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南极洲
再见,南极洲
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见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起床,快起床,小艇马上要来了……”我连忙坐了起来,心脏还在狂跳不止。
这是副队长董兆乾的声音,他那沙哑的声音在宿舍的过道里嗡嗡直响,不时地还抡起拳头狠狠地砸着房门。
我似乎是刚刚睡着,就被他的喊声吵醒了。这些日子,也许是意识到在长城站的时间不多了,我的工作不得不加快速度,白天采访,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晚上钻进帐篷整理素材。有几篇大的通讯已经开始动笔,听说几个兄弟单位的新闻记者决定乘飞机回国,我想请他们把稿子带回,这样既保险又要快得多。这就势必要开夜车,否则是来不及的。何况这几天长城站的事情还特别多,代表团回国以后——他们是开完落成典礼的次日就离开的,根据武衡同志他们的决定,长城站由原来的夏季站改为越冬站。规格升高这固然很好,但物资方面的准备和人的调派都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越冬的8名队员的名单总算定下来,并且和代表团一同离开南极返回祖国,他们将回国休假一个月,然后乘飞机返回长城站。除此之外,在两船两队全体撤离乔治王岛时,还必须留下几名同志看守长城站,这个名单也定下来了,5名留守队员,他们将等待休假的越冬队员回来之后才离开此地。为了保证8名越冬队员在南极安全越冬,武衡、杨国宇、钱志宏等同志从智利拍来急电,要求两船给长城站留下充足的食品和各种物资。这几天,两条船上的小艇都纷纷送来许多急需物品。站区的房屋尤其是几栋木板房按照越冬的要求重新加固,所有的帐篷已经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全部拆掉打包,大部分运回国去。琐琐碎碎的事情还有很多,整理仓库呀,清点物资呀,把一些不需要留下的装备仪器运上船呀,清扫站区呀,处理垃圾呀……除此之外,南极洲考察队还在最后一个晚上召开支部大会,发展了5名新党员,日程排得满满的。
我是被一场凶猛异常的暴风雪赶进宿舍楼的。来到长城站采访有10多天了,我一直住在海边的小帐篷里。在那无地可坐的帐篷里,我接待过武衡同志,驻智利大使和夫人,智利使馆的段继承、李辉和袁世亮等同志,当然很抱歉,我只能请他们席地而坐,招待他们的也只是清水一杯。这都是可纪念的趣事。不过,对于我来说,帐篷里的木箱这时的利用率特别高,只要有空,我就趴在上面,忘掉了帐篷外面呼啸的狂风、漫天的飞雪和密密的冷雨。我的时间老觉得不够用,好些构思都来不及整理成文。
这天晚上,大概是代表团离开后不久,南极的天气又露出狰狞的面目。我从主楼归来,踏着坑坑洼洼的砾石滩,远远就看见帐篷在狂风中挣扎,像一个浑身乱颤的怪物。帐篷门外原先用木板钉了一个挡风的屏障,不知什么时候全都被狂风撕碎掀掉,那四面用来固定的绳索扭曲着,蠕动着,随时可能从地上拔走。我旁边的另一个无人住的帐篷,已经完全扑倒在地,像是拳击场上被对方击败的拳斗士,在那里呼呼喘息。我见势不妙,连忙用绳子加固帐篷,但也无济无事,帐篷面上结了一层薄冰,滑溜溜的,绳子挂不住。
看来,这个晚上是难熬了,我心想。但是,我也毫无办法,钻进帐篷,我找了一块大石头将门帘从底下牢牢压住,四壁用多余的充气垫子衬了衬。我还把电灯拉在木箱上,木箱上钉了一块木板,电灯就缠在木板上,这样就不致随着摇晃的帐篷乱晃了。
我摊开稿纸,就着灯光继续爬格于,一篇题为《他们是开拓者》的报告文学还刚刚开头,我必须抓紧时间在长城站写完。另外,著名作家叶圣陶、丁玲、舒群、牛汉、魏巍、刘绍棠为他们创办的《中国》文学月刊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约稿信。一个月以前,丁玲和舒群同志给陈德鸿总指挥发了电报,电文是这样写的:
“我们怀着崇敬、兴奋的心情,热情地祝贺你们征服艰难险阻,胜利地登上菲尔德斯半岛,第一次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洲的土地上……反映你们的英雄业绩,颂扬你们的高贵品质,是《中国》文学双月刊的神圣责任。我们继续注视着你们。恳切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陈德鸿总指挥把电报给我们看了,但我们只有应付发稿的时间,哪里还有余力完成其他刊物的写作任务。也许是这封电报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文学界的老前辈又发来亲笔署名的信函,托祖国代表团专程送来。
不仅仅是这一家杂志,还有许多报刊编辑部辗转寄往乔治王岛的约稿信,也由代表团捎来。看到这一封封热情感人的信,我们既感到全国人民对南极考察的关心,同时也感到无形的压力,即使我们不睡觉,24小时不停地写,也无法应付这么多的约稿。
帐篷外面的风声像野兽在嗥叫,被石头压住的门帘不住地撕扯着,钻进一股股寒气。最麻烦的还是帐篷经不住狂风的推搡,像是风浪中颠簸的一叶扁舟,东倒西歪,左右摇摆,有时整个地倒下来,压在我的身上,然后又挣扎着弹回去,这样不停地反复来回。帐篷门对面的透气孔以前是盖得严严实实的,这时被一只无形的手掀开,对流的空气把门帘掀开,一刹那间,大风卷着雪花从洞开的窗户里钻进来,帐篷立刻被掀倒了。
我就是这样狼狈不堪地被风雪赶出了帐篷,迎着风雪在黑暗中摸索。因为这时旷野里风雪弥漫,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抱着一床棉被踉踉跄跄地朝主楼的方向走去,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那窗户中透出的灯光,像是遇难的水手在无边的海洋中游向陆地。
在长城站的宿舍,我度过了南极的最后4天。这里的条件和帐篷确是天壤之别。室内暖融融的,只需要穿件毛衣,床铺是席梦思的软床,但是最喜人的还是这里有真正的桌子和椅子,对于我来说,有了一个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写作速度无形中大大加快了。
但是,离别南极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2月28日清晨,我们听见董兆乾副站长的喊声,纷纷离开温暖的被窝。消息来得并不突然,昨天已经接到撤离的通知,但是离开得这样匆忙,却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才6点多钟,天还刚刚亮。干嘛这么急呢。
很快,我们听到一个准确的消息,天气马上就要变坏,一个强大的极地气旋飞快地向乔治王岛移动。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撤离麦克斯韦尔海,突然降临的冬天很有可能使我们不能按时返航。阿根廷方面提供的情况,麦克斯韦尔湾在2月底可能被大量的浮冰堵住出入口,而眼下已是2月的最末一天了。
南极的夏季快要结束了,短暂的夏季,几乎是不知不觉就离开我们而去。天空是阴沉的,笼罩着铅灰色的云层,群山披上了白雪的轻纱,显得异常肃穆。太阳隐没了,谁知道它会不会重新露面,还是从此坠入冰原的背后,让漫长的黑夜重新统治这冰雪的大地。多么希望再看一眼极地的太阳,那热力微弱却是无限光明的太阳,可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匆匆忙忙吃了早饭,从长城海湾远远开来两艘救生艇。所有的人忙着把自己的行李和仪器、器材运上码头,装上小艇,接着又在主楼前方的广场集合。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踏上返回祖国的归途,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但是一旦要告别长城站,离开生活了两个月的南极洲,我们却又感到怅惘,难舍难分。这荒原上的房屋,这屹立的长城站,这高高的天线塔和气象观测场,都留下了我们每个人的汗水,留下了我们终生难忘的足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不论天长日久,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将伴随着我们,永远,永远……
考察队员们的脸色都显得异常严肃。他们排成一行,面对着长城站的主楼,目光凝视着门楣上闪闪发光的长城站站标。郭琨队长走出队列,率领大家向长城站敬礼致意,随即他发表简短的告别辞:
“今天是我们在长城站度过的第61天,马上要离开她,我们大家都有点难舍难分。希望留守的同志们爱护它,管理好,使她更加完善……”他的神情激动,声音哽咽了,“这是我们的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他说不下去了。
告别仪式很快结束,在最后的5分钟,撤离的队员和留守的5名同志依依惜别。许多人在这最后的时刻,在主楼前面留下了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镜头,把自己的心永远留在了南极洲,留在了艰苦奋战的长城站……
小艇启动了,慢慢离开了码头。留下的5名同志站在那里激动地朝大家挥手告别,船上的队员们纷纷向他们招手,一股惜别的离愁笼罩着每个人的心,许多人的眼里含着热泪。
风雪把长城站包裹起来了。纷纷扬扬的雪幕中,那屹立在海滩上的房屋,白色的气象台,像巨人一样挺立的天线塔和停放在露天里的车辆,此刻在视线中渐渐远去,连站在码头的5名队员的身影,也越来越小,变得模糊起来。但是我们仍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永生难忘的长城站,深情地向战友们频频招手。
“再见吧,长城站!再见吧,南极洲!”
我们在心底发出这样的呼喊。是的,我们还会再见的,但愿不久的将来,我们重逢在南极,重逢在长城站。
1984年2月20日上午9时39分,“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一声长鸣,告别了冰雪茫茫的乔治王岛,踏上了返回祖国的万里航程。
我们的前面,波涛滚滚,满天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