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后，一时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蒋介石长驻武汉。毛泽东派出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前来武汉。面对向着武汉推进的日军，国共两党在武汉又开始新的会谈。这一回，国共会谈的主题，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合作。　　

　　周恩来以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无非这三种:　　

　　A?恢复十三年前(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全”大会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允许其他党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C?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　　

　　周恩来认为，第三种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呢?他以为眼下只能用这临时办法。国共谈判，依然进展维艰。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种方案:国共“溶成一体”。　　

　　周恩来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周恩来明白，国民党大，共产党小，一旦“溶成一体”，结果必是国民党“溶”掉了共产党!蒋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过他所控制的报纸透露出来。一九三八年初，武汉的一些报纸开始鼓吹“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指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这“三个一”的另一含义是“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意思差不多。　　

　　武汉的《扫荡报》还说出了蒋介石的“溶共”之意:“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溶”掉、“并”掉中共!毛泽东愤愤然，他理所当然反对“三个一”。二月十二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还有许多报纸发表了万言长文《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武汉引起了颇大的震动!这篇长文，是二月二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采访时所作的谈话。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三个一”，称之为“一党专政”。蒋介石也很仔细看了此文。其实，那记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作过此谈话!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二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　　

　　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确立领袖制度”，增设了第五章“总裁”，赋予了总裁以“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蒋介石被选为首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此，蒋介石除了“蒋委员长”、“蒋总司令”、“蒋大元帅”之类荣称外，又多了“蒋总裁”这一尊称。　　

　　总裁成了独裁的同义语。蒋总裁成了一个领袖的同义语。蒋介石强调了战时需要加强领袖的权力，实行了“总而裁之”、“独而裁之”。“临全大会”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中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以代表国民共同参政，算是在蒋介石“总而裁之”之下的一点民主。国民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员八十八名。中共是作为“文化团体”参加的。毛泽东笑了，他称中共乃“武化团体”，并非“文化团体”!不过，既然分配了七个名额给中共，毛泽东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党员作为参政员。毛泽东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照理周恩来应在其中，可能考虑到女性参议员非邓颖超莫属，而夫妇同为参政员又太显眼，所以没有列入周恩来。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　　

　　毛泽东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他，究竟会不会从延安来汉口出席会议?毛泽东如果来汉口，意味着国共两党将举行最高级会谈。　　

　　张学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毕竟太深刻了!一年前，当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时，叶剑英马上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毛不必去。”这样，那一回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晤面。　　

　　这一回，毛泽东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个借口。毛泽东的借口颇为有趣，他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毛泽东在说罢不去的原因之后，言归正传: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引自《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会议选举汪精卫为议长。这时的汪精卫集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于一身，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在中共党内，张国焘此时已被开除，王明成了毛泽东的政敌。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多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很深，常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他在武汉除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那次批驳蒋介石“三个一”的谈话外，还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也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谈话，却不事先报告毛泽东。其中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报送毛泽东的同时，已送交国民党了!而毛泽东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达武汉时，王明居然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王明目中无毛泽东，竟然达到这等地步!中共内部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日益紧张，如同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日益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