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晋察冀岁月

作者:叶永烈 字数:12917 阅读:437 更新时间:2011/10/08

第二章 晋察冀岁月

“狄克”钻进延安

  自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年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

  “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一九五○年亲笔真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关成志、林福生介始入党。

  一九三八合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二九年二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入党,怎么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

  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原来,张春桥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是因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门,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三十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松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引者注:今上海山阴路)

  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二十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一番身手。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战地》半月刊一卷一期上的《韩复渠》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九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于当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济南,张春桥渡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卫,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兰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十八号。挂着“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粥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粥。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

  赵福承

  秦启荣(章)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一九○五年,比张春桥年长十二岁。

  赵君弼颇有来历:一九三○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六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就在赵君弼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济南危在旦夕。赵君弼也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这时,才从张春桥的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赵君弼先是一怔,随即明白了,说道:“你去吧,我得留在这边干。”

  张春桥道:“我到延安去看看。如果干得好,就在那边干下去。如果干不好,我就回来找你。”

  几天之后,张春桥在大雪纷扬之中,收拾好行装。

  “你穿得太单薄了。”对于这位“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赵君粥格外照应。

  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张春桥身上。

  “赵局长,太谢谢了!”张春桥感激涕零。

  “你走后,还有什么事要我办?”赵君弼问道。

  “赵局长,我走之后,拜托您多多关照我的父亲。”张春桥说毕,穿上略嫌肥大的棉大衣,在风雪交加之中走出了赵家。

  张春桥走后,赵君弼果真对张春桥之父张开益给予关照,提拔他当上了警察局的庶务主任。

  一路风雪弥漫,张春桥的足迹迅即被大雪覆盖。

  就在这时,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一九三七的十二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

  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也。

  攻“三家村”者,乃姚文元。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主意是张春桥的。

  其实,张春桥跟邓拓,曾有过多年的共事。

  凭藉着“化身之技”,张春桥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趣仍在宣传方面。经过几年的苦苦“研究马列主义”,张春桥居然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家重要的报纸。它的前身是《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主编便是邓拓。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后,一九四九年秋,《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三十七岁的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不断地迁移着。报社驻留最久的是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阜平县马兰村和平山县滚龙沟。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马南村”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这“马南村”便取自“马兰村”的谐音。

  “狄克”进入《晋察冀日报》,不时与邓拓产生了“磨擦”。

  平山县。陈家院。《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副总编张春桥,在那里作《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战争年代,大家忙于战争,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捷径,就是寻章摘句。

  马列主义的精华,在于每篇文章的警句。寻章摘句,就是摘马列主义的警句,背马列主义的警句,用马列主义的警句。这是最节省时间、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的警句,就是这样“寻”来的……

  抽着用废报纸卷着的土烟卷,张春桥不无得意地介绍着自己的“寻章摘句”法。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社长兼总编邓拓,听着听着,双眉紧锁。邓拓没有作声。因为作报告的毕竟是副总编。

  张春桥作完报告,又把“寻章摘句”法写成文章,要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推广”。

  邓拓不能再忍耐了。他,压下了张春桥的“大作”。

  “狄克”发怒了。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

  一封告状信,送到了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那笔迹,跟当年“狄克”写给鲁迅的信,一模一样。

  幸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信任邓拓,使“狄克”告状失败。

  历史的现象,常常周而复始。“文革”开始之际,“狄克”伙同姚义元整邓拓,彭真又一次出面保邓拓,只是这时“狄克”已经得势,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直去……

  晋察冀之恋

  一九四三年,当春风吹拂晋察冀边区的时候,二十六岁的张春桥陷入了热恋之中。

  爱神的箭,悄悄向他射来,最初他竟不知不觉。

  那是报社搬进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时候,常常收到署名“李岩”的稿子。作者自云是北岳区党委宣传于事。

  看得出,“李岩”的文笔老练,颇有点文学根底。

  张春桥给“李岩兄”复信。鸿雁往返,“李岩兄”给他留下了印象。

  一天,当张春桥出差到北岳区党委,便去看望“李岩兄”。

  推开宣传部的门,只见里面坐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颇为秀气。她抬起头,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望着张春桥。

  “请问,李岩同志在吗?”这是张春桥平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您贵姓?”这是她对张春桥说的第一句话。

  “免贵姓张。”张春桥用山东式的习惯自我介绍道。

  “您是张春桥同志?”那姑娘居然马上猜出来者何人。

  “嗯。”张春桥惊讶地点了一下头,反问道:“您是……”

  “我就是‘李岩兄’!”姑娘的回答,使张春桥张开的嘴,久久地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岩兄”是这么个斯斯文文的巾帼秀才。

  写过“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之类“名句”的张春桥,在东颠西奔之中,一直没有机会找一个钟意的女人。如今,一个窈窕淑女,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面前,“君子”怎不“好逑”?

  他坐了下来。虽说按他的习惯动作,把手伸进衣袋,想摸出烟抽,一想到面前坐着的是“李岩兄”,他赶紧把烟放回衣袋。

  “我叫李淑芳。”姑娘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道,“李岩是我的笔名。我喜欢用男性的笔名,为的是我的文章不会受到‘歧视’。我还用过笔名李若文,是个近乎男性却又有点女性味道的名字。”

  平日能说会道的张春桥,此刻在李淑芳面前显得木讷。倒是李淑芳谈笑风生。

  李淑芳说起自己的身世:出生于富有家庭的她,从小是个循规守矩的女孩子。

  学习成绩向来不错,而且喜爱文学。十七岁的时候,她参加了C·Y(共青团),成了家庭的叛逆。虽然中间她曾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她仍向往着延安。她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投奔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自从投身革命,与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一个姑娘独自在外,常常感到孤单。”

  李淑芳叹了一口气,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扶了一下眼镜,说道,“为了解闷,消磨漫长的夜晚,我拿起了笔。你的那些写给‘李岩兄’的信,使我在孤独之中得到了温暖……”

  李淑芳抬起了头,看了张春桥一眼。向来面部缺乏表情的张春桥,此刻双颊泛红,微微发烧……

  一见钟情。“狄克”与“李岩”之间的恋情,像闪电一般进展。

  虽然李淑芳属龙,张春桥属蛇,她比他痴长一岁,他也不计较这些了。在张春桥看来,在晋察冀边区,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有文化,能写作又是党员的对象,已是他的造化了。

  热恋由“地下”转为公开。你来我往,他们的恋爱关系,已是人所皆知了。

  一九四三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就在这时,战事吃紧,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十月一日起,亲自率两万兵马,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一回,冈村宁次采用了新的战术,名曰‘铁棍式的三层战地新战法”,即:

  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

  短短三个月里,冈村宁次发动了五次“大扫荡”。

  战争的秋风,吹散了张春桥的春梦。呼啦啦的战火,烧断了鹊桥。久久地,张春桥不知李淑芳的音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张春桥不时做着噩梦:难道淑芳倒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一九四四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一九四三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

  到了一九四四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沓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李岩兄”那熟悉的字迹的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的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他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

  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二十七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捱。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掠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颇。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五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己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

  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彪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唯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何大鼻子”。

  “何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忐”。

  早年,何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何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翟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柯怪”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十大,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论革命,柯庆施的资格是很深的:一九二○年,十八岁的他,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就在张春桥来到石家庄不久,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

  《石门日报》易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跟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接触。

  四十六岁的柯庆施很快就发觉,三十一岁的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人。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了,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在张春桥看来,柯庆施是一把梯子。柯庆施与中共上层领导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晋察冀日报》社郁郁不得志的张春桥,把政治腾飞的希望寄托于柯庆施。

  在石家庄的这一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跃龙门”的契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起,石家庄的天空上连续五天出现“下蛋”的“铁鸡”。

  国民党空军对石家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狂轰滥炸石家庄,国民党军队期望正在猛攻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师北援。

  可是,九月十六日夜,济南城外还是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回师,而是对济南发动总攻。八天之后济南城头升起了红旗。

  济南解放才十几天,济南的《新民主报》忽然登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张春桥的《寻人启事》:

  父张开益,字晋青,事变前在市公安局卫生科作事,日寇占领时去青州开医院,日寇投降后回济南作医生……

  其实,张春桥完全用不着刊登《寻人启事》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那么多的亲友去济南,在巨野,写信问一声,也就“寻”到了。何况,济南已经解放,通过组织查问一下,这么个颇有身份的张开益,是很容易“寻”到的。

  张春桥与其说是刊登《寻人启事》,倒不如说在报上向当年的“华蒂社”、“复兴社”的故朋旧友们发表声明:我张春桥如今已经是中共重要干部,已经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张春桥“衣锦荣归”,与文静一起来到济南。当他举杯与父母庆贺团圆时,脸上漾起了平日难以见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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