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建立“第二武装”

飞回钓鱼台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

　　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

　　—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

　　—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从北京医院传出的消息，更是表明周恩来已经日薄西山。

　　那天，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共产党人。他知道自己离最后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他却显得异常冷静。他对罗马尼亚的战友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追忆往昔，不胜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九月二十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象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肖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

　　“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肖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

　　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华国锋成为接班人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

　　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

　　“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在四月七日，“四人帮”终于赢得了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作出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王、张、江、姚对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却使“四人帮”刚刚赢得的胜利被冲淡了：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华国锋从“代总理”到“总理”，使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死，李德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

　　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成了公子哥儿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四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其一：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

　　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其二：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日：“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问，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再揪“走资派”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

　　“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

　　“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

　　“要抓大官，抓上线。”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舒龙山说：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叶正光说：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曹光琳说：

　　“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先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

　　“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于，还是照老样子干。”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

　　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日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杨春市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摘掉李先念。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七月二十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

　　远新同志：

　　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杨春甫

　　七月廿日晚

　　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南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

　　今年七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淡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

　　“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

　　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南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拉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歐，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的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建立“第二武装”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

　　“江青有野心。”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七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华国锋写下“最高指示”：

　　“别着急，慢慢来。”

　　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道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为了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经受得住“四人帮”的挑战，毛泽东写下了近乎遗嘱的“最高指示”：

　　“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洋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

　　“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了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杆，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一九七○年六月七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一九七三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

　　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

　　“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一九七五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九月十八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

　　怔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兔……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象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象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

　　“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

　　“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一九七六年六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如马天水所供认：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七月三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八月十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

　　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八月十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市委、市革委会：

　　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130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于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于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上海民兵指挥部

　　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文官”要夺权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一九七六年七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肖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肖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肖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肖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

　　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肖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肖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

　　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

　　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

　　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九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

　　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九月十一日晚、十二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米土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访问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生，优秀团员，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进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临时抽调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仁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

　　“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

　　“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1小人苦哉I”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到了末日。如同本书第一章《覆灭前的疯狂》所曾描述的：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王洪文曾“超前”，越过了华国锋，然后赶紧收住脚步。

　　十月二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准备上台。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四日、五日：上海动向异常，而一场大搏斗已在北京悄然展开。

　　十月六日，叶剑英联合华国锋、李先念等，来了个“快打慢”，终于一举扫落了那四个祸国殃民的“灾星”。

　　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