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极去
到南极去
“到南极去……”
我站在宿舍楼的传达室外面，手里握着话筒，几乎难以相信这会是真的。
电话是我工作的单位——光明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打来的，这已是晚上8点多钟。一个星期以前，我在武汉采访一位中年军医，回到报社后，一篇近万字的报告文学送进了工厂的排字房，这时我感到浑身疲惫之极，我确实太累了。
但是，电话中分明是副总编辑的声音：“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派你参加南极考察的采访。具体情况，明天上午你来报社面谈。”
电话挂断了，我却久久忘了放下话筒。
头上的天空被林立的高楼切成不规则的锯齿形，10月的秋风已送来阵阵寒意。我仰望着那高不可及的苍穹，有几颗发出微光的星星朝我嘲弄似的眨眼。对面的高楼里飘出忽高忽低的音乐，像一股山涧流出的清泉，从我的心头滚过，流向遥远的平川。
人生的道路常常是难以意料的，仿佛冥冥之中有谁在暗地安排，使人捉摸不透。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寒风凛冽，北京郊外的田野一片单调的土黄色，旋风不时卷起一阵沙尘，把地上的落叶吹向天空，吹向行人。
天刚亮，我就早早地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从西郊海淀奔向西直门。我就读的北京大学早已放了寒假，同窗好友大多回家过春节，只有我们几个穷学生还待在举目无亲的北京。那年月，回家探亲的川资对于我们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尽管千里之外的慈亲望眼欲穿，我们也不能回去。
出了一身汗，也灌了一肚子风，自行车把我从郊外送到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还要补充一句，那年月，我们这些住在西郊的穷学生，进一趟城也要掂量掂量。记得在大学待了6年，除了参加国庆游行，由清华园坐火车到朝阳门，然后步行到东单，几年里进城的次数寥寥无几。存了车，我便径直奔往外文书店，目标很明确，我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两幅地图，俄文的南极和北极地图。那时候，外文书店还经销苏联的原版地图，现在大概很难遇见了。
两幅原版地图花了多少钱我已忘了，大约不太贵。还买了一张油画的印刷品，画面是雨后的橡树林，金色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冠，映出雨后的林中水洼，俄罗斯画家的作品。但是我更珍惜那两幅地图，它们一直保存在我的身边，直到十年浩劫，连同我的十几年的日记一起烧了。
记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跑到王府井去买这两幅地图，也许是青春时代的梦吧，那时候做过好多天真的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的我却是挺认真的，当作那么一回事。年轻时生吞活剥地胡乱读了一些书，南北极的探险记，阿蒙森、斯科特征服南极的英雄壮举，尤其是俄罗斯和苏联作家笔下的北极，那广阔的冰原、奇冷的冬天、神奇的白夜、挤成一堆的浮冰，以及驾着狗拉爬犁的爱斯基摩人和北极探险者，都引起我的无限向往。当然我知道，不论是北极和南极对我都是遥远的，像可望而不可及的月球，但我仍然幻想着，幻想有一天去远征那个寒冷的冰雪世界。
青春时代的梦很快就从脑海里遗忘了，那两幅地图的失去也并未引起我多大的惋惜。时光的流逝使我变得更加现实，不再去作无谓的空想。在祖国960万平方千米的锦绣江山里，我尽可以充分利用作为一名记者的便利，去探索，去漫游，去发掘生活的宝藏。我曾经这样想过。
可是，鬼使神差，南极洲突然闯入我的生活，搅起一阵不小的波澜。1981年春天，我跑到北京东郊国家海洋局一幢简陋的招待所，缠住了刚从南极归来的董兆乾，他是一位年轻的海洋学家。此前不久，1980年的冬天，他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地貌学家张青松，作为我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应邀到澳大利亚在南极的凯西站访问。我是从新华社的消息获悉此事的。我从直觉出发，感觉此事的深远意义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说句冒昧的话，新华社的报道虽然发表在先，但我认为还有深入采访的必要，尽管这个馍别人已经啃过，但我还想再嚼它一嚼，也许还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我在招待所找到董兆乾，这位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向我详尽无遗地谈了他们在南极度过的难忘的生活。我像一个执著的矿工，抱着不挖尽宝藏决不罢休的“磨”劲，整整泡了他一天，从早上到深夜。后来，我又找到张青松，补充了几个细节。这样，几天之后，一整版的报告文学《啊，南极洲》，在《光明日报》科学副刊发表了。
这是一个契机，它重新点燃了我心中早已熄灭的对南极洲冰雪世界的热情。这里，也必须提到社会的需要所起的推动。《啊，南极洲》见报后，引起了出版界的兴趣，我所知道的就有4家出版社把它收入集子里，这还是其次。在这以后的几年，还有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约我写南极的书或者文章，这倒出乎我的意料。我的那几本小册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它们微不足道，但是我却因此比较系统地看一些有关南极的书籍，积累了南极的一些资料。我的好朋友李元同志，他是北京天文馆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天文学和地学方面古今中外资料的收藏家，每次见到我时总是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到南极去一趟……”
我总是对他报以未置可否的微笑。说心里话，我对人生绝不会抱什么幻想。南极需要人，但需要的是科学家，我去能干什么呢？何况，这样的机遇是无穷小，无论如何是不会轮到我的头上的。
1984年10月25日，我早早来到光明日报那幢米黄色办公楼，不知道约我前来的副总编辑开什么重要会议，直到下班前10分钟，他才从会议室里出来。
一切都决定下来了。
“事情就是昨天电话里讲的，”他用手推了推镜架，又从台历上撕下一张日历，那上面记着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直接跟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联系，喏，就是这个电话。”
他接着又告诉我，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的大批人马即将动身，11月中旬船队从上海出发。“你怕是来不及了，”他说，“时间不到一个月，办护照和各种准备都来不及，乘船去可能不行……”
“那……怎么去？”
“‘南极办’的意思是坐飞机去，到阿根廷和船队汇合。”他含含糊糊地说。
谈话结束了，我的漫长旅行就在这一天决定下来。我将由北京飞往美国，然后由纽约到南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最后抵达火地岛的乌斯怀亚港，在那里登上我国科学考察船“向阳红10号”，奔赴南极……
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