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返回英国的最初两年。剑桥和伦敦

　　由于日夜在邮车上颠簸，达尔文在上路的第一天自然感到疲倦，特别是在长时期的晕船使他几乎处于半死状态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当他的邮车驱近故乡的城市时，英国的田野、菜园和森林使他愈来愈感到高兴。十月四日，他回到施鲁斯伯里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因此他在一家旅店里住下，决定不在夜里惊动亲人。第二天，快吃早饭时他来到了芒特。他看到父亲和姐妹们都很健康，和离开他们时的样子差不多。只有父亲在离别五年间有些衰老了。父亲满意地打量着儿子高高的个子（他现在能为儿子感到自豪），对女儿们高兴地喊道：“瞧，他的头型甚至全变了”！姐妹们都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在她们面前的仍然是那个可爱而善良的兄弟，和从前一样，用他那含情的眼光看着她们。但是，父亲的话里有很多是正确的。五年的旅行生活使查理大大变样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向自己提出并解决了许多科学问题（主要是地质方面的问题）的人，他已经是一个发展了自己的意志的人，他已经习惯于经常精力充沛地进行劳动和观察，习惯于遵守体力纪律和脑力纪律。
　　这种纪律和孜孜不倦的精神立即表现出来。在旅行中，每到一个新地点，“第二天”他就登上山顶，观察新的地方，并着手搜集材料；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现在，在施鲁斯伯里也是这样，第二天他就登上了自己的“山顶”，从那里可以最清楚地观察自己将要活动的“场所”，带回来的搜集品要求按专家的意见进行分类加工；要作关于“贝格尔”号的报告；要写一系列的在他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地质著作（火山岛的地质、南美洲的地质、珊瑚礁的理论），然后关于与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分布有关的“物种”问题也要解决；《旅行日记》要准备出版（这部日记在旅途中连同详细的材料一起分批寄到了施鲁斯伯里）。在达尔文看来，他始终不渝的忠诚朋友汉斯罗，就好象是这样的“山顶”，从这里可以最清楚地观察到所有这一切。达尔文必须尽快地“向自己的首席海军大臣”（这是达尔文在旅行结束时从路上写信给汉斯罗时对他开玩笑的称呼）作一番自我介绍。达尔文要亲自同汉斯罗谈一谈，因为他知道，汉斯罗不仅在他的一切创新中会给他出最好的主意，而且还会帮他的忙。
　　虽然达尔文“由于同亲人见面而高兴得头脑完全发了昏”，但他真的“第二天”就写信给汉斯罗，询问汉斯罗是否在剑桥。同一天，他还给那位同自己亲密相处多年的舰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为了欢迎查理先生的归来，仆人们都痛饮了一番。信写得特别亲热，全是“最好的话”。
　　把搜集品加以分类，以便进一步整理和确定，这在开始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达尔文的熟人、待他十分友好的赖尔劝他，他应当亲自研究地质学。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奥温不反对解剖一些用酒精浸制的动物。当时担任伦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格兰特准备研究某些珊瑚。但是，起初谁也没有准备去建立完整的队伍。一些博物学家不参加，许多象昆虫学家雅瑞尔这样的人则忙于其他工作。汉斯罗建议把动物的各科在剑桥的博物学家中加以分配。达尔文把这当作工作中第一阶段的计划，因为在剑桥享有崇高威望的汉斯罗所给予的帮助，在他看来是重要的。他打算在剑桥度过几个月并在那里开始自己的工作。然后达尔文认为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移到“污秽的、可憎的伦敦”去，因为在那里，只有他在场，才能推动专家们对旅行期间搜集的动物资料进行研究。但是，他不喜欢伦敦的那些动物学家。他曾出席过动物学会的一次会议，看到与会者“用那种与有教育的人的身份不相称的腔调相互攻击……”
　　于是，达尔文就着手实现自己的打算。十月底，他把自己的东西和搜集品从“贝格尔”号上卸下来运往剑桥。在伦敦，达尔文结识了许多大博物学家。其中，赖尔表现得非常热情，他对达尔文的计划非常关心，并且产生了兴趣。要是我们回忆一下，英国的那些老地质学家们，曾经如何仇视赖尔的唯一神教派，他的地质学思想在传播并被人接受方面曾遇到过多么大的困难，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赖尔会对达尔文采取这样的态度了。达尔文不仅热烈地拥护赖尔的地质学思想，而且还准备在地质学方面超过他这位老师。因此，赖尔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达尔文旅行归来。当“贝格尔”号还在新西兰时，赖尔就写信给塞治威克说：“我由于盼望达尔文的归来，感到非常的寂寞。我希望你们在剑桥不要把他独占了。”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对赖尔曾经作了多么高的评价，而赖尔在发展达尔文的地质学思想和生物学思想方面又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可见，他们彼此之间是互相需要的，因此，他们两人在相识之后彼此都相当满意，并且很快就成了朋友，这是毫不奇怪的。赖尔当时年近四十岁。达尔文不久就被选为地质学会会员，接着又被选为动物学会会员。
　　十一月，达尔文来到梅尔的韦季武德家，在那里，人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他，因为有关他取得成就的名声已经遐迩皆知了。所有远亲都被邀请来“看他”。埃玛很想向他详细询问关于旅行的情况，不过她又担心由于自己对查理到过的那些国家知道得太少，他会不乐意给她讲的。她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查理一直在非常亲切地谈论，人们毫不客气地向他提了很多问题。正如埃玛在一封信中写的那样，他的姐姐卡罗莉娜是“那样地为他感到幸福和骄傲，以致看到她就使人感到高兴”。谈论的话题还有达尔文的日记，日记是同信件和科学札记一起由达尔文分批寄往家中的，因此他的姐妹们早已知道了。菲茨·罗伊看了这本日记后，建议把它同自己的日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读物出版。姐妹们和埃玛却坚持一定要把达尔文的日记同舰长的报告分开出版。
　　正如达尔文所预计的那样，他在剑桥度过了冬天，他是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来到剑桥的。起初，他住在亲切热情的汉斯罗那里，后来他租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在剑桥呆的时间拖长了，因为他想在这里检查完他的地质搜集品（米勒教授在这里鉴定了他的矿物和矿石），此外，他还下很大功夫致力于《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达尔文已经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基督学院曾经享有很高声望的大学生了！“走过学院的院子时，对任何一间屋子住的人都不认识”，这使他感到闷闷不乐。不过现在，每天晚上仍有一些好朋友聚集在他那里，看来，这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他始终坚持的活动。他在给詹宁斯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丰盛的宴会和其他的诱惑”使剑桥成了“一个不好的工作地点”。这年冬天，他作的最初几个报告是：在动物学会上作了《关于美洲鸵鸟》的简短报告，在地质学会上作《关于智利海岸新的上升》的简短报告。
　　一八三七年春天，三月六日，达尔文从剑桥来到伦敦，安顿在大马尔勃罗大街（他哥哥伊拉司马斯就住在这条街上不远的地方），一直住到九月，在这期间他主要是对《日记》进行加工。菲茨·罗伊舰长出版了描述他乘“贝格尔”号作两次旅行的著作。第一卷描述的是他于一八二六——一八三○年在金克率领下的旅行，第二卷描写的是有达尔文参加的一八三一——一八三六年的旅行；第三卷应该是达尔文写的《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但是，达尔文在日记中所遵循的不是时间的顺序，而是地理的顺序；他正确地认为，把注意力放到对访问国的描写方面，这对读者来说要更容易理解一些，在这种描写中，他有意包括了动物的生活方式、地质考察、风景描写以及个人的印象。他在六月份写完日记之后，正如他给福克司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给自己放了假”，动身到施鲁斯伯里去。但《日记》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需要最后整理好，以便付印，然后还要看校样。如果不知道达尔文在旅行期间已经对《日记》作过认真的修改，那就会对达尔文整理《日记》的速度感到惊奇。剩下来的只是要对那些只有在专家的参与下才能弄清楚的最有意义的航行结果作一些压缩和补充。
　　在“贝格尔”号上，菲茨·罗伊的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的旅行南美和周游世界的著作，达尔文当然经常地研究这些著作。在旅行期间，达尔文广泛地奉行着培根的箴言（他后来把这个箴言介绍给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要他们注意）：“阅读使人全面，商谈使人有经验，而写作则使人准确”。
　　达尔文在结束《日记》时，再一次重新考虑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留给他的印象。而物种起源问题又非常复杂地摆在他的面前。他认为，应当学习赖尔在地质学方面作出的榜样，首先搜集与动植物的变异现象有某种关系的事实。达尔文，正如他本人在自传中所说的，是以真正的培根精神在工作的，他不受任何带有偏见的理论的影响，广泛地搜集主要与人工培育的品种有关的事实，利用出版的著作，同有经验的畜牧家和植物栽培学家保持联系。七月份，他开始第一本关于物种问题笔记的写作。
　　在这个期间，达尔文还作了两个地质报告（关于《南美的巨漂砾》和关于地震），这两个报告受到了地质界的赞扬。
　　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忙过。这种活动是符合他的科学愿望的，但是留给他从事其他工作的时间就太少了。在旅行结束时，他曾向往将来能生活在施鲁斯伯里，生活在他亲爱的父亲和姐妹们中间，而现在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故乡小住。
　　看来，查理来到伦敦和赖尔的援助，对他为《‘贝格尔’号的动物学》①一书搜集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是有帮助的，这本书应当根据准备情况出版成一些单独的论文或篇章，以使作者不至于相互阻碍。那些自以为博学多才曾吓唬过达尔文的植物学家，开始对他有好感了。他在写给詹宁斯的信中说：“请告诉汉期罗，我认为我的那些化石树已熔化了布朗（著名植物学家罗·布朗）的铁石心肠，因为他谈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植物，而以前对于这些植物他却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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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是简称。指《在“贝格尔”号上航行期间的动物学》一书——编者注

　　雕刻《‘贝格尔’号的动物学》一文中的统计表和插图是要花钱的，而达尔文在预先得到林纳学会关于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是有意义的这一保证后，便设法得到政府的补助金，作为出版这篇论文的开支。他的请求无条件地被接受了，财政大臣只是请他“最合理地”使用拨出的一千英镑，这当然符合达尔文本人的愿望。
　　但是，生活在伦敦使达尔文感到难受，因为伦敦是一个“烟雾迷漫的地方，一个人在这里要失去一大部分最好的生活享受”。达尔文不能够充分地“在大自然里散步”，而散步则是他由衷喜爱的活动。主要的问题是，他所从事的大量工作在一八三七年秋天影响了他的健康。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他持续了一生的疾病。其病状是：消化不良、头晕、眼花和易受刺激，这后一种病使他不能参加社交。
　　关于病因，众说纷纭。当“贝格尔”号还未启航时，达尔文在德文港患的心悸很可能是病的起因。他在“贝格尔”号的他得病的原因。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因为不管在海上晕船多么厉害，时间多么久，它也不是在陆上长期患病的原因。查理的父亲认为查理在瓦尔帕来索害的病是他不健康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医学虽然还没有查出所有的病因，但是，查理在后来的整个一生中每逢体质减弱时就感到非常难受这一事实说明，在他的血液里存在有病原。
　　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认为达尔文的病是由于先天体质虚弱而造成的。有些医生认为达尔文患的是“神经官能症”或“慢性神经衰弱”。我们认为，达尔文父亲关于“体外病原体”在身体内起了作用的推测可能性最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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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当然，这个问题纯粹是医学上的问题，应当由专家们去解决。但是就连医生们关于病因的意见也是极不相同的。

　　达尔文在繁忙中休息了一个月，他到了施鲁斯伯里和梅尔，甚至到怀特岛拜访了福克司。大概，他在梅尔期间，曾对蚯蚓和蚯蚓对土壤形成的作用作了首次考察。他在一封信中提到，关于蚯蚓对这个过程的作用的思想是他的“舅父乔斯”的。深秋时分，他在地质学会作了一个《关于腐植土在蚯蚓作用下的形成》的报告。无论是在航行期间，还是在这以后的最初几年，一般说来，达尔文虽然首先是一个广义上的“博物学家”，但是他用的时间最多的却是在地质学方面。他从航行中带回了那么多这方面的新东西，那么多用崭新的、没有丧失其战斗意义的赖尔的观点来说明的东西，以致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就作出很多不同的饶有兴趣的报告。
　　地质学会很自然地希望这个在地质学方面崭露头角的巨人能参加学会工作，因此打算邀请达尔文担任学会的秘书。达尔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婉言谢绝，借口自己在英国地质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况且秘书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而这就会把自己的地质著作推迟。但是，一八三八年二月十六日，他终于接受了坚持要他担任的秘书工作。
　　在此以前，他就为收到即将出版的《日记》校样感到高兴。虽然他也曾对校样中印错了那么多的字而感到生气，但是光滑的纸张和清晰的印刷物使未来的这部书具有一种招人喜欢的外表，给作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有好几个晚上，他默默地、惊讶地凝视着他从印刷厂得到的第一卷的第一页……”他在给汉斯罗的信中对自己成了作家这一点表示惊讶：“即使我活到八十岁，我也不能不为人们把我看成作家而感到惊讶。如果有谁在我旅行之前的夏天说我将成为一个作家的话，这会使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象说我要成为一个天使那样的不可能”。
　　为了不再使用《日记》这一书名，比如说，该书第一版在一八三九年初是以《皇家军舰‘冒险’号和‘贝格尔’号的勘测航行记》（一八二六——一八三六）第三卷这样的形式出版的，它描写了这两只军舰对南美南岸的调查和“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的情况。《一个博物学家的日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同年，报告的出版者科尔伯以特殊的印数出版了（达尔文的）第三卷，取消了总书名，改为这样的标题：《‘贝格尔’号（一八三二——一八三六年）在舰长菲茨·罗伊率领下对访问各国的地质学和自然史的考察日记，查理·达尔文（科学硕士、皇家协会会员、地质学会秘书）》。过了三年，该书又印了一次。关于修订的第二版，我们下面再谈。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达尔文在一八三七年冬至一八三八年期间，首先考虑的是他在“贝格尔”号旅行时所搜集的动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材料，而且当时连关于物种问题的第一个笔记的评语也都有了。例如，后来他在九月间给赖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最近，我可悲地受到了使我懒惰的诱惑（这是仅就纯粹地质学方面的情况而言），这就是由于大量的·新·观·点经常不断地涌现在我心头而使我懒惰，它们同·物·种问题有关。一本又一本笔记抄满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着重号是达尔文加的）聚集在一些次要法则的周围……”我们只是从一本笔记里，大概是从第一本笔记里，知道了达尔文的儿子，达尔文传记的作者弗朗西斯·达尔文所刊印的一些片断。达尔文在从福克司那里得知关于某些动物杂交的情况之后，写信给福克司（六月），表示了如下一种志愿，有朝一日他一定能“在物种和变种这一最复杂的课目中”有所作为。
　　很可能，如弗朗西斯·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达尔文就是从这第一本笔记中选取了最有趣的几页；这本笔记中剩下来的和弗朗西斯·达尔文所发表的一切也都是很有趣的。我们现在来谈谈某些笔记。如果在绝灭的和现代的种类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达尔文确信美洲的贫齿动物就有这种联系，此外，澳洲的袋鼠当时也形成了这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就是繁殖。他在笔记中写道：“连续的繁殖说明，为什么现代的动物属于已经绝灭的类型；这是一条几乎已被证明了的规律……如果不改变，它们就会绝灭，象金莱茵特苹果一样；这是物种的一代，象是特殊种族的一代一样……如果一种·物·种产生出其他的·物·种，他们的族就不会彻底灭亡；象用种子进行繁殖的金莱茵特苹果那样，可以继续存在，否则就会全部绝灭”。
　　这里应当说明，达尔文在引用“金莱茵特苹果”这个比喻时，意味着什么。果树栽培家帕什凯维奇是这样解释这一点的：“金莱茵特苹果”是英国苹果的一个品种，它具有无性繁殖的能力。著名的植物栽培学家怀特提出了关于果树品种的永久性问题，并得出结论说：那些在几个世纪期间靠嫁接来繁殖（无性繁殖）而不更新种植地块的品种（其中包括“金莱茵特苹果”）正在绝种。要使它们不绝灭，就必须用种子进行繁殖。达尔文说，一些物种如果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而不发生变化，那就会象无性繁殖而无变化的“金莱茵特苹果”一样而遭到绝灭。
　　“如果一种物种产生出其它的物种，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发生变异的话，它们的族就不会彻底灭亡，因为它们就象用种子进行繁殖的‘金莱茵特苹果’一样而继续存在。”
　　地理扩展方面的事实也向达尔文提出了进化的说明。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动物属于一定的类型，这一定有某种原因。为什么羚羊在非洲，而袋鼠却在澳洲？当然，这不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创造者，而是因为“羚羊的共同祖先在非洲，而袋鼠的祖先在澳洲”。这不能不使他提出关于现代的贫齿动物和绝灭的贫齿动物之间的种属问题。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在南美洲，大懒兽弟兄，即现在已经绝灭的犰狳的叔伯可能是所有犰狳的祖先”。但是，绝灭的种类是否总要留下后代呢？他在笔记中接着指出：“如果个体不能繁殖，它就没有后代，物种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指出，古生的马在一个地方留下了后代，这就是现在还生存着的南美洲的斑马，而在北美洲，它却已经绝灭了，没有留下后代。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绝灭取决于什么呢？他把新的想法记了下来：“至于说到绝灭，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鸵鸟的变种可能适应性很差，因而必将绝灭，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象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反舌鶫那样，处在有利的条件下而大大地繁殖起来。这一切都依据于这样一个原则：在狭小境域内的繁殖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引起的不断变异，在适应于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和发展。因此，物种的绝灭是由于不适应环境的结果（与美洲的情况相反）。”
　　弗朗西斯·达尔文指出了这一处文字，虽然他认为这是个“表达得有点含混的”一处文字，但在这里毕竟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最适应者得以保存的原则，并注意到，达尔文在了解马尔萨斯学说以前就写出了这个原则。因此，弗朗西斯·达尔文是正确的，他说：“我毫不怀疑，只要他（查理·达尔文）知道生物是相互依附的，并且具有它们的生存条件是残酷的这方面的知识，他的经验就一定会形成为一种理论，有了这种理论，勿须求助于马尔萨斯也能够工作。”
　　人来源于动物这一点没有使他这个既喜欢野生动物、又喜欢家养动物的博物学家，象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甚至包括赖尔）那样，产生某种厌恶的情感。达尔文写道：“如果让我们任意假设一下的话，那么，动物，即在痛苦、疾病、死亡、苦难和饥饿中的·弟·兄，我们在最艰难的工作中的奴隶，我们在欢乐与共中的同志，——所有这一切也许会使它们通往同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来源——·会·使·我·们·所·有·的·人·溶·合·在·一·起。。（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他在用进化论说明所有生物的历史发展时，同他在进行伟大的总结以前以及进行伟大的总结期间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状况都进行了对比。他感觉到，他的理论不能不遇到类似的反对意见。他写道：“在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以前，可以说用一个规律来说明所有星球的运动，正如用一个规律来说明一个星球的运动一样，都是困难的。人们也可能说，这对于所有哺乳动物是一个来源这一点来说似乎什么也没有说明（如果我们打算说明的话）……”“天文学家曾经说过，上帝预先确定了每个星球要按照自己的特殊轨道运行。同样，上帝也要求每个动物在一定的国家里以一定的形式创造出来；但是这种要求的威力是多么简单而又多么雄伟：让万有引力按照一定的规律发挥作用吧，这将会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让动物创造出来吧，那时它们的后代将按照一代被另一代所代替的固定规律而成为同样的动物。”
　　我们根据笔记中这些仓促作出的评论看到，达尔文在这个时期明确地向自己提出了进化原因的问题，对于进化他已经不再怀疑了，为了弄清进化的原因，他认为必须研究生物的适应性以及生物的性质、构成和本能。如果他的理论取得了胜利，他想在他的面前将会展现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极其广阔的前景。他写道：“我的理论将赋予现代（类型）和古生代（类型）比较解剖学以重要性：它将导致对本能、遗传、智力遗传以及整个形而上学的研究。它将导致对杂交、再生、变化原因的详细考察，以便了解·我·们·是·从·哪·里·起·源·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和向何处发展，什么情况有助于杂交，什么情况妨碍杂交，——这种情况和对物种构成中直接过渡的观察，能够导致变化规律的发现，而这种规律会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将指导我们的认识。”
　　一八三八年上半年，达尔文忙于对旅行期间所从事的动物学和地质学作总结。这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便决定到剑桥自己的朋友们那里去几天，并住在汉斯罗那里，晚上汉斯罗那里聚集了很多人。达尔文认识了教阿拉伯语和犹太语的李教授，并拜访了地质学家塞治威克。
　　在剑桥的休息对达尔文起了很好的作用。他终于恢复了健康；于是决定到苏格兰去游览一番，他从格拉斯哥出发，到了英威涅斯山谷，在这里他住了八天，研究了类似罗埃河谷的地质学上的阶地。天气非常好。在令人讨厌的伦敦生活以后，达尔文对苏格兰的大自然感到特别愉快，对那美丽的晚霞非常欣赏。他在给赖尔的信中说，他所登上的第一个火山岛和第一个火山口，甚至他所通过的科迪列拉山脉也未必能象罗埃河谷那样使他如此喜欢。
　　同年夏天，他回到伦敦以后，写了关于这些阶地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会报》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后来达尔文一直为这篇文章感到羞愧，这篇文章，就象他后来认识到的那样，对他来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结论中利用排他的方法的一个教训。在他之前，劳格、迪克和马卡洛克都认为，罗埃河谷的阶地是一些湖泊的沉积物，而这些湖泊则是由一些山岩和冲积层构成的堤坝形成的。达尔文认为，既不能用岩石也不能用土堤来截住水流，他驳斥了任何“湖泊的”理论而采用了唯一剩下的说明——海的活动。后来对这些阶地的形成是用冰川块构成的堤坝来说明的。可以用来作为对达尔文进行辩解的理由的是，在四十年代，整个冰川的地质活动还很少被说明，至于在苏格兰（就象在南美洲一样）所遇到的那些漂石，根据赖尔的解释，说它们是在漂浮的冰块上经过大海而被带到这里来的，由此就产生了“巨漂砾”这一名称。
　　他游览回来时，路过施鲁斯伯里和梅尔，在这里度过了七月份的下半月。他在日记中说，他在施鲁斯伯里“很懒”，他开始写这本书是与对形而上学（就“理论的”含义而言）的研究有关。当然，这里谈的是上述关于物种的那本笔记。
　　在罗埃河谷旅行之后，达尔文回到了伦敦，他的妹妹凯瑟琳和从巴黎旅行回来的埃玛·韦季武德来看望他。
　　下半年，达尔文开始写珊瑚礁一书。他仿效赖尔的作法，采取下面的作息时间；他分两次工作。第一次：连着工作两小时；然后就去散步或到街上去办点事；回家后又埋头工作。
　　在这以后他去吃午饭，他经常去赖尔曾带他去的“雅典神殿”俱乐部，他时常在那里遇到许多他很感兴趣的科学协会会员。
　　我们从他的自传中知道，他在一八三八年十月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在他充分准备接受生存斗争这一理论的时候……他感到惊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力求被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其结果可能就是新物种的形成。他继续说：“于是在这里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据以工作的理论”。我们看到，在谈论关于鸵鸟的绝灭和保存时，他已经接近于最适者能被保存的理论，也许，没有马尔萨期，他也会得出这个理论来的。
　　众所周知，马尔萨期在《人口论》中说，人是按几何级数（如2、4、8、16、32、64等）增长的，而人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级数（如2、4、6、8、10、12等）增加的，达尔文把这种关于人按很快的级数增长的思想应用于动物和植物，而没有注意到，正如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的那样，这样他就在实质上驳斥了马尔萨斯，因为马尔萨斯的“全部实质在于，他的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只是应用于和动植物相反的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类”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达尔文由于其天真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学说从而犯了错误”时说：“……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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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版第132页。——译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8页。——译者注

　　我刚刚提到的选择理论，暂时还只是形成于达尔文的头脑中，他还没有打算把这个理论用文字表述出来。
　　一位在祖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所迈出的最初几步就是这样。这几步归结起来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他乘“贝格尔”号旅行时所获得的博物学成果；把运回来的收集品在专家之间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他在旅行途中非常仔细地写下的《考察日记》；把自己在地质工作中所得出的结论通过在地质学会作初步报告的形式介绍给专家们；最后，开始搜集和记录与物种起源问题有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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