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长城站

暴风雪刮了几天几夜。从“向阳红10号”船放下的两艘小艇——它们分别叫“长城Ⅰ号”和“长城Ⅱ号”，是江南造船厂专为长城站运输物资赶制的7吨运输艇。这会儿因为风浪太大，只好开到长城站前方的码头去避避风。倘若它们还吊在大船的旁边，说不定会碰得粉碎哩！
　　狂风，恶浪，白茫茫的雪花，挡住了视线，也切断了乔治王岛和船上的交通，惟一的联系只能指望那台高频步话机了。
　　你很难想像眼前的景象能够和夏天联系在一起。不错，前几天老天爷似乎张开笑脸了，久违的太阳钻出低垂的厚厚的云层，在白茫茫的岛上洒下了温暖的阳光。那些匍匐在砾石岩块上面的地衣好不容易钻出积雪，岸边的一群群企鹅也情不自禁跳入冰冷的海水，洗了个痛痛快快的海水浴。可是当我跑到船上的气象预报室，那里的空气却是异常沉闷。
　　气象预报员们围坐在长条会议桌前，举行一天一次的大气会商会。墙上挂着刚刚接收的卫星云图和天气传真图。他们轮番上台，指着墙上的图表，各自发表对天气发展趋势的见解。
　　“本地区已接近低压云系的边缘，”主班预报员黄德银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气象工作者，他首先谈了他的分析，“今天后半夜云系影响本区域，风力要逐渐加大。明天白天风力5～6级，下午还要增大……”
　　黄德银的措辞很谨慎，但是他们却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在那张美国NOAA-6极轨卫星发布的卫星云图照片上，旋涡式的气流像是灰白色的星系在眼前旋转，快速移动，有一个小红点即是我们所在的位置，已经卷进可怕的涡流之中。
　　这时，预报员王景毅、王邦根、许淙、刘训仁也纷纷提出他们的看法。
　　“现在气压在逐渐下降，”王景毅走在壁前，指着纸色发黄的天气预报传真图说，那是智利马尔什基地费雷气象中心每天3次发布的大气图，他认为，“明天受锋面影响，风力大，转偏北风……”
　　我们年轻的气象人员尽管是第一次闯到南极，缺乏经验，但是他们依靠每天24小时不断地监视南极变幻的风云，发现了围绕着南极大陆，有一串串迅速转动的气旋。这些冷暖气团交汇的产物，是导致天气变化的主要原因。只要气旋一旦进入本区，天气立刻就要变坏。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从南极大陆席卷而来的气旋，挟着极地的寒风和漫天的飞雪，锐不可当地掠过漂着浮冰的洋面，突然把乔治王岛包围了。
　　我是抢在暴风雪刚刚袭来，海湾风浪开始骚动的瞬间，登上运输艇上岛来的。运输艇装上了一船水泥，希望抢时间再赶运一趟。我已经作好了不回大船的准备，把被子和毛毯也带上，装进一个很大的塑料口袋里。我们都穿上橘黄色的救生衣，因为海况很不好，小艇在喧嚣的浪涛中颠簸起伏，船首激起的浪花不时涌进船舱，把我们浑身淋个透湿。当小艇刚刚进入开阔的海面，风更大了，大浪使小艇急剧摇晃，仿佛随时都可能将小艇掀翻，这时暴风雪开始变猛了，横飞的雪花在眼前飞旋，我的身上和眼镜上是薄薄一层白雪，甲板和船舷立即变白了。而在我们的右侧，那从企鹅岛伸展过来的礁石巉岩，阴森森的，尖利异常。我心想，“要是不小心撞上去了，那可就完了……”
　　当我们安全地把缆绳系上长城站的码头时，每个人不由地松了口气。
　　“喂，伙计们，快来卸水泥呀！”小艇上的水手们大声喊道，他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行啦，你们去休息休息吧，这里的活儿交给我们了……”站在码头上系缆绳的董兆乾笑嘻嘻地答道。他是长城站的副站长，一位多次来过南极的海洋学家。
　　我把行李扛在肩上，踏着坑坑洼洼的砾石滩向上走去。几天不见，长城站变了样儿，站上的考察队员们也不认识了。他们的头发胡子长得老长，成了最时髦的现代派发型，谁也顾不上修饰门面。脸上的皮肤被风雪吹得粗糙、黧黑。许多人的手因为成天泡在泥浆雪水里，皲裂成一道道口子，不得不用胶布贴起来。至于他们身上的羽绒服和南极夏服，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沾满了油污泥浆。他们在这里过的是怎样艰苦的生活，似乎用不着细问，一看他们那憔悴的面容就完全明白了。
　　频繁的暴风雪，使大家更加意识到，南极建站必须争分夺秒，战胜恶劣的大气，加快施工的进度，当务之急是把几百吨建站物资运上岸。除此之外，为了在乔治王岛站稳脚跟，还必须兴建相应的设施。短短十几天功夫，他们建成3栋木板房，其中一栋漆成绿色的“长城餐厅”，是考察队员在暴风雪中奋战一昼夜建起的；他们还建成了码头、发电房、气象观测场……
　　我把行李放进一间双人帐篷，那将是我在长城站的栖身之地，接着就去参加卸装水泥的劳动。不知什么时候，漫天的雪花又变成了绵绵的阴雨，拖拉机在泥泞的砾石滩艰难地吼叫着，不时地打滑，轮子捆上了铁链也无济于事。雨忽大忽小地下着，到处湿漉漉的，考察队员都淋着雨作业。拖拉机拉着平板拖车把一袋袋水泥，还有建房的陶粒和沙子运到施工地点，我们就排成几行开始接力，一包包沉甸甸的水泥在无数双手里传递，然后分门别类堆在一起。
　　“喂，这样太慢了！”站在车上的陈富财粗声粗气地喊道，他是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一位很能干的队员，“把那些木板拿过来！”
　　他的建议被大家愉快地接受了。一块块跳板搭在车上，队员们站在两旁，一袋袋水泥就像放上传送带，很快就卸了下来，又省力，又省时。
　　我夹在这劳动的行列中，看着这些满脸汗水，浑身湿透的队员，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波澜。他们看起来都很平凡，一点也不起眼，可是一旦干起活来，不管疲惫的身躯像散了架似的，也不管外面是风是雨还是茫茫大雪，他们一个个就像猛虎下山，什么也顾不上了。
　　几大前，海湾里风急浪高，冒着寒气的潮水借着狂啸的暴风，突然排山倒海地冲向海滩。那里有一座刚刚修好的码头，是考察队员们夜以继日站在冰冷的海水中埋下一根根钢管，填了四百多个装满沙石的麻袋（还有草袋和塑料袋），辛辛苦苦修筑而成。但是潮水涌来，码头顿时被淹没了，那些用来加固码头的木板漂出水面，随时可能被风浪卷走，大浪吞噬着沙袋，像是一个贪婪的张开大嘴的海兽……
　　这时，长城餐厅里飘来诱人的香味，队员们忙碌了一天，在温暖的木板房里津津有味地用晚餐。突然在海边值更的队员陈富财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把潮水涌上码头的消息告诉大家。
　　长城餐厅里立即炸开了。他们搁下饭碗，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坐在一旁的郭琨队长，郭琨此时已经站起来，把手一挥，“走，抢救物资！”说罢，他已经冲出了木板房。
　　几十双脚飞快地奔向怒涛汹涌的海滩，当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保住码头，因为没有码头就无法卸货。何况这些木板、麻袋都来之不易，是万里迢迢从祖国运到南极的，丢了一件就少一件，有钱无处买呀。当然，郭琨在这个时刻没有失去领导者的沉着冷静，要知道，在这种时刻，稍有不慎，手忙脚乱，是很容易出事的。当众人冲到海边，他一个箭步跑到前面，指着浪涛涌起的脚下，大喝一声：“谁也不准越过这条线！”
　　他的冷静使大家很快从忙乱中清醒过来，抢险也变成有组织有指挥的行动。几名队员冲进劈头盖脑扑来的浪涛，从激流中抓住漂浮的木板。“快，拴绳子！”站在岸上的队员把几根又粗又长的绳子扔过去。
　　潮水朝人们猛扑过去，翻卷的狂澜一次又一次从队员们手中夺走沉重的木板。他们脚下装满砂石的麻袋也经受不住巨浪的猛击，一次又一次被浪涛所吞没。
　　站在岸上的队员喘着气拼命拉紧绳子，有的人全身死死压在绳上。这时几名队员飞快地找来几根钢钎牢牢固定，然后把绳子捆住了。
　　拴在绳子一端的木板，在与狂风恶浪的角逐中被队员们夺了回来；堆放在海滩的零散物资、钢管、三角铁和大批木板也运到安全地带。码头虽然被大浪冲塌了一段，但是物资都安然无恙，风浪一息，他们马上把码头重新加固了。
　　在长城站，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步伐钻进帐篷。暴风雪越刮越猛，我们住的这个帐篷实在可以用“弱不禁风”四个字来加以形容，它不像军用棉布帐篷那样坚固，薄薄的帐篷面子被狂风拉扯得噼啪作响，起初还以为是外面下大雨，其实是帐篷呼啦作响的声音。那充气的房柱根本经受不住狂风的扭曲，不停地摇晃倾倒。你可以想像，躺在这样的卧榻上怎么能够安睡。有时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是躺在风浪颠簸的一叶孤舟上，喧嚣的风浪不绝于耳，随时可能把小船弄翻。除了这种不安全感，那出出进进的门，只是薄薄的橡胶门帘，已经关不严了，狂风卷着雪花不时倒灌进来。
　　我跟吴振嘉住一个帐篷，他是编队政工组组长，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盏煤气灯，是取暖用的。我找了块大石头，把门帘挡住，又从外面扣上一块挡风的木板。就这样，风还是呼呼地从门缝钻进来，带来阵阵寒气。幸亏煤气灯好不容易点着了，帐篷里稍稍暖和一些。我在充气垫上铺了一床睡袋，本来钻进睡袋是够暖和的，但是睡袋太小，我这样的大个子根本钻不进，即使勉强钻进去也无法转身，所以只好把它当褥子垫在身下，好在我事先早有预备，带了被子和毛毯，睡下来并不觉得太冷。
　　我躺在帐篷里好久没有睡着，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考察队员对于南极的暴风雪早就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了。帐篷底下是砾石遍地的古海滩，只要挖开砾石，就可以遇上潜水，那是山坡的积雪融化的雪水和降水汇集的。再深的地方就是永久冻土，即使夏天也不会融化。他们成天睡在冰冷的潮湿的地上，早上起来充气垫上可以发现一个湿漉漉的水印，正好是自己身体的形状。此外，帐篷内壁挂满水珠，那是呼吸的水蒸气凝结而成。不过最讨厌的还是暴风雪，狂风时常把帐篷掀倒，有时厚厚的积雪把帐篷压扁，飞雪掀开门帘，恶作剧地在他们的睡袋上铺上厚厚一层雪。即使这样，你也不必担心，他们照样睡得很香。紧张的施工，每天工作超过十五六个小时，一进帐篷，倒在铺上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因为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帮厨。但是当我钻出被风雪埋住的小帐篷时，几乎不认识眼前的长城站了。
　　一夜风雪，把前些天极地太阳好不容易辛勤劳作的成果一点不留地抹掉了。积雪融化的山坡像敷上厚厚一层银粉，勾勒出岩层变化的轮廓，鳞次栉比的帐篷城埋在深深的积雪当中，像一个个白馒头堆放在海滩。从我住的帐篷到长城餐厅之间，是一条奔流的小溪，这会儿已经被雪淤平，结上薄薄的冰。只有一只缩着脖子的贼鸥，小心谨慎地飞旋着，落在贮放垃圾的汽油桶上，在那里讨生活，大概大雪使它很难找到食物了。
　　我踏着嗞嗞作响的雪，走向小溪对面的长城餐厅。厨师徐秀明比我起得更早，已经在那里点汽油灶，烧了一锅热水。早餐的食谱是热汤面、油炸馒头片和花生米。我的任务首先是把两个铝制水缸挑满，然后帮忙把中午要做的菜洗好。食品库暂时就在露天地里，一箱箱的冷冻肉和新鲜蔬菜放在天然的大冰库，上面盖了一块大帆布。目前冷库正在施工，冷藏箱还未安装，一旦冷库建成，食品都要入库保存了，因为这些食品不仅要保证建站人员的需要，将来留下过冬的队员也全要指靠它。
　　长城站的伙食是大家众口交赞的。年轻的天津厨师徐秀明上岛以后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没有到附近去看看南极的风光，从早到晚想方设法使大家吃好吃饱。这个小伙子工作态度非常认真负责，他知道考察队员工作很艰苦，体力消耗大，没有足够的营养是顶不住的。因此，他在有限的条件下不断变换花样，使大家增加食欲。这天晚上，晚餐已经结束，我正在洗刷一大盆碗筷，他让我把几个大铝盆洗出来。
　　“徐师傅，你休息去吧，”我看见他在一旁挽起袖子，劝道，“这里的活儿交给我……”
　　“我得和面，明天包饺子。”他一口的天津味的口音。
　　我心想，做几十个人的饭就够忙乎了，还要包几十个人的饺子，哪里有这么多的功夫。帮厨一天，我已经领教了这项工作的繁重，从天不亮到傍晚，我手脚不停，腰都累得直不起来。而他，却是天天如此呀。
　　他也许看出了我的犹豫，便告诉我，明天考察队的两名队员过生日，34岁的测绘工作者国晓港和30岁的后勤装备班的张京生，将在南极迎来自己的生日。在南极考察的日子里，每个队员过生日都要加菜，船上条件差一点，只能发两听罐头；可是在长城站，借机会可以改善伙食，让全体队员痛痛快快地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动议还是长城站站长郭琨提出的，这天他不在站上，而在“向阳红10号”船指挥卸货。虽然狂风恶浪切断了岛上和船上的交通，但他的心里却记挂着这件小事。他在高频步话机里告诉副站长董兆乾，一定要让过生日的同志热闹一番。“请食堂加个菜，弄点酒……转达我对他们生日的祝贺……”他在报话机中说。
　　当天下午，风雪更大，室外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从各班抽调的二十多名队员纷纷跑来包饺子。一大铝盆的猪肉大葱馅，两扇木门当作案板，大蒸锅热气腾腾，众人说说笑笑，包起各种富有创造性花样的饺子。这时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马维军、汪保国也笑嘻嘻地前来凑兴，摄影机对准了一个个欢快的镜头。
　　“吹哨子……开饭了……”饺子下了锅，徐秀明立即告诉《人民画报》记者孙志江，今天轮到他帮厨。
　　哨声在白雪茫茫的荒野传开，风雪中一个个端着碗筷的队员钻出帐篷。我们的“酒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记者杨时光，早已带着一帮兄弟抱来一箱箱啤酒，还有白酒和葡萄酒。
　　“老杨哥，今天还有酒呀？”
　　“保证供应，不够再去拿。”满脸红光的杨时光怀里揣着酒瓶，手里攥的也是酒瓶，“够你们喝的，可就是不准喝醉……”
　　队员们围着两排长条桌团团而坐，长条桌不过是建房的梁柱，两根拼在一起，放在空油桶上。在一阵碰杯声和哄笑声中，副站长董兆乾笑眯眯地走在两排长桌当中，发表了祝酒辞，但是谁也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心情激动的国晓港和张京生拿着酒瓶，轮番地向在座的同志敬酒，接受大家的祝贺。不知是谁把录音机弄来，优美欢快的旋律顿时弥漫着热气腾腾的餐厅。接着，几名活跃分子——陈富财、陈善敏、陶宝发和杨时光，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在众人的鼓动下，跳起了迪斯科……
　　看着这一张张笑脸，听着满屋的笑语喧声，谁能想到此刻正是暴风雪袭来之时。
　　窗外，狂风怒号，风雪弥漫。无遮无拦的海滩上，呼啸的狂风，卷着飞雪，打得人睁不开眼。远处的冰川，近处的山崖，甚至几步之外的帐篷，都淹没在风雪之中，连不畏风雪的企鹅也不见踪影了。
　　啊，好大的暴风雪，小木屋在风雪中屹立。笑声和歌声，充满中国南极健儿的壮志豪情，飘向暴风雪的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