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三十多年后，我和一群作家到南京领一项高级别的文学创作奖，当作家们晚上聚在一起大谈特谈个人初恋的经验时，我没有别的可以炫耀，便说了这段脖子的故事。在座的朋友们却一个个嗤之以鼻，他们说我并不是跟那个动人的小女孩谈恋爱而是跟“一根”脖子谈恋爱；那算什么“初恋”，只不过是可笑的“脖子情结”罢了！我对他们用“一根”这个数量词非常反感，他们亵读了我童年心中唯一可以留念的审美对象，使我对这些文学家品味的估量大大降低，怪不得现在在“创作”“写作”这类高尚的心灵活动前面往往加上个低级的“搞”字。但午夜们心自问，与他们多彩多姿离奇古怪温柔缠绵两相情悦青梅竹马的初恋相比，我不能不暗自惭愧：我“青春期”时与异性的接触确实少得可怜。如果我能像他们一样交游广泛，视野开阔，当时周围比那片三角区更加能吸引我的东西一定还很多。可是命运就是如此规定，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偏爱一些别人不太注意的细节。这大约也是我后来还能靠写小说吃饭的原因。
　　一颗草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壤中破土而出，如果再没有其他植物在它周围生长，它便会成为童山秃岭上一株夺目的大树。我对白色三角区的怀恋何尝不是如此。在那耀眼的光芒以后再没有别的发光体照耀过我，于是我也像我祖父似的敝帚自珍，在我以后的岁月里从劳改队进进出出，一直怀揣着对她的思恋。那是我缺少异性滋润的贫瘠的心田里的一株树。现在我又回到南京，当然要去顶礼膜拜。
　　我还记得她家住的地方。我说我造孽造得很早的一个罪过就包括我曾悄悄地跟踪过她。我至今还能依稀地看见她黑色大辫子摆动得合度得体，就是在三十多年前放学的路上发现的。但我并不是有意跟踪她而是她主动吸引我，走着走着我不知为什么就会跟着她走。后来我才知道世界上许许多多事情都身不由己。我可以保证此后我再没有跟踪过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再没有哪个女人有那样的头发。长大后我听说女人的头发长了发梢会分叉，现在很多香波就以解决这个难题做广告。可是那时我认为她的头发绝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每一根都能够单独剔出来做成标本，难怪古人在诗词中把它比作“青丝”。那时我虽然已经戴上近视眼镜，奇怪的是我仍能远远地看见她头发根底白皙的皮肤，那是迷人的三角区的衍化。我第一次跟她到家，以后便轻车熟路了。原来她家离我家很近，她到家后我往前再走二百米也就到我家了。跟踪其实不过是顺路而已。她家在一个菜市场前面，我每天吃的菜都要—一经过她家门口。
　　和作家朋友们聊了初恋的第二天，我说我要去“寻根”，看看祖父那座大花园现在怎么样了。前面说的那位好友——著名作家兼编剧作为授奖会的东道主之一，发动几个友人跟我一起去。于是大家坐了一辆面包车直奔三十多年前曾经为我的家。按我提供的准确地址：ＸＸ路ＸＸ号，司机很容易找到地方，可是我家已经成了一个制造电机的工厂，门牌号却依然没变。早先悬挂拉联的门柱上如今一边是工厂的牌子一边是工会的牌子，倒也很对称。大门已不是原来的大门。我记得原来的门是厚重的本头门，镶着几排铜钉和两个铜环。现在大大缩小了的黑色铁门上莫名其妙地涂着好些红白油漆，大门仿佛成了画家的一块调色板，远看又好像抽象画派的作品。几个作家走近仔细一看，才认读出是退了色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口号。一时我竟有些眩晕，几个历史时期叠印在一起，压缩了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时间便如此无情地匆匆而逝，不管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来说多么伟大重要多么惊心动魄的事都会过去，都会变为陈迹。
　　我的好友是南京的知名人士，对看大门的老头一说老头便领着我们从旁边的小门鱼贯而人。不出所料，曾经为我家的花园早已面目全非，楼台亭阁无影无踪，绿树花草也被雨打风吹去。小溪变成一条平坦的柏油路，看门的老头说路下面埋了条排污管道，那大概就是我记忆中清澈的小溪了；荷花池被压在车间底下，花房改建为一排砖木结构的简陋平房。老头还记得花移出来后都死了：“一棵都不剩！”老头也会发出感叹。看来，人要比花木的生存能力强得多。
　　老头仿佛是《失乐园》中的维吉尔，—一指点给我看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时候改造的。改造真的非常彻底！一家人的生活场所变成了公家的生产场所。但工厂近年也很不景气，竟败落到与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大家庭一样，要工人各自去寻找生路，老头说这地方将要被港商买去，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厂房静悄悄的，既没工人也没机器的响声。一堆堆锈迹斑斑的电机半埋在凄迷的荒草中，那大约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了。花园败落了，工厂也败落了。不管是花园也好工厂也好，不管是属于私人公家或是港商，人们在土地上忙来忙去只不过是来来去去往返的风，这片土地还是这片土地。友人们怀疑说你是不是弄错了，又有人开玩笑指着车间里的一泡尿迹说，你大概就在这里落草的吧。我突然想到“落草”一词的含义：既指婴儿出生又指去当强盗。神圣感立即被一种暗示所代替：是不是人生下必须是强者，不然便不能承受以后的命运？
　　本来这应该是我心中的一所殿堂，可在又脏又乱又破的厂房中我找不到一点令我感动的景象，准备好的一掬泪竟无处可洒。我想我原来就无所谓“根”的吧，生下来就命定和风一样要飘泊天涯。现在的问题倒是应该考虑准备停息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死在哪里；“根”，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坟墓倒是我必须思量的前途。所有的过去都把握不住，那么就试试把握现在吧！“自掘坟墓”虽是个贬义语，但换个角度理解那不正是提醒赶往坟墓的老人要把自己的墓掘得舒适合体？一般人的坟墓都由别人来“掘”，“自掘坟墓”者才有精心设计、量体剪裁的自主权。
　　友人说既来了一趟总得留点纪念，我大致观测一下可能是我出生的院落的地点，站在一处铁皮自行车棚下照了张相，脸上的表情尴尬无奈得变了形。不知情的人看了这张照片一定会发笑：为什么我非要手扶着块“棚外禁止放车”的木牌留影，这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我还记得林木森森的院中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我母亲在树下怀抱着裙褓中的我的相片，今天正挂在我书房的墙上，而梧桐树却被一堵水泥砌的灰色标语牌替换了，“时间就是金钱质量就是生命”两行红字赫然在目……所有这一切，都令我能非常高兴地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跟它们说一声“拜拜”。从此我获得了解脱。既然“时间就是金钱”，我不会再对损耗掉的时间有丝毫怀念。花出去的“钱”再也收不回来，眼前的问题倒是怎样花手中这点不多的“钱”。
　　这次“寻根”反而激起了我“向前看”的精神，出生地全然颓记全然消失，等于给了我一个新的起点。我在这所电机厂又诞生一次，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仍有权再得到一次“青春期”。这使我将近花甲时还敢投人商海。
　　算了，咱们还是去寻那“根”脖子吧！友人怂恿我说可能还会找到她，我当然早已抱着一线希望。于是我把这“根”毅然地抛诸脑后，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去寻那“根”。告别维吉尔，到贝雅特里齐那里去吧！幸亏我还记得她的芳名，这得益于我和她没有过肉体接触。于是面包车又向前开了二百米，来到莱市场门口。
　　让我诧异的是莱市场还是那个菜市场，三十多年来风貌犹存，污水溪流般地从大门洞往外淌，泅旧地泄进马路边的下水道。市场大门左边卖豆芽的小店还在卖豆芽，仿佛它的豆芽总也卖不完。在这里我倒寻见梦中的情景，真如佛经所说的“不可思议”。白得耀眼的细细的豆芽菜，更令我急切地想看到那白得耀眼的圆润的脖项。我说她就住在豆芽店的楼上，这间储红色的残破的木板房里。整座小楼依然颇具风情，仿佛是一幅精致的水粉画，虽然更加破旧但也更加凝重。窗户面临马路，贴着胶布的玻璃股俄模糊，使有心的过路人不禁会遇想里面的暧昧。我说我过去就曾在窗下仰望过多次，除了贴上了胶布那窗户并没有变样。好友说你先别进去，让我先去替你打听打听，我们就说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来看看你有何不可？
　　好友进去了约十分钟快快地出来，连声叫走吧走吧！
　　在车上，好友说果真有这么一个叫那个芳名的老太婆，你记得一点没错。但哪有什么“美丽的三角区”！我特别注意看了看她的脖子，又黑又瘦皱格里还藏着污垢。黝黑的楼道里摆着个破煤球炉，烟熏火燎的让人没法在房里久待，而她却安然地抱着不满周岁的外孙喂稀饭，头发也已花白并且脏乱不堪；她的形象和她的生活环境再匹配不过，纯粹是菜市场卖剩下的蔫菜叶。我问她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叫你这个名字的中学同学，她连想也没想就说想不起来了，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可见当年她对你就毫无印象，并且对过去所有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算了，你还是把你的梦好好保留住吧，别让现实击碎了它。到我们这把年纪，只有梦是最宝贵的。”
　　国宾馆的路上作家们个个默默无言。作家这时才像是作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由此产生的感慨。别人的感慨我不知道，我可以想象光阴对她和那片白色三角区的磨损，也许这个女人比我受的摧残更多更深。想到这点我不禁心头沉重。我有另一个同期的女同学从美国来看我，她在台湾也有一番挣扎，成了富婆后又描眉又画眼又染发还经过几次整容，但苍老仍然从皮肤下顽强地向外渗漏。被精心掩饰的老态更令人不寒而栗，使我这个旁观的友人也觉得自己又老了许多。
　　我拍拍好友的膝盖悄悄说了声“谢谢”。我理解他的好意，他让我毕竟还能保留一点美好的记忆，不然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未免太过于残酷。
　　他握住我的手背紧紧一捏。对这个世界，我们已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