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晋察冀岁月

“狄克”钻进延安

　　自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年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

　　“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一九五○年亲笔真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关成志、林福生介始入党。

　　一九三八合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二九年二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入党，怎么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

　　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原来，张春桥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是因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门，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三十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松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引者注：今上海山阴路）

　　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二十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一番身手。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战地》半月刊一卷一期上的《韩复渠》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九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于当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济南，张春桥渡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卫，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兰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十八号。挂着“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粥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粥。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

　　赵福承

　　秦启荣（章）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一九○五年，比张春桥年长十二岁。

　　赵君弼颇有来历：一九三○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六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就在赵君弼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济南危在旦夕。赵君弼也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这时，才从张春桥的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赵君弼先是一怔，随即明白了，说道：“你去吧，我得留在这边干。”

　　张春桥道：“我到延安去看看。如果干得好，就在那边干下去。如果干不好，我就回来找你。”

　　几天之后，张春桥在大雪纷扬之中，收拾好行装。

　　“你穿得太单薄了。”对于这位“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赵君粥格外照应。

　　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张春桥身上。

　　“赵局长，太谢谢了！”张春桥感激涕零。

　　“你走后，还有什么事要我办？”赵君弼问道。

　　“赵局长，我走之后，拜托您多多关照我的父亲。”张春桥说毕，穿上略嫌肥大的棉大衣，在风雪交加之中走出了赵家。

　　张春桥走后，赵君弼果真对张春桥之父张开益给予关照，提拔他当上了警察局的庶务主任。

　　一路风雪弥漫，张春桥的足迹迅即被大雪覆盖。

　　就在这时，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一九三七的十二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

　　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也。

　　攻“三家村”者，乃姚文元。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主意是张春桥的。

　　其实，张春桥跟邓拓，曾有过多年的共事。

　　凭藉着“化身之技”，张春桥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趣仍在宣传方面。经过几年的苦苦“研究马列主义”，张春桥居然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家重要的报纸。它的前身是《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主编便是邓拓。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后，一九四九年秋，《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三十七岁的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不断地迁移着。报社驻留最久的是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阜平县马兰村和平山县滚龙沟。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马南村”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这“马南村”便取自“马兰村”的谐音。

　　“狄克”进入《晋察冀日报》，不时与邓拓产生了“磨擦”。

　　平山县。陈家院。《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副总编张春桥，在那里作《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战争年代，大家忙于战争，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捷径，就是寻章摘句。

　　马列主义的精华，在于每篇文章的警句。寻章摘句，就是摘马列主义的警句，背马列主义的警句，用马列主义的警句。这是最节省时间、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的警句，就是这样“寻”来的……

　　抽着用废报纸卷着的土烟卷，张春桥不无得意地介绍着自己的“寻章摘句”法。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社长兼总编邓拓，听着听着，双眉紧锁。邓拓没有作声。因为作报告的毕竟是副总编。

　　张春桥作完报告，又把“寻章摘句”法写成文章，要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推广”。

　　邓拓不能再忍耐了。他，压下了张春桥的“大作”。

　　“狄克”发怒了。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

　　一封告状信，送到了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那笔迹，跟当年“狄克”写给鲁迅的信，一模一样。

　　幸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信任邓拓，使“狄克”告状失败。

　　历史的现象，常常周而复始。“文革”开始之际，“狄克”伙同姚义元整邓拓，彭真又一次出面保邓拓，只是这时“狄克”已经得势，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直去……

　　晋察冀之恋

　　一九四三年，当春风吹拂晋察冀边区的时候，二十六岁的张春桥陷入了热恋之中。

　　爱神的箭，悄悄向他射来，最初他竟不知不觉。

　　那是报社搬进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时候，常常收到署名“李岩”的稿子。作者自云是北岳区党委宣传于事。

　　看得出，“李岩”的文笔老练，颇有点文学根底。

　　张春桥给“李岩兄”复信。鸿雁往返，“李岩兄”给他留下了印象。

　　一天，当张春桥出差到北岳区党委，便去看望“李岩兄”。

　　推开宣传部的门，只见里面坐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颇为秀气。她抬起头，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望着张春桥。

　　“请问，李岩同志在吗？”这是张春桥平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您贵姓？”这是她对张春桥说的第一句话。

　　“免贵姓张。”张春桥用山东式的习惯自我介绍道。

　　“您是张春桥同志？”那姑娘居然马上猜出来者何人。

　　“嗯。”张春桥惊讶地点了一下头，反问道：“您是……”

　　“我就是‘李岩兄’！”姑娘的回答，使张春桥张开的嘴，久久地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岩兄”是这么个斯斯文文的巾帼秀才。

　　写过“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之类“名句”的张春桥，在东颠西奔之中，一直没有机会找一个钟意的女人。如今，一个窈窕淑女，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面前，“君子”怎不“好逑”？

　　他坐了下来。虽说按他的习惯动作，把手伸进衣袋，想摸出烟抽，一想到面前坐着的是“李岩兄”，他赶紧把烟放回衣袋。

　　“我叫李淑芳。”姑娘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道，“李岩是我的笔名。我喜欢用男性的笔名，为的是我的文章不会受到‘歧视’。我还用过笔名李若文，是个近乎男性却又有点女性味道的名字。”

　　平日能说会道的张春桥，此刻在李淑芳面前显得木讷。倒是李淑芳谈笑风生。

　　李淑芳说起自己的身世：出生于富有家庭的她，从小是个循规守矩的女孩子。

　　学习成绩向来不错，而且喜爱文学。十七岁的时候，她参加了C·Y（共青团），成了家庭的叛逆。虽然中间她曾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她仍向往着延安。她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投奔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自从投身革命，与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一个姑娘独自在外，常常感到孤单。”

　　李淑芳叹了一口气，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扶了一下眼镜，说道，“为了解闷，消磨漫长的夜晚，我拿起了笔。你的那些写给‘李岩兄’的信，使我在孤独之中得到了温暖……”

　　李淑芳抬起了头，看了张春桥一眼。向来面部缺乏表情的张春桥，此刻双颊泛红，微微发烧……

　　一见钟情。“狄克”与“李岩”之间的恋情，像闪电一般进展。

　　虽然李淑芳属龙，张春桥属蛇，她比他痴长一岁，他也不计较这些了。在张春桥看来，在晋察冀边区，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有文化，能写作又是党员的对象，已是他的造化了。

　　热恋由“地下”转为公开。你来我往，他们的恋爱关系，已是人所皆知了。

　　一九四三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就在这时，战事吃紧，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十月一日起，亲自率两万兵马，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一回，冈村宁次采用了新的战术，名曰‘铁棍式的三层战地新战法”，即：

　　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

　　短短三个月里，冈村宁次发动了五次“大扫荡”。

　　战争的秋风，吹散了张春桥的春梦。呼啦啦的战火，烧断了鹊桥。久久地，张春桥不知李淑芳的音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张春桥不时做着噩梦：难道淑芳倒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一九四四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一九四三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

　　到了一九四四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沓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李岩兄”那熟悉的字迹的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的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他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

　　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二十七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捱。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掠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甲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颇。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五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己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

　　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彪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唯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何大鼻子”。

　　“何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忐”。

　　早年，何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何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翟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柯怪”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十大，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论革命，柯庆施的资格是很深的：一九二○年，十八岁的他，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就在张春桥来到石家庄不久，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

　　《石门日报》易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跟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接触。

　　四十六岁的柯庆施很快就发觉，三十一岁的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人。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了，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在张春桥看来，柯庆施是一把梯子。柯庆施与中共上层领导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晋察冀日报》社郁郁不得志的张春桥，把政治腾飞的希望寄托于柯庆施。

　　在石家庄的这一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跃龙门”的契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起，石家庄的天空上连续五天出现“下蛋”的“铁鸡”。

　　国民党空军对石家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狂轰滥炸石家庄，国民党军队期望正在猛攻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师北援。

　　可是，九月十六日夜，济南城外还是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回师，而是对济南发动总攻。八天之后济南城头升起了红旗。

　　济南解放才十几天，济南的《新民主报》忽然登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张春桥的《寻人启事》：

　　父张开益，字晋青，事变前在市公安局卫生科作事，日寇占领时去青州开医院，日寇投降后回济南作医生……

　　其实，张春桥完全用不着刊登《寻人启事》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那么多的亲友去济南，在巨野，写信问一声，也就“寻”到了。何况，济南已经解放，通过组织查问一下，这么个颇有身份的张开益，是很容易“寻”到的。

　　张春桥与其说是刊登《寻人启事》，倒不如说在报上向当年的“华蒂社”、“复兴社”的故朋旧友们发表声明：我张春桥如今已经是中共重要干部，已经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张春桥“衣锦荣归”，与文静一起来到济南。当他举杯与父母庆贺团圆时，脸上漾起了平日难以见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