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掌管上海

“王司令”乔迁了

　　王洪文不再回那上海定海路上的小屋了。

　　上海市西区，一幢漂亮的西式小楼，曾是挪威驻沪的领事馆。如今，王洪文的轿车，在那里进进出出，因为那里已成为“司令”之家。

　　自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王洪文就觉得定海路上的小屋未免太寒酸了。堂堂“副主任”，怎么住那么破的小屋？

　　不过，要搬入漂亮的新居，得找个由头。要不，很容易被自己的对手们说成是“变修”、“变质”之类。

　　要找个什么由头，其实并不难。在与“联司”为敌的那些日子里，一句“‘联司’要砸我的家”，便成为“王司令”乔迁的非常充足的理由。

　　看中了原挪威领事馆的幽雅和舒适，“王司令”一下从上海的“下只角”升入“上只角”。

　　从此，“王司令”家的地址严格保密，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和几个亲密的“小兄弟”才知道。

　　“夫荣妻贵”。妻子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育员，后来调到大连路印刷厂当临时工。这时，被安排到市西区徐家汇附近上海无线电四厂当干部了。

　　当王洪文乔迁之际，叮嘱岳母道：“定海路的小屋，不要出租，更不要卖掉。”

　　“为什么？”岳母不解其意。

　　“那是我的故居！”王洪文说道，“一定要保持原貌。以后要派大用场！”

　　岳母是文盲，不明白女婿所说的“派大用场”的含义。

　　不过，王洪文搬走之后，那小屋白白空着，岳母总觉得可惜。

　　她喜欢养鸡。干脆，就在那小屋里养起鸡来。

　　鉴于鸡、鸭会招引蚊、蝇，鸡、鸭又会到处拉屎，因此上海市区向来禁止居民养鸡、养鸭。

　　王洪文岳母在那小屋里养鸡，使居委会干部左右为难：不让她养吧，她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不敢得罪她，也不敢得罪她的鸡；让她养吧，居民们有意见，为什么她可以闹特殊？

　　有人气不过，拿起一把刀，冲入那小屋，抓起一只鸡要杀。

　　马上有人赶来劝阻：“杀不得呀——那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的鸡呀！”

　　大抵因为那鸡具有特殊的身分，杀鸡者的手只好松开，刀下留鸡！

　　岳母再不骂女婿是“小侉子”了，逢人夸起“小王有出息”。

　　每当她拎起菜篮子步入菜场，营业员们向她点头哈腰。每一回，拿出同样的钱，她的菜篮子总比别人的要沉得多。虽然她并没有开口要营业员给她一点“实惠”，但营业员知道她的女婿如今红得发紫，乐于拍她的马屁……

　　至于她的女婿“小王”，那种飞黄腾达的气派，更是甭提了：进出轿车，抽“中华”烟，喝“茅台”酒……

　　马天水卖身求荣

　　在踏平“联司”之后，王洪文总算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在上海的“工人领袖”

　　的地位已经牢固了。虽然还有一些老对手在暗中活动着，毕竟无法再形成“赤卫队”、“二兵团”、“联司”及“支联站”那样的庞大的反对派。何况，“文化大革命”

　　已转入“斗、批、改”阶段，要想再度成立全市性的反对派组织，已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在“市革会”中的权力斗争，却日益变得激烈起来。

　　“张老大”、“姚老二”，这两把交椅是铁打的。不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随着他们在中央的地位的提高，到上海来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

　　徐景贤成了“徐老三”。虽说他只比王洪文年长两岁，但官场经验比王洪文要丰富十倍。想当年，王洪文在安亭闹事的时候，徐景贤还是“老保”，还是一个替陈丕显、曹荻秋起草检讨书的角色。如今，徐景贤超过了王洪文。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老三”。

　　不久，又有人要挤到王洪文的前面来，使王洪文的排名地位往后移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上海隆重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所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虽然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但在当时是中国最亲密的伙伴。张春桥、姚文元专程返沪主持欢迎仪式。

　　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出的电讯中，以这样的次序提到出席欢迎仪式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的名字：

　　“张春桥、姚文元、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王少庸、马天水。”

　　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是驻沪三军负责人，出现在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之中，理所当然。那王少庸、马天水是当年的“走资派”，眼下也成为上海的党政负责人了。

　　名单中没有提及王洪文。

　　两天之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代表团到达上海。新华社电讯中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仍与两天前一样。

　　王少庸，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马天水，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获得“解放”之后，不再是“走资派”了，而是作为“革命的老干部”，成为“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结合”对象。他们一经“结合”，便坐到王洪文的前面去了。

　　一时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成了这样：“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廖政国、王少庸、马天水、王洪文。”

　　王洪文成了“王小七”！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天水不断“跃进”，越过了王少庸，越过了廖政国，后来以至越过了徐景贤。

　　马天水这人，论资历，比张春桥还深得多。他出生于河北唐县，早在三十年代初，便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负责人。此后，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内，一直分管上海工业生产工作。当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时，张春桥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一九六三年，马天水曾作为上海赴大庆学习代表团团长，到大庆参观访问，返沪后在上海工业系统全面执行“工业学大庆”的方针，推广大庆的“三老四严”作风（“三老”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

　　“四严”即“严肃、严密、严格、严谨”）……

　　平心而论，马天水的前半生确实是不错的，是一个为革命建立过功勋的人。上海数千家工厂，他亲自到过的不下千家。他能随口报出上海各大厂的厂长名字、主要产品、生产特色。他不愧为上海的“工业通”。正因为这样，他在上海工业系统有着颇高的威信，人称“马老”。

　　“文革”开始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王洪文的“工总司”的炮轰目标。

　　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时候，一天听说马天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便赶往那里，要求马天水予以承认这个组织。马天水打着官腔道：“这个么，还要研究、研究……”

　　差一点使这匹“老马”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他在北京“乱放炮”。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马天水前往北京出席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

　　马天水是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去的，他以为红卫兵的大串连以及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严重干扰以至破坏了上海的工业生产。

　　马天水到了北京以后，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要求他们收集“工总司”的材料，马上告诉他。上海市委办公厅杨慧洁根据马天水的意见，派人下去调查，规定只查十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成立之后，上海工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

　　不久，马天水又来电话，要求收集“造反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材料”。于是，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报了一批上海“工总司”绑人、打人、私设公堂的材料。

　　有了这批材料，马天水便在北京放炮了，指责上海“工总司”破坏上海工业生产，狠狠批评了“文革”。

　　马天水的话，传进了“副统帅”林彪耳中。林彪大骂马天水老糊涂，斥责他“反对文化大革命”。

　　“副统帅”的震怒，使马天水吓破了胆，丢魂落魄。虽然他过去在上海跟张春桥并无太深的交往，此时此刻，张春桥在北京荣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他不能不求援于此人。

　　张春桥正在为轰不开上海市委而发愁，如今马天水主动前来求救，乐得拉他一把。于是，便向这位“老糊涂”作了“路线交底”：“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一句话——改朝换代。你想不犯错误，关键在于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毛主席算起，到姚文元为止，无产阶级司令部总共八个人！”

　　张春桥一席话，使马天水悟明真谛。

　　果真，在“一月革命”时，上海造反派集中火力炮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虽然也受到“火烧”，毕竟没有吃大苦头。就连他和陈丕显、曹荻秋一起落到耿金章手中时，他也还提出，不愿与陈、曹一起关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为马天水开脱，说道：“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

　　翌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当着上百万上海市民的面，在说到“三结合”时，着重提到了马天水：

　　“上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副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首先应该是由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据我所知，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确实不知道主席的意见，不然，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而且，陈丕显、曹荻秋那些人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按主席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看全部历史。

　　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张春桥的这番话，已经非常明确地暗示，马天水跟陈丕显、曹荻秋不是“铁板一块”，他可以“解放”。

　　马天水，这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可惜脊梁骨太软了。他听到张春桥的这番话，刻骨铭心，竟从此跟定了张春桥。

　　果真，一九六七年四月，马天水得到了“解放”，立即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去。

　　从此，马天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老、中、青”三结合中的“老”。

　　毕竟“老马识途”，由马天水来领导上海工业生产，远远胜过“造反司令”王洪文。马天水手中的权，日益扩大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发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高潮。马天水作了“精彩表演”。他以“老干部”的身份，在这个节骨眼上，为张春桥打保票。他说：

　　“我与春桥同志共事多年。我对他的历史很清楚，他没有什么问题。我敢担保。”

　　他还拍着胸脯道：“有人说我马天水死保张春桥，说得对。我就是要死保春桥同志。

　　我就是死了，也要站在春桥同志一边。”

　　经历这番政治危机，张春桥越发欣赏马天水的“忠诚”，夸奖他是一匹“好马”。

　　于是，张春桥越发倚重马天水了。

　　“市革会”成了“三驾马车”

　　马天水的“复出”，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了三股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

　　第一股势力，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以“工总司”的那班“小兄弟”为核心人物。

　　不过，王洪文的这班“小兄弟”，论文化没有几个上过初中，论经历没有几个当过干部，绝大部分不是中共党员。“小兄弟”们自诩“流氓无产者”，搞“打、砸、抢”算是“英雄”。

　　在安亭事件中，并未扛过大梁的王秀珍，此时地位迅速上升。因为她是党员、大专生、干部，而且又是女性，更何况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被张春桥点名，从上海国棉三十厂调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这样，王秀珍成了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

　　好在王秀珍从一开始造反，便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她没有象耿金章那样闹独立性，而是与王洪文亲密合作。

　　第二股势力，是以徐景贤为首的“秀才帮”。

　　“秀才帮”个个能说会道，妙手著文章，把握着上海的舆论大权。何况张春桥、姚文元也是“秀才”，与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不过，“秀才帮”内部，也象工人造反派那样，有过几次纷争。徐景贤的对手，起初是郭仁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副书记。借助于镇压“红革会”的“—·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徐景贤把郭仁杰赶下了台。不久，《文汇报》造反派负责人朱锡琪与徐景贤对垒，但朱锡琪因“四·一二”炮打张春桥而下台，使徐景贤扫除了对手。这样，徐景贤成了“秀才帮”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第三股势力，便是以马天水为首的复出的“老干部派”。

　　这批“老干部”，都是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干部，被张、姚看中的，给予“解放”，“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起初，王少庸掌管组织大权，地位在马天水之上。不久，马天水上升，超过了王少庸。

　　这“三驾马车”之中，工人造反派们常常与“秀才帮”闹矛盾。

　　在那些工人造反派看来，“秀才”们是一群“臭知识分子”；在“秀才”们看来，工人造反派不过是流氓！

　　两派不断地发生磨擦，争斗。于是，“老干部派”出来打圆场。马天水对双方部不敢得罪，在“三结合”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自然，不论哪一派，都俯首贴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

　　王洪文曾感激涕零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也洋洋得意地说：“王洪文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他们就算数。”

　　正因为王洪文把张春桥当成了“老头子”，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王洪文在他的“小兄弟”面前“回忆对比”：

　　“如果没有春桥同志的可贵支持，我们在安亭，就会被陈丕显、曹荻秋逮捕，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连脑袋都保不住。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总司’的，是春桥同志。第一个在安亭支持我们，答应五项要求的，是春桥同志。一点也不错，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后台——无产阶级的后台！

　　“没有春桥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那就是一句话——死保春桥同志！”

　　“老头子”当然十分夸奖王洪文，说他“立场坚定”，说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

　　“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

　　有时候，“小兄弟”们私下里说的话，虽然粗野，意思更加明白：

　　“张春桥不能倒。他一倒，我们就要树倒猢狲散！”

　　“对张春桥就是要死保，保到底。他妈的，张春桥一完蛋，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啦？”

　　这样，由三股势力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三驾马车”，张春桥成了驭手！

　　进人“九大”代表内定名单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也搞乱了全党。

　　中国共产党处于建党以来最不正常的时期：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党的省、市级组织瘫痪；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全党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开过一次党的新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却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迟迟召开——两届中央委员全会相隔了两年零两个月！

　　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党的生活的极度不正常。一九六八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意味着“文革”的第三个年头，要进入整党阶段，也意味着中共“九大”，已进入酝酿阶段。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转发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使王洪文和“小兄弟”们欢欣鼓舞。王洪文忙于派出一支又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不久，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

　　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的入党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用当时的“时髦”的话来说，王洪文手下的这班“小兄弟”，都已成了“纳新”对象啦。能否入党，对于这班“小兄弟”的“前程”，是至关重要的。须知，王洪文当年正凭借着他是党员，成了“工总司”的“司令”。耿金章能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也借助于他的党员身份。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结束。会议公报透露了重要信息：

　　“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紧锣密鼓，中共“九大”代表的遴选工作开始了。刚刚结束会议，张春桥便飞抵上海。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推选中共“九大”代表的标准：“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作为主体。”

　　所谓“九次路线斗争”，也就是“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九次错误路线分别是：第一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三次“李立三路线”；第四次“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第五次“王明路线寿命最长”；第六次，“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第七次，“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八次，“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第九次，“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因此，“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照毛泽东所言，亦即“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刘少奇路线”的批判。

　　按照张春桥提出来的“标准”，理所当然，王洪文的大名，列入上海的“九大”代表内定名单之中。

　　张春桥细细审看了内定名单，双眉紧皱：“‘工总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体。

　　‘九大’代表只一个王洪文，太少了！”

　　很快的，王秀珍被列入内定名单。

　　张春桥依然不满意，问王洪文道：“你们‘工总司’的常委里，难道只有你和王秀珍两个人才能当‘九大’代表？”

　　王洪文回答说：“‘工总司’的常委倒不少，常委里却没几个党员。”

　　“你们为什么不抓紧‘纳新’工作？”张春桥直截了当地点名道，“象陈阿大，就可以当‘九大’代表嘛！”真是“史无前例”，当张春桥说出这句话时，陈阿大还不是中共党员，居然已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

　　“好，好，我马上抓紧‘纳新’工作。”王洪文连声答应。

　　“除了陈阿大之外，其他‘工总司’的老造反的入党工作，也必须抓紧。”张春桥用很明白的话，点穿了其中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一月革命’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上海的执政者。我们必须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党，加强我们在党内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党内，我们还没有占据优势。现在的上海的党员，都是‘文革’前入党的，好多人是按照陈丕显、曹荻秋的标准入党的。

　　‘保’字号在党内有着强大的势力。如果我们不趁现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时候，大批吸收老造反入党，那就是坐失良机！‘九大’代表，一定要选我们的人！”

　　陈阿大入党

　　“小兄弟”们的入党工作，王洪文早就在抓了。只有“小兄弟”们一个个入党，“王司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才足以压倒“秀才帮”——那些“秀才”

　　们，倒差不多个个是党员。因为“秀才帮”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非党员进不了这个写作班。

　　在王洪文的“小兄弟”之中，张春桥最关心的，要算是陈阿大了。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已在为陈阿大入党作舆论准备了。

　　那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坐落在上海杨树浦工厂区的良工阀门厂，一反往日进进出出的是运货大卡车，这天忽地来了许多小轿车。

　　从轿车里出来两张熟面孔——虽说他俩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工厂，人们却早已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照片上认得他俩。

　　“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光临！他俩在王洪文陪同下，在一片掌声中，步入厂会议室。

　　良工阀门厂是陈阿大的老家。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来此，为的是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

　　这家工厂难得有“大人物”光临。张春桥、姚文元虽说是“来基层听取意见”，但是他们随口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指示”记录下来。

　　以下是现场记录中，张春桥的话：

　　“今天到你们良工阀门厂来，是来‘借光’的。良工阀门厂在上海的名气很大，这倒不是因为你们的阀门出了名，是因为你们厂出了个陈阿大，是因为你们厂的造反派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

　　“今天，我和文元同志来你们厂，是听说你们厂在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我一直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厂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党员很少，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你们厂存在的问题，上海各工厂都普遍有这样的问题。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权，可是造反派中党员很少。我们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头一句话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你没有入党，就进不了‘核心力量’。在所有的权当中，党权是最核心的。你不是党员，怎么掌党权？你夺的权，就不稳固，迟早会落在别人手中。

　　“吸收优秀的造反派人党，已经成为现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如何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有的同志担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发展新党员？没有新党章，能发展新党员吗？我看，这些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中央把新党章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上海，我们上海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方面，也应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紧接着作“指示”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保持着他的咬文嚼字的习惯：“我完全同意刚才春桥同志的意见。春桥同志已经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运动中站错队的，不是不可以发展，但不能作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对象。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也就是说，要首先考虑者造反，考虑造反派骨干，考虑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这么一番“指示”，谁的心里部明明白白：在良工阀门厂，第一批，不，第一个要发展入党的，当然是陈阿大。陈阿大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工总司”的常委，又是“市革会”工交组的负责人，响当当的“优秀造反派”。

　　轮到王洪文讲话了。他当时毕竟还不是“中央首长”，讲话也就可以更加随便些。他指名道姓提到了陈阿大。王洪文说了一句“名言”：“依我看，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

　　杨富珍，上海国棉一厂的挡车女工，著名的劳动模范，入党多年。王洪文居然说“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走后，一个由“市革会”派出的“调查组”，便进驻良工阀门厂。与此同时，另两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上海“老造反”单位——上海国棉十七厂和上港七区。

　　已经以“一月革命”震动全国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企望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整党、建党阶段，也为全国树立“样板”。

　　由张春桥、姚文元授意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急急送往北京。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于是，“发展优秀工人造反派”入党，便成为王洪文的重点工作。陈阿大，成了“重点的重点”。张春桥关照王洪文，要把陈阿大树为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先进典型”。

　　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造反，共命运，王洪文“拉他一把”，那是情理之中。

　　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典型”，那是因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陈阿大带领一班人马上街，高呼：“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陈阿大在“关键时刻”，“立场”如此“鲜明”、坚定”，自然博得张春桥的垂青和厚爱。

　　陈阿大其人

　　陈阿大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个弟弟，照理“推理”，名唤“陈阿二”。另外，还有一个小妹妹和两个小弟弟。

　　大抵受父辈影响，家中以数字来命名。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论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红五类”标准。

　　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十八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到了二十二岁，陈七二做了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老是在绍兴和上海之间来来回回，陈七二觉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三十二岁那年，他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饮事贝，做门卫。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绍兴乡下度过，住在外婆家中。

　　阿大十岁那年，父亲陈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脚。于是，阿大便到上海来念小学。

　　毕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陈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负担。业余贩运绍兴萝卜干，赚钱也有限。有一回，他在十八瓷萝卜干（约千把斤）中掺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赚点钱。不料，被人发现，反而罚了款。

　　无奈，阿大在初中刚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一九五七年，十五岁的陈阿大到上海南码头做临时工。毕竟是长子，要为父亲分忧。

　　因为父亲已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搬运工，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便把两个儿子——陈阿大和陈阿二，都介绍到该厂工作。

　　陈阿大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进中华造船厂的，起初做搬运工，后来做钳工。

　　阿大当时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中华造船厂当年曾为陈阿大兄弟写下这样的鉴定：“兄弟俩于一九五八年一起入我厂。阿弟不听组织的话，脱离我厂。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出身较苦。”

　　在中华造船厂度过三个春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岁的陈阿大应征入伍。

　　入伍后，陈阿大是列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教导营当饲养员，后来当炊事员。

　　一年以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一○部队当高炮指挥仪测手。

　　陈阿大在部队里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队对陈阿大所作的鉴定如下（原文照录）：

　　“在工作中自干饲养员以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

　　猪食没有，亲自去找。

　　“组织纪律性强。一年来从未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在部队中度过两年半。一九六五年三月，上等兵陈阿大（退役军衔为下士）复员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因为他当过兵，厂里也就让他兼任车间保卫干事，基干民兵排长。

　　进入良工阀门厂之后，正遇上该厂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一个职工，都要填写履历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登记表”。陈阿大进厂才两个多月，便因马虎而写过一次检讨书——他把厂里发的履历表弄丢了。他不得不向该厂“四清”工作队写检讨，这份检讨现仍可从档案内查到。他把检讨书写成了“申请书”。兹照录原文于下，错别字处在括号内注明。虽然丢失表格不过小事一桩，但从这份“申请书”中倒可觑见陈阿大的“风格”：

　　申请书

　　兹有昨天工作部（应为工作队——引者注）发给我两份历史表格（应为履历表——引者注），在回家（时）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对这项工作认认（识）不足，造成了极不好的因（影）响，对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认（识）了错误，以后加强思想学习，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请组织和领导上给我严肃处理。

　　陈阿大

　　一九六五．6．29

　　一九六六年一月，陈阿大加入共青团。

　　就陈阿大在“文革”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来看，还是过得去的。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上海首批发展的新党员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辫子”，唯陈阿大算是干净些。张春桥说陈阿大“出身苦、表现好、当过兵、入过团”，为的是替陈阿大树为“纳新典型”制造舆论。

　　不过，陈阿大从乡下来沪之后，曾与上海的小流氓鬼混，养成一股流氓习气。

　　进入部队之后，他受到严格的军人纪律的约束。复员以后，他变得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举杠铃，拉“拉簧”（锻练胸肌的体育运动器械）。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

　　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人，总是用脚把门踢开；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

　　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

　　“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

　　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

　　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

　　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

　　“‘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生，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

　　陈阿大板起面孔，象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

　　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话用的。这两份发言稿弄混了，有一页厂里讲话用的稿纸不知怎么搞的，混入“活学活用”讲话稿。陈阿大居然照念不误！

　　陈阿大虽说是“草包”一个，不过，却把权捏在手心，从不放松片刻。

　　他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他“汇报”。

　　“厂革会”的名单，要他过目、审定才算数。他说一，别人不能说二。

　　每逢回厂，轿车一到，便要开“汇报会”。开会时，倘若有人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准会挥挥手，叫人拿开——他的习惯是谁发言他就盯着谁看，不许热水瓶挡住视线。此后，良工阀门厂里便形成“规矩”，一听说陈阿大回厂，人们赶紧把热水瓶从会议桌上拿开；

　　在“汇报”结束之后，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话，必须用笔记下来，不可疏忽。倘若人们忘了，或者违背了他的意见，那么，下一次他回厂，你就等着挨训吧！

　　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听到他回厂的消息，要马上通知食堂，做一顿好菜好饭。要不，阿大又会发脾气。

　　陈阿大跟“上体司”的“胡司令”结识之后，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陈阿大向“胡司令”学习，在良工阀门厂居然搞了个“良体司”。据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披露：

　　这个“良体司”名义上叫“维护社会治安，捉流氓阿飞”，实际上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流氓阿飞犯罪活动。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群众抓进“良体司”，施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陈阿大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斗”、“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斗，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尽，再拖到房问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要重新打起。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法西斯棍徒“开心开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个同志，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周围居民听到这种声音，都愤慨地说：这是良工阀门厂的“白公馆”“渣滓洞”。……

　　在上海滩，陈阿大是数得着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将”：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报》事件有他，主张把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文化广场改到人民广场的是他，这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头头的有他，八月四日砸“联司”时从中华造船厂调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封锁黄浦江、切断“联司”水上退路的是他，这年十月调动大批人马集中西郊、图谋围攻上海青浦县反对派的也是他……

　　张春桥说：“入党做官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造反派头上。”在张春桥准备树立陈阿大为“纳新典型”时，陈阿大当然明白张春桥所说的“入党做官”的道理。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光临”良工阀门厂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尽管“市革会调查组”进驻良工阀门厂，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吹起，可是却不见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写申请书。陈阿大不主动写申请书，“调查组”再“积极”也无济于事。

　　陈阿大为什么迟迟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原来，这位“陈阿憨”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

　　“调查组”自然不便直接对陈阿大进行“启发”。他们连忙向“市革会”汇报。

　　于是，“市革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聊”，给他指点迷津。

　　陈阿大恍然大悟，连忙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写了入党申请报告。

　　“调查组”收到陈阿大的报告，如获至宝，以异乎寻常的“加速度”办理。

　　才九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在“文革”中，原厂党委已被“砸烂”，新建党的核心小组）在金工车间召开中共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

　　非同小可，“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亲自出席这么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讨论陈阿大的党支部会议，一时成了为陈阿大评功摆好的会议。

　　党支部宣读关于陈阿大的调查资料，称赞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担任工总司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后，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如此这般，归根结底，是因为陈阿大“学习毛泽东思想好”。

　　王秀珍与陈阿大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又把陈阿大着着实实地称赞了一番：“阿大路线斗争觉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担”，“阿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阿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个黄涛。此人是马天水式的“老干部”，获得“解放”后，成为“市革会”工交组的第一把手（陈阿大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陈阿大的“十个好”！诸如“有水平”、“觉悟高”、“是老干部的学习榜样”等等。

　　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也发了言。

　　就这样，陈阿大被“突击入党”！

　　张春桥的笔，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单上，写了“陈阿大”三个字。

　　陈阿大不愧为一位“喜剧”演员，到了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忽然发觉陈阿大竟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

　　须知，按照中共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写入党申请报告和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入党必不可缺的手续。

　　无奈，陈阿大只得在已经入党之后，再填写“入党志愿书”！

　　他匆匆忙忙填毕。由于支部大会早已开过，志愿书上的“入党介绍人意见”、“党支部大会通过吸收申请人入党的决议”、“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三个栏目便空在那里，没有补写。直至粉碎“四人帮”后，陈阿大被开除出党时，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上这三个栏目仍是空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成了一份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支部同意、没有上级批准的没有填完的表格——这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更稀奇的是，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一式三份，最初的一份是别人代填的！

　　然后，陈阿大照抄，填了另两份。这三份“入党志愿书”，他居然没有交给党组织，一直塞在自己的抽斗里。直至他锒铛入狱，这三份“入党志愿书”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斗中查出。

　　王洪文手下，有五员大将，人称“五虎将”。陈阿大是其中一员“虎将”。另四员乃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在陈阿大入党之后，那四员“虎将”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一九六七年三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旗、授刀，鼓励他们用武力“踏平”反对派。在他的煽动之下，青浦县武斗不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消息传出，黄金海和戴立清急急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

　　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着“生死之交”。他指名道姓，要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的理由颇为奇特：“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呀！

　　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小兄弟”黄金海成了“布尔什维克”。

　　“戴溜子”戴立清，比王洪文小三岁，生于一九三八年，山东省郯城县人氏。

　　这个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在“文革”中跃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后，并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居然也弄了个“常委”当当。冲冲杀杀，在上海滩上够威风的。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

　　的日子里，“戴溜子”为“工总司”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不可想象，这么个“红色工人”，一度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着那些教授、研究员、专家们。

　　一九六八年，在上海科技系统大会上，由戴立清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戴立清声称，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

　　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渐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上海七○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八所的科研工作。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一九六八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孝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孝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待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

　　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却引起他的注意。他捋起袖子，在烟道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一看，以为发现什么“密码本”之类。结果大失所望，那是个小沙袋——

　　彭加木女儿小时候玩的，偶然落进烟道，想不到给戴立清抄出来了！

　　在戴立清亲自督阵之下，抄家者从下午五点一直抄到深夜十二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

　　为了使这个“戴溜子”入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戴立清所在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声言谁反对戴立清人党，便是“压制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

　　毕竟还是有人不顾高压，表示反对。结果，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时，有关公司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上；“恨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在中共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签署这样的审批意见，是颇为罕见的。

　　戴立清入了党，马上就做“官”——竟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一九四四年出生。他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但是，受到叶昌明所在单位的抵制。此人的雅号叫“刁德一”，又恶又刁。所在单位几次三番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提出了一条否定叶昌明入党的重要理由：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尚待查清。

　　这时，马天水为王洪文帮腔，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了吗？”马天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

　　哦，不光是王洪文那么说，就连“老干部”也是那么说。只得又是“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叶昌明入党之后，被王洪文安排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后来以至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列席常委”！

　　马振龙是江苏泰兴县人，一九四○年生，原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干将。

　　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此人入党后，成为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要香烟，要高级糖果，要高级照相机．要罐头，只消打一个电话，“后勤部长”保证供应！

　　本来，中共党员在“工总司”中属“稀有元素”。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何况“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势力大大加强，渐渐地超过了“秀才帮”的实力。

　　张春桥居然鼓吹起来：“上海在优秀的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抵制让叶昌明入党。王洪文和马天水大发雷霆：“他不让叶昌明人党，就开除他的党籍！”结果，这位党员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调离时，对他作如下“鉴定”：“这样的人不适宜搞政治工作”！

　　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对于王洪文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天下午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召开。

　　两年多以前——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在北京和平门大街上，拥挤在成千上万的大串连来京的红卫兵之中，王洪文远远地见过毛泽东一眼，曾为此而“激动万分”。

　　然而，中共九大拉开帷幕，在暸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当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步上主席台之际，王洪文也登上了主席台！

　　在此之前，王洪文虽然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毕竟只是“地方粮票”，从未在中央抛头露面。这次，他不仅当上“九大”代表，而且一跃成为主席团成员！

　　主席团成员共一百七十六名，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分四个档次排列姓名——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叶群

　　汪东兴　温玉成

　　董必武　刘伯承　朱　德　陈　云　李富春　陈　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于会泳　王　体　王　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显而易见，唯第四档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名的。由于“徐”字笔划较多，徐景贤的名字出现在主席团名单后半部。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如此庄严的主席台，开始他的高层政治生活。他穿了一身新军装，但没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他的装束，介乎军人与工农之间。在“九大”

　　代表中，军人一律军装，而工人、农民代表通常是穿蓝衣服，干部则穿灰色中山装。

　　在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就坐的是毛泽东，他的左侧坐着林彪，右侧坐着周恩来。

　　自林彪向左，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主席台的第二排左侧，坐着王洪文。他离前排的毛泽东和林彪，只有五、六米而已，可以清清楚楚、长时间地注视着伟大领袖及其亲密战友，再不象那时立于红卫兵群中匆匆一瞥。

　　下午五时，在雷动的掌声平息之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那双略带粉红色的透明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坐在那里开始念政治报告。

　　这个政治报告最初由陈伯达执笔。后来，康生和张春桥推倒了“陈老夫子”的初稿，另起炉灶，写出政治报告。经毛泽东改定，由林彪来念。

　　尽管面前放着景德镇白瓷杯，服务员不时来冲上茶水，王洪文却很拘谨，未敢喝一口。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林彪。

　　听到林彪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王洪文微微一笑：

　　“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造反起家的“司令”，如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承认，变成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会议进行到半途——四月十四日，王洪文头一回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亮相。

　　这天，举行了全体会议。在毛泽东、林彪讲话之后、依次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其中，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是作为工、农、兵、妇女和干部代表发言的。

　　三十四岁的王洪文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流利地念着发言稿，毛泽东不时把目光投向这个模样俊俏的年轻人。王洪文在毛泽东的记忆屏幕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一次作大会发言，使王洪文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起来。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鼎盛时期。“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破天荒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也获得很大胜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王洪文成为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用当时的话来说，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这是一次“大换血”式的选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仅五十三人继续当选。王洪文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之中——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入中央的起点。

　　与他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还有王秀珍、徐景贤。作为老劳模，上海国棉一厂女挡车工杨富珍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马天水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中。

　　王洪文的“小兄弟”金祖敏，也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人原是上海电机厂副工段长，比王洪文大一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成为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

　　大会期间，发过三回新闻公报。不过，这三份新闻公报对于上海组的爆炸性新闻，却只字未提。虽然出自上海组的新闻，“九大”代表人人皆知，而且会后又通过层层传达向全国扩散。

　　那是一出由张春桥导演，王洪文、徐景贤充任主要演员的闹剧。

　　炮轰陈毅

　　每一次开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照例领到一个文件袋，袋里装着会议文件。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每一个代表的文件袋里，被塞进一份并非党代会文件的小册子。

　　这小册子是上海组散发的。负责编造（既不是“编著”也不是“编选”，而是编造！）的，便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小册子白皮黑字，印着书名：《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在与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选编而成，有的断章取义，有的乱上纲，有的则是陈毅说出了真理而被他们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全书共分九个部分，诸如：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上海组把如此不论不类的小册子，在中共九大上散发，用意是非常明白的：要在全党批臭陈毅，批倒陈毅。

　　张春桥发动了这场攻势。

　　对于上海人来说，陈老总的光彩夺目的形象是无法从心头抹去的；一九四九年红色的五月，是他，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百废待兴的上海，是陈老总领导着上海人民振兴，迈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豪爽，直率，真诚，磊落，陈老总与上海人民肝胆相照，赢得上海人民的崇敬；虽然他从一九五四年起调往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一九五八年——他是解放后任期最长的上海市市长，共九年；张春桥忌恨陈老总，还不仅仅因为他对上海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因为在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他与张春桥抗争，而且还在于阿丕（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张春桥把他视为陈丕显的“黑后台”。

　　“陈毅不倒，上海不太平！”张春桥深刻地意识到陈毅对上海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张春桥阅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上，却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为此，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做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XX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

　　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

　　明知是张春桥玩弄的鬼计，陈毅坦坦荡荡，居然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他知道，张春桥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

　　那是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召开“九大”问题，同时又对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一九六八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风”进行了批判。陈毅早已是林彪的眼中钉，“新贵”张春桥又恨透了他。

　　陈毅眼看着“九大”将是林彪、张春桥之流的“胜利的大会”，便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批判’，我当‘九大’代表，不够格！”

　　毛泽东听罢，说道：“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

　　张春桥马上记下了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急急告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张春桥的指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拟就了那份公函。经张春桥阅定，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公函迅速寄到陈毅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王洪文和徐景贤共同编造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快人快语，胸无城府，陈毅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他敢怒敢言，难得的直性子，难得的坦诚。他的种种“反动言论”，常常是从他通篇赤子之言中掐头去尾而编造出来的。在“文革”中，面对大闹外交部的红卫兵，陈毅曾慷慨陈同，作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即席答辩。这篇讲话曾被斥为“大毒草”，许多话被断章取义作为“反动言论”加以“批判”。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根据陈毅讲话录音整理的记录全文，深为陈毅赤炭般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不已。兹把《我这个外交部长》照录于下，通篇激情澎湃，没有半点“反动”色彩：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而，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磨菇，明天来跟你磨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过一次，一九四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的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引者注；这句话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如果外交人员都象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引者注：这又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

　　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引者注：指江青）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引者注：指红卫兵）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引者注：这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帐。

　　“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

　　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引者注：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引者注：此处“运动”指政治运动），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5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心如铁石，气贯长虹。“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

　　世危识忠奸。陈毅的“右派言论”，实乃一席忠言。

　　然而，林彪要整他，张春桥要打倒他。

　　在中共九大，陈毅分在华东组，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

　　分组讨论的头一天，陈毅刚刚步入上海小组会场，正笑吟吟跟代表们打招呼。

　　他发觉，人们视他为路人一般，冷漠，不理不睬。只有几个老熟人走过来，跟他亲热地握手。

　　突然，徐景贤振臂领呼口号：“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

　　讨论会一下子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

　　陈毅到底身经百战，不慌不忙地对代表们说道：“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当选标准，是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四条要求和林副主席关于干部的三条要求，加起来总共七条。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七条标准，我连一条也够不上。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王洪文担任华东组的召集人，主持着会议。在会前，他本来已布置好围攻陈毅的发言。此时，见陈毅“跳”了出来，心中暗喜。

　　这时，马上有人抓住陈毅所说的“上海党”，指责陈毅在“分裂党”！

　　其实，陈老总在上海主持党务、政务多年，说惯了“上海党”一词，不料这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于是，一个个代表发言，轮番向陈毅发动进攻。

　　陈毅经历过许许多多“批判会”，不过，这一回他发觉有点奇怪；“上海党”

　　的代表们一个个手中部拿着一本小册子。发言时，看一下小册子，便会熟练地说出陈毅的一段“黑话”，然后加以“批判”。陈毅不知道那小册子是什么东西——一在“九大”代表中，唯有陈毅没有拿到这本小册子。

　　两个多小时过去，“批判会”算是结束了。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这才拿起一本小册子，送给陈毅。

　　陈毅一看封皮，哦，原来是《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海党”编造的！

　　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王洪文时，法庭记录上有这样一段：

　　审判员审问王洪文：“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你和徐景贤领导编造了一本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实。”

　　审判员问：“是谁指使你和徐景贤编造这本小册子的？”

　　王洪文答：“张春桥。”

　　审判员：“你们曾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哪些人？散发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答：“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就是要整陈毅。这个材料在‘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的材料批判过陈毅一次。

　　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问：“是谁给陈毅的？”

　　答：“是我给的。”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一九八①年九月九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涂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批判”，但陈毅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陈毅在处境险恶之年能够出席“九大”，能够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因为毛泽东所作“最高指示”——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当时保护陈毅的托词——因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张春桥绝不会放过陈毅的。也许，毛泽东的真正本意及保护托词两种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段特殊时期，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论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老总。正因为这样，当陈毅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不幸病逝，毛泽东深以战友情谊为念，亲自赶去，出席陈毅追悼大会。

　　康平路的新主人

　　中共“九大”闭幕之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五月一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焰火晚会。

　　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

　　他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影片中，在全国城乡广泛放映。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报刊上。那是一版关于“九大”大会发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张大照片，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的发言镜头。下半版并列五张稍小的照片，依次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陈永贵是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跃为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是大庆油田的际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何况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坐在离王洪文不远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成了中国工、农、兵的代表人物。

　　满载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飞机，在上海西郊机场着陆。王洪文载誉归来，春风满面。

　　虽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三驾马车，但是原先“徐、马、王”变成了“王、徐、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马老”，那因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员，马天水则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于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干部”王少庸，这回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自然更被甩到后边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当然排在马天水之前。那个“秀才帮”的首领徐景贤，虽然也当上中央委员，毕竟在中共“九大”没有象王洪文那样露脸。张春桥指定王洪文为中共“九大”华东组召集人，已确定了王洪文超过了徐景贤。

　　王洪文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张春桥，第二书记为姚文元。

　　“徐老三”换成了“王老三”！徐景贤屈居为“徐老四”。

　　王洪文又乔迁了。他的家搬离了原挪威领事馆，迁人书记院。他家这边紧挨着马天水家，那边挨着王少庸家。

　　后来，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个颇大的院子。楼下是汽车间。二楼是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他的一家，住着三层九间房子。

　　他的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与房子的扩大成正比。当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总司”造反队冲进康平路，找“曹老头儿”签字，提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与当年的“曹老头儿”相当。

　　康平路的王寓，一时间响起三个老太婆的喊喊喳喳声。

　　那个小脚的东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亲。儿子有出息，把母亲接来享福。

　　操苏北口音的老太婆，则是王洪文的岳母。听说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那噪杂、狭小的职工宿舍搬过来了。

　　还有一个老太婆是谁？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讲一口苏北话。

　　王洪文只一个妻子崔根娣，怎么会有两个岳母？

　　那个从上海国棉十七厂迁来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养母。

　　王洪文与崔根娣结婚之后，帮她找到了生母。这时，崔根娣的生母也搬来，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气。

　　不过，三个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没多久便结束了。

　　崔根娣的养母高小妹走了。

　　高小妹的走，倒并不是因为她跟另外两个老太婆怄气。据她自己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宿舍之后，跟邻居们说：“康平路好是好，就是进进出出太麻烦！”

　　“进出有什么麻烦？”邻居们从未住过康平路，不解地问道。

　　“唉，进门要填单子，出门要交单子。我不识字，不会写字，烦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高小妹所说的单子，也就是“会客单”。康平路是个门卫森严的地方。填单子、交单子，使她感到很头疼。

　　她还是回到她的家，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么单子也用不着填。

　　她还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里养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

　　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

　　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工。她，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说实在的，她有时觉得，还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里，跟纺织女工姐妹们说说笑笑来得痛快。一种空虚感，一种失落感，常常袭上她的心头。

　　她无处可讲，无人可诉，只把这种隐痛深深埋在心中……

　　在康平路，崔根娣几乎不串门走户。她自知粗浅，不愿与那些高干夫人们来往。

　　她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倒有一班亲亲热热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何况康平路深院小楼，小姐妹们进出诸多不便。她感到孤独、空虚。

　　她是一个工人，做惯了工，却很不习惯于当“书记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后来厂里每月给十元补助。她有时借领工资，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看看小姐妹们。不过，自从王洪文成了市里的“大干部”，每逢每月十八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厂里总派人送工资来，或者由廖祖康代领。再说，即便是她去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总是坐小轿车去，小姐妹们要么见了她远而避之，要么有求于“书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幸；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躇踌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渝，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

　　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问。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

　　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取“曹老头儿”而代之！

　　“红色堡垒”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

　　“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

　　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一九六九年初，署名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