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革”序幕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

　　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小伙计”。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密谋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

　　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

　　《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

　　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

　　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

　　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

　　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

　　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

　　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

　　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周恩来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张春桥赶紧改为另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江青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

　　黄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大学里只读过一年数学，一年物理，此时为了胜任技术方面领导工作，每夜自学，竟把福里斯著《普通物理学》四卷本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著名的“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黄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气氛变得紧张、激烈。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发——一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养，这时再度发作了，他在飞机上离开座位站起来，激动地说胡话。飞机抵达广州，陶铸闻讯，派人急送黄敬诊疗。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离春节只有八天，黄敬遽然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六岁！薄一波主持黄敬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黄敬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

　　在黄敬去世后，范瑾再婚。她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一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这样，江青在上海《文汇报》上发射的“重磅炮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据上海《文汇报》前总编陈虞荪及总编办公室主任全一毛①对笔者说，那时张春桥简直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张春桥三天两头召见陈虞荪，向他下达种种“指示”——内中不少来自江青，却不许作记录。陈只得用脑子硬记，一离开张春桥那里，便直奔报社，复述给全一毛，由全一毛记录成文，以便贯彻执行……

　　①本书作者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采访陈虞荪，同年九月十一日采访全一毛。

　　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于是，“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于是“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戚本禹和关锋助了“三通鼓”

　　南北对垒，毛泽东离京南行。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①

　　①笔者自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陈伯达。有一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些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

　　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①

　　①引自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艾思奇和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交给回家英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以上的那段话。

　　②这一谈话纪要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经彭真批发印出。江青见少了她最感兴趣的那段话，追查责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的罪名，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吊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中。他含冤离世之际，年仅四十四岁！

　　②笔蜊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十七日对田家英夫人董边的采访。

　　听说毛泽东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赶写了《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化名“思彤”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成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一月十七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

　　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言”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四月二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就是彭德怀”。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海瑞罢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已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海瑞骂皇帝》！也正是“预知”了“单干风”、“翻案风”，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成本禹写道：“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

　　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是当年“左”派笔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遇上姚文元、戚本禹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说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戚本禹、关锋的“攻要害”的文章的发表，倒是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

　　前往苏州请“尊神”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以二十一天的神奇速度，建成了这座小礼堂！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中共候补委员不过一百六十一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二百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用的了。

　　建造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此后，把上海作为“基地”，把锦江饭店当作“营寨”的江青，也就看中这座小礼堂。一回回接见“样板戏”剧组，一次次“内部观摩”电影，都在这里进行。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不过五个人。虽说名为“座谈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的是她一个人。比起她在上海抓“样板戏”，组织写作两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个小小的座谈会的分量似乎更重。两个多月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当这个座谈会的“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便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二月，毛泽东在武昌，此后坐镇杭州。

　　林彪则住在苏州。江青呢，下榻于“上海基地”。

　　一月二十一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她是从上海到这里，专程向林彪拜年。

　　林彪，正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旋即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多日，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的罗瑞卿之后，林彪在军内更是说一不二了。林彪的直线上升，在于他不断地“鼓吹”毛泽东。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江青，她正要作为一颗“新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升起，她要借助林彪之力托起。当然，林彪也明白“第一夫人”的分量，借助于她，对于林彪的进一步上升也至关重要。就这样，出于彼此的政治需要，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

　　用江青的话来说，她的苏州之行，是前去请“尊神”。此言颇有来历：一九六二年第三期《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霍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霍白音呼吁去除陈规，破除“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他说，“诸神各显神威，满天撤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箓和咒语。在诸神合力交攻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束脚，抱头觅路。”江青把这位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文章，已列入“大批判”的计划之中。不过，她由此却对“神”产生兴趣。她说要求助于解放军这“尊神”。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电话来自苏州“林办”，那熟悉的女声一听便知是林彪之妻叶群……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访问了刘志坚将军。他感慨万千，用一口湖南话向笔者细叙“文革”往事，他的夫人刘莱瑛不时在一旁加以补充。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不久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他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他担任总政副主任时，主任是肖华上将。肖华，十二岁入团，十四岁入党，十八岁就当上“少共国际师政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总政的日常事务由刘志坚负责。正因为这样，叶群的电话打到刘志坚那里。

　　叶群转告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江青跟部队向来没有什么联系，这一回怎么忽地要“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了呢？

　　早在延安的时候，刘志坚就认识江青，只是看不惯她“挖墙脚”，对她印象不好，没有太多的交往。

　　前不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崇武海战作战有功人员。崇武海战发生在这月十四日凌晨，东海舰队舰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猪潜艇“永泰号”。正在上海的江青找罗瑞卿，说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于是，罗瑞卿给刘志坚打了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刘志坚遵命，指示《解放军报》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算是多年以来，刘志坚跟江青有了第一次间接的工作联系。就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一个多星期，罗瑞卿就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撤消了总参谋长职务……

　　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肖华去，肖华还是坚持不去。这样，刘志坚就只能去了。

　　肖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既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派总政文化部部长谢螳忠、副部长陈亚丁参加。另外，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也应当去。

　　这一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也就定了下来。另外，除这四名正式代表外，还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即秘书刘景涛，以及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临行，深知江青其人的肖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

　　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

　　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

　　就这样，二月二日上午，一行六人前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那是一所部队开设的饭店，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尽管出入那里的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刘志坚一行六人却换上了便服，因为“座谈会”是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穿军装进出那里反而显眼。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之后，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①这封信的原文是写给“绍萱、燕铭同志”，此时却被改成致延安平剧院。平剧，即京剧。延安平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平剧《逼上梁山》，是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剧。由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齐燕铭所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被免除，所以此信也主动删去了他和杨绍萱的名字。另外，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也被删。删改后的信曾发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直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口《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信，才根据毛泽东手稿恢复原貌。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到达延安饭店。此人并非部队干部，似乎与部队文艺座谈会无关，却介入了这一座谈会，表明此时他已成了江青的亲密伙伴。

　　他便是张春桥。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一九六三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这一回，张春桥被“第一夫人”所看重，派他来接刘志坚，一起去坐落在华山路上幽静的丁香花园。这一回，江青住在那里。丁香花园，在寸土尺金的上海，难得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设在那儿。

　　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乃学习雷锋之意。

　　刘志坚夹着公文包，在张春桥陪同下，步入江青住处。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

　　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显然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江青呢，她除了请刘志坚转达她对“林总”的谢意之外，还对刘志坚恭维了一番：“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在这样双方客气了一番之后，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五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甚至还查问，他们有没有带窃听器，看样子这座谈会是非常神秘的。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

　　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六人，张春桥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编剧周万诚、方徨，导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是“地方”电影厂（这是对非军队系统电影厂的习惯称谓）拍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说这部影片“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刘志坚等只得“洗耳恭听”，又不准作记录，记不住她的意见又无法回去汇报……

　　就这样，“座谈会”在上海开张了。

　　“一人谈”的“座谈会”

　　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

　　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二月九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二月十日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十六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二月八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十六日继续举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二十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三十份。

　　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

　　刘志坚曾对笔者说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见得会满意。”

　　经过四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汇报提纲》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于是，在二十一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

　　二十二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林彪如此说，刘志坚以为这下子可以“交差”了。

　　这样，二十三日上午，刘志坚心情轻松，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打道回衙”了。

　　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

　　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肖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肖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陈伯达、张春桥参加改《纪要》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当时的一九六六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

　　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注：王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处，不知为什么“理论家”把王明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干多宇增至一万字。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月十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

　　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十七日写了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

　　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

　　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的这封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信中默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信未说“以便报中央审批”，意味着《纪要》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北京在起草《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的二月，风云突变的前夜。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

　　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三日。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

　　《提纲》和《纪要》针锋相对。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一九六四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前已提及，这五人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五人小组写出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不过，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沉默”。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于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二月提纲》显然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三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

　　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问”指谁。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水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

　　那个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的康生，精于权术，见风使舵，此时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闹（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二六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电话挛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②

　　②转引自《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毛泽东的这些话，批判了《二月提纲》，使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

　　当毛泽东跟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谈话的那天——三月三十日，刘志坚和陈亚丁在北京为《纪要》的通过，履行最后的手续。因为《纪要》经中央军委常委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引者注：

　　指江青三月十九日致林彪信及林彪三月二十二日致贺龙等军委常委信），请审批。

　　军委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也不在北京。于是，送到了彭真手里——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不过，知道这一《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来头不小，只得“公事公办”。翌日——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说了一下批语的大概意思，无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几句话。刘志坚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四月一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内中未送刘少奇，是因为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毛泽东在四月一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四月十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这时，中共中央的批语，已换成刘志坚在四月三日起草的另一个批语，新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于是，《纪要》迅速下达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对于江青来说，四月十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这一文件，阐述了江青的文艺观，并把江青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各地贯彻执行——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文件，而不是发在报上的一篇文章。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文件中说明《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充分表明了江青的“后台”是何等之硬。

　　在上海策划发表梁壁辉、姚文元的文章，江青毕竟只在幕后操纵。推进“京剧革命”，抓“样板戏”，江青的那篇《谈京剧革命》，也迟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才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江青以一颗“政治新星”的姿态，在全党亮相！

　　中共中央的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赞许：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纪要》的核心段落，是这么一段话：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引者注：所谓“离经叛道”论加上前面提及的“写真实”论等七论，后来被称为“黑八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摘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基于《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纪要》。

　　所谓“文革”，就是从《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

　　江青以为，过去抓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至批《海瑞罢官》，“只是抓一些个别问题”，这一回，要“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了！

　　《纪要》，成了江青上台的“宣言”。虽说在《纪要》中，江青尚无任何头衔，只是“江青同志”罢了，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跟部队的同志“平等地进行交谈”，但《纪要》的下达，表明江青要“出山”，即将担任要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