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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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1/09/03
第十一章
在学校快速“迎头赶上”
一直到海伦·凯勒(HelenKeller)10岁的时候，她仍然是一个失聪、失明、失语的人。
但是在16岁之前，她已经学会阅读盲文，并且有足够的书写和说话能力进入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1904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
幸运的是，她的第一位教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学习障碍”之类的术语。
由于海伦·凯勒不能运用她的视觉和听觉，她主要是通过触摸来学习。现代科技的突破已经提供了工具，使我们能轻易地学得更加轻松，甚至那些有可能被列为迟钝或智力差的学生也能学得很轻松。
差不多在凯勒毕业之后一个世纪，她带给世界的信息依然清晰：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天赋——在某一个方面。
显而易见，你越早开始开发那些才能，它们就会发展得越好。《幸福》杂志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表明，在产前护理方面每花1美元就可以在产后医院特别护理方面省下3.38美元。入学之前在最好的幼儿早年教育上每花1美元“就可使用在特殊教育、福利事业、未成年怀孕和监禁罪犯上的6美元”。(1)
但是即使在婴幼儿期孩子的遭遇很糟糕，孩子们是否在小学里仍然能够跟得上？非常幸运，事实证明，他们是能全面跟上的。这并不否认一些孩子确实有学习困难。但是用智商测试来分类，给他们贴上“学习障碍”的标签是本世纪最大的教育悲剧之一。正是这个贴标签的行动常常使情况变得更糟。我们的研究使我们确信，任何人都能使用他或她自己的方式学习，而且那些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第一条原则强调的是，学习不仅仅是一个学校里的过程。就像一个婴儿通过吮吸、抓、爬、慢慢移动、走、攀、摇晃、旋转来使大脑得到发展一样，儿童和成年人也是这样。在你出生以后，你再也不能使你其他的大脑皮层细胞发育，但你可以在一生当中使那些神经细胞的树突——大脑的连接和记忆分枝保持生长。
黛尔蒙德教授和她的合作研究者们在伯克莱大学已经证明，身体的和精神的刺激作用越强烈，树突细胞的生长就越大越好。(2)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帕尔默教授证明，幼儿园里的常规体育活动能够明显提高五岁儿童的学业成绩，因为那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体育活动事实上促进了大脑的发展。(3)第二条，大脑与思想不是一回事。简单他说：如果你把它们和电脑相比，大脑就是硬件，而思想就是软件。大脑是生物学和神经病学意义上的：它有神经原，胶质细胞，神经细胞的树突和髓磷质、髓磷鞘，它们共同提供了生物机制。在这本书里，思想是大脑的内容。通过身体来刺激思想发展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需要的。
海伦·凯勒又一次成为经典例证。(4)学习字母，她就几乎用了三年时间。她的老师安妮·沙利文(AnneSullivan)能够通过触觉与这个女孩的大脑和思想产生了联系。接着，她在她的手上拼写单词。然后，海伦学着阅读和书写盲文，但那是在她自己的时间里做的。
五个主要因素影响了海伦的学习能力：时间，文化，学习内容，支持以及选择的自由。
显然，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她的第一步学习耗费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一旦有了最初的成功，她就能迅速地扩大这些成就。对她来说不是什么“能力缺陷”问题，而主要是存在残疾并需要按她自己的时间表去克服它们。如果她在现在的被严格分级的班级里学习，她就永远不会成功。
文化也是重要的。海伦·凯勒的文化环境重视说和读的能力。比较起来，在一种没有书面语言的文化中，航海术可能会被认为比阅读更重要。就这样，文化决定了学习的内容，以及学习中的问题。“特殊教育”教师和作者托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Arm-strong)简明扼要地说：“文化规定谁是残疾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被认为读诵困难、患有多动症或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在另一种文化中也许是出类拔萃的。”(5)
凯勒的处境是又聋又瞎又哑。她不得不在有限的范围内学习。如果对她进行一次以语言为基础的智商测试，她的总体评分将会是很低的。如果没有沙利文，她也许会被安置在一所低能儿童学校里，而不是成为一个具有极高天赋的人。
有一位耐心细致且又有能力的教师的支持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沙利文从来没有对海伦丧失信心，即使这个女孩有时也会有极坏的脾气。
海伦·凯勒还拥有选择的自由。十岁的时候，她决定学习说话。没有人催促她，她按自己的时间和实际情况学习。这个信息再次清楚地表明：在传统教育中，太多的人处于从有意识到无意识都无法选择的处境之中。
安妮·沙利文发现了大脑一身体的连接和思想一身体的连接，因为她也曾经历过学习上的困难。幸运的是，现在有了许多其他研究成果来支持那些发现。
有一些最有趣的研究和实际应用来自于特殊运动学领域。就像运动感觉(kinesthetics)或运动是许多学习方式中重要的方面一样，运动学(关于运动的科学)和运动感觉(kinesthesia)(位置、运动以及身体各部分的感觉)也都是许多学习方式中重要的方面。
由于运动学帮助运动员在运动会上创造了最好的成绩，所以它已经在一些国家变得很出名。慕尼黑运动学学会的布里奇特·哈斯·奥罗根(BrigitteHaasAllroggen)在谈到这门科学对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影响时说：“一切都出乎意料。我们从奥地利最好的运动员身上开始下功夫，后来他们获得了奥运会奖牌，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竞争者。接着挪威的奥运会运动队来到我们这儿，还有意大利的。他们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6)
相似的技术现在用到了教育上，而且不仅用于有学习困难的人。华盛顿特区的运动学专家凯瑟伦·卡罗(KathleenCarroll)把她的训练和综合快速学习策略联系起来，她说，运动学能提高任何一个人的学业成绩。(7)
运动学能帮助学习，部分原因在于大脑传送信息是通过微电波和化学的方式，以及压力能使这种传递产生障碍。教育运动学专家简单地说，当我们处于压力之下时，我们的大脑“短路”了。他们认为这是学习问题的主要原因——给这些问题贴上“读诵困难”或其他什么标签一般只会增加压力。那些用于消除左、右大脑之间障碍的简单练习经常可以解决问题。消除了障碍，你也就解决了困难。
特殊运动学研究及实验者高登·斯多克斯(GordonStokes)和丹尼尔·惠特塞特(DanielWhiteside)通过设在加利福尼亚伯班克(Burbank)的三合一理念学会，已经取得了一些最显著的成果。他们认为，80%的学习困难与压力有关，而这通过运动学就能解决。(8)
他们已经编了一套身体练习操——使用施压点形式、肌肉测试和协调性形式，对大脑的电路结构重新调整，以此消除压力，消除短路造成的障碍，激发学习能力。通过身体的活动，他们已经有能力改变大脑和思想的状态。
由于左右两半脑和谐地工作时，可使大脑发挥最大功效，所以许多运动学练习操能够帮助你变得更集中、更协调、更放松，学习变得更加容易和自然。奥运会运动员也使用同一种方法进行集中性练习，准备比赛。
教育运动学专家保尔·丹尼森(PaulDennison)和盖尔·丹尼森(GailDennison)已经编了许多最好、最简便的练习操。这些练习操被收录在一本有很高的指导价值的小册子《大脑体操》(BrainGym)中，并附有图例。(9)
这些练习操最初是由保尔·丹尼森博士为那些被认为有读诵困难的人设计的——那些人是反向看字的，就像看镜像一样。但是它们不仅仅能帮助有困难的人们，它们还可以被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们，甚至还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学习困难的人。对于任何年龄群，比如说，对于需要“改变状态”的班级，它们都是最优秀的。
不幸的是，大部分学校还没有采用这些方法，但是凡使用这些方法的地方，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有一个典型例证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希拉·维斯特初中，在那儿，“三合一”理念被用于11名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分别低于他们的年级水平三至七年。他们都被认为有读诵困难。一位运动学专家对这些学生进行了为期八周、每周一个下午的练习。当这个练习过程结束的时候，在六项学习能力的测试中，有73％的学生在三项能力上，50％的学生在一项能力上，27%的学生在另外两项能力上都显示了“重大的进步”(至少在八周内取得了一年的进展)。(10)
世界上有大量其他杰出的“补习”方法，在那些最出色的中间，我们发现：
格伦·多曼、莱尔·帕尔默、杰罗姆·哈蒂更和索菲·哈蒂更的身体训练课程在世界的许多地区被有效地使用。在蒙大拿州的蒙台梭利国际发展中心，让年龄较大的学龄前儿童每天进行包括滚圆木、鳄鱼爬、快速旋转和在木杠上摆动的规定练习。哈蒂更夫妇的跳豆课程让18个月的孩子在音乐伴奏下，做一系列的动作，包括翻滚、平衡练习和平拉木杠悬体摇晃。
对三岁以前的儿童，哈蒂更夫妇建议使用大量的游戏、舞蹈和音乐。三岁以后，比较具有结构性的课程就可以开始了。(11)
在日本的Shidchida，现在有上百个中心，供家长和孩子一起做促进智力、体力发展的活动。
美国马里兰州罗斯伍德医院心理中心的雷尼·富勒博士(Re-neeFuller)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她治疗了26名由于智力低下而被送进医院的病人——年龄在11至48岁之间，智商在28至72之间。
富勒教他们阅读，这使得他们的学习能力和自尊心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不仅学习阅读而且理解复杂的故事，”她说，“他们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绪和行为上的变化。”(12)通过学习阅读，他们学会了思考。当他们学会了思考时，他们的行为和外表都改变了。
富勒提供给他们一个工具去掌握阅读诀窍。“球/树枝/鸟”方法。“球”表示字母所带有的圆圈形状：“树枝”表示字母中那直线的一笔；“鸟”表示字母的“翅膀”，就像一个“r”)。
她示范她的学生们看字母表的所有字母是怎样由这三种简单、具体的形式构成的。使用这种诀窍和情节发展很快的的故事，即使是最迟钝的学生也能很快地学习和成长。
另一些孩子在加强拼写能力方面使用以下三本优秀的书中的方法：查尔斯·克里普斯(CharlesCripps)和玛格丽特·L·彼得斯(MangaretL.Peters)的《抓住词》、贝夫·霍斯彼(BeveHomsby)和富罗拉·希尔(FrulaShear)的《从开始到结束》，还有罗莫达·彼绍普·斯巴汀(RomaldaBishopSpalding)的《从写到读》。
《从开始到结束》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好办法。这种办法把词语按语音和相似方式分组——形式认知对于提高拼写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抓住词》找出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小学课程中的核心词，告诉教师和家长们怎样用自然的、符合逻辑的和活泼的方式来介绍这些词。
事实上，拼写是受语音与非语音两种教学法之间无谓之争影响最大的领域。显然，语音教学法可以帮助任何儿童学习词语和分辨由短元音音节组成的单词：get，set，bet；sit，hit，fit。简单的游戏和列在黑板上的表格可以帮助孩子们识别最常用的词和拼写模式，如以字母“E”结尾的词：fate，mate，plate以及light，might，sight；bright，ridge，sledge，dredge。
但是按照他们的看法，麻烦的词往往不是那些简单的词，譬如session和faction；spatial和facial；congh，through和bough。还有其他许不规则的拼写情况。
现在大部分好教师感到拼写最好是通过书写来教。正如克里普斯和彼得斯所说：“‘拼写’通过手指是最容易被记住的，正是移动的铅笔写字时的记忆有助于准确的拼写。”这是因为由小脑操纵的肌肉记忆是最有效的记忆形式之一。
更确切地说，非语音拼写是一种视觉技巧而非听觉技巧。大部分儿童发现仅仅从口语练习来学习非语音的单词是很难的。所以，要鼓励他们通过看和感觉来学习单同，也要鼓励他们凭记忆写单词而不是单单重复它们。通过这样做，学生们唤醒了他们的视觉记忆和肌肉记忆的能力，而不是只按声音来拼写。
克里普斯和彼得斯为学龄儿童学习新单词推荐了“看，遮盖，写和检查”技巧：让他们仔细地看一个新词，以使他们记住所看到的；然后你盖上那个词使他们看不到；叫他们凭记忆写那个词；然后你检查写的词。如果它没有被正确地拼写出来，不要改正它，再重复以上步骤。
英国教育家彼得·杨(PeterYoung)和柯林·泰勒(ColinTyre)在他们的优秀著作《教你的孩子阅读》中，建议使用在背上书写的方法来帮助那些总是在辨别诸如b和d、p和q上有困难的学龄儿童。原则非常简单：在比孩子视线高的墙上贴一张大纸：让孩子面对这张纸，用你的食指在孩子的背上画字母b。在画的时候，反复这样说：B意味着buh；先是一块球拍，再是一只球。同时让他用一枝粗笔在纸上写所教的字母，并同时重复你说的话。一次只教一个字母。
杨和泰勒说“在许多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这种方法有过失败。”用手触摸蒙台梭利的字母模型也能帮助孩子区分“相似却相反”的字母。成套的塑料字母现在也可以买到。
其他一些全新的方法常常是《真正的学习》一章中所述方法的混合或发展。
举例来说，新西兰的“迎头赶上”系列方案已经十分成功，致使成批的美国教师现在定期飞过太平洋，去看他们是如何工作的。现在，新西兰的教师们惊奇地发现许多美国初级学校仍然让孩子们在一天里跟着几个不同的教师，比如说跟着一个阅读教师和一个音乐教师。
美国参观者对新西兰所谓的全语言教学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那个词的限制性太强，“全生活”也许更合适。整个结构建立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基础上。
新西兰有一个“全民课程”，但这只是在广义上规定了教育宗旨和教学目标。
从教育学院毕业，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一般都是富有主动性的。三年的教师培训课程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在实际的学校教学经历中完成的。
甚至叫“全民课程”也可能是用词不当，它暗示了一种法国式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每个孩子每年都要学习老一套的知识。
“新的全民课程没有告诉教师们如何管理他们的班级，”美国《教师杂志》的伊莉莎白·舒尔茨(ElizabethSchulz)在报道中写道，“但是它特别强调学校是为学生而开设的，学校应该提供学生们机会，使他们具备所需要的技能和理解力，以便能有效地、有创造力地参与社会。学校学习应该是相应的，班级里的辅助课程应该启发学生们把各门学科联系起来。而且，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学生们应该被给予选择权，使他们对自己的教育负责。”(13)
另外四个因素在这个国家的高度成功的“迎头赶上”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新西兰在教育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资金被平均分配给学校的同时，还有一笔额外的钱提供给低收入地区的学校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
2.教育部为初级学校提供资金，实施一个全球闻名的恢复阅读能力的课程。
3.它的学习材料部门还向所有学校提供优秀的免费读物。这包括一项《初级学校数学》课程；一套吸引人的名叫《准备去读》的快速入门读物；还有一份定期的《学校杂志》，它包括各种最好的不同题材的为孩子们所写的作品。这些杂志已经出版了好几年。这些作品按年龄群以及学科被编成索引，成了学生们学习的最理想的资料。
4.教师们被鼓励发挥他们自己的创造性。
这些突破性的成果中有：
像许多国家一样，新西兰有一大批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移民家庭。一点不奇怪，他们中的许多人五岁开始上学时却只具有三、四岁孩子的阅读能力。四分钟阅读课程每天只占去四分钟时间，但在学校和家庭间却建立了很有效的联系。
整个体系非常简单和普通。当每个孩子入学时，教师测试他或她的理解水平。如果鲍比能认出他自己的名字和其他以“B”开头的词，却不能认出那些以“P”或“W”或“K”开首的词，教师就会制订出一个适用于他的每日词汇表——以那些字母开头。词汇表包括在他语言中最常用的300个词，以及孩子熟悉的其他字，如家庭成员和当地街道的名字。
每天都有一份新的词汇表，用手写体写在卡片上。这张同汇表被带回家学习，学校里留着一份复印件。每天早晨，教师只需用四分钟为每个孩子检查课程，并给予鼓励。
最佳的组成部分是家庭也参与了孩子的学习。“学区工作人员”把每个孩子的第一份词汇表送回家，向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姊妹解释鲍比需要学习的内容——每天仅仅用四分钟对他的学习是多么需要。如果父母不懂英语，那么可以找到一位住在附近的志愿者。
现任国会会员、教育心理学家多娜·阿维特(DonnaAwatere)，对发展这个方案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她说家庭联系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使用这种方法使我们的成果增加了一倍。”(14)另一个关键是来自于每天的成功所带来的“正面的鼓励”。尽管这个方案在十多年前开始对五岁的新学生实施，但是现在它已经成功地用于其他学校的、年龄更大的孩子。与每天晚上送新词汇表给父母的做法相似，有些学校甚至把“父母帮手”引入学校。比如说，在奥克兰的布鲁斯·麦克拉伦中级学校(Bruce Mclaren Intermediate School)，12对父母用部分时间为学校提供帮助。
尽管高级阅读教师贝思·怀特海(BerthWhitehead)在应校长要求实施这个方案时，也有一点犹豫：“你能在四分钟里做什么？”但她还是试行了一下，“我原想马上证明它并不管用。但是当我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在他们的阅读中进步非常快，他们绝对地令人惊奇。”(15)
怀特海强调这个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不管孩子取得了什么进步，即使是非常小的，都要给予表扬和积极鼓励。”显然，这个计划对大一点的孩子们有稍许变化，但是四分钟阅读的基本理念保留了下来。
用录音带辅助的阅读方案
在新西兰的另一个地方，学校已经成功地把一项极为简单的日本电子新技术用于与新西兰《学校杂志》(16)图书馆的联结，以此在小学克服阅读困难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这项新技术就是Sony随身听卡式录音机。在新西兰的弗莱克斯梅尔(Flaxmere)郊区，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梅德卡夫(JohnMed-calf)已经把随身听用于解决主要的阅读问题。
这种方法被称作录音带辅助的阅读方案。基本上，每个孩子都被鼓励阅读他自己选择的故事——由他的兴趣而定。当他读每本书的时候，无论在家里或学校里，他能通过一个随身听，从录音带里听到同一个故事。
“读者选择他们真正想读的故事，”梅德卡夫说，“他们选择感兴趣的主题，而且只有在想读的时候才读。在他们真的试着读给别人听之前，他们想读多少次就读多少次。”(17)
当学生感到有足够信心的时候，教师就检查他们的进步程度。“有些最好的结果是，”梅德卡夫说，“大约实施这个方案八个星期后，可以把阅读能力提高四至五年。”记录证明大致经过八至十星期的训练后，阅读能力可提高三年。(18)
在新西兰，这个方案得到了分级的《学校杂志》材料的大力帮助，配有一份涵盖了各种内容、主题和年龄层次的定期的最新目录。学生们可以从学校已经整理好的音带故事中选择一种，或请教师或父母把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故事或文章录在磁带上。
相似的方案被用在美国的某个地方，结果同样激动人心。国家阅读方法协会会长玛丽娅·卡波(MarieCarbo)提到它时称之为“录音带上的书”方法。作为一名这一方法的积极支持者，她说它甚至适用于非常多动的孩子：当他一边听录音带，一边踩踏板的时候，同时阅读一本放在乐谱架上的书，而乐谱架固定在自行车上。如果这听起来太“离谱”，那么请听听两位曾经试过这种方法的男孩的回答：
“当你在那个玩意儿上读书时，所有的字就跟着它出来了，我说的可是真话。”
“当我骑上它，……当我开始读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它也许就像一个奇迹。我开始忍不住笑起来，因为我的阅读水平差不多比以前好了一倍。”(19)
梅德卡夫也使用过由奥塔哥(Otego)大学的泰德·格莱恩(TedGlynn)早期开发的一项成功的、应用于阅读的同伴指导方案，他使用的是“暂停，启发，表扬”技巧。
在这儿的初级学校里，一个学生只是在扮演另一个学生的小老师。大致上，小老师只是稍微高一点——这样，指导者和他的同伴都能得益。指导者绝不是班上阅读最好的学生——尽管到最后他可能会成为最好的。这是一种有效的一对一教学，而不占用一个成年教师的时间。每一个“指导者”都受到“暂停，启发，表扬”技巧的训练：用日常语言赞扬出色的表现(“好”或“好样的”)；当阅读者可能遇到困难时，暂停十秒钟(这样指导者可以想对策帮助他)；用暗示启发他。
弗莱克斯梅尔初级学校的教师莱达·哥德文(RhondaGodwin)总结成果时说：“我们的指导者们在加入这个方案时，阅读能力比实际年龄低一年至一年半。当他们工作大约十星期后，阅读能力提高了两年。”(20)
六个月后，指导者已经平均提高了四年——比较慢的学习者们只提高两年多。(21)
另一项新西兰的创新在对整个班级的阅读教学上取得了近乎戏剧性的进步，而且立竿见影。
教师福贝思·罗宾逊(ForbesRobinson)多年来一直在证明这种方法的成效，而且已经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各地的实际应用中得到证明。他称之为“看，听”方法。罗宾逊是多曼(Deman)理论的热情支持者，这种理论认为，当孩子面对大字体文字时，他们能轻松地学习阅读。
为了布置教室，罗宾逊建议使用早于电视的老式的幻灯机。“与架投影幻灯机不同，这种幻灯机不需要幻灯片。”(22)用它教阅读，你只需要选择一本合适的书，有吸引人的插图更好，把它插入幻灯机，打开电源，它就会反射那些书页，色彩鲜明，一次一页或两页，投在一块巨大的屏幕上：至少有8英尺见方。这种幻灯机还附带着一根“神奇的教鞭”——当字被投射到屏幕上时，教师就可以迅速移动它，找到所要的词并阅读它们。
罗宾逊说，他发现对于那些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法——对于识字班也同样有效。它能被用于在混合水平的班级中学习的、以前在学业方面未能发挥潜力的学生——而不引起窘迫。
这个系统还有附加的好处，它能被用于任何学科的教学。现在就举个例子，百科全书的彩页或图解能够被投映在那个巨大的屏幕上，以供讨论之用。无论如何，它需要一个全黑的房间，有些学校已经选择并保留一个房间作为专门的放映室。这样，不止一个班级能同时由一个教师上课，而其他教师就有时间备课或进行一对一的对等指导。在罗宾逊技术被调查的地方，结果非常好：
在新西兰的普塔鲁鲁(Putaruru)中级学校，“看，听”方法被用于140名年龄为11、12和13岁的七、八年级学生。他们的“阅读年龄”低于实际年龄二至六年。140个人被分成大约30人一组，每周进行四次半小时的训练，共12周。七年级的63名学生在训练前后分别接受测试，他们中的40人在12个星期里取得了二至三年的进步，17个人取得了一至一年半的进步，还有5个人取得了半年的进步。由于这些结果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学校也把这个方案推荐给了成年人。(23)
在英国伊斯本的切姆斯福·豪尔学校的语言发展中心，同样的方法被用于教106名有严重阅读困难的孩子——年龄在4至14岁之间。在六个星期里，全部106名学生平均取得了八个月的进步。(24)
在苏格兰的几所学校里，罗宾逊方法被用来帮助15名年龄在11至13岁之间，被诊断为智商极低的学生——在40到70之间。他们每天只用45至50分钟。仅仅在不到六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取得了十个月的进步。(25)
加拿大多伦多的费尔本纪念初级学校(Fairbank Memorial Junior Schoo1)是一所位于城市中部的多种族学校，在那里有很大比例的孩子把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他们每天学习两次，每次20分钟。仅仅十天以后，从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取得了五个半月的水平上升到一年的初级学校进步。(26)
多伦多的C.E.韦伯斯特公立初级学校(C.E.Webster Junior Public Schoo1)校长D·B·鲁特莱(D.B.Routley)在看了他学校的结果后写道：“我在教育领域的24年中，从未见到过一种实际应用的教学方法能够像罗宾逊先生所设计的这样，对学生产生那么积极的影响。”(27)
上面四种方案能够由普通班级的教师们使用，但最著名的新西兰“迎头赶上”方案是由受过特殊训练的教师们来实行的。它被称作“阅读康复”，最早由奥克兰大学的玛丽亚·克莱(MarieClay)教授提出，并在她的著作《综合性行为的模式，变得能读能写：内在控制的建立》以及这项方案的更简洁而核心的主题——《阅读困难的早期发现》。
在新西兰，尽管开始上学的正式年龄是六岁，差不多每个孩子在五岁时就开始学习。六岁之前，许多有阅读困难的孩子被鉴别出来。他们加入阅读康复方案，每天由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阅读康复教师帮助半小时。从1984年起，阅读康复方案由政府提供基金。孩子们平均在16个星期内就能赶上。有97%的孩子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保持并增强了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这个方案已经被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一些州立教育系统以及英国的萨里地方教育当局接受。一份英国的有关新西兰体制的官方教育报告给予它高度评价——而且特别强调了两点：
1.在新西兰教育体系中，读写能力被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一点也不奇怪，需要接受阅读康复的对象被鉴别出来，并且，一个帮助他们的方案被设计出来。”
2.“非常明显，新西兰体系运行得非常好，足以鉴别下一批孩子，第三次浪潮的孩子——那一小部分看起来不能赶上大部分小学生的进步速度的孩子。对他们来说，这个方案提供了适当的办法。”(28)
在其他国家里，除了玛丽亚·克莱和前教育总监C·E·比贝(C.E.Beeby)博士，最有声望的新西兰教育改革家也许是西尔维亚·阿西顿—华纳0aa00010_387_*(SylviaAshton-Warner)。她最初是因为1963年的著作《教师》而获得国际性声誉的。这本书大部分根据她在新西兰农村小学的教学经历写成——那里主要是毛利人。她的支持者们会说它所提供的是解决“第三次浪潮”阅读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50年代初期，新西兰学校采用的是《珍尼特和约翰》(JanetandJohn)读者丛书，美国的《爱丽斯和杰瑞》(AliceandJerry)丛书的英国改进版。但是甚至在那时，教师们就被鼓励在孩子们的生活基础上编写他们自己的课本。
在听毛利孩子的谈话中，华纳“意识到有一些词——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词——比其他词更有意义和更容易记忆。”当她让一个小孩子写“火车”时，他写的是“独木舟”。
于是她开始听每一个孩子说话，选择那些关键词。“它们对他那么有意义，以至于当他只看到一次就能记住。”
就像林莱·霍德(LynleyHood)在阿西顿一华纳的传记《西尔维亚》里写的那样：“她的学生们从他们的个人关键词汇中学习阅读。差不多每天，西尔维亚帮助每个孩子从在家庭或学校的经历中选择一个新的关键词来学习。她用很深的颜色笔把字写在一张厚卡片上并交给孩子。那些词汇卡片对孩子们来说变得像它们所代表的意象一样个人化和珍贵。原来费了几个月苦读新《珍尼特和约翰》丛书不得要领的孩子，只要看一眼‘死尸’、‘啤酒’、或‘躲藏’之类的词，于是，突然之间他们能阅读了。
“那些包含有关键词的故事使用了丰富多彩的毛利英语。西尔维亚把它们照原样抄在大纸张上，并用大头针钉在四面的墙上：‘我看到蒙蒂叔在树后面撤尿，当我嘲笑他的时候，他暴跳如雷。’‘我爹把我妈的眼睛都打青了。’确切地说，这和教育部想象中的把孩子们的生活经验用在阅读教学上的方法并不完全一样，但它确实收到了效果。兴奋和轻松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阅读热情。”(29)
她发现那些孩子对他们自己的故事比对她的故事更有兴趣。于是她帮助她的学生们写自己的故事。她给故事配上音乐。她自己还画了关于孩子们的梦想和经历的图画。她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很高的创造力，并且鼓励他们用粘土和颜料来创作。
她把她的哲学总结在一句难忘的话里：让孩子心目中本上的形象得以发挥并用作学习的资料。
有一些同样的技巧被费里希蒂·休斯(FelicityHughes)用在坦桑尼亚(30)教英语。加利福尼亚的赫伯特·科尔(HerbertKohl)也使用它教育有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青少年阅读，并且非常有效。
新西兰在初级数学教学上的革命性进展，可以与它在阅读康复方面的成功相媲美。
学校数学启蒙方案包括非常引人入胜的谜语和游戏。
在学校的头两年里，孩子们使用这些谜语、游戏和其他用手操作的工具，学习基础数学中的主要关系。
美国作家舒尔茨概括她对这个方案的印象时说：
“当我们进入教室的时候，只要瞥一眼那些六、七岁的孩子就可以知道学校数学启蒙方案正在充分、顺利地实施。四个学生正在一块木板上绕着木钉用橡皮泥做几何图形。坐在桌边的孩子们用卡片做的圆、方块和三角形画画。一个男孩在一份问卷的指导下在天平上秤家用器皿，比如说，一个软木塞是不是比一只回型针重。六个学生按高矮排成一队，回答教师的问题：谁是队伍中的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谁站在他们当中。”(31)
在许多方面，这些原则与那些蒙台梭利教师在幼儿园中使用的原则非常相似，而且他们也有相似的杰出的效果。
另一些中级学校已经发现使用国际性的乐高技术方案能取得巨大成功。其他学校也正在使用一些出色的计算机数学程序。有一些最好的程序是由计算机课程公司率先设计的。这些程序建立在斯坦福大学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有数学的，还包括范围很广的各门学科。
奥克兰的莱缪拉小学(Remuera School)是新西兰第一所与私人企业共同承担风险、介绍计算机化学习课程的学校。它的新的学习中心是与国际应用性学习学院合作建立的。这所大学曾在使用计算机向未能充分发挥潜力而致失业的高中退学学生教授数学和文学方面取得过巨大成功。
莱缪拉学校中心，从10台计算机工作站开始，开设26门独立的课程。它不仅一直对它自己的学生开放，还为其他付费的幼儿园、小学和成年学生开设课程。
在美国，我们已知的最好的非电脑化的“迎头赶上”数学方案被称作SEED：为学习条件不利的人提供的特殊基础教育。(32)
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宾州的费城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使用SEED方法的教师们正在教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十岁黑人儿童学习高级中学数学，这些儿童仅仅在几个月前还在数学方面低于正常水平两年。
SEED教师通过自学使用苏格拉底问答法——所有的课程都以问题为基础，鼓励学生们用推理和逻辑解答这些问题。根据达拉斯SEED主任哈米德·埃博拉海米(HamidEbrahimi)所说，主要目的根本不是数学，而是“超越他们的想象力”。(33)
这不是一本有关医学问题的书，但是若不看一下这据称是一直困扰着美国学校的新病症，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对种种补习项目的分析将会是不完整的。这种“病”被称作注意力缺乏综合症(At-tentionDeficitSyndrome以下简称A.D.S)——这种疾病被认为正在折磨着大约两百万美国儿童。
A.D.S.被认为具有三个主要特性：活动过度(烦躁，过多的奔跑，在教室的座位上爬上爬下)、冲动(在班级里脱口说出答案，打断别人说话，排队等待时不耐烦)、漫不经心(健忘，丢三拉四，不守秩序，由于疏忽出差错)。
近年来，遍及美国各地的精神病医生们给所谓的A.D.S.开了几百万份利他林，这种药原本被允许用来控制成人的轻度抑郁症和衰老。
没有人会否认有许多孩子有规律地出现活动过度、冲动和漫不经心三种现象。
但是，多年来一直研究各种不同的学习类型的托马斯·阿姆斯特朗博士明确地提出：“A.D.S.不存在。”本书作者同意他的观点。他在《A.D.S.儿童的神话》中写道：“这些孩子不是不正常。他们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注意和行动。是普遍的社会和教育成见造就了这种不正常，不是孩子们。”
他认为，帮助这些孩子的最佳办法不是强加给他们医学标签和药物疗程，而是“给他们提供各种充满关怀、刺激和鼓励的活动，那对所有孩子都是有利的。”“例如，一个孩子可能在集中注意力或行为上有困难，因为他的家庭陷入了一场危机，因为他的学习方式与学校的教育方式不一致，因为他对牛奶过敏，因为他的性格与他的父母合不来，或者，因为他的焦虑和优郁。”
阿姆斯特朗博士的书指出了“50种不用药物、标签或压制的手段，来改善孩子的行为和注意时间的方法。那些方法涉及的方面有从饮食习惯到体能教育系列方案，从武术课程到轻音乐的使用，从把能量引向艺术创造到计算机训练。”
一切切实可行、简明易懂的活动都被很好地推荐给所有父母和学校，它不仅是为了帮助那些没能充分发挥学习潜能的儿童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就能赶上，同时也帮助他们避免将来陷入退学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