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六

我不想撒谎：这六个月里现实把我钩上了钩，有时候使我醉心得忘了我己被判了死刑，或者；最好说，使我不想去想这一点，甚至还做点事情。顺便谈谈我当时的情况。八个月前我病很重的时候，我断绝一切交往，撇下了我过去所有的同伴。因为我一直是个相当阴郁的人，所以同伴们也很容易就忘了我；当然，没有这一点他们也会忘掉我的。在家里我的处境，也就是在家庭里的处境，也是很孤独的，五个月前我把自己永远锁在里面，把自己跟家里的房间完全隔离开来。他们常常听我的，谁也不敢走进我的房间，除了在一定的时间来收拾房间和给我送餐。母亲在我的命令前总是战战兢兢，当我有时候决定放她进来时，她甚至不敢在我面前哭鼻子。为了我她经常打孩子们，不许他们喧闹，不许他们骚扰我；我真的常常抱怨他们发出的叫嚷声；想必，因此他们现在不喜．欢我！“忠实的科利亚，”我这么叫唤他，我想，我也把他折磨得够了。近来他也折磨我；这一切是自然的，之所以创造人，就是为了互相折磨。但是我发现，他是受我的焦躁易怒，仿佛事先就对自己立下誓言要宽恕一个病人；自然，这惹得我生气；但是，他好像忽然想出来要模仿公爵的“基督式的克制忍让”，这已经有点可笑了。这是个年轻，热情的男孩，当然，他模仿一切；但我有时觉得他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来生活。我很喜欢他。我也折磨苏里科夫，他住在我们楼上，从早到晚为人家的委托跑腿；我经常向他证明，他贫穷是他自己的过错，因此终于把他吓坏了，便不再上我这里来了，这是个很温顺的人，温顺到极点的人（注意：据说，温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应该向公爵询问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但是，当我三月份上楼到他那儿去想看看，他们那里是怎么“冻死”（这是他的活）孩子的，我无意间对他婴儿的尸体发出一声冷笑，因为我又开始向苏里科夫解释，这是他“自己的过错”，而这个瘦小的可怜虫突然双唇哆嗦起来，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胯，另一只手向我指着门口，轻轻地，也就是几乎是低语着对我说：“请走吧！”我走了出来，我很喜欢这样，甚至喜欢他赶我出来那一会儿；但是后来回想起来时，他的话久久地使我产生一种沉重的印象，对他有一种奇怪的轻蔑的怜悯，而我本来是完全不想体受这种感情的。甚至在受到这样侮辱的时刻（我可是感到，我侮辱了他，虽然我并没有这种意图），甚至在这样的时刻这个人也不会发火！他当时嘴唇哆嗦完全不是因为愤恨，我可以发誓：他抓住我的手，说出那句绝妙的“请走吧”，绝对不是生气，尊严是有的，甚至溢于言表，甚至完全于他不相称（因此，说真的，这里有许多滑稽的东西），但是没有愤恨。也许，他不过是突然蔑视起我来了。从那时起，有两三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他，他突然在我面前摘下帽子，过去是从来不这样做的，但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停下来，而是不好意思地跑了过去。即使他蔑视我，那也仍然是用他的方式：“温顺地蔑视”。也许，他摘下帽子不过是出于害怕，是向自己女债主的儿子致意，因为他经常欠我母亲的钱，怎么也无法摆脱债务。这甚至是最可能的情况。我本想跟他解释，同时我肯定，过了１０分钟他便会来向我请求原谅；但我考虑，最好还是不去碰他。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苏里科夫“冻死”小孩那个时候，３月中光景，我忽然不知怎么感到病情轻多了，这种状况继续了两星期。我开始到外面走走，往在是在黄昏时分。我喜欢３月的黄昏，那时白天的气温开始变寒冷，煤气街灯也点亮了；有时我走得相当远。有一次，在六铺街有一个“贵族”模样的人黑暗中赶过了我，我未能看清楚他；他拿着纸包起来的一包东西，穿着一件短小难看的夹大衣－－单薄得跟季节不相称。当他走到我前面１０步远的街灯下时，我发现，有东西从他口袋里掉了出来。我急忙捡起来，捡得很及时，因为已经有一个穿长褂的人急急跑近前来，但是看见我手中的东西后，他没有争论，只是迅速地瞥了一眼我手中的东西，就从身边溜走了。这件东西是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老式山羊皮大钱包；但不知为什么第一眼我就猜到，里面什么都有，唯独没有钱。丢了东西的行人已经走在我前面有４０步远并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我跑上前去向他叫喊；但是因为除了“喂！”没别的可喊叫，因此他都没有转过身来。忽然他向左一扬，进了一幢房子的大门。等我跑进黑乎平的大门，已经不见人影。这幢房子非常大，是一座庞大的建筑，这类房子是冒险投机家为租给小户人家建造的，这种大楼有时一幢里有上百套住宅。当我军过大门后，我觉得，在大院子右后角落里仿佛有一个人在行走，不过在黑暗中我勉强才能看清楚。我跑到角落，看见有个进口通注楼梯。楼梯很窄，异常肮脏，根本没有灯光；但是可以听到，在高处还有个人顺着梯级往上跑，于是我也开始登楼梯，估计在人家给他开问的时候，我能赶上他。结果正是这样。楼梯每一段都很短，有多少段都数不清，因此我气喘得要命；在五楼有人开了门又关了门，我知道这一点时还差三段楼梯。等我跑到上面，在楼梯口平息一下气喘，找寻门铃，已经过了好几分钟。终于给我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个在小厨房里吹茶炊的女人；她默默地听完我的问题，当然，什么也没听懂，又默默地为我打开了通向隔壁一问房间的门，房间也很小，低矮得不得了，有几件必要的蹩脚家具，挂着帘幔的一张又宽又大的床，床上躺着“捷连季伊奇”（女人这么喊他），我觉得，他喝醉了。桌上铁制小灯台上的蜡烛头即将燃尽。一只半俄升的瓶子几乎已经倒空。捷连季伊奇躺着对我哼哼哈哈说了些什么，朝隔壁一扇门挥了下手，而那个女人已经走开了，因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开那扇门。我这样做了，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前面那一问更窄小拥挤，因此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转身；角落里一张窄小的单人床占去了很多地方；其余的家具一共就是三把堆满了各种破衣服的普通椅子，漆布面的沙发前一张极普通的厨房用的木桌，因此在桌子和床之间人几乎已经无法通过。在桌上和前面那个房间一样的铁制小灯台上点着一根脂油做的蜡烛，而在床上一个很小的婴儿在细声啼哭，从哭声来看，大概生下来才三个星期；替他“更换”，也就是换尿布的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有病的女人，好像还年轻，穿看极为随便的家常衣服，也许是产后刚开始起床；但孩子一个劲地哭个不停，等着喂他干枯的乳汁。沙发上睡着另一个孩子，是个３岁的小姑娘，好像盖着一件燕尾服：在桌旁站着一位穿着很破旧的带礼服的先生（他已经脱下了大衣，放在床上），正打开蓝色的纸包，里面包着两俄磅小麦面包和两根小香肠。此外，桌上还有一壶茶和凡块黑面包；床底下露出一只未上锁的箱子和装着一些破旧衣服的两个包裹。
　　总之，一派杂乱无常的景象。瞧上一眼我就觉得他们两人－－先生和太太－－是正派人，但是被贫穷弄到有失尊严的境地，以致杂乱无章终于压倒了一切与之作斗争的尝试，甚至把人弄到痛苦地需要在这种与日俱增的杂乱无章中寻找某种痛苦的仿佛向谁报复似的快感。
　　我走进去时，在我前面也是才进去并刚打开自己食品的这位先生正跟妻子又快又热烈地交谈着什么；虽然那女的还没换好尿布，可是已经哭泣起来；想必丈夫告诉的照例是坏消息。这位先生看样子有２８岁左右，他脸容干枯，围着一圈连鬓黑胡子，下巴刮得精尤，使我觉得相当体面，甚至今人喜欢；这张脸很抑郁，目光也阴沉，带有一种病态的十分容易被激怒的傲气，我走进去后，就发生了一场奇怪的风波。
　　有些人在自己好激动生气、易受委屈中获得一种异常的满足，尤其是在他那里受委屈达到最大限度的时候是这样（这总是发生得很快的）；在这种时刻甚至受委屈比不受委屈对他们来说好像觉得更痛快。这些易发火的人后来总是十分悔恨，痛苦异常，当然，如果他们是有头脑的人，能够明白他们发火超过了必要的十倍。这位先生谅异地望了我一会，而他妻子则很惊惧，仿佛有人会走进他们的房间是件令人可怕的奇事；但是突然他几乎是发狂似地扑向我；而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上两句话，尤其在看到我穿得很体面时，想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因为我竟敢如此不讲礼貌地窥看每一个角落并看见了他自己为此感到羞愧的整个杂乱无章的环境。当然，他也高兴有机会哪怕是对随便什么人发泄自己的愤恨，发泄自己的不走运，有一会儿我甚至以为他会过来要打架；他脸色发白，就像要人歇斯底里发作那样，把他妻子吓坏了。
　　“您怎么竟敢就这么走进来了？滚！”他嚷着，浑身打着颤，几乎说不出话来。但突然他看见了我手中拿着他的钱包。
　　“好像是您失落的，”我尽可能平静和平地说。（不过，也应该这样。）
　　他站在我面前惊恐慌万状，一度仿佛６都不明白；后来迅即抓住自己的侧袋，吓得张大了嘴，用手拍了一下脑门。
　　“天哪！您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怎么找到的？”
　　我用最简短的话，尽量更平淡地说明，怎么捡起钱包，怎么奔跑和叫他，最后，怎么凭猜测，跟在他后面几乎是摸索着上了楼梯。
　　“哦，天哪！”他转向妻子发出一声惊叹，“这里有我们的全部证件，有我最后的一些器械，这里有所有的……哦，亲爱的先生，您知道吗，您为我做了什么？否则我就完蛋了！”
　　与此同时我抓住了门把手，打算不回答就离开；但是我自己气喘吁吁，突然我的激动引发出一阵极其强烈的咳嗽，几乎连站都站不稳。我看见这位先生到处乱钻，想为我找一把空椅子，最后他从一把椅子上抓起破旧衣服丢到地上，急忙把椅子挪给我，小心翼翼地安顿我坐下，但我的咳嗽继续着，不停地又咳了足足３分钟。等我明白过来，他已经坐在我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大概，也把破旧衣服从那上面扔到地上），专注地凝视着我。
　　“您，好像……有病？”他用通常是医生着手治病人看病时用的口吻说，“我自己……是搞医的（他没有说是大夫）”，说完这话，不知为什么对我指了一下房间，仿佛是对自己目前的境况表示抗议，“我看得出来，您……”
　　“我有肺病，”我尽可能简短地说，并站起身。
　　他马上就跳起来。
　　“也许，您是夸大了……采取些治疗手段……”
　　他显得十分慌乱，不知所措，仿佛没有恢复常态，左手持着那只大皮夹。
　　“哦，您别担心”，我抓住门把手，又打断他说，”Ｂ大夫（我这时又把Ｂ大夫插了进来）上星期给我检查过，我的病情已经确诊了。对不起……”
　　我本来又想打开门，撇下我这位心怀感激的又窘困异常，羞愧难当的大夫，但是可恶的咳嗽偏偏又一次袭住了我。这时我这位大夫就坚持要我再坐下休息一会；他向妻子示意，她就在原地对我说了几句感激和欢迎的话。与此同时她很不好意思，甚至在地苍白蜡黄干瘪的脸上浮现出红晕。我留了下来，但是显示出每秒钟都生怕使他们感到拘束的样子（这是应该的）。我这位大夫终因悔恨而痛苦不安，这我看得出来。
　　“如果我……”他开始说，但不时中断和转换话题，“我非常感激您，又非常对不起您……我……您也看见了……”他又指了指房间，“目前我处于这么一种境况……”
　　“哦，”我说，“不用看；自然，您大概丢了差事，来申诉和重找职位吧。”
　　“您怎么……知道的？”他惊奇地问。
　　“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不由自主地用嘲笑的口吻回答说，“有许多人满怀希望从外省到这里来，到处奔走，就是这样生活的。”
　　他突然双唇颤动着急切地说了起来；他开始抱怨，开始叙述，我承认，他吸引住了我；我在他那里坐了几乎１小时。他对我讲了自己的经历，不过是很平常的经历。他是外省的医生，有公职，但是那里有人搞起了阴谋，甚至把他妻子也牵连了进去。他很自负，也很气忿；但是省里长官人选的变动有利于他的敌人；他们挖他的墙角，说他的坏话；他就丢了职位，用最后一点钱来到彼得堡申诉；在彼得堡，自然，很长时问都不睬他，后来听了他的申诉，接着便是拒绝，接着又以许诺来诱惑，接着则是严词答复，后来又让让他把什么情况写个说明，接着又拒绝接受他写的东西，要他递呈文，--总之，他已经奔走了四个多月，所有的钱都吃光了；妻子的最后几件衣服也当了，而这时又生下了孩子，而且……而且“今天呈文最终被拒绝了，而我几乎连面包也没有，一无所有，妻子刚生过孩子、我，我……”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过身去。他妻子在角落里哭泣，孩子又开始啼器。我掏出笔记本，记下一些情况，当我写完站起身的时候，他站在我面前，既害怕又好奇地望着我。
　　“我记下了您的名字。”我对他说，“嗯，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如任职地点，你们省长的名字，日期，月份等等。我有一位中学同学，姓巴赫渗托夫，他有个伯父彼得·马特维那维奇·已赫穆托夫，是四等文官，现在当什么长……”
　　“彼得·马特维那维奇·巴赫穆托夫！”我这位医生差不多打起颤来，惊呼道，“要知道一切几乎就取决于他呢！”
　　实际上，在我这位医生的遭遇以及我无意中促成的结局中，一切都是巧合并得到了顺利解决，仿佛故意这样安排似的，完全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我对这对可怜的人儿说，他们尽量不要对我抱有任何希望，我自己是个贫困的中学生（我故意夸大了自己的卑微；其实我早已中学毕业，不是中学生了）他们没必要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我马上就去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去找我的同学巴赫穆托夫，因为我确切知道，他那四等文官的伯父是个独身者，没有孩子，对他的侄子喜欢至极，把他奉若神明，将他看做是自己家族的最后一个苗裔，因此“也许我的同学能为你们，为我做点什么，当然，是在他伯父面前……”
　　“只要允许我向大人说明情况！只要能有幸进行口头说明！”他高声嚷着，像患热病那样浑身打颤，眼睛炯炯发光。他是这么说的：能有幸。我又再次表示，事情也许不会成功，一切也就将成为空话，我还补充说，如果明天上午我不到他们那儿去，那也就是说，事情完蛋了，他们就不必等了。他们一再鞠躬送我出来，几乎激动得有些精神失常。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表情，我雇了马车，立即出发去瓦西里耶夫斯基岛。
　　我跟这个巴赫穆托夫在中学里有好几年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他在我们中间被认为是贵族，至少我是这么叫他的。他穿着很漂亮，乘自己的马车，但他一点也不夸耀自己，总之是个非常好的同学，总是非常决活，有时甚至很俏皮，虽然他智力完全不高，尽管他在班上总得第一；我却无论哪方面从来也没有当过第一。所有的同学除我一人，全都喜欢他。在这几年中他曾经有几次来接近我，但每次我都阴沉着脸，气冲冲地不理睬他。现在我已经有一年没有看见他了；他在上大学。８点多钟我进去见他（规矩挺大：仆人通报了我），开始他惊奇地迎接我，甚至完全不表示欢迎，但马上就变开心了，望着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捷连季耶夫，您怎么想起要到我这儿来的。”他嚷了起来，还是用平时那种亲切随便的口气，有时毫不顾忌，但从来也不伤害人，我喜欢他就是这一点，但是恨他也是这一点。“但是，这是怎么啦，”他惊恐地叫了起来，“您病成这个样子！”
　　咳嗽又一次折磨我，我倒在椅子上，勉强喘过气来。
　　“别担心，我有肺病，”我说，“我对您有个请求。”
　　他惊异地坐了下来，我马上把医生的全部遭遇对他做了叙述，并说明，他本人对他伯父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也许，他能做点什么。
　　“我做，一定做，明天就向伯父进攻；我甚至很高兴，而且您把这一切讲得这么好……但是，捷连季耶夫，您这是怎么想起来找我的呢？”
　　“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伯父，再说，巴赫穆托夫，我们过去总是敌人，而因为您是个高尚的人，因此我想，您不会拒绝敌人的，”我含着讽刺说。
　　“就像拿破仑向英国求助一样！”他哈哈大笑着叫着，“我会做的，会做的！如果可以的话，甚至现在就去！”他看见我一本正经严肃地起身，急忙补充说。
　　确实，这件事意想不到地办得不能再好了，过了一个半月我们的医生重又得到了职位，是在另一个省，领到了路费，甚至还有补助。我怀疑经常去他们那儿的巴赫穆托夫（当时我却因此故意不去他们那里，对跑来看我的医生态度也几乎很冷漠），我怀疑巴赫穆托夫甚至劝说他们接受他的借款。这六个星期里我见到巴赫穆托夫两次，第三次碰面是在给医生送行的时候。这次饯别巴赫穆托夫安排在自己家里，以喝香槟用晚餐的形式进行。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不过，她很快就回去照料小孩了。这是５月初一个晴朗的傍晚，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球降落到海湾里。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顺着尼古拉耶夫斯基桥漫步，两人都有几分醉意。巴赫穆托夫谈到自己欢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了结得这么好，他还为什么事而感激我，他解释说，在做了这件好事后现在他是多么愉决，他相信，一切功劳都归于我，而现在许多人告诫和宣传做个别件把好事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也想谈得不得了。
　　“谁要是否定个别的‘善行’，”我开始说，“谁就是否定人的本性和蔑视他个人的人格。但是组织‘社会的慈善事来夕和个人自由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同时又不互相排斥的问题。个别的善行将永远存在，因为这是个人的需要，是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有现实意义的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老人，是位‘将军’，也就是四等文官，有德国名字；他整整一生都在狱堡和犯人中奔波；每一批流放去西伯利亚的犯人都事先知道，在麻雀山将会有一个‘将军老头’去看望他们。他做自己的事认真和虔诚到了极点；他出现在哪里，总要走遍每一排围住他的流放犯，在每个人面前停下来。详细询问每个人的需求，他几乎也不向谁进行说教，把他们大家称为“亲爱的”，他给他们钱，寄必需的用品--绑腿、裹脚布、麻布，有时带些劝人为善的小册子来，分给每个识字的罪犯，他充分相信，他们会在路上读这些书，而且识字的会念给不识字的听。他很少询问犯了什么罪，如果罪犯自己开始讲，他也就听着。他对所有的罪犯都一视同仁，不加区别。他跟他们说话就像跟兄弟一样，但是他们自己最后都把他看做父亲，如果他发现哪个流放的女人手上抱着孩子，他就走近前去，对孩子爱抚一阵，用手指打几个榧子逗他笑。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做的直至死去；后来整个俄罗斯、整个西伯利亚都知道他，也就是所有的罪犯都知道他。有一个过去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对我说，自己就是个见证人，那些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也常回忆起将军，其实呢，将军去看望一批批犯人时，给每个兄弟的钱难得超过２０戈比的。确实，他们回忆起他并非那么炽热或者非常正经，有一个‘倒霉鬼’打死过１０个人，害过６个孩子，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种满足（据说是有这样的人），突然什么时候，也许整整２０年里也就这么一回，他忽然无缘无故会发出一声长叹并且说。‘现在将军老头怎么样了，还在不在世？’说这话时，也许还会付之一笑，--就此而已。您又怎么知道，　他二十年未忘怀的这位将军老头，在他心中永远播下了一颗什么种子、您又怎么知道，巴赫穆托夫，一个人亲近另一个人，这对被亲近的人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要知道这时有整个人生和多得不计其数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岔道，最优秀的棋手，他们中最机智的也只能预料后面几步棋；一位能顶上士步棋的法国棋手，已被当作神奇的事而大写特写了。而人生又有多少步，我们不知道的事又有多少？当您撒下您的种子，当您撒下您的‘善行’、无论哪种形式的好事，您就奉献了您的一部分个性，同时也接收了别人的一部分个性；你们彼此互相了解；再稍加一注意，您已经得到知识、最意外的发现作为补偿。最后，您一定会把您所做的事看作是门科学，它将会把您的整个生命都吸引住，还能充实整个生命。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您的思想，所有被您撒下、也许已经被您遗忘的种子，将会得到体现和发育成长；从您那里有所获的人将会把它们传递给别的人。您怎么知道，您将怎样参与未来决定人类的命运？如果知识和这项工作的整个生命力最后将使您上升到能撒下巨大的种于、能给世界留下伟大的思想作遗产，那么……”诸如此类的话，我当时说了许多。
　　“可是与此同时倒想想，你却要失去生命！”巴赫穆托夫激烈地责备着向什么人嚷道。
　　那时我们站在桥上，胳膊时撑在栏杆上，望着涅瓦河。
　　“您知道吗，我想到什么了？”我更向栏杆俯下身去，说。
　　“难道想要投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惊恐地嚷了起来。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思想。
　　“不，暂时还只是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还剩两三个月可活，也许是四个月；但是，比方说，一共还有两个月，而假如我又非常想做一件好事，这需要工作、奔走和张罗，就像我们的医生那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剩下的时间不够，只能放弃做这件事，另找一件‘好事’，小一点的，找力所能及的（如果这么强烈地吸引我去做好的话）。您一定认为，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舟托夫非常为我忧急不安；他送我到家门口，而且非常知趣，没有说一次安慰话，几乎一直沉默着。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请求允许他来看望我。我回答他说，如果他是作为“安慰者”到我这儿来（因为即使他沉默不语，他来也仍然是作为“安慰者”，我对他说明这一点），那么他每次这样做就将会使我更多地想到死。他耸了耸肩膀，但同意了我；我们分手时相当客气，我甚至没有料到。
　　但是这个晚上和这个夜里撒下了我“最后信念”的第一颗种子。我贪婪地抓住这个新思想，贪婪地分析它所有的细微之处和各种形态（我整夜没有睡着），我越是深入这思想，越是接受它，就越是感到惧怕。可怕的恐惧终于袭往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也不离去。有时候、在想到我的这种经常性的惊惧时，我又会因为新的恐惧的吓得浑身冰凉，根据这种恐惧我可以得出结论，我的“最后信念”印在头脑里太深刻了，一定会有个解决。但是要解决，我又缺少决心。三个星期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决心也来了，但是是由于一个相当怪的情况。
　　这里我要在我的解释里注明所有的数字和日期。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所谓的，但是现在（也许就只是此刻）我希望，将要评判我们行为的人刚才我在上面写到，为了实现我的“最后信念，我缺少最终的决心。我身上产生这一决心好像根本不是出自逻辑推论，而是由于某种奇怪的推动力，由于一个也许完全与事态发展丝毫无关的情况。１０天前罗戈任为自己的一件事到我这儿来；这件事不必在这里赘述。过去我从未见过罗戈任，但是听说过他的许多情况。我向他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情况。他很快就走了，因为他来只是为了询问，所以我们之间的事也就到此为止。但是他太使我感到兴趣了，整个这一天我一直处于各种奇怪念头的影响下，因此我决定第一天上他家去做一次回访。罗戈任显然不高兴我去，甚至“委婉地”暗示，我啊。没必要继续结交下去；但是我仍然度过了这非寻常的１个小时，大概他也是这样。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照，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我们俩，尤其是我：我是个活在世上，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人，而他却过着最完整、最直接的生活，过着真正的分分秒秒，对于“最后的”推论人活着的天数或者任何不涉及那种……那种……呶，那种使他发狂的事，都不用丝毫操心，让罗戈任先生原谅我这个说法，就算我这个蹩脚文人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他压根儿就不友善，我却觉得他是个有头脑的人，能理解许多事物，虽然局外事很少有使他产生兴趣的。我没有向他提及我的“最后信念”，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他听着我讲，已经精到这一层意思。他没有吭声，整儿人极为沉默寡言。临走时我暗示他，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大差别和截然相反的人生，Les extremites setouchent＊（我对他用俄语做了解释），因此，很可能他自己离开我的“最后信念”完全不像觉得的那样遥远。对此他向我做了一个非常阴郁和不满的鬼脸作为回答，接着就站起身，亲自为我找到帽子，做出好像是我自己要走的样子，简直就是把我带出这幢阴森森的屋子，表面上却像出于礼貌而送我走。他的房子令我惊讶，它像一块墓地，而他好像是喜欢的，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过着完整的、直接的生活，这生活本身大充实了，对环境别无所需。
　　对罗戈任的这次拜访使我累得慌。此外，从早上起我就感到不舒服；到傍晚我已非常衰弱，便上床躺下，不时地感到烧得很厉害，有时还说胡话。科利亚与我在一起耽到１１点钟。但是我记得他所说的和我们所说
　　＊法语：相反的两端也会碰到一起。的一切。而有时候我合上眼的时候，则老是浮现出仿佛已经得到百万钱财的伊·福米奇。他老是不知道把这些钱往哪儿放，为这些钱伤透脑筋，害怕被人偷走而胆颤心惊，最后仿佛决定把它们埋到地下。后来我向他建议，与其把这么一块金子白白埋入地下，不如把这一大块金子给“冻死的”孩子铸个小的金棺村，为此要把孩子挖出来。苏里科夫似乎带着感激的泪水采纳了我这种嘲弄人的建议并立即着手实施计划。我好像唾了一口唾沫就从他身边走开了。当我完全清醒过来时，科利亚要我相信，我根本没有睡、这段时间一直在跟他谈论苏里科夫。有时候我会异常愁闷忧愁，六神无主，因此科利亚离开时很不放心。当我自己起来，在他出去后要把门锁上时，我突然想起了刚才在罗戈任家见到的一幅画。它挂在他房子里最幽暗的一问厅堂的门上方。他自己顺便指给我看的；我好像在画面前站了约摸有５分钟。在艺术方面这幅画没什么好的；但是它却使我产生了某种奇怪的不安。
　　这张画上画的是刚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耶稣。我觉得，画家们通常喜欢描绘钉在十字架上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那稣，还总是让他的脸带上一种不同寻常的美，甚至在承受最可怕的折磨时也谋求为他保持这种美。在罗戈任家的那张画上是谈不上有美的；这是一个人的尸体的全貌，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在背负十字架和倒在十字架下时，就已经受了无穷的折磨、伤痛、虐待、看守的拷打，民众的殴打，最后还有６小时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估算至少有这么长时间）。确实，这是刚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人的脸，也就是说还保留了很多有生命的、温暖的迹象；一点也还没有变僵硬，因此死者的脸上甚至还流露出痛苦的神情，仿佛现在他还能感受到这种痛苦（这一点画家很好地捕捉到了）；但是这张脸丝毫也没有被美化，这里只有本色，一个人无论是谁，在经受了这样的折磨以后，他的尸体真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还是在最初那些世纪基督教会就确认，那稣所受的苦难不是形像性的，而是确确实实的，因而他那在十字架上的肉体也就完全充分服从了自然的法则。画上这张脸被打得血迹斑斑，肿胀，还有可怕的鼓起的青紫块，眼睛睁着，眼珠歪斜，睁得大大的眼白闪着死人的玻璃般的反光。但是，奇怪的是，当我瞧着这被折磨至死的人的尸体时，会产生一个奇怪和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所有那稣的门徒，他未来的主要信徒看见这样的尸体（而它应该就是这样的），跟在他后面和站在十字架旁的妇女，所有信奉他、把他奉告神明的人看见了这样的尸体，他们怎么能相信，这个蒙难者会复活呢？这里不由地会得到一个概念，如果死是这样可怕，自然规律的威力是这么强大，那么怎么才能制服它们？那稣活着时曾经战胜过自然，使自然服从了他，他一喊：“女儿，起来吧”，--少女就起来了，一喊：“拉撒路，出来吧！”--死者就出来了；现在连他也战胜不了它们，又怎么能支配它们呢？看着这幅画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自然变成了一只庞大、无情、无声的野兽，或者确切地说，虽然显得很奇怪，却要确切得多，--它变成了一台新式的大型机器，无谓地攫取，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地粉碎和吞噬伟大无价的生物，这样的生物一个就抵得上整个自然及其所有的规律，抵得上整个大地，也许创造大地唯一的日的就只是为了这个生物降世！这幅画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概念，即有一种一切都服从于它的阴森、放肆、无谓永恒的力量，这种概念不由自主地也传达给了您。画上一个都看不见的围着死者的人们应该感受到那个晚上可怕的烦恼和慌乱，因为就在这个夜晚一下子把他们的所有希望以及几乎是信仰全都粉碎了。他们一定怀着极大的恐惧散去的，尽管每个人在自己心中都带走了一个宏大的思想，而这思想已经永远不可能从他们心中被夺走了。如果这位导师本人在死刑前夕能看到自己的形像，那么他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自己走上十字架，这样死去？当你看着这幅画时，这个问题也不由自主地隐约再现。
　　科利亚离去后整整：个半小时，我断断续续仿佛看到了这一切，也许确实是在梦呓之中，有时甚至还有模有样的。没有形像的东西是否能在幻觉中变成有形像了呢？但是我有时仿佛觉得，在某种奇异和不可想象的形状中看见了这一无穷的力量，这一又聋又娅的阴森森的东西。我记得，仿佛有人拿着蜡烛、牵着我手带我走，让我看一只令人厌恶的大毒蛛，并要我相信，这就是那又聋又娅却又无所不能的阴森怪物，并嘲笑我的愤簿。在我房间里的圣像前总是整夜点着一盏小灯，灯光昏暗微弱，可是却能看清一切，而凑近小灯还能看书。我想，已经刚过了午夜１２点；我完全没有睡，睁着眼睛躺着；突然我房间的门开了，罗戈任走了进来。
　　他走进来，关上了门，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悄悄地走向角落几乎就在台灯下的那张椅子。我很惊讶，望着他，等待着；罗戈任胳膊时撑在小桌上，默默地看着我。这样子过了两三分钟，我记得，他的沉默很让我见怪和烦恼。为什么他不想讲话？他这么迟来当然使我觉得纳罕，但是我记得，这并没有使我惊诧得不得了。甚至相反：我虽然在上午没有明确他讲出自己的思想，但是我知道，他是理解它的；而这个思想具有值得讨论的性质，因此即使已经很晚了，当然也还是可以再来谈一次的。我就是这么想，他是为此而来的。上午我们分手时带有几分敌意，我甚至记得，他带着非常嘲弄的神色瞥了我两眼。我现在在他的目光中还看到了这种嘲笑，这很使我生气。这确实是罗戈任本人，而不是幻影，不是梦境，这一点起先我丝毫也不怀疑，甚至没有想到过。
　　同时他继续坐着，仍然带冷笑一直望着我。我愤愤地在床上转过身，也用胳膊时撑在枕头上，下决心故意地保持沉默，哪怕我们一直就这样不吭声坐着。不知为什么我想一定要他先开口。我想这样过了约有２０分钟，突然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这不是罗戈任而仅仅是幻像呢？
　　无论是在病中还是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幽灵；但是还在小的时候，甚至现在，也就是不久前，我总觉得，只要有一次看见幽灵我一定会在当场立即死去，尽管我不相信任何幽灵。但是当我想到，这不是罗戈任，而只是幽灵时，我记得，我一点也没有受惊吓，不仅这样，我甚至对它很生气。奇怪的还有，这是幽灵还是罗戈任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知怎么的完全不像似乎应该的那样令我关注和不安；我觉得，我当时在想别的什么事。比方说，使我感兴趣得多的是，为什么罗戈任刚才穿家常睡衣和便鞋，而现在穿燕尾服、白背心、带白领带？我脑中也问过这样的念头：如果这是幽灵，我又不怕它，那么为什么不站起来，不走近它，不亲自证实一下呢？不过，也许，我还是不敢和害怕的。但是，当我刚来得及想我害怕时，突然我全身仿佛冰雪交融；我感到脊背发凉，双膝打颤。就在这瞬间，就如情到我害怕似的，罗戈任放下撑着的那只手，挺直身子，开始张开自己的嘴巴，像是准备发笑；他盯着望我。狂怒袭住了我，我下决心要向他扑去，但是因为我发过誓不先开口说话，所以我留在床上，况且我仍然没有把握，这是不是罗戈任本人？
　　我不太确切地记得，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我也不能肯定记得，有时候我是否会有片刻昏迷？不过，罗戈任终于站了起来，像他进来时那样缓慢而专注地审视着我，但是不再嘲笑，悄悄地，几乎是踮着脚尖，走向门口，开了门，走了出去，又掩上了门。我没有从床上起来；我不记得，我这样睁着眼睛躺着一直想问题又过了多久；天知道我想些什么；我也不记得是怎么昏迷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我才醒来。我这样和家里人约定，如果十点前我自己不开门也不喊人送茶，那么马特廖娜就应自己来敲我的门。当我给她开门时，我马上就想到，门关着，他怎么能进来呢？我完全清醒后便确信，真正的罗戈任是不可能进来的，因为我家所有的门在夜间都是上锁的。
　　我如此详细地描述的这一特别的事件，是使我完全“下决心”的原因。因此，促使我最后下定决心的不是逻辑，不是逻辑的信念，而是厌恶。生命采取这样怪异的、侮弄我的形式，我是不能再活下去的。这个幽灵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不能屈从于以毒蛛的样子出现的阴森的力量。只有在黄昏暮色中终于感觉到宙己彻底下定决心时，我才觉得轻松些。这仅仅是第一关头，为了第二关头我去了帕夫洛夫斯克，但这已经相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