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批判“血统论”

作者:叶永烈 字数:3854 阅读:505 更新时间:2011/10/06

第三十一章 批判“血统论”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        ※         ※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陈伯达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陈伯达向红卫兵们宣传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陈伯达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有着“中央首长”

  的身份,他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血统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影响。应当说,“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招生中长期贯彻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绩优秀也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所以,“血统论”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尽管陈伯达多次批判那副“鬼见愁”对联,但是“鬼见愁”对联仍在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血统论”以血统划线:所谓“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实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当时流行“报成分”,即在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虽然讲话的主题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内中批判了“血统论”,却是应予肯定的。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血统”未必“高贵”,接着,陈伯达深入地批驳了“血统论”: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值得提到的是,在1966年12月,一张署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出身论》,成为又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力作。1967年1月28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创办的《中学生文革报》刊登了《出身论》。《出身论》首先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地错误”。

  《出身论》指出,过分强调家庭出身,“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这是“不公正的现实”。《出身论》指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如“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后来,《出身论》受到追查,这才查明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学的学生遇罗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遇罗克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直至1980年,遇罗克一案才得以平反。陈伯达在“文革”中做的另一“好事儿”,就是反复向红卫兵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在“血统论”盛行的日子,“红五类”们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先是用巴掌、用拳头,后来发展到用皮带,对“黑六类”进行“武斗”。打人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时候,江青为之推波助澜,于是“打人风”迅速在全国蔓延。周恩来,陶铸、陈毅等,多次发表讲话,要求迅速制止武斗。

  陈伯达所起草的布告,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发出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1966年11月2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一《重要通告》,并加以下按语:

  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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