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垮台边缘

作者:叶永烈 字数:3811 阅读:488 更新时间:2011/10/06

第四十五章 垮台边缘

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心中有气,虽在前天的碰头会上说了一些,但言犹未尽,在这次会上又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猛烈开火。本来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却开成了对“中央文革”的批判会——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大闹怀仁堂”。

  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处于守势。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没有说几句话,只是埋头记录。陈伯达、康生的话也不多。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当时,他们三人凑了情况,由王力记下一个文字要点。后来,在2月下旬,由王力执笔,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材料。署名为“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现据这份记录,摘录若干原文: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当谢富治同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

  “就是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对康生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发表13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康生同志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陈伯达同志也说:“我也没看。”

  ……

  李先念提到的,也就是1966年10月3日发表的《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确如李先念所说,“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从档案中查到这篇社论的原稿,是王力的手迹。那瘦长的字、僵硬的笔划,一望而知是王力写的。与王力共同起草的是关锋。

  ※        ※         ※

  此文经“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社论的题目,是陈伯达亲自拟的。可是,在周恩来责问陈伯达、康生时,这两位“大秀才”居然当面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没看见”!

  谭震林还责问陈伯达:“阎红彦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逼死阎红彦?”

  陈伯达只好沉默着,不敢回答。

  张春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张春桥此人,颇有心计,精于权术。在他看来,怀仁堂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且陈伯达、康生表现出“右倾”、“退让”。正因为这样,他甩开了“中央文革”的这两位“组长”、“顾问”,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三个人直奔江青那里。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人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话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

  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江青这个人的特点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时像只小猫似的,躲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一出门,她就对一切都发号施令。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引者注: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从2月10日,直到2月16日夜,陈伯达一直处于下风劣势之处。毛泽东批评他,张春桥攻他,老帅、副总理们质问他,连江青也骂他“动摇”,以致毛泽东叮嘱王力送社论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陈伯达处于深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差一点就要垮台。不料,就在这时,政局剧变,一下子从批极左转到批“右倾”,陈伯达也就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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