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一

　　西伯利亚。一条宽阔、荒凉的河，河岸上矗立着一座城市①，这是俄罗斯的行政中心之一；城市里有一座要塞，要塞里面有座监狱。第二类流刑犯②罗季昂·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在这座监狱里给关了九个月。从他犯罪的那天起，差不多已经过了一年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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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额尔齐斯河畔的鄂木斯克。

　　②根据一八四五年颁布的俄国刑法典，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犯人分为三类：第一类在矿场劳动；第二类修建要塞、堡垒；第三类在工厂劳动，主要是在军工厂和熬盐的工场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作为第二类流刑犯人，给关在鄂木斯克监狱里。

　　他这件案子的审讯过程没遇到多大困难。犯人坚决、确切、明白无误地坚持自己的口供，没有把案情搞乱，没有避重就轻，没有歪曲事实，也没有忘记一个最小的细节。他毫无遗漏地供述了谋杀的整个过程：他解释了在被害的老太婆手里发现的那件抵押品的秘密（一块有金属薄片的小木板）；详细供述了他是怎样从死者身上拿到了钥匙，描绘了那些钥匙的形状，描绘了那个小箱子，以及箱子里装着些什么；甚至列举了其中的几件东西；说明了杀害莉扎薇塔之谜；供述了科赫来敲门的情况，他来了以后，怎样又来了一个大学生，转述了他们两人谈话的全部内容；后来，他，犯人，是怎么跑下楼去，以及听到米科尔卡和米季卡尖叫的情况；他又是怎样藏进那套空房子里，怎样回家的，最后指出，那块石头是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一个院子里，就在大门附近；在那块石头底下果然找到了东西和钱袋。总之，案情十分清楚。然而侦查员和法官们都对这一点感到惊讶：他把钱袋和东西都藏到了石头底下，而没有动用过；使他们更为惊讶的是：他不仅记不清他亲手偷来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就连究竟有几件，也搞不清楚。至于他连一次也没打开过钱袋，甚至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钱，说实在的，这更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了（钱袋里有三百十七个银卢布和三个二十戈比的钱币；因为长期藏在石头底下，最上面的几张票面最大的钞票已经破损得非常厉害了）。花了好长时间竭力想要弄清：既然被告对其他所有情况都老老实实自愿供认了，为什么独独在这一点上说谎？最后，某些人（特别是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这是可能的，认为他的确没有看过钱袋，所以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还没弄清里面有什么，就这样把它拿去藏到石头底下了，但是由此立刻又得出结论，所以会犯这桩罪，一定是由于一时精神错乱，可以说是患了杀人狂和抢劫狂，而没有更进一步的目的和谋财的意图。正好赶上这时有一种关于一时精神错乱的、最新的时髦理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往往竭力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某些罪犯的心理。加以许多证人都证明，拉斯科利尼科夫长期以来就有忧郁症的症状，并且作了详细说明，这些证人中有佐西莫夫医生，他以前的同学，女房东和一个女仆。这一切有充分根据促使得出这样的结论：拉斯科利尼科夫不完全像一般的杀人犯、强盗和抢劫犯，这儿准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使坚持这种意见的人感到极为遗憾的是，犯人本人几乎并不试图为自己辩护；对于最后几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他杀人，是什么促使他抢劫，他的回答十分明确，话说得很粗鲁，然而符合实际，他说，这一切的原因是他境况恶劣，贫困，无依无靠，他期望在被害者那里至少能弄到三千卢布，指望靠这笔钱来保障他的生活，使他在初入社会的时候能够站稳脚跟。他决定杀人，是由于他轻率和缺乏毅力的性格，贫困和失意更促使他下了杀人的决心。对于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他来自首的，他直率地回答说，由于真诚地悔罪。这些话几乎都说得很粗鲁……

　　然而，就所犯的罪行来说，判决比所能期待的还要宽大，而且也许这正是因为犯人不仅不想为自己辩护，反而甚至似乎想夸大自己罪行的缘故。这一案件的所有奇怪和特殊的情况都被考虑到了。犯人犯罪时的病态心理和贫困境况都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他没有动用抢劫来的财物，被认为，一部分是由于他萌发了悔悟之念，一部分是由于犯罪的时候，他的精神不完全正常。无意中杀死莉扎薇塔，这一情况甚至成为一个例证，使如下的假设更为可信：一个人杀了两个人，而同时却忘记了，房门还在开着！最后还有，正当一个精神沮丧的狂热信徒（尼古拉）自称有罪，以虚假的供词把案情弄得异常混乱的时候，此外，对真正的罪犯不仅没有掌握确凿的罪证，而且甚至几乎没有产生怀疑（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完全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正是在这个时候，犯人前来自首了。这一切最终促使对被告从轻判刑。

　　此外，完全意料不到地又出现了另外一些对被告十分有利的情况。以前的大学生拉祖米欣不知从哪里找到了这样一些材料，而且提出证据：犯人拉斯科利尼科夫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曾经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钱帮助一个害肺病的穷苦同学，维持他的生活几乎长达半年之久。那个同学死后，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去照顾亡友（他几乎从十三岁起就靠自己的劳动赡养自己的父亲）仍然活着的、年迈体弱的父亲，最后还让这位老人住进了医院，老人死后，又为他安葬。所有这些材料对决定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命运起了某些有利的作用。拉斯科利尼科夫以前的女房东，他已经病故的未婚妻的母亲，寡妇扎尔尼岑娜也作证说，他们还住在五角场附近另一幢房子里的时候，有一次夜里失火，拉斯科利尼科夫从一套已经着火的房子里救出了两个小孩子，因为救人，他自己被火烧伤了。对这一事实作了详细调查，许多证人都完全证实了这一情况。总之，结果是，考虑到犯人是投案自首以及某些可以减刑的情况，犯人被判服第二类苦役，刑期只有八年。

　　还在审讯一开始的时候，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母亲就病了。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认为，可以在开庭期间让她离开彼得堡。拉祖米欣挑了一个沿铁路线、离彼得堡也很近的城市。这样可以经常留心审讯的情况，同时又能尽可能经常与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见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病是一种奇怪的精神病，同时还有类似精神错乱的某种迹象，即使不是完全精神错乱，至少是有一部分。杜尼娅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回来以后，发觉母亲已经完全病倒了，她在发烧，在说胡话。就在这天晚上，她和拉祖米欣商量好，母亲问起哥哥来，他们该怎样回答，甚至和他一起为母亲编造了一套谎话，说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受私人委托，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到俄国边疆去办一件事情去了，这项任务最终将会使他获得金钱和声誉。但是使他们深感惊讶的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都从未问起过这方面的事。恰恰相反，原来对于儿子突然远行，她自己早已有自己的解释；她流着泪述说，他是怎样来和她告别的；同时她还暗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许多非常重要的秘密，暗示罗佳有许多很有势力的敌人，因此他甚至必须躲藏起来。至于说到他的前途，她也认为，只要敌视他的某些情况消失了，那么他的前途无疑将是光明的；她让拉祖米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儿子甚至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的那篇文章和他杰出的文学天才就是明显的证据。她在不断地看那篇文章，有时甚至念出声来，几乎连睡觉的时候也拿着那篇文章，可是罗佳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她却几乎从来也不问起，尽管看得出来，当着她的面，大家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而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她的怀疑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某些问题始终保持缄默，这一奇怪的现象终于使他们感到担心了。譬如说吧，她甚至从不抱怨他不来信，而从前，住在故乡县城里的时候，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希望和盼望着快点儿接到心爱的罗佳的信。现在她不再等信，这实在是太无法解释了，因此使杜尼娅十分担忧；她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大概母亲是预感到儿子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所以她不敢问，以免知道更可怕的事情。无论如何，杜尼娅已经清清楚楚看出，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精神不大正常。

　　不过有两次她自己把话题转到了罗佳身上，以致回答她的时候，不可能不提到罗佳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们迫不得已的回答当然不能使她满意，而且让她感到怀疑，这时她就突然变得非常伤心，忧愁，沉默寡言，这样一直持续很长时间。杜尼娅终于明白了，说谎和编造谎言是很难的，于是得出最后结论：对有些事情最好绝口不谈；不过可怜的母亲已经怀疑，准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一点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同时杜尼娅也想起了哥哥的话，在决定命运的头一天夜里，也就是在她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发生了那一幕以后的那天夜里，母亲曾经听到过她在梦中呓语，那时母亲是不是听清了什么呢？往往，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母亲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流泪，可是在这之后，不知怎的，病人会歇斯底里地活跃起来，突然大声说话，几乎不住口地谈她的儿子，谈自己的希望和未来……她的幻想有时十分奇怪。他们安慰她，附和她（也许她自己看得很清楚，他们是在随声附和她，只不过是在安慰她），可她还是说个不停……

　　犯人自首以后过了五个月，判决下来了。只要一有可能，拉祖米欣就到狱中探望他。索尼娅也是一样。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杜尼娅对哥哥发誓说，这次离别不会是永诀；拉祖米欣也这么说。在拉祖米欣年轻、狂热的头脑里坚定不移地确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在三、四年内，尽可能至少为未来打下基础，至少攒一些钱，迁居到西伯利亚去，那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缺少的是工人、创业的人和资本；他要到那里罗佳将要去的那个城市定居，……大家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分别的时候大家都哭了。最后几天拉斯科利尼科夫陷入沉思，详细询问母亲的情况，经常为她感到担心。甚至为她感到十分痛苦，这使杜尼娅很不放心。得知母亲病态心情的详细情况以后，他的神情变得十分忧郁。不知为什么，这段时间里他特别不喜欢和索尼娅说话。索尼娅用斯维德里盖洛夫留给她的那笔钱，早已准备好了行装，打算跟随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在其内的那批犯人一同上路。关于这一点，在她和拉斯科利尼科夫之间从来连一个字也没提起过；然而他们俩都知道，事情一定会是这样。临别时，妹妹和拉祖米欣都热烈地让他相信，等他服刑期满回来以后，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十分幸福，对他们这些热情的话，他只是奇怪地笑了笑，并且预感到母亲的病情不久就会带来不幸的后果。他和索尼娅终于出发了。

　　两个月以后，杜涅奇卡和拉祖米欣结婚了。婚礼没有欢乐的气氛，而且冷冷清清。不过应邀前来的客人中有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和佐西莫夫。最近一个时期，拉祖米欣的神情像一个下定了决心的人。杜尼娅盲目地相信，他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打算，而且也不能不相信：看得出来，这个人有钢铁般的意志。顺便说说，他又到大学去上课了，以便能够读完大学。他们俩不断地制订未来的计划；两人都对五年后迁居到西伯利亚抱有坚定的希望。在那以前，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索尼娅身上……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很高兴地为女儿和拉祖米欣结婚祝福；可是举行过婚礼以后，她却似乎变得更加愁闷，更加忧虑了。为了让她高兴，拉祖米欣顺带讲给她听，罗佳曾经帮助过一个大学生和他年迈体弱的父亲，还讲了罗佳去年为了救两个小孩子的性命，自己给烧伤了，甚至还害了一场病。这两个消息使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本来就已经不正常的精神几乎达到了异常兴奋的状态。她不断地谈起这两件事，在街上也逢人就说（尽管杜尼娅经常伴随着她）。在公共马车上，在小铺里，只要能找到一个肯听她说话的人，她立刻就跟大家谈她的儿子，谈他的那篇文章，谈他怎样帮助那个大学生，怎样在失火的时候为了救人让火给烧伤，等等。杜涅奇卡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阻止她。这种异常兴奋的病态心情是危险的，此外，如果有人记起不久前审理的那件案子，因而想起拉斯科利尼科夫这个姓，谈论起来的话，那可就糟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打听到了那两个在火灾中给救出来的小孩子的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访她。最后她的不安达到了极点。有时她会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经常生病，发烧，说胡话。有一天一清早，她直截了当地说，她计算着，罗佳不久就该回来了，说是她记得，他和她分手的时候曾经说过，正是过九个月以后，就该等着他回来。她把家里的一切都收拾了一下，准备迎接他，动手装饰打算给他住的那间房子（她自己住的那一间），把家具擦得干干净净，洗掉旧窗帘，换上新窗帘，等等。杜尼娅非常担心，可是什么也不说，甚至帮着她布置房子，来迎接哥哥。在不断的幻想、欢乐的梦中流着眼泪度过了令人忧虑不安的一天以后，当天夜里她病了，第二天早晨已经发起烧来，神智不清了。热病发作了。两个星期以后她死了。在她昏迷的时候，突然说了几句话，根据这些话可以得出结论，她一直怀疑儿子遭到了可怕的命运，她的猜疑甚至比他们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

　　拉斯科利尼科夫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尽管从他在西伯利亚一安顿下来，就与彼得堡有书信来往了。通信关系是通过索尼娅建立起来的，索尼娅每月按时往彼得堡寄信，信写给拉祖米欣，也每月按时收到从彼得堡来的回信。起初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觉得，索尼娅的信有点儿枯燥，不能令人满意；但最后两人都认为，不可能比她写得更好了，因为从这些信里，对他们不幸的哥哥的命运毕竟得出了一个全面、正确的概念。索尼娅在信上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最简单明了地描写出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苦役生活的全部情况。信上既没有谈她自己的希望，也没有对未来的推测，更没有叙述她自己的感情。她没有试图说明他的心情，或一般地说明他的内心生活，她的信上只有一些事实，也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详细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以及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有什么愿望，要求她做什么，托她办什么事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写得非常详细。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终于跃然纸上，给描写得十分确切而又清晰；这儿不会有什么差错，因为一切都是可靠的事实。

　　但是杜尼娅和她丈夫从这些消息中看不出有多少可以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索尼娅不断地告诉他们，他经常神情阴郁，不爱说话，每次她把接到的信中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甚至几乎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说是他有时问起母亲；而当她看出，他已经预料到事情的真相，终于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的时候，使她感到惊讶的是，就连母亲去世的消息也似乎没有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至少她觉得，从表面来看是这样的。她顺带告诉他们，尽管看上去他总是陷入沉思，独自想得出神，仿佛与世隔绝，不和人来往，可是他对自己新生活的态度却很坦率，实事求是；她说，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不期待最近会有什么改善，也不存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处在他的情况下，自然是这样了），虽然他所处的新环境与以前的环境很少有相似之处，但他对周围的一切几乎从不感到惊讶。她说，他的健康状况是可以令人满意的。他去干活，既不逃避，也不硬要多做。伙食好坏，他几乎不感兴趣，但是，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平日的伙食简直令人难以下咽，所以他终于乐意接受她，索尼娅，给他的钱，好每天能自己烧点儿茶喝；至于其余的一切，他请她不要操心，让她相信，对他的一切关心只会使他感到苦恼。随后索尼娅写道，在监狱中，他和大家住在一间牢房里，他们的牢房她没看到过，不过她断定，里面很挤，不像样，也不卫生；她说，他睡在铺板上，只铺一条毛毡，别的什么东西他也不想置备。但是他过着这样恶劣和贫困的生活，完全不是按照什么偏执的计划或者是有什么意图，而只不过是由于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以及表面上的冷漠态度。索尼娅坦率地写道，他，特别是最初，对她去探望他不仅不感兴趣，甚至几乎是怨恨她，不爱说话，甚至粗暴地对待她，但这些会面终于使他习惯了，甚至几乎变成了他的要求，有一次她生了好几天病，没能去探望他，他甚至非常想念她。每逢节日，她都和他在监狱大门口或警卫室里见面，有时他给叫到警卫室去和她会见几分钟；平日他要去干活，她就到他干活的地方去看他，或者在工场，或者在砖厂里，或者在额尔齐斯河畔的板棚里。关于她自己，索尼娅告诉他们，在城里她甚至已经有了几个熟人和保护人；她说，她在做裁缝，因为城市里几乎没有做时装的女裁缝，所以，在许多家庭里，她甚至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人了；不过她没有提到，由于她的关系，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得到了长官的照顾，让他去干比较轻的活，等等。最后，传来这样一个消息（杜尼娅甚至发觉，在她最近的几封来信里，流露出某种特别焦虑和担心的情绪），说他躲避所有的人，说监狱里的苦役犯人都不喜欢他；说他一连几天一句话也不说，脸色变得十分苍白。突然，在最近一封来信里，索尼娅写道，他病了，病情十分严重，躺在医院的囚犯病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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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他早就已经生病了；但使他垮下来的不是苦役生活的恐怖，不是做苦工，不是这里的伙食，不是剃光头，也不是用布头缝制的囚衣：噢！所有这些苦难和折磨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恰恰相反，对做苦工，他甚至感到高兴：干活使身体疲惫不堪，他至少可以安安静静地睡上几个钟头。至于伙食——这没有一点儿肉屑、却漂浮着蟑螂的菜汤，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他从前作大学生的时候，常常连这样的饭都吃不上。他的衣服是暖和的，对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挺合适。他甚至没有感觉到身上戴着镣铐。剃光头和穿着用两种不同料子做的短上衣①，使他感到可耻吗？可是在谁的面前觉得可耻呢？在索尼娅面前吗？索尼娅怕他，在她面前他会感到羞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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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第二类苦役犯人穿灰、黑两色的短上衣，背上缝一块黄色的方布。

　　那么是为什么呢？就连在索尼娅面前，他也感到羞愧，因此他用轻蔑和粗暴的态度来对待她，使她感到痛苦不堪。但他感到羞愧，并不是因为剃了光头和戴着镣铐：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使他病倒的是他那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噢，如果他能自认为有罪，他会感到多么幸福啊！那时他将会忍受一切，就连羞耻和屈辱也能忍受。但是他以求全责备的目光检查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那顽强不屈的良心却没能在自己过去的行为中发现任何特别可怕的罪行，也许只除了人人都可能发生的极平常的失算。他所以感到可耻，正是因为他，拉斯科利尼科夫，由于偶然的命运的判决，竟这样偶然、这样毫无希望、这样冷漠、这样糊里糊涂地毁了，如果他想多少安慰自己，那就得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对某种判决的“荒谬”表示屈服。

　　目前只有空洞和毫无意义的忧虑，将来只有一无所获的、不断的牺牲，——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命运。八年后他只不过三十二岁，还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为什么要活着？有什么打算？竭力追求的是什么？为了生存而活着吗？可是以前他就甘愿为思想、为希望、甚至为幻想成千次献出自己的生命了。他一向认为，单单生存是不够的；他总是希望生命有更大的意义。也许只是由于他抱有希望，当时他才自认为是一个比别人享有更多权利的人吧。

　　如果命运赐给他悔过之心就好了——沉痛的悔恨会使他心碎，夺走他的睡眠。由于悔恨而感到的可怕的痛苦会使他神思恍惚，产生自缢和投河的念头！噢，如果能够这样，他将会感到多么高兴啊！痛苦和眼泪——这也是生活嘛。然而对自己的罪行，他并无悔过之意。

　　要是他能至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愤慨也好，就像以前他曾对自己那些很不像话、愚蠢透顶的行为感到愤恨一样，正是那些愚蠢行为导致他锒铛入狱的。可是现在，他已在狱中，空闲的时候，他重新反复考虑、衡量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不认为这些行为像他以前，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所认为的那样愚蠢和不像话了。

　　“有哪一点，有哪一点，”他想，“我的思想比开天辟地以来这个世界上大量产生而又相互矛盾的思想和理论更愚蠢呢？只要以完全独立、全面、摆脱世俗观念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我的思想当然就根本不是那么……奇怪了。唉，对一切持否定态度的人和那些一钱不值的哲人们，你们为什么半途而废啊！”

　　“从哪一点来看，他们觉得我的行为是那么不像话呢？”他自言自语。“是因为我的行为残暴吗？残暴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我问心无愧。当然，犯了刑事罪；当然，违反了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而且流了血，好，那就为了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砍掉我的脑袋吧……这也就够了！当然啦，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连许多人类的恩人，不是那些继承权力的人，而是自己攫取权力的人，在他们刚刚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也都应该处以极刑了。但是那些人经受住了最初的考验，所以他们是无罪的，我却没能经受住，可见我没有允许自己走这一步的权利。”

　　仅仅在这一点上，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没能经受住考验，他去自首了。

　　这个想法也让他感到痛苦：当时他为什么没有自杀？为什么当时他曾站在河边，却宁愿去自首？难道活命的愿望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难以克服吗？怕死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不是克服了吗？

　　他常常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而且不能理解，当时，他站在河边的时候，也许已经预感到自己和自己的信念是十分虚伪的了。他不理解，这种预感可能就是他生活中未来转变的预兆，就是他将来获得新生、以新的观点来看待人生的预兆。

　　他宁愿认为这仅仅是本能的一种迟钝的沉重负担，他无法摆脱这副重担，而且仍然不能跨越过去（由于意志薄弱和渺小）。他看看和他一同服苦役的那些同伴，不由得感到惊讶：他们也是多么爱生活，多么珍惜生活啊！他好像觉得，他们正是在监狱里，比他们自由的时候更爱、更珍惜、也更重视生活。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譬如说，那些流浪汉，什么样的痛苦和残酷的折磨没有经受过啊！一道阳光，一座郁郁葱葱的森林，无人知道的密林深处一股冰凉的泉水，对于他们来说难道会有那么重大的意义？这泉水还是两年多以前发现的，难道一个流浪汉会像梦想会见情人那样，梦想着再看到这股泉水？他会梦见它，梦见它周围绿草如茵，一只小鸟儿在灌木丛中鸣啭吗？他继续细心观察，看到了一些更难解释的事例。

　　在监狱里，在他周围这些人们中间，当然有很多事情是他没注意到的，而且他也根本不想注意。不知为什么，他总是眼睛望着地下：周围的一切他看了就感到极端厌恶，难以忍受。但后来有很多事情开始使他感到惊奇了，于是他有点儿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以前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一般说，使他最为惊讶的是，在他和所有这些人之间隔着一个无法逾越的可怕的深渊。似乎他和他们是不同民族的人。他和他们互不信任，互相怀有敌意。他知道而且了解这种隔阂的主要原因；但是以前他从不认为，这些原因真的是那么深刻和严重。监狱里也有一些波兰籍的流放犯，都是政治犯。那些波兰人简直把这儿所有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粗人和农民，高傲地瞧不起他们；拉斯科利尼科夫却不能这样看待他们：他清清楚楚看出，这些没有知识的粗人在许多方面都比这些波兰人聪明得多。这儿也有些俄罗斯人——一个军官和两个神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也很瞧不起这些人；拉斯科利尼科夫也明显地看出了他们的错误。

　　他本人也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大家都躲着他。最后甚至憎恨他了——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原因何在。大家都瞧不起他，嘲笑他，就连那些罪行比他严重得多的人也嘲笑他所犯的罪。

　　“你是老爷！”他们对他说。“你能拿斧头吗；这根本不是老爷干的事。”

　　大斋期①的第二周，轮到他和同一牢房的犯人去斋戒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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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复活节前的斋期，一共持续六个星期。

　　②按教堂规定的时间素食。祈祷，准备去忏悔和领圣餐。

　　他和其他人一道去教堂祈祷。他自己也不知是为了什么，——有一次发生了争吵；大家一下子全都起来疯狂地攻击他。

　　“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你不信上帝！”他们对他吼叫。“真该宰了你。”

　　他从来也没跟他们谈过上帝和宗教，他们却要把他当作一个不信神的人，杀死他；他不作声，也不反驳他们。有一个苦役犯人狂怒地朝他扑了过来；拉斯科利尼科夫沉着地、默默地等着他：他的眉毛动都不动，脸上的肌肉也没抖动过一下。一个押送他们的卫兵及时把他们隔开了——不然准会发生流血事件。

　　对他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也没解决：为什么他们大家都那么喜欢索尼娅？她并不巴结他们；他们难得碰到她，有时只是在大家干活的时候，她到那里去，只待一会儿，是为了去看他。然而大家都已经认识她了，知道她是跟着他来的，知道她怎样生活，住在哪里。她没给过他们钱，也没为他们特别效过力。只有一次，在圣诞节，她给监狱里的犯人们送来了馅饼和白面包。但是渐渐地在他们和索尼娅之间建立起了某些更为密切的关系：她代他们给他们的亲属写信，替他们把信送到邮局去。他们的亲属到城里来的时候，都根据他们的介绍，把带给他们的东西，甚至金钱交给索尼娅。他们的妻子或情人都认识她，常到她那里去。每当她到他们干活的地方去看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在路上遇到一批去干活的犯人的时候，犯人们都摘下帽子，向她问好：“妈妈，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你是我们的母亲，温柔的、最可爱的母亲！”这些粗野的、脸上刺了字①的苦役犯人对这个瘦小的女人说。她总是微笑着鞠躬还礼，大家都喜欢她对他们微笑。他们甚至喜欢她走路的姿态，总是回过头来目送着她，看她走路的样子，并且赞美她；甚至为了她是那么瘦小而赞美她，甚至不知道该赞美她什么才好。他们生了病，甚至去找她给他们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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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沙俄时期，被判处苦役的犯人要在额上和脸上刺上“KAT”（苦役犯的缩写）三个字母。贵族和妇女免于刺字。

　　斋期的最后几天和复活节的那一个星期，他都躺在医院里。病渐渐痊愈的时候，他记起了还在发烧和昏迷不醒的时候作的那些梦。病中他梦见，全世界注定要在一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的瘟疫中毁灭，这场瘟疫是从亚洲腹地蔓延到欧洲来的。所有人都必死无疑，只有很少几个才智超群的人得以幸免。发现了一种新的旋毛虫，一种能侵入人体的微生物。不过这些微生物是有智慧、有意志的精灵。身体里有了这种微生物的人立刻会变得像鬼魂附体一样，变成疯子。可是人们还从来，从来没有像这些病人那样自以为聪明过人，而且坚信真理。对于自己所作的决定、科学结论、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信仰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坚信不疑。一批批村庄、一座座城市，全体人民都传染上了这种瘟疫，都发疯了。大家都惶惶不安，互不了解，每个人都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看着别人都感到痛苦不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十分痛心。大家都不知道该审判谁，该如何审判，对于什么是恶，什么是善，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都不知道该认为什么人有罪，该为什么人辩护。他们怀着失去理性的仇恨，互相残杀。他们各自调集了大批军队，向对方发动进攻，但是在行军途中，这些军队却自相残杀起来，队伍混乱了，战士们互相攻击，互相砍、杀，人在咬人，人在吃人。一座座城市里整天鸣钟报警：召集所有的人，可是谁也不知道，是谁，又是为什么召集他们，然而大家都感到惊慌不安。大家都丢下了日常工作。因为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改良计划，而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农业荒废了。有些地方，人们聚集到一起，同意去做什么事情，发誓决不分离，但是话音未落，却立刻干起与自己刚才的建议完全相反的事情来：大家互相指责，斗殴，残杀。开始发生火灾，饥荒。所有人和一切事物都毁了。瘟疫在发展，继续到处蔓延。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够得救，这是一些心灵纯洁、才智超群的人，他们负有繁衍新人种和创造新生活的使命，他们将使大地焕然一新，彻底净化，然而谁也没在任何地方看到过这些人，谁也没听到过他们说的话和他们的声音。

　　使拉斯科利尼科夫异常苦恼的是：这毫无意义的梦呓竟在他的记忆里唤起如此悲哀和痛苦的感情，热病发作时梦中的印象竟这样长久地萦回不去。已经是复活节后的第二周；天气暖和，天空晴朗，春天到了；囚犯病房里的窗户打开了（窗上装了铁栅，窗外有哨兵巡逻）。在他生病期间，索尼娅只能在病房里探望了他两次；每次都得请求批准，而这是很困难的。但是她经常到医院的院子里来，站到窗前，特别是在傍晚，有时只是为了在院子里稍站一会儿，至少可以从远处望望病房里的窗户。有一天傍晚，已经差不多完全恢复健康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睡着了；醒来后，他无意中走到窗前，突然在远处，在医院大门附近看到了索尼娅。她站在那儿，好像在等待着什么。这时仿佛有个什么东西猛一下子刺穿了他的心；他颤栗了一下，赶快离开了窗边。第二天索尼娅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来；他发觉，自己在焦急不安地等着她。他终于出院了。回到监狱，他从囚犯们那里得知，索尼娅病了，睡在家里，哪里也不去。

　　他非常担心，托人去探望她。不久他得知，她的病并不危险。索尼娅也得知，他十分想念她，关心她，于是托人给他带去一张用铅笔写的条子，告诉他，她的病好多了，她只不过着了凉，有点儿感冒，她很快、很快就会到他干活的地方去和他见面。他看这张条子的时候，心在剧烈而痛苦地狂跳。

　　又是晴朗而暖和的一天。大清早六点钟的时候，他到河岸上去干活了，那儿的一座板棚里砌了一座烧建筑用石膏的焙烧炉，也是在那儿把石膏捣碎。去那儿干活的只有三个人。有一个囚犯和押送犯人的卫兵一道到要塞领工具去了；另一个犯人动手准备劈柴，把柴堆到焙烧炉里。拉斯科利尼科夫从板棚里出来，来到河边，坐到堆放在板棚旁的原木上，开始眺望那条宽阔、荒凉的河流。从高高的河岸上望去，四周一大片广袤的土地都呈现在眼前。从遥远的对岸隐隐约约传来了歌声。那里，洒满阳光、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帐篷宛如一个个黑点，依稀可辨。那里是自由的天地，那里住着与这里的人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那里的时间似乎停止了，仿佛亚伯拉罕①的时代和他的畜群还没有成为过去。拉斯科利尼科夫坐在河边，目不转睛地凝神眺望着；他渐渐陷入幻想和想象中；他什么也没想，但是某种忧虑却使他心情激动不安，使他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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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圣经》上说：古犹太人的族长亚伯拉罕大约生于纪元前二○○○年。

　　突然索尼娅在他身边出现了。她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这里，坐到他的旁边。时间还很早，清晨的寒气还没有减弱。她穿一件寒伧的旧大衣，头上包着绿色的头巾。她脸上还带着病容，十分消瘦，面色苍白。她亲切而高兴地对他微微一笑，却像往常一样，怯生生地向他伸过手来。

　　她把自己的手伸给他的时候总是怯生生地，有时甚至根本不把手伸给他，似乎害怕他会把她的手推开。他好像总是怀着厌恶的心情和她握手，见到她时总是好像感到遗憾，有时，在她来看他的这段时间里，他执拗地默默不语。有时她很怕他，经常是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回去。但是现在他们的手没有分开；他匆匆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垂下眼睛望着地下。只有他们两个人，谁也没看到他们。这时候押送犯人的卫兵把脸转过去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好像不知有什么突然把他举起来，丢到了她的脚下。他哭了，抱住了她的双膝。最初一瞬间她大吃一惊，吓得面无人色。她跳了起来，浑身发抖，望着他。但立刻，就在这一刹那，她什么都明白了。她的眼睛闪闪发光，露出无限幸福的神情；她明白了，她已经毫不怀疑，他爱她，无限地热爱她，这个时刻终于到了……

　　他们想要说话，可是谁也说不出来。他们都热泪盈眶。他们俩都面色苍白，两人都很瘦；但是在这两张仍然带有病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获得新生的未来的曙光。爱情使他们获得了新生，这一个人的心包含有另一颗心的无穷无尽的生活源泉。

　　他们决定等待和忍耐。他们还得等待七年；而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还有多少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无穷无尽的幸福啊！然而他获得了新生，他也知道这一点，已经获得新生的他以全身心充分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她——她只是为了使他活下去而活着！

　　那天晚上，牢房的门已经锁上以后，拉斯科利尼科夫躺在床板上想着她。这天他甚至好像觉得，似乎所有苦役犯人，他以前的那些敌人，已经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他了。他甚至主动跟他们说起话来，他们也亲切地回答他。现在他回想起这一切，不过，不是应该如此吗；难道现在不是一切都应该改变了吗？

　　他在想着她。他回想起，以前他经常折磨她，让她伤心；回想起她那苍白、消瘦的脸，但是这些回忆现在几乎并不使他感到痛苦；他知道，现在他会用多么无限的爱来补偿她所受的一切痛苦。

　　而且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呢，一切痛苦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在最初的感情冲动中，一切，就连他犯的罪，就连判决和流放，他都觉得好像是某种身外的、奇怪的、甚至仿佛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不过这天晚上他不能长久和固定地去想某一件事，不能把思想集中到某一件事情上去；而且现在他也并未有意识地作出任何决定；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些感觉。生活取代了雄辩，思想意识里应该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他枕头底下有一本福音书。他无意识地把它拿了出来。这本书是她的，就是她给他读拉撒路复活的那一本。刚开始服苦役的时候，他以为她会用宗教来折磨他，会和他谈福音书上的故事，把书硬塞给他。然而使他极为惊讶的是，她连一次也没跟他谈起这件事，连一次也没提出要给他福音书。在他生病前不久，他自己向她要这本书，她默默地给他把书带来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翻开过这本书。

　　现在他也没有把书翻开，不过有个想法在他脑子里突然一闪：“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至少她的感情，她的愿望……”

　　整整这一天，她心里也很激动，夜里甚至又生病了。但是她觉得那么幸福，几乎对自己的幸福感到害怕。七年，只不过七年！在他们的幸福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时他们俩都愿意把这七年看作七天。他甚至不知道，他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就获得新的生活，还必须为新生活付出昂贵的代价，必须在以后为它建立丰功伟绩……

　　不过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是他逐渐熟悉迄今为止还不知道的、新的现实的故事。这可以构成一部新小说的题材，——不过我们现在的这部小说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