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一

时常不断有人抱怨，说我们没有实干的人；比方说搞政治的人很多；将军也很多；各种各样的主管人员，无论需要多少，立即可以要多少找到多少，可是实干的人却没有。至少大家都在抱怨没有。据说，在有些铁路上连像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某家轮船公司要建立一套勉勉强强可以将就的管理班子，据说，怎么也做不到。你听说吗，在一条新开辟的铁路线上火车在桥上相撞还是翻车了；报上写着，火车差点在皑皑雪野上过冬，开了才几小时，在雪地里却停了五天。还有人说，九千普特的商品堆放在一个地方两三个月等待运发以至腐烂，据说（不过，这简直难以置信）。某个商人的雇员缠着主管人员，也就是某个站长，要求发运货物，可是站长不是发货是用刷耳光进行管理，而且还用“一时气急”来解释自己这种管理方式。似乎国家机关中的衙门多得想都不敢想；大家都供过职，大家都在供职，大家都有意供职，似乎，这么多的人才，怎么会组建不起一套像样的轮船公司的管理班子呢？
　　对此有时候得到的是极为简单的回答，简单得甚至叫人不相信这样的解释。确实，据说，我国大家都供过公职或正在供公职，这是按照最好的日耳曼的模式从远祖到后代已经延续了两百年的传统，但是担任公职的人却是最不实干的人，这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不久前，脱离现实，缺少实际知识在公职人员之间甚至几乎被认为是最高尚的美德和受推荐的理由。不过，我们白白议论了公职人员，我们想讲的其实是实干的人。这里没有疑问，胆小怕事、完全缺少个人的主动精神常常被我们认为是一个实干的人最主要和最好的特征，甚至现在还这么看。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意见是指责，又何必仅仅谴责自己呢？缺少独创性自古以来在全世界到处总是被看做一个干练、能干、实干所具备的第一品质和最好的推荐理曲。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还是至少）抱有这种想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过去和现在经常持有另一种看法。
　　发明家和天才在开始自己生涯（也常常在生命结束）时几乎总是在社会上被视为不比傻瓜好多少的人，这可是最因循守旧的意见，太为众人所晓了。例如，几十年间大家都把钱拿到抵押银行里去，按百分之四的利息存到那里几十亿，那么，在没有抵押银行时，大家自然就只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这亿万资金的大部分必然丧失在狂热的股票买卖中或者落到骗子手中，这甚至是符合体面和品行端正的要求的。正是品行端正的要求；既然品行端正的谨小慎微和体面的缺少独创性，按照公认的见解，在我国至今还是一个能干正派的人不可或缺的品质，那么突然发生改变就会是太不正派，甚至太不体面。比如，一个柔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如果她的儿子或者女儿将来要稍稍越出轨道，她不会吓坏和吓出病来的：“不，最好还是幸福富足地过日子，不要独具一格”，每个母亲在摇蓝里自己的孩子时都这么想。我们的保姆在摇孩子入睡的同时，自古以来念念有词，轻声哼唱着：“日后一身金，官衔至将军！”就这样，连我们的保姆也认为将军衔是俄国幸福的极限，因而也是太平安康、美满幸福的最普遍的民族理想。事实是，考试及格、任职３５年，最后我们谁不能当上将军并在抵押银行里存上一笔钱呢？这样，一个俄国人几乎无须任何努力，最终就能得到能干和实干的人的称号。实质上，我国不能当将军的只有富于独创性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安分的人。也许，这里有某种误解；但是，总的来说，这好像是正确的，我们的社会在确定实干家的理想时完全是对的。但是我们毕竟说了大多的多余话；其实，我们只是想就有关我们熟悉的叶潘钦一家做些说明。这些人，至少是这个家庭中最有头脑的成员，经常会对几乎是他们共有的上种家庭品质感到痛苦，因为这种品质与我们刚才所议论的美德是直接对立的。他们对事实并不完全理解（因为很难理解它），他们有时仍然怀疑，他们家里的一切似乎和人家不一样。人家家里平平稳稳，他们家里却别别扭扭；人家都沿着轨道滚动，而他们却时时跳出轨道；人家时时刻刻规规矩矩谨小慎微。而他们不是这样。确实，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甚至过分大惊小怪，但毕竟这不是他们渴念的那种世俗的规规矩矩的谨小慎微。其实，大概也只有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一个人在担忧不安：小姐们还年轻，虽然她们很有洞察力，对世事持讽刺的态度，而将军尽管也具洞实力（不过，颇为费劲），但在为难的情况下只会说：嗯，因此最后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身上。所以，她也就肩负着责任。比方说，并菲是这个家庭有什么自己的主动精神或者自觉追求独特性而跃出轨道，那就完全是不体面的。噢，不！真正他说，丝毫没有这样的事，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自觉提出的目的，而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叶潘钦家虽然非常受人尊敬，但毕竟不像一般受人尊敬的家庭应该的那样。近来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开始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一个人和自己那“倒霉的”性格，阿格拉娅更加深了她的痛苦。她自己时常痛骂自己是个“愚蠢的，有失体面的怪女人”，疑神疑鬼得自寻烦恼，经常心绪纷乱，在最平常的冲突中也会束手无策而且总是夸大不幸。
　　还是在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叶潘钦一家享有普遍的真正的尊敬。甚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尽管出身愚昧，却不容置疑地到处受到尊敬。他之所以能值得尊敬，第一是因为他是个富有的人并且是个“数得着的人”，第二是因为他完全是个正派的人，虽然才智不高。但是头脑有些愚钝如果不是所有事业家似乎必须具备的品质，那么也至少是所有认真赚钱的人应该有的特点。最后一点，将军有规规矩矩的风范，为人谦逊，善于沉默同时也不让别人踩自己的脚，不光因为他是个有将军身份的人，也因为他是个正直和高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个有着强有力靠山的人。至于说到叶莉扎维塔·普罗科罪耶夫娜，那么前面已经说明过，出身很好，虽然我们现在不大看重出身，如果没有必要的关系的话是这样。而她毕竟是有关系的、有那么一些人尊敬她，而且还喜欢她，自然，在他们后面大家也就应该尊敬和善待她了。没有疑问，她的家庭烦恼是没有根据的，原因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被夸大到可笑的程度；但是如果谁的鼻子上或者额头上长了个疣子，那么总会觉得，对所有的人来说世上过去和现在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看您长的疣子，嘲笑它，谴责它，即使您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于事无补。毫无疑问，在社交界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确实被看作是个“怪女人”，但与此同时，毫无疑义都尊敬她；而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终于不再相信人家尊敬她，这就是全部不幸的症结。望着自己的女儿们，她为怀疑所苦恼，她担心自己不断地会有什么地方阻碍着她们的前程，觉得自己的性格可笑，有失体面，令人难以忍受，为此，当然总是不停地指责自己的女儿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整天跟他们吵架，而同时又爱他们，爱到忘我，几乎到狂热的地步。
　　最使她苦恼的是，她怀疑她的女儿们正在变成跟她一样的“怪女人”，而像她们这样的小姐在上流社会是没有的，也是不应该有的。“她们只会长成虚无主义者！”她时常暗自说。这一年里，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忧心的启头在她头脑里越来越强烈。“首先，她们为什么不出嫁？”她时刻询问自己。“为的是让母亲烦恼，她们就把这看做是自己的生活目的，当然是这样，因为这一切是新思潮，这一切是可诅咒的妇女问题！半年前阿格拉娅不是曾经贸然提出来要剪掉自己那绝好的秀发吗了（天哪，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么好的头发！）不是剪刀都已经拿在手里了吗？不是跪下来求她才没剪的吗？……就算这一个是出了恶意这么做，要折磨母亲，因为这丫头心狠、任性、娇纵惯了，但主要是心狠，心狠、心狠！可是这个胖胖的亚历山德拉难道不也是跟在她后面竭力要剪自己那一络络长发吗？她可已经不是因为恶意，不是因为任性，而是真心诚意的，阿格拉娅使这个傻瓜相信了，没有头发她睡起觉来就会安宁些，头也不会痛了。已经五年了，有过多多少少多多少少未婚夫供她们挑啊！而且确实有很好的人，甚至是非常出众的人！她们还要等什么，还要找什么？只是要让母亲气恼，没有别的任何原因！没有任何原因，绝对没有！”
　　终于，对于的她这颗母亲的心来说盼到了太阳升起；至少是一个女儿，至少是给阿杰莱达安排好了亲事。“那怕是从肩上卸掉一个也好！”有时必须得说出来时，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会这样说（她暗自思忖时的表达则无比温柔）而且整个事情进行得很好，很体面；连上流社会谈起来也怀有敬意。这个人有名声，是公爵，有财产，人又好，加上称她的心，难道还有更好的？但是对阿杰莱达比起对另外两个女儿来，她原先就较少担心，虽然她那种艺本家的习性有时也使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不停地怀疑的心非常困惑。“然而她的生性快活，同时又很有理智，看来，这丫头不会倒霉，”她终于有所安慰。对阿格拉娅她是最为担惊受怕的了。至于说到大女儿亚历山德拉，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为她担心？她有时觉得，“这丫头彻底完了，２５岁了，看来，就做个老姑娘了。而她，又“这么漂亮！……”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甚至夜里常为她流泪，而就在那些夜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却睡得最安宁。“她是个什么人，是虚无主义者还是不过是个傻瓜？”她并不傻、其实，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对此丝毫也不存怀疑；她是非常尊重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见解并且喜欢跟她商量。至于说她像只“落汤鸡”，也是不存任何疑问的：“她安宁得推也推不动！不过，‘落汤鸡’也有不安宁的，唉！我可完全被她们弄糊涂了！”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对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同情和好感，这种感情甚于对被她看做是偶像的阿格拉娅。但是，易动肝火的乖戾（主要的，这正表现了母亲的关切和喜爱之情），招惹生事，诸如“落汤鸡”这样的称呼只是使亚历山德拉觉得好笑。有时甚至达到这样的地步：一点点小事也会使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气得不得了，大发脾气。比如，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喜欢睡懒觉，通常要做许多梦；但是她的梦往往异常空泛和幼稚——对７岁的孩子来说还差不多；于是，这种幼稚的梦境也不知为什么使妈妈生气。有一次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在梦里见到了九只母鸡，竟因此引出了她和母亲之间的一场正儿八经的争吵。为什么？很难解释清楚，有一次，就只一次，她总算梦见了什么似乎是独特的梦境：她看见了一个和尚，他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里，她就一直怕进那个房间。这个梦马上就由两个哈哈大笑的妹妹喜盈盈地转告给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听了，但奴蚂又生气了，把她们三人都称为傻瓜。“哼！瞧她像个傻瓜似的那么安分，却完全是只‘落汤鸡’，椎也推不动，可还忧心忡忡，有时候看起来还真忧郁得很！她在忧伤什么，忧伤什么？”有时候她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提这个问题，通常是歇斯底里地、威严地，期待着立即回答。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嗯啊哈的，皱着眉头，耸耸肩膀，摊开双手，终于拿出了意见：
　　“应该找个丈夫。”
　　“上帝保佑，只是别找像您这样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终于像炸弹似的爆发了，“在见解和判断方面别找您这样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别找您这样的粗野的莽汉，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马上就设法逃脱了，而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在发过脾气后也就平静下来了。当然，在那天晚上她一定会变得不同寻常地殷勤、温顺、亲切和恭敬地对待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待“自己的粗野的莽汉”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待善良的、可爱的她所崇拜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因为她一生都爱甚至热恋着自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为此也无限地敬重自己的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
　　但是阿格拉娅却是她主要的和经常的苦恼。
　　“完完全全像我，在所有的方面简直就是我的活影子，”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暗自说，“任性、可恶的小鬼头工虚无主义者，怪女人，疯姑娘，狠心丫头，狠心丫头，狠心丫头！嗬，天哪，她将是多么不幸啊！”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升起的太阳一度消融和照亮了一切。几乎有一个月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完全摆脱了一切操心而得到了休息。由于阿杰莱达日益迫近的婚礼，上流社会也开始谈及阿格拉娅，与此同时阿格拉娅所到之处举止总是那么优美、那么安稳、那么聪颖、那么不可征服，有点高傲，但这可是与她非常相称的。这整整一个月她对母亲也是那么亲热，那么殷切。真的，这个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还得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应该对他了解清楚，再说阿格拉娅好像对他也不比对别人更加赏识。”反正她突然成了这么一个姣美的姑娘，她是多么俊俏，天哪，她是多么俊俏，一天天长得越来越美！偏偏就……”
　　偏偏就刚才冒出了这个可恶的死公爵，这个槽透了的傻白痴，于是一切又被搅混了，家里的上切又闹了个底朝天！
　　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对于别的人来说一定认为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与别人不同的是，最平常的一些事情纷乱混杂在一起，透过她素有的总不放心的有色眼镜，她总能看出某种东西是最令人生疑、最令人无法解释的恐惧、因而也是最令人苦恼的，以致有时使她吓出病来。她那可笑的、毫无根据的提心吊胆弄得她心如乱麻，现在突然确实看到了某种似乎真的是要紧的、似乎真的是值得担忧、疑惑、怀疑的迹像，叫她又怎么能放心呢？
　　“怎么有人竟敢、竟敢给我写这封该死的匿名信，说这个贱货跟阿格拉娅有联系呢？”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一路上边拖着公爵跟着自己走，一边想，到了家里把他安顿在全家聚会的园桌旁坐下时还在想。“怎么竟敢这样想？如果我哪怕相信了点滴或者把这封情给阿格拉娅看，我真会羞死的！对我们，对叶潘钦家竟如此嘲弄！这一切，一切都是因为伊万·费奥多雷奇，一间都是因为您，伊万·费奥多雷奇！啊，为什么我们不到叶拉金去，我可是脱过到叶拉金去的！这大概是瓦里卡写的信，我知道，或者，也可能……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伊万·费奥多雷奇的错！这是那个贱货拿他开玩笑，为的怪让他记住过去的交往，把他端出来当傻瓜，就像过去把他当傻瓜嘲笑一通，痒着他鼻子走一样，那时他还给她送珍珠……而最后我们还是受到了牵连，您哟，女儿们还是卷了进去，伊万·费奥多雷奇，她们是少女，小姐，上流社会的千金，待嫁的姑娘，她们都曾经在这里，在这里站过，全都听见了，还有，即一帮男孩的事她们也卷进去了，她们都在，也都听见了，您就高兴吧！我不会原谅，不会原谅这个傻瓜公爵的，永远不会原谅的！为什么阿格拉娅这天天歇斯底里大发作？为什么跟姐姐们几乎吵翻了？甚至跟亚历山德拉也吵架了，而过去她总是像吻母亲那样吻她的手，是那么尊敬她，为什么这三天她总给大家出谜语，让人莫名其妙？加夫里拉·伊沃尔京在这里又算什么？为什么昨天和今天她开始夸起加甫里拉·伊沃尔京来，并且还大哭起来？为什么这封匿名信提到了这个该诅咒的‘可怜的骑士’，而她甚至没有给两个姐姐看公爵的信？为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我像只发狂的猫似的现在跑到找他并且还亲自把他拖到这里来？天哪，我简直疯了，我现在于出什么了呀！跟一个年轻人谈论女儿的秘密，而且这秘密几乎涉及他本人！天哪，还好，他是个白痴……还是家庭的朋友！只是阿格拉娅难道迷上了这个呆子？天哪，我在胡扯什么吗！呸！我们全是些怪人……应该把我们大家放在玻璃柜里陈列给人看，首先把我展览出去，门票收１０个戈比。我不原谅您这一点，伊万·费奥多雷奇，永远不会原谅！为什么阿格拉娅现在不使他难堪了？她许诺要使他难堪的，现在却并没有使他难堪！你瞧，你瞧，她就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一语不发，也不走开，站在那里，而本来是她自己吩咐不要他来的……他则坐在那里，脸色苍白。这个该诅咒的该死的叶甫盖尼·帕夫雷奇真饶舌，一个人控制了整个谈话！你瞧他滔滔不绝，不让人家插上一句话。只要话锋一转……我马上就全都知道。”
　　公爵确实坐在圆桌旁，脸色近乎苍白，他好像同时既显得异常惧怕，又片刻处于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充溢心头的欣喜之中。哦，他多么害怕朝那个方向，那个角落看上一眼，因为有两只熟悉的黑眼睛从那里凝视着他，同时，又幸福得发呆，因为他又坐在这里，在这些人中间，又将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而这一切是在她给他写了那封信以后。“天哪，她现在会说什么呀！”他自己也还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紧张地听着“滔滔不绝的”叶甫盖尼·帕夫帕维奇说话，他是难得有像今晚现在这样的心满意足和激情昂扬的精神状态的公爵听着他，好久都几乎没听明白一句话。除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还没有从彼得堡回来，大家都聚在这里。ω公爵也在这里。他们好像打算过一会儿在喝茶前，去听音乐。现在的谈话看来是在梅什金公爵来前就已经开始的，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科利亚很快地溜到了凉台上。“看来，这里仍像原先那样接纳他，”公爵暗自思忖着。
　　叶潘钦家的别墅是一所豪华的别墅，按瑞士村舍的格式构造的，四周花草林木，拾掇得非常雅致；一座不大而优美的花园环抱着它。像在公爵那儿一样，大家坐在凉台上；只不过这里的凉台比较宽敞，布置得也较讲究。
　　已经开始的话题似乎不太合大家的心意；可以猜想，谈话是由一场偏执的争论引起的，当然，大家都很想换个内容，但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好象更加坚持而不顾其影响；公爵的到来似乎越发激起他的谈兴，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阴沉着脸，尽管她并不完全明白他所讲的。阿格拉娅坐在边上，几乎是在角落里，她没有走开，听着谈话，执拗地保持着沉默。
　　“请原谅，”叶甫益尼·帕夫洛维奇激动地表示反对说，“我一点也不反对自由主义。启由主义并不是罪过；这是一个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缺了它，整体就会瓦解或毁灭；自由主义如最正统的保守主义一样有存在的权利；但是我攻击的是俄国的自由主义，我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攻击它，其实是因为俄国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自由派，而是非俄罗斯的自由派。给我一个俄罗斯的自由派，我马上会当着你们面吻他。”
　　“只要他愿意吻您，”异常激动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说。她的脸颊甚至也比平常红。
　　“瞧这模样，”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暗自想道，“要不就是睡和吃，推也椎不动，要不一年中有这么一次振奋起来，说出话来只会叫人莫名其妙，朝她两手一摊。”
　　公爵有一瞬间发觉，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似乎并不大喜欢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过分快活他说话，也不大喜欢他那严肃的活题，他仿佛很急躁，同时又仿佛是在开玩笑。
　　“刚才，就在您来到之前，公爵，我断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自由派只来自两个阶层：过去的地主（被废除了农奴制的）和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这两个阶层最后都成为十足俏帮派、成为完全有别于民族的特殊的事物，而且越来越厉害，代代相传，因此，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根本不是民族的事……”
　　“什么？这么说，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俄罗斯的？”ω公爵表示异议。
　　“不是民族的；虽然是俄国式的，但不是民族的；我们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保守派也不是俄罗斯的，全都……请相信，民族是丝毫不会承认地主和学生所做的一切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
　　“这就好！您怎么能肯定这样的荒谬言论，如果这是当真的话？我不容许有关俄国地主的这种奇谈怪论；您自己也是俄国地主，”ω公爵热烈地反对说。
　　“我说的可不是您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俄国地主。那是一个受尊敬的阶层，单凭我自己也属于这个阶层就可说明了；特别是现在，这个阶层已经不复存在了……”
　　“难道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是民族的东西？”亚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打断他问。
　　“我对文学不在行，但是，俄国文学，据我看，整个儿都不是俄罗斯的，除了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
　　“第一，这已经不算少了；第二，一个来自农民，另外两个是地主，”阿杰莱达笑起来说。
　　“确实是这样，但您别高兴召太早。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俄国作家中只有这三位名人说出了某种真正是自己的，自己所有的东西，而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借用的外来的东西，就凭这一点这三位即成为民族的作家了。俄国人又有谁能说出、写出或者做出什么自己的东西？不可分离的、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的东西，即使他俄语说的不好、也必然是民族的人才。这是我的信条，我们开始说的不是有关文学的问题，我们谈的是社会主义者，话题是由他扯开去的，好，我就这么认为，我们没有一个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为所有我们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来自地主或者学生。所有我们那些臭名昭著、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者，这里的也罢，在国外的也罢，无非是农奴制时代地主中的自由派。你们笑什么？把他们的著作给我，把他们的学说，他们的回忆录给我，虽然我不是文学批评家，我也能给你们写出一篇最令人信眼的文学批评来，文章里我将如白日一般明显地证明，他们的著作、小册子、回忆录第一页都表明，它首先是由过去的俄国地主写出来的：他们的仇恨、愤怒、俏皮是地主式（甚至是法穆索夫＊式）的，他们的欢欣、他们的泪水是真的，也许泪水是真诚的，但是地主的！地主的或是学生的泪水……你们又笑了，您也在笑，公爵，也不同意？”
　　确实，大家都笑了，公爵也莞尔一笑。
　　“我还不能直截了当他说同意或不同意，”公爵说。他突然敛起微笑，像个被抓住的调皮学生那样打了个哆嗦。“但是请相信，我异常高兴聆听您的高论……”
　　说这活时，他几乎接不上气来，甚至额上渗出了冷汗。这是他坐在这里后所说的开头几句话。他本欲打量一下周围的人，但是没有敢这样做。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捕捉到他的这种态势，笑了一下。
　　“诸位，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他继续说，用的还是原来的语气，也就是似乎异常热衷和激动，同时又几乎像是在嘲笑自己说的话，“观察甚至发现
　　＊米格里鲍那多夫《聪明谈》剧中的农奴主。这一事实的人，我荣幸地归于自己，甚至只是我自己；至少关于这一事实还没有人说过和写过：这一个事实反映出我所说的俄国自由主义的全部实质。第一；自由主义是什么？如果一般他说，不就是对事物的现行秩序进行攻击（是有理的还是错误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不是这样吗？好！那么我说的事实是，俄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攻击事物现行的秩序，而是攻击我们事物的本质，攻击事物本身，而不仅仅是光攻击秩序，不是攻击俄国的制度，而是攻击俄国本身。我说的自由派甚至发展到否走俄国本身，也就是恨自己的母亲，打自己的母亲。每个不幸的倒霉的事实都会激起他们的嘲笑，甚至狂喜。他们仇恨民间习俗，俄国的历史，仇恨一切。如果要力他们辩解，那么也只能说他们不懂得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把对俄国的仇恨当作是最有成效的自由主义（噢，你们常会遇见我们的自由派，尽管有的人为他们鼓掌，可是，他们在本质上也许是最荒谬、最愚钝、最危险的保守派，而且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还在不那么久以前，我们的有些自由派把这种对俄国的憎恨几乎当作是对祖国的真正热爱，并自夸说，他们比别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热爱祖国；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那么遮遮掩掩，甚至对说‘爱祖国“的话都感到羞耻，连这样的概念都被当作有害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而取消和废除了。这个事实是确凿无误的，我坚信这一点……什么时候总得把真相完完全全、简单明了、毫不淹饰地讲出来；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事实无论何时何地、自古以来无论在哪一个民族中都是没有过，也没有发生过的，因而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可能昙花一现，我同意这点。憎恨自己祖国的自由派，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我们这里的这一切又做何解释呢？还是先前说过的，俄国的自由派暂时还不是俄罗斯的自由派，依我看，没有别的解释。”
　　“我把你说的一切看做是玩笑，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ω公爵认真地表示有不同看法。
　　“我没有见到所有的自由派，所以不便妄加评论，”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说，“但是我是带着一腔气忿听完您所说的思想的：您取的是个别情况却把它上升为一般规律，因而，也就是诬蔑。”
　　“个别情况？啊！话说出口了，”叶浦盖尼·帕夫洛维奇接过话茬说，“公爵，您怎么认为，这是个别现象还是不是？”
　　“我也应该说，我很少见过，也很少与自由派……来往，”公爵说，“但我觉得，您大概是有几分道理的，您所说的俄国的自由派确实有一部分倾向于憎恨俄国本身，而不仅仅光是憎恨它的制度：当然，这仅仅是部分……当然这对所有的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
　　他嗫嚅起来，没有把话说完。尽管他很激动，他还是对谈话有浓厚的兴趣。公爵身上有一个特点：总是异常天真的注意听他感兴趣的谈话，而当这种时候人家问他问题时，他也会认真予以回答乙在他脸上甚至在他身体的姿势上都似乎反映出这种天真，这种对无论是嘲弄还是幽默都毫不怀疑的信任。但是，虽然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早就已经对他抱着某种程度的特别的嘲讽态度，可是现在听到他这样回答，不知怎么地非常严肃地看了他一眼，仿佛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回答。
　　“是这样……不过，瞧您有多怪，”他说，“说真的，公爵，您是认真回答我的吗？”
　　“难道您不是认真问的吗？”公爵惊讶地问。
　　大家都笑了起来。
　　“请相信他，”阿杰莱达说，“叶甫盖尼·帕夫雷奇总是愚弄大家！如果您知道，他有时候会十分认真地谈论某件事情，那就好了。”
　　“据我看，这是一场令人不快的谈话，根本就不应该开这个头，”亚历山德拉不客气地指出，“我们原来是想去散步的……”
　　“那就走吧，夜色真美妙！”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大声嚷道，“但是，为了要向你们证明，这次我说的话完全是认真的，主要是向公爵证明这一点（公爵，您很使我感兴趣，我向您发誓，我还不完全是这么一个别人肯定觉得是那样的无聊的人，虽然我真的是一个无聊的人！），还有……如果允许的话，诸位，我还要向公爵提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问了就结束这个问题，仿佛故意似的，在两小时前在头脑里冒出来的（您瞧，公爵，有时我也思考些严肃的事情）；我已经有了解答，但是我们来看看，公爵会怎么说。刚才我们谈到了‘个别情况’。这个字眼在我们这里有特别的含义，常能听到。不久前大家都在谈论和评论一个年轻人……杀了六个人这件可怕的事以及辩护律师的怪论，说什么犯罪者在贫困的境况下自然地会想到杀死这六个人。这不是原活，但是意思好像是这样的或者接近于这个意思。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辩护律师在发表这一奇怪的思想时，完全深信他说的是我们时代所能说出的最自由派的、最人道的和最进步的话。那么您怎么认为：这样歪曲概念和信念，这种对事物偏颇和出格的看法，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现象？”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是个别情况，当然是个别情况，”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笑着说。
　　“访允许我再次提醒你，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ω公爵补充说；“你的玩笑太老掉牙了。”
　　“您怎么想，公爵？”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捕捉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对自己的好奇而严肃的目光，于是没有听完ω公爵的话就问，“您觉得，这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现象？坦率他说，我是为您才想出这个问题来的。”
　　“不，不是个别情况，”公爵轻声地、但是坚定他说。
　　“得了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ω公爵有点烦恼他说，“难道您没看见他是在下钩抓您；他肯定心里在发笑，他估计正是您会上钩的。”
　　“我想，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是认真说的，”公爵脸红了起来，低下了眼。
　　“亲爱的公爵，”ω公爵继续说，“您回想一下，三个月前有一次我和您谈过什么来着；我们谈的恰恰是，在我们新设立的年轻法院里已经可以举出多少优秀卓绝、才华横溢的辩护律师，而陪审员们又做出了多少绝妙无比的裁决！您当时非常高兴，看着您高兴我也高兴……我们谈到，我们可以对此感到骄傲……而这种笨拙的辩护，这种奇怪的论据，当然是个别的，是千万分分之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想了一下，虽然轻声甚至似乎怯生生地说出话来，但却回答得十分肯定。
　　“我只是想说，歪曲思想和概念（如叶甫盖尼·帕夫雷奇表达的那样）这种情况是常能遇到的，遗憾的是，比起个别情况来这是普遍得多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如果这种歪曲不是普遍情况，那么，也许就不会有这种难以想像的罪行，就像这些……”
　　“难以想像的罪行？但是我劝您相信，像这样的罪行，也许，还有更可怕的罪行，过去有过，一直有过，而且不仅仅在我们这里有，到处都有，我认为，还会在很长时间里反复发生，所不同的是，过去我们较少公开，而现在开始谈出来，甚至还写文章议论这些事，因此使入觉得，只是现在才冒出这些犯罪者来的。您错就错在这里，这是非常幼稚的错误，公爵，我请您相信这点，”ω公爵觉得好笑而不由莞尔一笑。
　　“我自己知道，过去就有非常多的犯罪行为，也有这样骇人听闻的；不久前我还去过监狱，有机会认识几个罪犯和被告。甚至有比这个更可怕的罪犯，杀了十个人丝毫没有悔过的表示。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最怙恶不悛、死不改悔的罪犯终究也还是知道，他是个罪犯，也就是凭良心认为，他干了坏事，尽管丝毫也不后悔。他们中任何人都是这样的，而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谈到的那些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罪犯，还暗自认为他们有权利，甚至认为自己干得好，差不多就是这样。可怕的不同，据我看是在这里。您请注意，全是青年，也就是正处于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最容易受歪理影响的年龄。”
　　ω公爵已经不再笑了，而是困惑地听着梅什金公爵讲。亚历山德拉·伊凡诺夫娜早就已经想说什么，可是却沉默着，似乎有什么特别的念头阻止了她，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则完全惊讶地望着公爵，这次他已经没有任何嘲笑了。
　　“您干嘛对他感到这么惊讶，我的先生，”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出其不意地插进来说，“他比您蠢还是怎么的，他不能像您那样考虑问题？”
　　“不，我不是说那个，”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说、“只不过，公爵，您怎么（请原谅我的问题），既然您看到和觉察了这一点，那么您怎么（再请原谅我）在这件怪事上……就是日前……布尔多夫斯基的事，好像……您怎么没有发现这种歪理和荒谬的道德信念？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我当时觉得，您完全没有发现。”
　　“是这么回事，少爷，”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急躁他说，“我们都发现了，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在他面前自我吹嘘，而他却在今天收到了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来信，就是那个最主要的，脸上长满粉刺的那个，记得吗，亚历山德拉？他在信中请求他原谅，别管他用的是自己的方式。他告诉他，他已经抛弃了那时怂恿他的那个人，记得吗，亚历山德拉？还说，他现在更相信公爵。得了，虽然我们都会在他面前把鼻子翘得高高的，可我们却还没收到过这种信。”
　　“伊波利特刚才也搬到我们别墅来了！”科利亚喊道。
　　“什么？已经在这里了？”公爵大吃一惊。
　　“您刚跟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走，他就来了；我把他接来的！”
　　“嘿，我敢打赌，”突然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怒气勃发，她完全忘了，刚才夸赞过公爵，“我敢打赌，他昨天到那小子的搁楼上去了，并且跪着请他原谅，要这个恶得不能再恶的小子赏脸搬到这里来。你昨天去过吗？刚才你自己不是承认的吗？是不是这样？你跪了没有？”
　　“根本就没有跪，”科利亚喊道，“完全相反：昨天是伊波利特抓住公爵的手，吻了两次，我亲眼看见的，整个消除误会的谈话就以此结束。此外，公爵不过说了，住到别墅来他会轻松些，伊波利特一下子就同意，一旦身体好些就搬过来。”
　　“您何必呢，科利亚……”公爵一边抓起帽子站起身，一边低声说，“您干嘛要说、我……”
　　“你这是去哪里？”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叫住他。
　　“别担心，公爵，”激动兴奋的科利亚断续说，“您别去，别惊扰他，因为路上劳累了，他已睡了，他很高兴；要知道，公爵，照我看，如果你们现在不见面，那样要好得多；甚至推迟到明天不妨，不然他又会窘困的。上午他刚说过，已经整整半年自我感觉未曾这么好过，而且觉得比过去有气力；甚至咳嗽也减少了三分之二。”
　　公爵注意到，阿格拉娅突然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向桌子。他不敢朝她看，但是他全身都感觉到，在这一瞬间她在望着他，也许，还很威严，她那双黑眼睛一定充满愤怒，而且她的脸也涨得通红。
　　“可是我觉得，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如果这就是那个生肺病的男孩，他当时曾哭着邀请大家参加他的葬礼，那么您把他接到这里来是多此一举，”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指出，“那时他曾那么娓娓动听他讲到了邻居那幢房子的墙，他一定会思念那堵墙而愁思难解的，请相信这点。”
　　“他说的对！他会跟你争吵、打架，然后一走了之，就是这么回事！”
　　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煞有介事地把盛着针线活的小篓移近身边，她忘了，大家已经站起身准备去散步了。
　　“我记得，他很夸奖那垛墙，”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又接着说，“没有那垛墙他就不能说着漂亮话死去，而他很想让漂亮话伴随他死去。”
　　“那该怎么办呢？”公爵低声说，“如果您不想原谅他，没有您的宽恕他也会死去……现在他搬来是为了看看这几的树木。”
　　“哦，就我这方面而言，我全部原谅他；您可以向他转达这一点。”
　　“这一点不能这样来理解，”公爵似乎不太愿意地轻轻回答说。他仍然抬起眼睛而望着地上的一个点，“应该使您也同意接受他的宽恕。”
　　“我这有什么要宽恕的？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了？”
　　“如果您不明白，那就……但您可是明白的，他当时是想……为你们大家祝福，同时也从你们这里得到祝福，就是这么回事……”
　　“亲爱的公爵，”ω公爵和在场的人中一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后，似乎有些忧心忡忡地赶紧接口说，“人间天堂是不容易到达的；而您多多少少依然指望着出现天堂；天堂是很困难的事，公爵，它比您那美好的心灵觉得的要困难得多。最好还是别再谈了，不然我们大家也许又会感到不自在的，那时……”
　　“我们去听音乐吧，”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生气地从座位上站起身，生硬地说。
　　大家都跟着她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