人那个时刻很相似——我们热切希望接近的那个女子骤然消失了：首先，她怎么能仍然如同从前她本人一样，既然——由于陌生女子不得不重视我们的名字，不得不注意我们这个人——在昨日还位于无限远的双眸中（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那游移不定、目光分散、伤心失望、漫不经心的双目永远也不会与她相对而视），我们原来寻找的有意识的目光，无法辨认的思绪，顷刻间就被我们自己的形象所神奇而又十分简单地代替了。那形象就好比绘在笑容可掬的一面镜子深处。如果我们本人化成了与我们最不相像的人，这种转化也会极大地改变人家刚把我们介绍给他的那个人，他的形状就更相当模糊。我们可以自忖，他到底是神像、桌子还是脸盆①。但是，陌生女郎就要开口对我们说的几句话，就和那些五分钟之内在我们眼前就能塑成一座胸象的蜡像家一样灵巧。这几句话使这个形状明确了起来，而且赋予这个形状某种决定性的因素，会将前一天我们的欲望和想象力发挥出来作出的全部假设一扫而光。无疑，即使来参加这个招待会之前，阿尔贝蒂娜对我来说已不再完全是那个值得扰乱我们生活的唯一幽灵。我们一无所知、勉强看清模样的一个过路女郎，一直是幽灵。她与邦当太太是亲戚，这已经限制了那些美丽的设想，已经堵住了美丽设想能够传播的一条路。随着我越来越接近这个少女，对她了解越来越多，这种了解反倒要以减法计算了，欲望和想象的每一部分，都为一个价值小得多的看法所代替。确实，这看法之上又加上了一种在生活方面，与财团归还最初股份之后之所予完全相同的东西，财团称之为本金已还股。她的姓，她的亲戚，给我的设想加上了第一个边框。我站在她身边，又在她眼下的面颊上看到了那题小小的美人痣。她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又是一个界限。最后，我听到她该用“完全”这个副词时却使用“完美”这个副词，真叫我大吃一惊。她是在谈论两个人，对一个人她说：“这个人完美得疯疯癫癫，但待人依然非常热情。”对另一个人，她说：“这位先生完美得平平常常，完美得令人厌倦。”这样使用“完美得”一词令人不快，但是这表明一个人的教养、文化程度。我还真无法想象一个骑自行车的荡妇、玩高尔夫球饮酒纵乐的缪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此外，这也不妨碍阿尔贝蒂娜经过这第一次变形之后，在我看来又变了好多次。一个人摆在你眼前所显露出来的优缺点，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走近它，这些优缺点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排列起来。正象在一座城市中，从某一条线来看，其名胜古迹分布得很零乱，而从另一观点来看，它们则错落有致，以其各自的宏伟而交相辉映。刚一开始，我觉得阿尔贝蒂娜的神情非但不是桀骜不驯，反而很胆怯。对于我与她谈到的每一个少女，她都加之以“她风度很差”或“她看上去很怪”这样的形容语。由此判断，我似乎觉得她很象样而不是毫无教养。最后，她面孔上的瞄准点是有一侧太阳穴相当火红，看上去很不舒服。她那奇异的眼神也令人不舒服，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忘不了这眼神。但这还只是第二眼，肯定还有其它的地方，我会渐渐地走过去。正是这样，并非不经过摸索，只有辨认出了刚开始时观察的错误，才能达到对一个人的正确认识，如果这种认识是可能的话。但是，认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我们对这个人的视角不断校正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目标，他自己又变了。我们以为能追上他，但他又移动了位置。我们以为终于将他看清楚了，但是我们捕捉到的仅仅是从前的影象。我们终于将这些影象搞清楚了。但是这时，这些影象已经再也不代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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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处影射拉封丹寓言卷九第六个寓言《雕刻家和朱比特的像》：“一块大理石是这样的漂亮，一个雕刻家去把它买下。他说：‘我的刀要把它刻成什么呢？是刻成神像、桌子还是脸盆？’”

　　然而，朝着依稀望见的事物走去，朝着有功夫想象出来的事物走去，这个过程，不管会带来怎样不可避免的失望，对于感官来说，都是唯一健康、有益的过程，能吊住人的胃口。有的人，出于怠惰或腼腆，坐了马车直接到他们认识的朋友家里去。到达之前，也从来不敢在路上看见自己向往的东西就停一停。这些人的生活该是多么单调乏味啊！

　　我回到住处，一面想着这次招待会，眼前又浮现出我乖乖跟随埃尔斯蒂尔到阿尔贝蒂娜身边之前吃完的那块咖啡奶油小糕点，浮现出我送给那位老先生的那朵玫瑰花。所有这一切，我们不知不觉而由情景选择下来的细节，对我们来说，经过精心而又偶然的安排，构成了首次相逢的画幅。但是，这幅画，我似乎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的，是在距我自己很远的地方。我明白了，这幅画不仅仅对我来说是存在的。几个月以后，我与阿尔贝蒂娜谈起我认识她的第一天时，使我大为惊异的是，她也跟我提起奶油小糕点，我送人的花。我认为的一切，当然我不能说这只对我有重要意义，但是，这只是我自己的感受。现在我在阿尔贝蒂娜的思想中也见到了，转化成了另一种说法，我根本想不到这会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