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照料父亲

作者:叶永烈 字数:3195 阅读:863 更新时间:2011/10/06

第六章 照料父亲

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

  那是在1981年8月初,正在石家庄工作的陈晓农,收到北京来信,要他尽快进京,商谈父亲陈伯达的治疗问题。屈指算来,这是陈晓农第四次获准探望父亲。除了在1979年12月、1980年5月两次探监之外,在宣判后不久,1981年3月,儿子陈晓农曾第三次获准探监。

  1981年8月5日,陈晓农从石家庄来到北京。翌日清早,陈晓农就直奔公安部所属复兴医院。通常,犯人生病,住在这所医院里。江青在关押期间患病,便曾多次住在这所医院。陈伯达生病,也多次住这里。就在陈晓农这回来到复兴医院时,李作鹏正住在这所医院。

  令陈晓农感到惊讶的是,那里的监管干部告诉他:陈伯达原本住在这里,昨天被送往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另外,陈伯达现在已改由北京市公安局监管。且不说陈伯达所住的北京友谊医院是北京的大医院,而且居然住进了那里的干部病房。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也就是说,陈伯达保外就医的日子是1981年8月5日。陈伯达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实际上也就是1981年7月15日那两人所传达的中央精神:“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陈晓农随即赶往北京友谊医院,发觉父亲所住的病房里还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跟复兴医院里的病房简直天差地别。伙食,也好多了。陈伯达告诉儿子,由于生病,已经几年没有洗澡,昨天来到友谊医院,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舒服极了!就在陈晓农这次探望父亲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科长与他商量了有关陈伯达治疗、护理问题。至于日后如何安排陈伯达的生活,当时定不下来。陈晓农在北京呆了几天,又回到了石家庄。

  陈伯达的病情已经缓解,却仍羁留在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医院已经几次三番催促他出院。但是,陈伯达仍在那里住着,前后达两个来月。

  陈伯达滞留在北京友谊医院,迟迟没有出院,内中的原因是中央已经指示“治好病不再回去”,这“回去”当然是指回秦城监狱。

  陈伯达不回秦城监狱,而他日后的生活,一下子难以安排。

  陈伯达住到哪里去呢?显然,他已无法回到米粮库胡同那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局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

  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在北京东郊安排了一幢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便于进行监管并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陈小达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1960年自杀身亡。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本书为了前后文统一起见,在此处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陈晓农这一名字。

  他跟余文菲又离婚,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如今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小弟,后来改为陈晓悌、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

  在“文革”中,他与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在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之后,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60年代的大学生。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的。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陈伯达唯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且是中共党员,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晓农从小就生活在陈伯达身边。1965年,陈晓农在北京念完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完全有可能考入大学。他想报考大学文科,父亲陈伯达劝他别读文科。就在这时,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陈晓农决定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陈伯达积极支持儿子的决定。

  陈晓农就这样决定走上山下乡之路。

  当时,内蒙得知陈伯达之子要上山下乡,马上指名要陈晓农。这样,陈晓农前往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务农(有些书刊误传为去“北大荒”)。

  陈晓农在内蒙古农村的“广阔天地”经受了锻炼。在内蒙两年后,陈晓农调到了石家庄工作。

  公安部门选中了陈晓农,决定请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本人是愿意的。

  但是,母亲余文菲在石家庄,已经年迈体弱,也需要他的照料。余文菲通情达理。尽管她与陈伯达早在1948年已经离婚,她又是那么的需要陈晓农的照料,她还是赞同陈晓农前往北京照料陈伯达。陈晓农对母亲的感情也很深。他在石家庄,托人照料母亲,安排好母亲的晚年生活,这才在1981年底与妻子、幼儿一起迁来北京,与父亲陈伯达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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