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闯上海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匆匆踏上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

　　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胀，呕吐不已。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向她献殷勤。看出他不怀好意，她更加心绪不宁。

　　所幸当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她左等右盼，终于见到一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前来接她。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峡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十七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十九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涉足影戏圈。一九二五年，二十三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据云，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喊来的出租汽车之后，这才记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轮船的甲板上了！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田汉的大名，对于江青来说，早已如雷灌耳。田汉是南国社的创始人，跟俞珊、黄敬都熟，跟江青的老师王泊生、吴瑞燕也都很熟。江青所演的《湖上惨事》，编剧便是田汉。

　　田汉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他参加发起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担任“左联”常委、“剧联”党团书记。

　　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

　　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二十四岁罢了。

　　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

　　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踅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一九七二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

　　田汉、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径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

　　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径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成千上万次用铅字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公尺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一九二六年底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九年秋由团转党。一九八四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十五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十五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一九二八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一九三○年四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径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

　　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正因为日沉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拈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径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

　　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

　　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

　　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她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

　　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

　　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一九三二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重新入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黄敬前来上海寻找江青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谁。这是徐明清头一回见到黄敬。江青一见到黄敬，兴奋得流下热泪。

　　俞启威在青岛被捕后，经他的父亲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通“关节”，才终于被救出狱。借口养病，黄敬离开了已经很难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岛，来到上海。这时，黄敬的两位母亲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铜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里。他从姐姐俞珊那儿知道江青在上海，于是他便到西郊北新径找江青。这样，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本来，哈同路上的俞宅华丽而又宽敞，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俩居住是很便当的。

　　无奈，黄敬的生母不承认这门亲事。任凭黄敬怎么说，他的生母不许江青进家门。

　　黄敬跟他的“大妈妈”——俞大纯的大老婆关系不融洽，自然，也无法在“大妈妈”

　　那里找到落脚之处。

　　黄敬求助于徐明清。陷于穷困之中的“晨更工学团”，哪有地方给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请一位老师让出住房，给黄敬和江青临时住了几天。后来，黄敬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江青搬了过去，算是有了个住所。他们又开始生活在一起。不过，这时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

　　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俞启威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那天，徐明清没有参加游行。那是因为“工学团”里有人把标语贴在“工学团”

　　所在地的黑色竹篱笆上，引起北新径镇警察的注意，传唤“晨更工学团”负责人。

　　于是，徐明清去了。

　　“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俞启威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启威带着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党组织当即要她离开“晨更”。经过陶行知以及陈望道夫人蔡葵等社会关系介绍，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郑裕志的帮助，徐明清由该会劳工部介绍到上海浦东工作，去主持该会在那里办的一个女工夜校。浦东与上海繁华市区（即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那里像北新径一样冷僻，徐明清在那里安身……

　　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黄敬和江青来到了北平。

　　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去中国大学旁听《资本论》，讲课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李达自一九二三年脱离中共，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黄敬一起，也去旁听李达的讲课。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当时她每月只有七块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吃咸菜、馒头。只是她没有说及她做的是什么工作。

　　几个月后——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间，徐明清听说“李先生”又从北平回上海了。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为江青当时用“李鹤”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为什么又回上海呢？原来，她跟黄敬到了北平之后，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对，在经济上不予帮助。黄敬只能从姐姐俞珊那里要到一点钱。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于是，独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学团”，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里了。借助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

　　江青也去浦东，在徐明清那里的女工夜校当教员。这时，她化名张淑贞。

　　一九六○年五月，大抵江青还不是“旗手”，还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缘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及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引者注：指徐明清）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引者注：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是这样对维特克说的：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十月下旬，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于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四二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离北新径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某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江青的化名——引者注）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另一个当事人罩某，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忆道：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

　　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厦里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国西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

　　‘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①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去保释江青。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采访。据合，他本名宋秉全，当时用名家分农。

　　过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黄敬从上海寄出的。原来，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脚，又来到上海。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妈妈”那里。黄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妈妈”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见一面。

　　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记得，黄敬的“大妈妈”家在一条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华，但是还可以。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据曾任许涤新秘书的向枫同志回忆，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之后的江青无处落脚。百般无奈，只得求助于黄敬的“大妈妈”。这样，她和黄敬暂时在“大妈妈”家借住。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发低烧，有点神经质，脸色很难看。因是保释，她还得定期向伪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收到家中的电报，说是母亲病重。

　　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病。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去吧，让她避一避风头。”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谁知，徐明清一说，江青马上表示愿意去。当时的江青，在“大妈妈”家日子难熬，正巴不得有一脱身之处。

　　黄敬也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黄敬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徐明清的老家，在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于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大山脚下。如今，那儿成了牛头山水库。

　　从上海花了二十多元路费，徐明清带着江青来到这个山青水秀的江南小村，如入仙境。江青那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子里的亲友都友好地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然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屋。

　　这里简直是个“保险箱”。四面环山，只有村前一条路。有谁来了，远远的就看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事，朝山后的小路上一逃，躲进大山之中，纵有几千人马也难以寻觅。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徐明清便回到家乡，躲过灾难。

　　江青初来时，天天发低烧，双颊红润。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探亲，他是北平军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徐明清请他为江青看病。他断定江青得了肺痨（即肺结核）。经他诊治，江青低烧渐退，肺痨渐愈。

　　徐明清的父亲也为江青诊治，徐明清的父亲是老郎中，用中草药为江青治病。

　　很快，江青的病也好了。

　　小俞不时写信来。从信中得知，黄敬离开上海去北平了，仍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在那个远离十里洋场的江南山村里，江青简直过着疗养生活。空余时，打打毛线衣，如此而已。她的脸色由黄转红，人也变胖在南坳村住了两个多月，江青想离开临海，上北平找黄敬去。她希望和徐明清一起去上海。徐明清因母亲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况且春节即将来临（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日），希望在家里再住些日子。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

　　她没有路费，小俞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给了她路费，并一直送她到临海汽车站。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走后一个多月——一九三五年三月，徐明清见母亲恢复健康，离开了临海，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徐明清仍去浦东，在那里主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这时，“剧联”的成员樊伯滋曾向徐明清了解江青到哪里去了，徐明清把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