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武装冲击”钓鱼台

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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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余、傅事件”的“傅”，即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傅崇碧挨整，主要因为他几次得罪了江青。特别是“七·二○事件”爆发后，陈再道奉命进京，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冲进来要批斗陈再道，是傅崇碧设下妙计，保护陈再道：把陈再道锁进电梯，再切断电源。造反派们在京西宾馆东寻西找，找不到电梯中的陈再道！

　　傅崇碧被打倒，是在于“钓鱼台事件”。用江青的话来说：“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奇怪，作为北京卫戍司令，怎么会去“冲”那个“中央文革”？即便去“冲”，怎么只带“两部汽车”？

　　“文革”十年怪事连篇。傅崇碧“冲”“中央文革”，也是其中的怪事之一。这桩怪事，又与陈伯达有关。

　　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东方纪事》1988年一期）中，曾这样写及：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据戚本禹交代，“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知道此事。傅崇碧急找韩书信，而他正巧回四川休假，随即要韩书信连夜乘飞机飞回北京。韩书信一听说此事，便说何先伦知道。

　　傅崇碧在北京西苑旅社找到何先伦，他又说承办人是“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

　　这时已是3月8日了。如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一文所写：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

　　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引者注：即江青之女李讷）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那个同意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是王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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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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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采访王保春时，请他详细谈了事件的经过。

　　王保春回忆说：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陈伯达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要我打电话给杨代总长，说是有一件要事要他处理———鲁迅手稿丢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杨成武转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办。

　　傅崇碧经过几天调查，从“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记得此人是五十四军的，原驻四川的部队）那里得知，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办公楼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带人前往钓鱼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实一下。如果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那保险柜里，他的寻找手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钓鱼台值班。这时，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办事组组长肖力。肖力让办事员打电话给我说：“王秘书，傅司令现在东门，要求进来。”

　　我马上给东门警卫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让傅司令进来。因为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进来，我当然同意让他进来。

　　这时，我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的车子进钓鱼台之后，没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楼，而是直奔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楼。

　　傅崇碧到了十六楼后的情形，我不在场，不清楚。

　　没一会儿，陈伯达给追回来了。他一回来，直奔十六楼，在那里开会。开会中间，陈伯达来到十五楼找我。当时，他脸色很难看。

　　他一见到我，就问：“是你同意傅崇碧进来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问：“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当时，我感到奇怪，便说：“他是卫戍区司令，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在礼节上也说不通呀！”

　　“你要写个检查！”陈伯达虎着脸对我说。

　　我简直糊涂了，这要写什么检查呢？我就问：“伯达同志，这检查怎么写呀？”

　　“你就写，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同意傅崇碧进来！”陈伯达说。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写吧，马上就写，我等着要。”陈伯达催促说。

　　我只得写检查，主要是写了事情的经过。写好后，当场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去十六楼开会。

　　江青一看我的检查，生气了，说：“王保春写的是什么呀，他没有触及灵魂！”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回到十五楼，要我重新再写。

　　我很恼火。我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呀。

　　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我的检查，没法写深刻！”

　　这时，陈伯达拿起我的检查，给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话，然后，要我照着他改过的检查，重抄一遍。我记得，他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请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类的话。

　　另外，我自己一生气，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适宜于在中央机关工作，要求调离。”

　　陈伯达把我抄好的检查看了一遍，似乎满意了，又去十六楼。

　　很快的，一两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传阅文件，内中有江青对我的检查的两条批示：

　　一、王保春同志应在组织生活会上作深刻检查，以使其他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二、王保春同志去留，由伯达同志定。

　　当时，我是想不通的。后来，到了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我也去了。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