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新教育

作者:陶行知 字数:9197 阅读:592 更新时间:2011/08/28

新中国与新教育

新中国与新教育

 

现在所要说的是新中国与新教育。我们先说新中国的敌人和日本的大陆政策,再说民族解放运动,然后说中国的出路。中国如果没有出路,新中国就新不来。新教育就是以新中国为目标的教育。现在依着这四个要点向诸位说说。

中国的敌人和日本的大陆政策

中国的敌人是谁?中国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军阀。日本的军阀推行他们的大陆政策,他们说,满洲定华北就定,华北定支那就定,支那定亚洲就定,亚洲定世界就大同。所以日本由沈阳而热河,而上海,而冀东,而福建,而汕头。九一八之后,中国土地在日本势力范围内的等于二十个江苏——这里有福建的同胞,何不算算看,究竟等于几个广东呢?中国究竟有多少个福建,多少个广东可供日本吞食?吞完了,我们要变成什么东西?吞完了,我们就要变成大家不肯变、不愿变的东西——亡国奴。所以,凡是不肯变不愿变的就该努力。

东北失陷后,东北的同胞究竟过的什么生活?东北的农人、学生、工人究竟过的什么生活?诸位也许完全知道,也许完全不知道,现在报告一下:

东北的农人,有的是田地,可是好的田地,日本人便要向他买,每亩值一百块钱的往往只给十元二十元,最多也不过二十元,就这样拿去了。有一个农夫,有些很好的田。日本人向他买,他说:“不能卖,田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卖,一亩一百块钱都不能卖。”日本人听了,不免大怒说:“好,你这农夫,好厉害。”于是绑在马腿上——拖起来,农夫本来身体很好,拖了二十里,放起来,还是一个农夫。日本人看了,好不生气道:“好,你这农夫,好厉害。”于是打、蹴,蹴了一腿,蹴掉一只眼珠,农夫眼珠没有了,但站起来,还是一个农夫。这是东北农人的生活。

东北的工人,有个朋友写信说:抚顺的矿工是全国最强壮的,差不多全中国军队没有一支比他强壮。可是,每人最多活四年,因为死的死得快,伤的更伤得快。同时佣主希望他死,不希望他伤,死的固然要发抚恤金,可是工人都是山东人,路途这样远,谁的家属知道他死,知道领抚恤金。伤的呢,今天打针要钱,明日开刀又要钱,谁愿意付出这些钱?于是,凡是伤的,抬到了医院,让他摆下,血流光了,也就自己会死,什么都不要了。不说抚顺的矿工,且说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生活,十二月运动之后,大家才知道得详细,简直是地狱的生活。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二人不能说话。现在各处实行强迫教育,日本纱厂是不许的,甚至连一本《平民千字课》都不可以有,有就开除;如果有一本《大众生活》,那不得了,那就要打,打了一顿,通知工部局,教他入狱去。上海工厂工作时间,大家是十二小时,日本纱厂的是十三小时,每礼拜还有一天是十八小时的。我们记得上海日本纱厂有个工人叫梅世钧的,给日本佣主打死的原因是这样:梅世钧曾做过十九路军的士兵,照了一张武装相片,放在衣袋里做纪念,并且时常要拿出来看,给日本雇主看到了,说他是捣乱分子,给他一个巴掌。梅世钧本来晓得拳术的,见他来了一掌,接了这掌,回过一拳,那日本人倒地了。另外一个日本人见了,给他一腿,梅世钧接了这腿,回过一拳,那日本人又照样倒地了。那两个日本人倒在地上,吹叫子,叫子一吹,来了五六个人,将梅世钧痛击一回。打完了,摔在门外,过了三四日,也就死了。这是九一八以后,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生活。

我们要知道梅世钧的死,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死,他是我们四万万人的代表,他是为抵抗而死的。我们四万万个人,应该有梅世钧的精神,抵抗的精神。

现在来说学生的生活。九一八之后,东北学生,日语就是国语,国语自然是外国语了。天津图书馆,凡是谈到抵抗日本的书都被丢进水沟里去。如果有人在讲台上谈到抗日的问题,便有汉奸去报告,过了几天,这在讲台上谈到抗日的就会失踪,永远不见了。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可是,有人看到日本军营,往往用汽车装载麻袋,麻袋装得满满的,究竟装的什么东西?谁也不能知道。汽车将麻袋运到海边,运进轮船里头,轮船载了麻袋向海洋去,不久,轮船回来了,麻袋也就不见了。失踪的人,至今不知多少。

日本实在是你退一步,他进两步的。所以说他得了东四省就会停止,这是书呆子的话。说得了华北就会停止,这也是书呆子的话。实在日本就取得中国的全部,也还是不会停止的。

 

民族解放运动

 

现在来说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是去年十二月九号开始的。这种运动可是说是十二月运动。十二月运动和以前的五四运动不同,十二月运动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都要牺牲的。当时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翱翔,中国军队在长官命令下排着刺刀,十二月运动的学生就从飞机和刺刀的威吓中冲过。十二月十六日那天,城内的学生和城外的学生约好到一个地方会合,中国长官知道了,马上派了军警将城门把住,城内的学生走不出城,于是冲锋,女学生做了冲锋队,四个一排,手拉着手冲出去。

这一天,军队在城门布置的防线共有四道:第一道防线,警察手里拿着木棍子;第二道防线是水龙;第三道防线是刺刀;第四道防线是机关枪。中国军队布置四道防线,不是抵抗侵略中国的敌人,却是抵抗举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学生。

举行民族解放的学生,到了第一道防线,警察举起木棍子向前要打,大家叫口号,说:“中国人应该救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警察手里的木棍子不动了,变成棉花了。到了第二道防线,因为水龙喳喳的冲,并且又冲得远,口号的声浪不能激动军警的天良,所以冲锋的尽冲锋,冲水的尽冲水,在天冰地冻的十二月,学生们都被冲得几乎变成冰人,跌的跌,挤的挤,一直到第三道防线。第三道防线因为是刺刀,所以流血的二百余人。

十二月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地方,是将全国国民,一齐唤醒。中国人民的觉悟,是二百余学生的血换来的。

十二月十八日,学生运动的风气传到天津,日兵用刺刀挑学生,学生怒极了,签名组成敢死队的一百人。有些原来不愿加入敢死队的,看到那一百人冲去了,在后头叫着:“不要跑,我们也要来!”于是,这里八百,那里三百,不到一刻,凑了四千,打算冲到日本租界去拼命。日租界当局知道了,铁门一拉,布了铁丝网,通了电流,教学生队伍冲不过去。学生在铁门前大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勇气的快出来!”叫了好久,终于没有人敢出来,所以,这一天无人流血。

再说上海学生运动。上海的学生由复旦学生率领赴京请愿抗日,南京方面说,有话可以写信来,不必派代表。学生,南京是中国的地方,我们是中国人,为何不能去呢?南京方面无法,致电各校校长,竭力制止,但没有效果,又叫保安队防守北站。学生到北站,见了保安队,大呼口号,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保安队手里的竹棍,也终于无用。学生在北站停了好久,车站中的人忽叫他们上车,说要送他们到南京去。学生有的欢喜,有的怀疑。可是,终于一齐上了火车,向前进发。火车进行中,两个学机械的学生,看着司机人开车,暗暗记好,车到半途,忽然停止,司机人下车后,一去不来。这时车站有人在旁讪笑说:“看你们学生,再厉害到哪里?”可是不久,火车动了,学机械的两个个学生自己开车前进。当局无法,叫人拆去路轨,使火车不能前进。可是,另一部分学生,用铁钳把后面的铁轨拆来接在前面,继续将火车开动。当局迫得没有办法,即刻派了三千大兵到无锡去抵抗。他们不是抵抗外寇的侵略,是抵抗爱国的学生。

学生无法,又不愿使政府蒙屠杀学生的罪名,就折回上海。

农人本来是乡愚,可是,现在却自己成立救国会。华北各地,无不如此。在天津,土肥原可用两毛钱收买一个汉奸,教他穿起“要求自治”的衣服;可是,在乡下却不行,卖劣货的也要赶、打,不让进来。

不说小孩说老人。上海九七老人马相伯④,每天写信做文章,勉励爱国青年,鼓吹救国。有人说他给我包围了,荙是我给他包围了。因为他做了文章就打电话叫我去看,看了自然觉得非常好,好就要给他拿到报上发表。实在他是包围我,不是我包围他。

上海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现年六十三岁,是个老少年。今年“一二八”和我一齐去祭“一二八”死难的无名英雄,走了三四十里,他一点都不觉到疲乏。今年五月三十日,看到一张照片,两个人在前头走,细看时,前有须的那一个就是先生,原来他又领着青年们祭烈士墓去了。先生自己做了一首诗,是问答体的。问的是:“我问你,你这六十三岁的老人,你终日奔跑,你恐怕被包括在白色汉奸或红色汉奸的里头了!”答的是:“不,因为我是中国人。”第二句还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第三句还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照上面所报告的看,无论老、少、男、女,凡是不愿做亡国妈的,都要起来了!

 

中国的出路

 

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日人侵我不全吞中国不止。所以,有笔杆的人,就要用笔杆抵抗;有钱的人,要用钱来抵抗;有主义的人,要用他的主义来抵抗。无论是经济,是文化,是武力,都可抵抗,都应该抵抗。

人身好比国家,白血球好比军队。白血球杀灭病菌,碰到就杀,否则被杀。只有杀敌或被杀的两条路。无论是来虎烈拉⑤病,或是重伤风病,他都不能停一下,说声:“虎烈拉先生,或是重伤风先生,请你等一回,让我来预备一下。”如果白血球是这样的畏惧、妥协,那我今日就不会在这里说话,老早进了棺材了。军队也是这样,敌人一来,就要全体总动员,出来抵抗。能够这样,请问谁还敢来侵略呢?可见要保国唯有抵抗。可是,单靠一个人的抵抗不够。靠前进的青年么?请问有多少前进的青年?所以靠前进青年抵抗也还是不够;就是靠一党一派来抵抗也还是不够,如果由一党包办抵抗,另一党就不服。如此一来,一党力量原已单薄,如果还要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压制敌党,自然不足以抗强寇了。并且如果这一党包办抗敌,那一党就要观望,有时不只观望,说不定还要抽他一腿。所以一党包办抗日,实在不当。如果由一党包办抗日,到后来一定弄到我打你,你打我,自己打自己,给旁边的老虎吞去。如果老虎真的有了这一个机会,那他今日有得吃,明日有得吃,后日又有得吃,实在感激不尽。不过,我们能让老虎把自己吞去吗?所以我们不救国则已,如要救国,就该联合起来。联合不是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志同道合的人,他本来已经是合的,还须联么?所谓联合,是联合各党各派的人,各党各派的人如果以前是打架的,现在就该停手,把旧帐搁在一边,以后再算,大家马上妥协携手!一齐来打共同的敌人。

譬如坐船,没有风浪,没有变故,我们就可起来辨论,起来谈天。好像我是倡用新文字的,你是反对新文字、保守旧文字的。我说新文字很好,你说新文字不好,旧文字更好。我说旧文字好像裹脚布,裹脚布把脚缠,缠,缠,缠得你的脚变成三寸金莲,旧文字把头缠,缠,缠,缠得你的头变成三寸金头。你说,新文字看来,一串那么长,长得非常难看,吃下肚子不消化。于是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大家打了起来。如果这时船着了火,那么大家就该罢手,联合起来救火。火救完了,大家没有事了,或者你爱惜旧文字的人已经在抽大烟了,我这时候,没有事做,那么,我当然可以问你说:“喂,你说新文字不好,究竟还有什么不好?”你当然也可同样的问我。又如船到中途,遇了强盗,那我们自然也需抗了强盗再来说话。

联合战线,就是这么说,大的敌人在前,小的冤仇应搁起,否则,大家都要做成亡国奴,不好过。我死不怕,怕做亡国奴。我们要明白,我们如果做了亡国奴,不只我们要做,世世代代,连我们的子孙小孩,都要做小亡国奴。

联合什么呢?第一要联合中国目前的四大力量。四大力量联合,才可以抗日。第一要联合是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二百万军队;第二是西南的兵力;第三是中国的红军;第四是老百姓——无论任何力量,撇开老百姓就不能抗日救国。

有人说主义不同,联合不来。其实不然。以前法国反苏联,现时苏法对德国有共同的戒心,就携手了。所以,无大敌在前,要他联合,恐不容易;大敌在前,要他联合,即有可能。有可能而偏咬定说不可能,那就混帐!

联合要谈到开门主义,开门就是不要任何一党一派包办抗日。要大家联合战线,一齐抗日。然倡言联合的人,又不能成为联合战线派,同时指人家为非联合战线派、妥协派、改良派。如果这样,那就犯大错误,那简直是关上了门,教人家进不来了。开门又不是开我家的门,是开战场之门。战场之门一开,凡是能为中华民族战斗之士,都可进来。开门又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开门,给我们进国民党或共产党去。如果那样,那就大家都窘,大家都不好受。开门,是开战斗之门,对日抗战。

抗日固然要前进的青年,可是有些青年,自己看了几本书,或者几本《大众生活》,就自命为前进,骂人家不前进、落伍,连落伍也变成敌人。这样的前进青年绝不是前进青年。前进青年是要领导落伍者一齐前进的;如果将落伍者变为敌人,那就打不胜打了。

 

新中国的新教育

 

四种力量联合了,不单可以打退日本,并且可以造成新中国。新中国的新教育就应该根据这一点。否则就有教育也不过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那读书的也不过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中国的新教育,应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促成联合战线,不惟要促成,并且要推动;应认明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培养中国的斗士。

我们的目的既定,技术如何?我们技术方面,有四个办法:

第一、我们应该认社会做学校。破庙、亭子间、晒台、客厅、一片空地都是现成的学校,中国不须再造几千百万的学校,就有几千百万的学校。

第二、我们应该即知即传。我们今日所知的事,今日即传给别人,我传你,你传他,大家教来教去。同样,学生今日学的,今晚就可教给别人,一人可教十人八人,多至三四十人,少至一人二人。如果你不肯教人,我也就不必教你。中华民族小小的这一点事,你都不肯帮忙,我教了你,将来大了,也是一个败类,实在无须教你。

中国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颅里边装,学问一装,头颅就大,越装越大,再装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颅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我这回到星加坡⑥,听说星加坡的中国人,十人有八人不认得字。如果十人仅有八人不认得字,有二人认得字,那倒容易。认得字的二人,每人教四个人就得了。

第三、要有新文字。新文字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大家都要抗日救国,枪杆对外,大家携手、妥协,等到共同的敌人打完了再说。

学学文字只要三四分钱,时间不过个把月,学会了,就可以看新文字印成的报。现在广东话的、客家话、福建话的新文字都已出世,很便当了。文字写出来要可以听得懂,愿意听。不过学新文字,汉字也不能丢掉。(所谓新文字即最近风行海内之罗马字母拼音字)。

第四、用汉字写文章,要写得人家听得懂。最好请教四位先生,这四位先生也是不要花钱的:

一、是耳朵――写了文章,要读给耳朵听,看看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听得懂。

二、是老妈子――写了文章最好读给家内的老妈子听,问她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使她听得懂。

三、是人力车夫――也是一样,读给他听,不懂改到懂。

四、是小孩子――还是一样,读给他听,从中改好。

这些先生,有时可以把我们的文章改得非常的好,好得自己想不到的好。记得有一回,南京小先生们成立一所“自动学校”,这名目已经来得可喜,所以我寄一首诗去送他们,道:

    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不到三天,他们回信说,好是很好,可是里头有一个要改,“大孩教小孩”,难道小孩不会教大孩吗?“大孩自动”,难道小孩不能自动吗?所以“大”字要改在“小”字,“大孩自动教小孩”一句,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真佩服极了。

新教育和老教育不同之点,是老教育坐而听,不能起而行,新教育却是有行动的。譬如抗日救国,须有行动,可是,行动又不能错误,所以要有理论。“抗日救国”是目标,“联合战线”是步骤,新中国将从行动中生出来!

 

[注释]

①本篇原载1936年7月31日香港《生活日报》,系7月16日下午陶行知应邀在新加坡青年励志社的演讲。主持者为义安会馆潘醒农,黄虹笔记。7月17日《南洋商报》曾发消息云:“听者约300余人,后来者未能占得一席,然皆环立远听,全无倦容。先生演讲精彩处,辄闻掌声四起,其得听众同情,足见一斑。”

  据同年7月16日《总汇新报》报道,7月15日下午陶往怡和轩俱乐部晤陈嘉庚,商谈有关中央与西南军政大局。陶谓:“国内民众向来都很重视华侨公意,希望此间华侨运用方法,极力电阻双方发生内战。”

  ②支那 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地人称中国为China的译音。近代日本等国也有人这样称呼中国。

③工部局 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旧中国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

④马相伯(1840-1939) 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清末多次任外交使节,支持戊戍变法。在上海先后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民国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反对袁世凯称帝。“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国会工作,被誉为爱国老人。

⑤虎烈拉 即霍乱。

⑥星加坡 今译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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