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四章

乔治·杜洛瓦夜来没有睡好，想到自己的文章就要在报上发表，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所以天刚亮，他就下了床，在大街上四处转悠起来。然而这时候，连给各报亭分送当天报纸的搬运工都还没有出现呢。
　　不过他知道，《法兰西生活报》每天总是先送到圣拉扎车站，然后才会送到他所住街区，因此立即赶到了车站那边。由于天色依然很早，他只得在店铺门前再等一等。
　　终于，他看到一个卖报的女人走到自己的铺子前，把装着玻璃的店门打了开来。接着，他看见一个男人，头上正顶着一摞折成对折的报纸，于是抢步迎上去看了看。不想这一摞报纸中，只有《费加罗报》、《吉尔·布拉斯报》、《高卢人报》、《要闻报》及另外两三种晨报，而没有《法兰西生活报》。
　　他不禁心虚起来：
　　“我那篇《非洲服役散记》会不会改在明天见报？瓦尔特老头会不会对这篇东西不太满意，在最后一刻将它撤了下来？”
　　他只得再去报亭看看，发现那里已在出售《法兰西生活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送来的。他于是连忙凑上前去，扔下三个苏，慌慌张张打开一份，将头版各篇标题匆匆浏览了一遍。结果没有找到。他的心怦怦直跳，赶忙翻开一页，只见一篇文章的末尾赫然印着一行黑体字：乔治·杜洛瓦。他激动不已，心中的喜悦难以言喻。事情竟如此顺利！
　　他迈开脚步向前走着，手上拿着报纸，头上的帽子滑落到一边，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去想，恨不得拦住身边的行人，对他们说：“你们都快来买呀，快来头呀，这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他真想像那些晚间在街头常见的报贩那样，扯开稀子，大声喊叫：“请看《法兰西生活报》，请看乔治·杜洛瓦的文章：《非洲服役散记》。”他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由他先来把这篇文章从头至尾读上一遍，而且要到公共场所，即人人都看得见的地方去读，比如咖啡馆就很好。于是开始寻找已有顾客光顾的咖啡馆。这样不得不走了很久，最后在一家小酒馆里坐了下来，里面已坐了几位黎明即起的客人。他要了一杯罗姆酒而不是苦艾酒，一点没有想到，现在天还这样早，根本不是喝这种酒的时候。随后，他喊了一声：
　　“堂倌，给我拿一份《法兰西生活报》来。”
　　一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堂倌跑了过来：
　　“先生，本店没有您要的报纸，我们只订了《回声报》、《世纪报》、《路灯报》和《小巴黎人报》。”
　　杜洛瓦一听，不禁火冒三丈：
　　“你们这地方也太闭塞了，哪里像个酒馆？还不快去给我买一份来！”
　　侍者二话没说，忙去给他买来一份。杜洛瓦于是大模大样地读起他那篇文章来。为了引起邻座客人的注意，使大家都想看看今天这份报纸究竟登了什么好文章，他一面读，一面还不止一次地有意发出大声赞叹：
　　“这文章写得可真好。”
　　随后，他把报纸留在桌上，起身离去。酒店老板发现他未将报纸带走，跟在后面喊道：
　　“先生，先生，您的报纸！”
　　杜洛瓦答道：
　　“留给你们看吧，我已看过了。那上面今天可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他未指明究竟是哪篇文章。但他往外走的时候，看到邻座的一位客人把他留在桌上的那份《法兰西生活报》立刻拿了过去。
　　他想：“我现在该去做点什么呢？”
　　寻思片刻，他决定还是到他办公的地方先去领取当月的工资，并将这份可怜巴巴的工作辞了。科长和同事们听说他要辞职，定会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想到这里，他便高兴得浑身直打颤。特别叫他高兴的是，定可看到科长那副泥塑木雕的样子。
　　他走得很慢，以便在九点半左右到达。因为财务部门要到十点才开始办公。
　　他办公的房间很大，但采光不好，到了冬天几乎要整天点着煤气灯。窗外有个小院子，对面也是一些办公室。房内有八个人办公。此外，还在一个角落里放了张屏风，屏风后面是副科长办公的地方。
　　他先去把他那一百一十八法郎二十五生丁的工资领了。钱装在一只黄色的信封里，出纳员从抽屉里取出，给了他。工资既已到手，他也就带着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情，缓步来到他已在那里度过许多时光的宽大房间里。
　　他一进门，副科长波泰尔先生便喊住了他：
　　“啊，是你，杜洛瓦先生！科长已数次问到你。你应当知道，一连两天病假而没有医生证明，他是不会通融的。”
　　杜洛瓦站在房间中央，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大声答道：
　　“那又怎样？我才不管这些规定呢。”
　　房间里一阵骚动，同事们个个惊呆了。好似待在囚笼里的波泰尔先生，也从屏风上方露出了他那张惊愕不已的面庞。
　　他平素总把自己关在这密不透风的地方，是因为患有风湿病，害怕穿堂风，为了能时时监视其属下的一举一动，他特意在屏风上挖了两个洞。
　　房间里静得可以听到苍蝇飞的声音。这样过了一会儿，副科长才半信半疑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才不管这些规定呢。我今天是来辞职的。我已经被《法兰西生活报》聘为编辑，月薪五百法郎，稿酬另计。今天早上，我已开始在那边上班。”
　　他本想不把这一情况马上就和盘托出，以便慢慢地体味一下他们那种窘态，不想最后还是禁不住此乐趣的诱惑，一古脑儿把什么都说了出来。
　　然而不管怎样，他的话还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僵在那里，动也不动。
　　杜洛瓦乘机说道：
　　“我这就去向佩蒂伊先生辞职，然后回来向诸位告别。”
　　说着，他一径走了出去。科长佩蒂伊先生一见到他，便大声嚷了起来：
　　“啊，你来了。你应当知道，我是不……”
　　杜洛瓦没有让他说下去：
　　“请稳重一点好不好？不要这样大喊大叫……”
　　身体肥胖、脸色红如鸡冠的佩蒂伊先生，被他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杜洛瓦接着说道：
　　“这个鬼地方，我早已呆够了。今天早上，我已开始在一家报馆工作，待遇很是不错。现在是特意来向您辞职的。”
　　说完，他扭头便走了出去。心头积压多日的恨，今天总算得以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
　　他回到大房间，同昔日的同事握手话别，但这些同事生怕影响自己的前程，谁也不敢和他说话。因为他刚才进入科长的房间后，门一直开着，二人之间后来的谈话，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口袋里装着刚领到的工资，他又到了大街上，先去他经常光顾、饭菜既可口价钱又便宜的餐馆，美美地饱餐一顿。不但如此，他还又买了一份《法兰西生活报》，特意留在他用餐的饭桌上。此后，他逛了几家商店，买了些零碎物品。不过他买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急用，而纯粹是为了叫个店伙计把东西送家去，并因而让人知道他的大名：乔治·杜洛瓦。
　　说过自己的名字后，他还加了一句：
　　“我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
　　接着，他向店伙说了说其住地的所在街道和门牌号码，并特意叮嘱道：
　　“交给门房就行了。”
　　由于时间还充裕，他又到一家专制名片、立等可取的铺子里，让人立刻给自己印了一百张名片。当然，他不会忘记，在名字的下方写上其新任职务。
　　在将这一切都办妥之后，他这才去报馆上班。
　　弗雷斯蒂埃见到他，已完全是一副上司的派头，装腔作势地向他说道：
　　“啊，你来了，很好。我这里正有几件事要你去办，你先等我一会儿，我手边的事马上就完。”
　　说完便埋下头去，继续写一封信。
　　长桌另一头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他面色苍白，肥胖的身躯几近胖肿，光秃秃的脑袋油光可鉴。他正伏在那里写着什么，由于高度近视，鼻尖几乎贴在纸上。
　　弗雷斯蒂埃这时向他问道：
　　“喂，圣波坦，你几点钟去采访我们说的那些人？”
　　“四点。”
　　“到时候，把我们这位新来的年轻人杜洛瓦也带去，让他学学做记者的门道。”
　　“好的。”
　　随后，弗雷斯蒂埃又转向杜洛瓦问道：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第二篇文章，你带来没有？今天早上与读者见面的第一篇反映很好。”
　　杜洛瓦被问得张口结舌，停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没有带来……我本来以为午饭之后会有时间把它写出来……可是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
　　弗雷斯蒂埃不满地耸了耸肩：
　　“你要是总这样不守时，最后必将砸掉自己的饭碗。瓦尔特老头还在等着你的稿子呢。我只好去告诉他，明天再说吧。
　　你如果认为可以光拿钱不做事，那可错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这样的事本应趁热打铁才是，你这叫什么事儿！”
　　圣波坦这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准备走了。”
　　弗雷斯蒂埃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神情庄重地摆出一副训示的样子，转过身来对杜洛瓦说道：
　　“是这样的，两天前，巴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将军李登发，住在大陆酒家；一个是印度王公塔波萨希卜·拉马德拉奥，住在布对斯托尔饭店。你们现在要去采访的，就是这两人。”
　　接着，他又转向圣波坦说道：
　　“采访要点我已对你讲过，可别忘了。你去问问这两个人，他们对英国在远东的活动及其殖民统治持何看法，是否希望由欧洲，特别是法国，出面干预。”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以同内部人员谈话的语气继续说道：
　　“公众舆论目前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报道，我们的读者将受益非浅。”
　　接着又向杜洛瓦叮嘱道：
　　“你今天去，要仔细留意圣波坦如何行事，他是一位出色的外勤记者。一个记者，要能够在五分钟内让人家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你应当努力学会这种本领。”
　　说完之后，他又一本正经地写起他的信来，那神气显然是要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让杜洛瓦他这个以前的军中伙伴和今日的同事，时时记住自己的命份，不要太为随便。
　　一走出房门，圣波坦便哈哈大笑，并一边笑，一边对杜洛瓦说道：
　　“这家伙今天的话怎么这样多，居然对我们指手划脚起来，好像我们是他的忠实读者，能听他没完没了的说教。”
　　到了街上，圣波坦问道：
　　“要不要喝点什么？”
　　“好啊，今天天气真热。”
　　他们于是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点冷饮。两人刚刚落座，圣波坦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他毫无顾忌地把报馆里的人都数落了一遍，真是滔滔不绝，不厌其详。
　　“你知道老板是什么人吗？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而犹太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大概不会不知道，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货色。”
　　接着，他以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把这些以色列子孙如何悭吝成性着实描绘了一番，说他们常常连十个铜子也舍不得花，买起东西来总像见识浅薄的妇道人家，厚着脸皮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直到一切遂其心愿；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发放高利贷和抵押贷款的老手，并因其手段高明而自成一家。
　　“这也罢了。问题是，我们这位老板还千真万确是一位毫无廉耻的家伙，对什么人都骗。他创办的这份报纸，对所有派别都敞开大门，无论是官方消息，还是反映天主教会、自由派、共和派或奥尔良派观点的文章，一律照登不误，完全成了个杂货铺。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确保其股票交易及其他各类交易生意兴隆。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办法，仅靠几家资本不到四个苏的公司，便赚了好几百万……”
　　就这样，圣波坦始终谈兴不减，并不时称杜洛瓦为他“亲爱的朋友”。
　　“这个守财奴，他说起话来，简直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样。下面给你讲个故事。
　　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房内除我而外，还有那老不死的诺贝尔和长得像堂·吉诃德的里瓦尔。报馆行政科长蒙特兰这时忽然走了进来，腋下夹着当今巴黎流行的羊皮公文包。瓦尔特仰起脸来向他问道：
　　“有事吗？”
　　蒙特兰如实相告：
　　“我刚刚把我们欠纸厂的一万六千法郎还了。”
　　老板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
　　“我把欠佩里瓦先生的那笔款子还给他了。”
　　“简直乱弹琴！”
　　“怎么啦？”
　　“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脸上露出一丝令人不解的微笑。
　　这在他是常有的。每当他要说出什么恶毒伤人的话语时，那厚实的腮帮上总要掠过一丝这样的微笑。只见他以嘲讽而又自信的口吻说道：
　　“怎么啦！……因为我们本来可以少还他四五千法
　　郎。”
　　蒙特兰大惑不解，说道：
　　“经理先生，这一笔笔帐目并无差错，不但我复核过，而且你也已签字确认……”
　　老板此时已恢复他那道貌岸然的常态：
　　“你的天真实在天下少有，我的蒙特兰先生。你怎么就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欠得他多了，他势必会作出一些让步，让我们少还一部分？”
　　说到这里，圣波坦一副深知其人的神态，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道：
　　“怎么样？你说这家伙像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
　　巴尔扎克的小说虽然一本也未读过，杜洛瓦却坚信不疑地附和道：
　　“一点不错。”
　　接着，圣波坦又谈起了其他几人，说瓦尔特夫人是个十足的蠢货；诺贝尔·德·瓦伦由于年迈，已经不中用了；而里瓦尔则是个来自费尔瓦克的破落子弟。话题最后转到弗雷斯蒂埃身上：
　　“至于这一位，他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娶了现在这个太太。别的也就没有多少好说的了。”
　　杜洛瓦问道：
　　“他妻子的为人究竟怎样？”
　　圣波坦搓了搓手：
　　“怎么说呢？这个女人鬼得很，脑子比谁都精明。她是老色鬼德·沃德雷克伯爵的情妇，是伯爵提供陪嫁，让她嫁给了弗雷斯蒂埃……”
　　杜洛瓦像是突然被人浇了盆冷水，周身一阵战栗。他真想走过去给这多嘴多舌的家伙狠狠一记耳光，痛骂他一顿，但终究还是克制住，只是把话题岔开，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您就叫圣波坦吗？”
　　对方不假思索地答道：
　　“不是，我叫托马斯。圣波坦是报馆里的人给我起的绰号。”
　　杜洛瓦把帐付了，说道：
　　“我看天不早了，我们还有两位大人物要采访呢。”
　　圣波坦哈哈大笑：
　　“您也未免太老实了。您难道真的以为，我会去问那中国人和印度人对英国的所作所为有何看法？在他们的看法中，有哪些符合《法兰西生活报》读者的口味，我难道不比他们更清楚？这样的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智利人、日本人等等，经我采访过的，已不下五六百之多。在我看来，他们的回答是那样地千篇一律，毫无二致。因此只须把最近一次访问记拿出来一字不差地重抄一遍，便可交差。需要更改的，只是被访者的相貌、姓名、头衔、年龄及其随从的有关情况。这方面可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很快会毫不客气地给你指出来。不过对于这一点，你也不用担心，有关情况，布列斯托尔饭店和大陆酒家的门房不消五分钟便会给我们讲述清楚。我们可以一面抽着雪茄，一面徒步走去。结果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在报馆稳拿五法郎的车马费。亲爱的，一个人如讲求实际，就应这样做去。”
　　杜洛瓦问道：
　　“这样说来，当个外勤记者是很有油水的了？”
　　圣波坦故作神秘地答道：
　　“是的，不过同写社会新闻相比，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那里面可有变相的广告收入。”
　　他们于是离开咖啡馆，沿着大街向玛德莱娜教堂走去。圣波坦突然向杜洛瓦说道：
　　“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有事，请尽管去办。这件事，我一个人足可应付。”
　　杜洛瓦同他握了握手，便离开了他。
　　一想到他晚上要写的那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章，他心中就烦躁不已，只得现在就开始打起腹稿来，于是一边走，一边思考着，把各种各样的见解、看法、结论和轶闻都汇集起来。不知不觉中，他已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尽头。举目四顾，人迹寥寥。诺大的巴黎，在此盛夏炎炎的时节，几乎已成为一座空城。
　　他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附近，找了家小酒馆填饱肚皮，然后沿着环城大街，慢慢地徒步走回寓所。一进门，就赶紧坐在桌边，写那篇文章。
　　可是目光一落到面前摊开的白纸上，刚才想好的那些东西，像是不翼而飞似的，转眼之间便从他的脑际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搜尽枯肠，试图把它们重新找回，即便是一鳞半爪，也要先写下来。然而这些东西像是在同他捉迷藏，他刚要抓住，马上又溜掉了；要不就是突然乱糟糟地一齐向他涌来，使得他不知从何入手，因此无法理出头绪，分别加以装点。
　　这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斗，倒是已有五张白纸被他写得密密麻麻，不过全是些有头无尾的孤立语句。面对这尴尬的局面，他不由地认为：
　　“看来我对这一行还不完全摸门，必须再去请教一番。”
　　这样一来，他势必又有可能去同弗雷斯蒂埃夫人在一起呆上一上午，两个人长时间地促膝而谈，气氛是那样柔和、亲切、热诚。一想到这里，他心中便激荡着一股热望，久久不能平静。于是赶紧上床就寝，生怕自己会忽然回心转意，又去写起来，并将文章写得很好，从而使这满腔希望成为泡影。
　　第二天，他比平时起得要晚，因为他不想让这会面的快乐来得太为匆忙，而先在那里领略了一番。
　　当他到达弗雷斯蒂埃家的时候，十点已经过了。他按响了门铃。
　　前来开门的仆人对他说道：
　　“先生此刻正在工作。”
　　杜洛瓦没有料到弗雷斯蒂埃现在会在家里，但他不想就此离去，说道：
　　“请告诉他是我来了，我有急事。”
　　过了片刻，他被带到曾和弗雷斯蒂埃夫人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书房里。
　　弗雷斯蒂埃穿着睡衣，脚上套着一双拖鞋，头上戴着一顶英国小圆帽，正坐在他昨天坐过的椅子上。他妻子仍旧穿着那件洁白的晨衣，嘴上叼着香烟，身子靠在壁炉上，在给他丈夫口授什么。
　　走到书房门边，杜洛瓦停了下来，讷讷地说道：
　　“很是抱歉，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弗雷斯蒂埃扭过头来，一脸怒气，毫不客气地向他吼道：
　　“你又有什么事？快说，我们正忙着呢。”
　　杜洛瓦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没……没什么事，请原谅。”
　　弗雷斯蒂埃的火气更大了：
　　“这是哪儿的话？别绕圈子了。你在这个时候闯到我家来，难道只是为了随便走走？”
　　杜洛瓦慌乱不已，只得如实相告：
　　“那倒不是……我是想……我那篇文章……还是未能写出。上一次承蒙你……你们的关照……我于是……斗胆前来……希望……”
　　弗雷斯蒂埃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以为，你的活可以由我干，而你，只需到月底去会计那儿领你的薪俸就行了？这钱是这样好拿的吗？”
　　他妻子仍在抽着烟，一言未发，脸上漾着一丝捉摸不定的微笑，似乎在掩饰她内心的想法：此情此景实在好笑。
　　杜洛瓦面红耳赤，支支吾吾道：
　　“对不起……我原来以为……我原来想……”
　　不想突然间，他以清亮的嗓音一口气说道：
　　“夫人，对于我的冒昧，万望原谅。您昨天帮我写的那篇文章实在无与伦比，特再次向您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他深深鞠了一躬，接着向弗雷斯蒂埃说道：
　　“我下午三点去报馆。”
　　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步履如飞，口中不停地嘟哝道：
　　“行呀，这篇文章看来得由我自己写了。我一定要独自把它写出来，让他们瞧瞧……”
　　一回到住处，他便带着满腔怒火，迫不及待地伏案疾书。
　　他接着弗雷斯蒂埃夫人已经给他铺设好的文章脉络，挖空心思，拼凑了一些报章上的连载小说中常可见到的那种情节离奇的故事，以中学生的蹩脚文体和军人的生硬语气，拉拉杂杂、华而不实地写了一大篇。不到一小时，这荒谬绝伦、很不像样的文章也就算是写好了。嗣后，他胸有成竹地拿着这篇东西赶往报馆。
　　他在报馆里首先遇到的是圣波坦。圣波坦一见到他，便意味深长地使劲握着他的手说：
　　“我采访中国人和印度人的那篇报道，你想必已经见到。真是滑稽透顶，整个巴黎都在津津乐道。可是我压根儿就没去见他们。”
　　当天的报纸，杜洛瓦还没看，因此赶忙找来，将这篇题为《印度与中国》的长文匆匆看了一眼，呆在一旁的圣波坦给他指了指文中特别有趣的段落。
　　恰在这时，弗雷斯蒂埃急匆匆地跑了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道：
　　“啊，你们俩在这儿，我正有事要找你们。”
　　说着，他把当晚需要弄到的几条重要政治新闻，向他们作了一番交待。
　　杜洛瓦趁便把写好的文章拿了出来。
　　“这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第二篇文章。”
　　“很好，给我吧。我这就给老板送去。”
　　他们的谈话也就到此为止。
　　圣波坦于是拉着他的这位新伙伴往里走去。到了走廊里，他向杜洛瓦说道：
　　“去过会计那儿吗？”
　　“没有，干吗？”
　　“干吗？当然是领钱喽。看来你还不知道，每个月的工资总要想着提前去领，天晓得随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这敢情好啊。”
　　“我带你去认认门，这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儿给钱很痛快。”
　　这样，杜洛瓦走去领了二百法郎的月薪，外加头天那篇文章的稿酬二十八法郎。昨天从铁路部门领到的那笔钱，才刚刚花去一点。二者加在一起，就是三百四十法郎。
　　这样大的数目，他可是从来没有拿到过。他觉得自己一下子阔了起来，到什么时候都不用愁了。
　　随后，圣波坦带着他去另外几家性质相同的报馆坐了坐，希望上面要他们采访的新闻别人已经弄到手。这样的话，凭他的三寸不烂之后，一定可巧妙地从那些人口中探听到有关情况。
　　到了掌灯时分，闲极无聊的杜洛瓦，不由地想起“风流牧羊女娱乐场”。于是信步走到那里，大着胆子向检票员自我介绍道：
　　“我名叫乔治·杜洛瓦，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前两天，我曾随弗雷斯蒂埃先生来过这里。他要我往后来看戏不用买票，不知道他向你们交待了没有。”
　　检票员翻开簿册看了看，发现簿册上并无他的名字，不过还是热情地向他说道：
　　“先生，您不妨先请进来，然后把你的情况去同经理谈一谈，他肯定会同意的。”
　　进入剧场后，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天晚上，他从这里带走的那个女人——拉歇尔。
　　拉歇尔随即向他迎了上来：
　　“晚上好，我的小猫咪。这几天过得好吗？”
　　“很好，你呢？”
　　“我也不错。知道吗？自从那天见过你后，我已有两次梦见你。”
　　杜洛瓦微微一笑，心里乐滋滋的：
　　“是吗，这说明什么呢？”
　　“大傻瓜，这说明我喜欢你呗。等你什么时候方便，咱们可以再乐他一次。”
　　“如果你愿意，今天就可以。”
　　“好的，我愿意。”
　　“很好，不过……”
　　他欲言又止，显然为自己将要说出的话感到有点难为情。
　　“我刚从俱乐部出来，身上带的钱全花光了，因此今天一个子儿也没有。”
　　拉歇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两眼。凭着她的本能和长期同各种各样机关算尽，讨价还价的男子交往的经验，她一眼看出，这分明是谎言，因此说道：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同我来这一套，你难道不觉得，也未免太不够意思了吧？”
　　杜洛瓦尴尬地笑了笑：
　　“我身上还有十法郎，就是这些了，你看行吗？”
　　对方摆出一副出没上流社会的风流女郎一时心血来潮，往往不以金钱为重的潇洒风度，嘟哝道：
　　“那就只好这样了，亲爱的。要知道，我所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她抬起一双神情迷乱的眼睛向杜洛瓦嘴角的那两撇短髭深情地看了看，挽起他的胳臂，情意缠绵地依偎在他身上，同时说道：
　　“咱们先去喝杯石榴汁，然后去转上一圈。我还想就像现在这样，同你一起去看场歌剧，让大家都瞧瞧你。这之后，我们就早早回去，你说好吗？”
　　杜洛瓦昨天晚上是在这个女人家过的夜，而且睡得很晚。今天出来时，天已大亮了。他马上想到去买份《法兰西生活报》来看看。由于分外激动，打开报纸时，他的手颤抖着。报上没有他的文章。他停立在人行道上，焦虑地把各个栏目都扫了一眼，最终仍未发现他写的那篇东西。
　　他的心情突然变得沉重起来。由于荒唐了一夜，身体本已疲惫不堪。现在又碰到这件不顺心的事情，对于疲惫不已的他，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他终于爬上六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和衣倒在床上后，他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几小时后，当他重新走进报馆时，他立即来到瓦尔特先生的办公室，向他问道：
　　“先生，我写的那篇有关阿尔及利亚的第二篇文章，今天报上没有登载，这是怎么回事？”
　　经理抬起头，冷冷地答道：
　　“这篇文章，我交给了你的朋友弗雷斯蒂埃，请他过目。他看后觉得不妥，需要重写。”
　　杜洛瓦气愤不已，一言未发，转身便走。随后，他突然闯进弗雷斯蒂埃的房间：
　　“你为何没让我的文章今天在报上登出来？”
　　弗雷斯蒂埃嘴上叼着香烟，正四脚朝天地靠在扶手椅上，放在桌上的两只脚下，鞋后跟压着一篇刚开了个头的稿子。他不慌不忙地答了一句，懒洋洋的声音听来是那样遥远，仿佛是从洞穴深处发出来的：
　　“老板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太糟，要我交给你重写。喏，就放在桌上。”
　　他用手指了指用条尺压着的几张摊开的稿纸。
　　杜洛瓦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他将稿子放进衣袋的当儿，弗雷斯蒂埃又说道：
　　“你今天要先去一下警察局…”
　　接着，杜洛瓦有哪些地方要去跑一跑，有哪些新闻要去采访，弗雷斯蒂埃一一向他作了交待。杜洛瓦很想说句尖刻的话语回敬他，但怎么也想不出来，最后只得怏怏走开了。
　　第二天，他将稿子又送到根馆，但依然被退了回来。第三稿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面对这一局面，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未免太性急了，没有弗雷斯蒂埃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因此对于《非洲服役散记》这劳什子文章，从今而后，他是决不再提了。既然环境要求他待人处事必须灵活而圆滑，做到八面玲珑，他决心循此做去，在更好的机会出现之前，姑且努力先把外勤记者的工作做好。
　　现在，无论是各剧院的后台，还是政坛幕后，即经常聚集各方政要的参议院前厅和各个走廊，对他来说，都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不但如此，他同各部门的重要人物以及终日打盹、被叫醒后面色阴沉的听差，也都混得熟透了。
　　他交游广阔，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上至王公亲贵、部长将军、上流人士、大使主教，下至门房警察、老鸨名妓、赌场老手、妓院掮客，此外还有咖啡馆伙计、公共马车车夫和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表面上，他同他们打得火热，实际上，一转眼便撂在一边。由于和他们朝夕相处，时时相遇，脑子里根本忙不过来，所谈论的又都是同他干的这一行有关的问题，他对他们一律恭谨有加，一视同仁，不以贵贱论英雄。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以品酒为业的人，由于天天接二连三地品尝各种各样的酒，久而久之，连马戈堡所产葡萄酒和阿让托所产葡萄酒的区别也都分辨不出来了。
　　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出色的外勤记者，不但所得到的消息来源可靠，报道快捷，而且遇事反应敏锐，精明强干。用杰出报人瓦尔特老头的话说，他已成为报馆名副其实的栋梁。
　　可是，他的收入依然不丰，他写的文章每行仅可得十个生丁，此外便是每月二百法郎的固定薪俸。由于他至今孑然一身，经常出入咖啡馆和酒肆，耗费自然惊人，因此手头常感拮据，生活相当清苦。
　　他看到有的同事进进出出，衣袋里总装着鼓鼓的金币，但始终未弄明白，他们靠的是什么人不知鬼不觉的办法而能挣到这样多的钱，生活如此阔绰。他想，这倒是一条不应轻易放过的生财捷径。因为他在羡慕他们的同时，怀疑他们在干着不为人所知的非法勾当，替一些人效犬马之劳，彼此心照不宜，狼狈为奸。然而他必须识破其行藏，打入其秘密团体中去，方可使这些背着他大捞外快的同伴，对他刮目相看。
　　他常于夜阑人静之时，一边看着窗下飞驰而过的列车，一边苦苦思索着自己可以采用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