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炮制《纪要》

作者:叶永烈 字数:3440 阅读:656 更新时间:2011/10/06

第十七章 炮制《纪要》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

  陈伯达的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自从陈伯达与江青“结盟”之后,很快的,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

  对于“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响了第一炮。可是,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要实现女皇梦,不能不提高自己的声望。她,求助于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话,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话是后来载入《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须知,江青当时正欲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多么需要林彪这样的“大人物”的提携!

  尽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泽东绝不会对她作这么一番“高度评价”的。

  从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锦江宾馆开张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正式成员,只不过5个人,即江青、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据云,在18天内,“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看戏3次”。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讲,别人记,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话来说,她是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会结束了,由部队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论”,整理出一份“纪要”。

  江青对这份“纪要”很不满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张春桥。尽管“老夫子”和张春桥都并无军职,却比那4个穿军装的出席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为“理论家”,看了“纪要”草稿,给江青出了两个重要的“点子”。

  关于第一个“点子”,他说:

  “17年(引者注:指建国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对于“文艺黑线”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马上采纳对《纪要》作了修改: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段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关于第2个“点子”,他说:

  “要讲一段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怀,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样板戏”定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

  江青丢一个眼色,张春桥马上执笔,在《纪要》中补入了一大段文字,为江青歌功颂德。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陈伯达的这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以为“老夫子”到底有“理论水平”。

  只是关于30年代文艺,怎么会成为“文艺黑线”的“源头”,连张春桥都有点说不清楚。

  江青只得劳驾陈伯达:“‘老夫子’,你写一下吧!”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后来被补入《纪要》之中: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人说陈伯达是有野心而无主见的“理论家”,这话颇有见地。在30年代,陈伯达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如他后来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曾坚持认为发展是主要任务。自从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便成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了挞伐。

  《纪要》经过陈伯达、张春桥的修改,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改了3次。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纪要》不仅成了发动“文革”的重要舆论准备,而且在全党突出了江青的地位,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炮制《纪要》之后,江青益发倚重陈伯达,而陈伯达也不敢小觑这个当年的蓝苹,对她恭维、恭敬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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