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作者:叶永烈 字数:4272 阅读:745 更新时间:2011/10/08

后记

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

  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

  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

  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知并不太多。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年后出版。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论述,成为我写作的指导原则。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我相信手头的长卷是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后仍能面世,仍会拥有读者。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给中国文坛带来宽松的气氛。《新观察》杂志打来长途电话,率先连载了《姚氏父子》(《姚文元传》初名)部分章节。不久,香港《大公报》征得《新观察》的同意,连载了《姚氏父子》。内地多家报刊也搞载或连载。

  《蓝苹外传》(《江青传》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学丛刊上发表。当时已经印好。鉴于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势,不得不化为纸浆。该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发排的清样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发表。刊出后,香港《大公报》即予以连载,《文学大观》和《法制文学选刊》也全文转载。此书以两个月的速度出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万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来沪,取走了《张春桥浮沉史》(《张春桥传》初名),同样以两个月的速度印出。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

  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薄。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这部长篇。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为“重场戏”。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谢。

  叶永烈

  一九八八,八,二十八,于上海

  补记: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现作为《四人帮”兴衰》亦即《“四人帮”全传》之一印行。

  作者

  一九九一,九,二十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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