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在冰原的长城站

像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端庄的白天鹅，长城站变得不认识了。
　　这是我从南大洋考察归来重返长城站时的第一个感觉，不光是我，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深刻的印象。
　　南大洋考察开始的月中旬，我匆匆忙忙离开长城站。那时候，这里还是一座帐篷城，在寒风中摇晃的充气式帐篷东一个西一个地坐落在海边高地上，仅有的3间木板房在荒原上屹立，已是长城站很高级的建筑了。站区湿漉漉的砾石海滩，到处堆放着刚刚卸下的建站器材，说是长城站，不如说更像一个嘈杂的工地。10天之后，我们在别林斯高晋海遇到了极地风暴的袭击，返回乔治王岛的麦克斯韦尔湾避风，我乘上小艇再次登上长城站，当时我所见到的是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原来只有帐篷和几栋木板房的站区，屹立着两栋红色的房屋，”我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这是长城站的主体工程，每栋175平方米。房屋像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底下伸出无数的钢架，悬空地扎在砾石滩上。许多考察队员，更多的是海军突击队员在房顶、室内进行最后的屋面和室内装修。不久，考察队员们就可以迁入新居了。在站区周围，新的设施比比皆是。那巨人似的3座铁塔凌空而立，这是24米和28米的菱形天线塔。前几天，这里已经和北京通话了。设备齐全的气象站也已初具规模，10米高的风向标高高耸立……”记得当时到处是紧张繁忙的景象，我攀上铝质的轻便梯子，爬上正在施工的屋顶，考察队中的工程师和海军士兵，正在用手钻在房顶铺上隔热板。站区北边的高地，一群人在拔河似的拉紧钢绳，加固那座耸立云天的天线塔。海边码头附近，推土机把简易机场推平加固，那里将是直升飞机起降的地点。我们几乎找不到人进行采访，所有的人都在忙个不停。好不容易等到他们休息，我见缝插针地进行突击采访，就匆匆离开了长城站。
　　2月15日，当我再次来到长城站，我的眼前是一座异常雄伟的科学城。在最初的一瞬间，我几乎难以相信，这里竟是我们一个半月以前初次涉足的荒原。我似乎感到那不过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我们的两艘小艇迎着海湾里汹涌的浪涛，开向这片白雪皑皑的荒原，除了一群群企鹅远远地注视着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就在那细雨濛濛的白夜，我们忍饥挨饿，在荒原上搭起帐篷，在寒冷和潮湿的海滩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南极第一夜……可是仅仅45天，如果除去卸运物资的20天，只不过短短的25个日日夜夜，长城站已经奇迹般地建成了。
　　这的确是奇迹！是发生在乔治王岛的奇迹，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奇迹！
　　我怀着虔诚的、带着几分新奇的心情走向那迎面的长城站主楼。
　　从海边沿着缓缓起伏的海滩走不多远，便是地势开阔的高地，平均海拔约十米。主楼坐落在高地的显著位置，前方是平展的广场，考察队员们用推土机将凸凹不平的砾石压平，又从附近的山坡运来许多碎石细土铺在上面。在乔治王岛，石头易找，泥土却很罕见。广场前方，旗杆已经高高树立，底座是用水泥砌的旗杆台，四周还有铁索护栏。在长城站落成典礼的那天，神圣的国旗将要在这里升起。为了迎接这企盼已久的日子，广场已经修得平平展展，旗杆的护栏里面，有心的队员从远处的山上精心拣来一块块长有地衣的小石头，在旗杆周围布置了一块方方正正的“绿地”。旗杆两侧，一边是一块镌刻着“长城站”3个鲜红大字的巨石，这是南极洲考察队立下的纪念物；另一边是砌成的一个水泥台子，南大洋考察队把一对鱼雷似的铅鱼放在上面，寄寓了他们远征南极海洋，探索海洋秘密的雄心。此外，参加首次南极考察的308名海军官兵，把一座铁锚放在那里，记载着人民军队为和平目的远征南极所做出的不朽功绩。
　　长城站的主楼坐西朝东，背山面海，它和另一栋宿舍楼都是钢框架外露的装配房屋，像火柴盒一样悬空架在砾石遍地的高地，俯瞰着宁静时犹如平湖秋水似的海湾。两栋建筑之间有砾石镶边的大道相连，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小溪隔开。
　　现在，我们不妨推开屋门，到长城站的主楼去参观参观。
　　主楼的正中大门，门前有一平台，下为阶梯。门外的房檐钢架伸出之处，垂挂着一口金光灿灿的铜钟，是上海人民所赠。它既是一件纪念品，也是长城站传递信息的工具。每当金钟敲响，声闻数里时，队员们立刻闻声而至。
　　长城站的大门很考究，足有半尺厚，装有密封门拉手，以防狂风暴雪破门而入。在风狂雪猛的时候，风雪是进不去的，但是要想从里面出来还得有点力气，否则这门也不容易顶开。无论是主楼或宿舍楼都设有安全门，主楼安全门在餐厅一侧，朝北，是为预防暴风雪堵死正门而设的。
　　进入主楼，门厅不大，有卫生间和电热水器，只要不断电，24小时都有开水。右手边第一间房，即是中国南极长城站邮局，也是我国在南极洲设立的第一个临时性的邮局，邮电部发行的5万份关于南极考察的邮资封，还有集邮出版社的10万份纪念封，都将在这里完成盖戳任务。穿过右边的一扇门，便是富丽堂皇的餐厅了。用“富丽堂皇”来形容这个餐厅井不为过，许多外国朋友来这里参观也大加赞赏。餐厅面积有40平方米，长方形，铺着塑料面的地板光可照人，四壁的护壁纸色调柔和，迎面是占据大部分墙面的巨幅挂毯。画面为在丛山之间蜿蜒的万里长城的雄姿。这是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天津市人民政府馈赠的礼物，图案和我在纽约联合国大厦见到的那幅壁毯一模一样，只是尺寸略小一点。那幅挂在联合国礼品厅的壁毯是我国所赠，也是天津艺人的杰作。餐厅东西两面壁上，缀满了我国许多知名书画家的佳作，都是随船万里运到此地。各国科学站赠送的礼品和我国驻阿根廷、智利大使馆赠送的画屏，也放在显要位置。初次步入餐厅的人，见到这流光溢彩的装饰，大概会以为闯入美术馆的展览厅了呢。
　　这座餐厅也是长城站最大的房间，所有重大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考察队员一日三餐再也不必挤在转不开身的帐篷里，还可以欣赏美妙的音乐和丰富多彩的录像。有时兴之所至，他们把折叠的桌椅挪到一旁，腾出地方跳起迪斯科，倒是使艰苦的生活充满了人生的乐趣。
　　餐厅西边有一道门与厨房相通，里面有煤气灶、自来水，还有各种机械化的炊事用具，如孵豆芽机、烘烤箱、轧面条机等等。这里我要啰唆几句，在我们回国之后，人们对我们在南极的衣食住行很感兴趣。
　　“你们在南极吃什么呀？”他们常问。
　　实际上，我们在南极吃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饭菜，大批的食品如粮食、肉类、鱼虾、蛋都是从国内运去的，肉鱼禽蛋自然是冷冻的。在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补充了一些牛肉、冻鸡、冻鱼和新鲜蔬菜，此外我们还从国内带去大量肉类和蔬菜、水果罐头。所以我们的一日三餐和国内完全一模一样，并不是面包黄油、牛排沙拉的西餐。对于中国人来说，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西餐偶尔尝一尝固然可以，但是天天如此却难于接受。
　　当然，自从长城站建成之后，伙房也鸟枪换炮，从木板房里搬到主楼。紧张的施工建站宣告结束，剩下的活儿也不多了，伙房的饮食也有条件改善，单是每天抽调帮厨的人手也比以往多了。于是，考察队里一些烹调大师也有机会给大伙儿露露几手绝招，特别是北京新型材料建筑公司的工程师李辉，更是变着法儿给大家增添新花样。那些日子，在我们即将离开长城站的前夕，差不多每天都要举行丰盛的宴会，菜肴的品种光是罗列一番就要令人垂涎欲滴：香酥鸡、红烧海参、奶油花生米、油烟对虾、白切鸡、黄焖鸭、松鼠鱼等等。几乎每一道菜上桌，都会引起一阵喝彩。
　　不过，还是离开餐厅，看看主楼和宿舍楼其他的房间吧。主楼进门的左边，通道两旁共有6间工作室或卧室，一律铺有经过防火处理的羊毛地毯，房门也是防火刨花板制作的，四壁和天花板均为石膏板，防火性能好。南极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刮风的日子多，风力又大，取水又困难，防火是至关重要的。据统计，各国在南极的科学站因火灾而丧生的人数超过了所有其他事故而牺牲的总人数。1960年苏联和平站发生火灾，有6人丧生。1982年6月中旬，澳大利亚的凯西站一座新建的发电厂不慎失火，损失达1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00万元），当时正值隆冬，湖泊封冻，取水困难，风势又猛，致使火灾无法控制。我国长城站的建筑材料和室内用品都采用了最新研制的耐火材料，这对于保障南极建筑物的安全是个很了不起的贡献。
　　长城站的宿舍楼位于主楼西北，外观和大小与主楼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大门开在南端，北端也设有安全门。这栋楼中间是过道，两边各有8间房，除了几间辟为气象部门和电讯部门的工作间外，其余均是队员的宿舍。由门前的阶梯上去，入门是个很小的门厅，西为卫生间和存衣间，东为浴室，浴室内安装了3个电热喷头，只要供电，随时都可以洗热水澡。
　　谈起洗澡，来到南极真可谓是奢侈的享受。离开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船上的用水实行严格控制，每天食用的开水只在开饭前的半个小时集中在开水间供应，洗涮用的淡水也在这个时间供应，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塑料桶，便是储存淡水的容器。在这种情况下，洗澡自然是连想也不敢想了。
　　当我来到长城站，并且获准在这里住下采访以后，我想到的头一件事便是洗个痛快的热水澡。因为我还是在乌斯怀亚的山毛榉旅馆里洗的澡，那还是去年的事了。两个月的风风雨雨，我自己都觉得全身瘙痒，浑身难受。我搬进了考察队员腾出的帐篷——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搬进了新居，帐篷空出了许多，于是我在乔治王岛有了自己的“公馆”。这是位于站区北端最偏僻之地的一个双人帐篷，门对着一座陡崖，不远处就是海狼出没的海滩，但是我却非常喜欢它的宁静，很少会有人来打扰我。开始，船队指挥组的张季栋同志和我住在一起。几天之后，他回到考察船去了，于是我独霸了这间5平米的“公馆”。从废料堆里找了个木箱，当作我的写字台，又找来一个较小的箱子当凳子。有了这两件，还能希图什么呢，我在北京的家里还没有这么阔气过。
　　一天中午，用过了午餐，我来到宿舍楼的浴室。室外漫天飞雪，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终于洗去了一身污垢，换上干净衣服，全身仿佛轻了几斤，有说不出的舒服。从这以后，考察队员的生活条件改善多了。
　　作为我国在南极的第一个科学考察基地，长城站还是一个微型的科学城。这里有一个长12.48米、宽9.36米的气象观测场，坐落在宿舍楼东面的开阔空地上。观测场四周有漆成白色的栏杆，里面铺上地衣，中间留出两条小径。这里除了两台百叶箱，还安装了观测太阳辐射的一组仪器，以及放在地上的直管地温表和通常见到的雨量计和蒸发皿，此外就是高高屹立的10米电接风向风速仪。在观测场的围栏之外，另建有卫星云图接收天线，外观像是鱼骨，又叫鱼骨天线，还有4个环形的气象通讯天线。
　　在宿舍楼的入口处，气象室占有相对的两个房间，朝东的房间安装有气压自记仪以及风向风速仪的自动记录装置，还有辐射仪的智能计算机（也称智能日射记录仪）。它们用馈线和室外的仪器连接一起，可以自动显示观测数据，气象人员就不必跑到户外去观测了。另一间房里安装的仪器是国产的气象卫星云图接收机和气象通讯接收机。美国发射的极轨卫星（代号NOAA-6、NOAA-9），它们每天发播的云图照片，这里可以接收。此外，还可以接收智利、阿根廷及苏联科学站发布的气象传真图，以及南美各国和南极科学站的实况气象电报。
　　考察队气象班班长陈善敏说：“从1985年1月1日，也就是我们在乔治王岛登陆的第二天，气象观测就没有中断过。”这位44岁的中年气象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现在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院南极气象研究室主任。1982年11月至1983年1月，陈善敏曾经在智利费雷气象中心工作过。在他负责的气象班，还有一个年轻的气象工作者卞林根，1982年至1983年他在澳大利亚的莫森站工作过，1983年至1984年的南极夏季，他又来到阿根廷的马兰比奥站。这次，他是三上南极了。
　　陈善敏在气象室里对我说，来到乔治王岛以后，他们一边参加建站劳动，一边开始气象观测，同时还要抓紧时间建设气象观测场。气象班总共才4个人，可以想像这是何等繁重的工作量。
　　“起初，我们每天观测3次，以后改成每天6次，”陈善敏说，“除此之外，还开展了气球测高空风，一共进行了10次，最大高度达到5200米，目的是了解风的垂直变化。在暴风雪的天气，我们还搞了冰雪取样，进行大气化学方面的研究……”
　　“除了观测，还搞些什么科研吗？”我问陈善敏。
　　谈起科研，他的兴致更浓了。在这方面，陈善敏有一整套计划。他说：“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现在想到的就有夏季影响南极半岛的主要天气系统，南极半岛的气候特点及其对全球的影响；还有南极半岛辐射状况的分析，夏季南极半岛高空风的分析，南极地区近地面梯度的分析，长城站降水的水样分析……总之，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也是艰巨的工作，我们希望尽早地把长城站纳入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天气监测网。”
　　当然，长城站的科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气象，科考班班长颜其德在他的小帐篷里接受我的采访时，翻开他的日记本说：“从1月24日起，我们第一次对长城站周围的地理环境进行了地质、地貌、地球物理、生物、海洋等学科的综合考察……”随着他的讲述，我仿佛看见他们乘坐海军超黄蜂直升飞机在乔治王岛上空盘桓；看见他们划着小船，在长城海湾里沿着一条条断面，在风浪颠簸的海上采集样品；在风雪漫天的深夜，他们钻进海边的帐篷，彻夜守候在仪器旁观测记录；他们顶着狂风，踏着冰原，攀上陡峭的冰崖和难以容足的陡壁……
　　不过，我承认，最初，我并没有对科考班的工作产生足够的注意。我以为，建站劳动就够紧张的了，他们在岛上呆了不到两个月，有多少时间搞科学考察呢？
　　事实上，我的想法完全错了。
　　这是一支科学研究的劲旅，年轻的富有探索精神的中国科学工作者，第一次在南极的科学考察事业中崭露头角。他们的成果引人注目。
　　28岁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助理研究员贺长明坐在棉布帐篷的地铺上，把一盒磁带放进录音机，一面回答我的询问。
　　“南极是研究高空物理最理想的场所。高空物理，通俗的说法就是研究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这个文弱的青年是考察队最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但是对他从事的学科却有一种执著的追求。他说，南极的国际科学合作，最初就是从高空物理的研究发端的。1957年7月开始，1958年12月结束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动员了67个国家25，000名以上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加。这次规模空前的国际性科学考察涉及到南极洲的考察项目有9个计划，即极光、宇宙射线、地磁、冰川学、重力、电离层物理学、气象学、地震学以及设立一个国际气象中心。这次地球物理年还使12个国家在南极大陆和附近各岛屿建立了55个学科考察站——这些都导致了后来的《南极条约》的诞生和今天遍布南极的140多个科学站的出现。
　　贺长明是研究高空物理的。这几年，他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著名地磁与高空物理专家朱岗昆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每到冬天，他就跑到天寒地冻的哈尔滨或者北部边境的漠河，去进行高空物理的研究。
　　录音机响了起来，一种清脆悦耳的下滑音，像是旷野里的口哨声。持续不断地传来，动听极了，悠扬极了。
　　见我惊诧的神情，贺长明解释道：“这就是我们这次在乔治王岛接收的来自太空的哨声，它是太阳活动喷发的高能粒子流，在进入极地上空几千千米的电离层时激发出来的。”
　　“不同的粒子流通过电离层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有哨声、蛙声、嘶声、吼声、吱声……”他谛听着录音机中的哨声，继续说，“过去我们到黑龙江，就是捕捉这种来自太空的声音，但是很不理想，因为我国的地理位置处在中低纬度，收到的讯号极其微弱，时断时续。可是南极就不同了，你听，多清楚，持续不断！1月16日晚上，我来不及支起帐篷，干脆在海滩上铺上雨衣，趴在地上调试仪器，立即就接收到清晰的太空哨声……”
　　说到这，他苍白的脸上漾出了笑容。
　　“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疑惑不解地问。
　　“啊，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太阳作为万物之源，它的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太大了。”贺长明似乎在斟酌用怎样的通俗说法才能把深奥的道理讲明白，“太阳粒子流在射向地球时，由于环绕赤道和低纬度地区地磁场的屏障，无法进入。但是位于南北极的地磁极，却像一个窗口，使粒子流源源不断地涌入，使大气分子发生光化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极区看见绚丽多姿的极光，发现电离层扰动造成短波通讯中断……”
　　他继续说，“太空的哨声为我们诊断空间物理环境提供了一种信息，由此可以了解宇宙和外层空间的电场、磁场、介质浓度等等，这些数据对于国防、通讯、气象等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发射导弹或运载火箭，就要事先作磁情预报。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南极更理想的场所。对我来说这里得天独厚。”
　　“那么，以后你还得来南极吧？”
　　贺长明点点头，“搞我们这行的，能够到南极来从事研究，太理想了。”他接着补充道，“现在很多国家都很重视开展高空物理研究，美国在塞普站架设了22千米的巨大天线，捕捉遥远天际的信息，苏联、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波兰都在南极探索空间物理环境的秘密。我们现在还仅仅是开始……”
　　的确，他们仅仅是开始，但是他们献给南极冰雪女神的第一件礼物却是丰厚的。
　　除了贺长明，36岁的地质学博士刘小汉研究了乔治王岛6000万年的地壳变动；3次到过南极的地貌学家、副队长张青松探索了乔治王岛甚至整个南极大陆18，000年的沧桑巨变；还有柯金文，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从乔治王岛频繁的地震记录中摸到了大地脉搏的跳动；在南极的澳大利亚戴维斯站工作过一年的海洋生物学家吕培顶，初步探明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当然，还不能漏掉，我们的测绘专家们——鄂栋臣、国晓港、刘允诺，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建立了长城站精确的坐标系统，绘制了第一张长城站地图；长城站的医生韩凤阳昼夜巡诊，第一次总结了极地气候与人体健康的相互关系……
　　好了，我们还是继续参观长城站吧。
　　在站区北部，离海边不远的阶地，有一幢漆成红颜色的木板房，这是长城站的心脏——发电房，安装了2台50千瓦的发电机；此外还有2台应急备用的汽油发电机门（1台2千瓦，1台1千瓦）。当长城站建站施工伊始，发电房终日机声隆隆，不绝于耳，给站区带来了光明。另外，主楼的后方，最早建成的一幢黄色木板房，原是考察队员的宿舍，现已改派了别的用场——贮放各种食品的库房。与它毗邻的一栋漆成红色的木板房，是贮放鱼肉鲜货的冷藏库。此外，站区东部的一幢绿色木板房——原先是长城餐厅，现在也改作存放器材的仓库了。
　　当我走到海边，长城站最早兴建的码头冷落了，海浪不断冲刷它，有些地方已经塌陷，昔日运输艇往来如织，车辆和起重机紧张卸货的景象，早已消失，变成人们回忆的话题。但是，这小小的码头却记载了创业的艰辛，记载了几百名中华男儿艰苦奋战的几十个日日夜夜。他们亲手创建的长城站巍然屹立在菲尔德斯半岛，将永远傲视南极的风霜严寒，傲视着猖撅的暴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