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孩提时代(2)

作者:陆步轩 字数:5417 阅读:890 更新时间:2011/10/13

三 孩提时代(2)

 三 孩提时代(2)

   “小孩子家,没人管的。”我不敢去,父亲给我打气。

  一次,我正沿街叫卖,迎面走来一位乡党:“碎崽娃子,还敢卖,看我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一惊,信以为真,扭头就跑,他在后面穷追不舍。一不小心,我脚下一绊,摔了个大跟头,踒了手臂,疼痛钻心,哭声撕心裂肺。杏儿没卖成,还得花钱接骨看病。玩笑开过了头,乡党买来糖果看望,父亲虽没说什么,乡党也落了个大红脸。

   尽管我们全家是麻子打喷嚏——全体动员,但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难以为继。人常言:“一个婴儿十亩田”,何况两个年龄尚幼的弟弟,家里实在无法抚养。母亲死后,曾经商议将小弟过继与人,农村宝贝男孩,能干力气活,顶门立户,消息传出去,便有多家来看孩子,其中亦不乏城里的人家。可二姑知道了,急急地赶来,死活不依。于是,二姑将小弟接到了她家,做起了小弟的亲娘。

  若干年后,小弟得知此事,埋怨家人为何不将他早早送给城里人家享福,却舍不得,留在农村受洋罪。

  父亲听后暴跳如雷:“早知道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当初就应该扔到尿盆子里淹死,还能容你活到今天,丢人现眼!”

   小弟命硬,终于活了下来。到了第二年,即1975年入冬的时候,二姑父突发疾病,必须住院治疗,家庭状况也陷入窘境,二弟又辗转送到了八舅爷家。男孩子淘气劳神,记得有一次,小弟趁人不注意,爬上饭桌,掀翻了热水瓶,烫得浑身是伤。八舅爷托人带话,父亲与我前去探望,买了两个新热水瓶带着。我们刚一进门,舅爷、妗奶言未开,先落泪:“孩子小小年纪,便遭此大劫。”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便宽慰,众人潸然。然几十年过去,终未见到小弟的“后福”,至今仍在乡下受穷拉烂杆,而我们高寨村前几年已经荣获“省级文明小康示范村”称号了。

   舅爷、妗奶年事渐高,小弟也一天天长大,愈来愈顽皮淘神。父亲担心将小弟长时间寄养在亲戚家里,尽着性子宠着、惯着,到时候谋生的本领没有,反倒学个馋嘴懒身子。于是,一商量便把他又接回到家里。

  从此,我的负担愈加沉重,早上、中午上学,下午顶替爷爷放羊,捎上镰刀、担笼,顺便割草。最多时,家里养了三只羊,五头猪。

   八舅爷、八妗奶是大大的好人,在村子里有口皆碑。可是好人难做,好人未必就有好报。张家谋担任长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时,在引镇包乡镇,做了八舅爷的入党介绍人。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八舅爷感激知遇之恩,勇挑重担,当了生产队队长,从此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带领社员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了个没完没了,没黑没明,最终“斗”瞎了自己的眼睛,基本丧失劳动力。步入古稀之年,连唯一的儿子都未能保全,其子在驾驶拖拉机犁地途中,刹车失灵,坠崖而亡,八舅爷老年丧子,媳妇改嫁。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莫大焉。

   八舅爷于我家有恩,眼睁睁看着老无所养,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时跟前连个端水送饭的人都没有,父亲于心不忍,遂将八舅爷、八妗奶接回家中,小心伺奉赡养。而小弟虽已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对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整日以赌为生,游手好闲,不思进取。

   高寨村的梯田多,土色红,瘠薄,所产红薯,个儿小,干面,味甜,似板栗,远近闻名。其蔓叶做酸菜,汤显红,比醋酸,色味俱佳,是半年最主要的副食。已故著名秦腔老艺人阎振俗先生的《教学》台词“萝卜缨子红苕蔓,窝浆水比醋还酸”。唱的就是此菜。

   进入冬季,人们称之为“冬闲”,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并不闲。土地结冰上冻,便到了给梯田施肥的绝佳季节。那时候,化肥极少,全部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农家肥是最主要的肥料。有一则笑话称:“干部见干部,前面‘日本’,后面‘尿素’。”说的就是日本尿素用完之后,其包装袋归了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干部们废物利用,又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般老百姓是无福消受的。

   村子半坡半塬,梯田则全部在塬上,坡陡、路远,一个时辰来往一趟。拉粪是定额活,论“趟”计工分,每趟一分五厘工;一个人是拉不上去的,除非“气死牛”再生。生产队牲畜又少,倘若用牲畜挂坡,则每趟记一分工。我与姐姐凌晨睡梦正香,奶奶便叫,外边冷风飕飕,被窝温暖如春,就磨磨蹭蹭不想起来,装作瞌睡很死的模样。父亲不耐烦了,“啪”的一巴掌上去,揉揉眼睛,都醒了。戴上帽子,包上头巾,裹得严严实实,一人一根绳子,权当车襻拽车。开始很冷,不一会儿便暖和了,上坡时,屁股撅得老高,头几乎贴着地面,吃奶的劲都要使上。上完坡,满头大汗,卸掉帽子,热气腾腾的,仿佛刚从蒸笼中跑出一般。

   第一趟回来,天还未透亮,奶奶便将红薯蒸好了。这么香甜的红薯,过日子的人,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得留着换苞谷。吃完香喷喷的热红薯,才胡乱地抹把脸,背着书包,飞也似的去上学。跑出老远,才听见奶奶在后边喊:“跑慢些,小心绊倒!”

   小学时,一位同学叫利民,其父在公社食品站工作,背后人称“架子客”,和我现在的职业差不多,也是杀猪卖肉的。所不同的是,人家是公家人,当官差、吃官饭的,隔三差五还要到各村各户去验猪、收猪,根据膘的厚薄,把肥猪划分为一至五等,各等级价格不一。哪家喂了肥猪,备下上好的茶叶,买来“宝成”牌香烟,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迎财神似的捋顺得停停当当。

    “他叔,来了,快请屋里坐。”听到招呼,“架子客”一脚跨进门来,全家人笑逐颜开,递烟倒茶,一时忙得不亦乐乎,比见了亲爹还热乎。末了,“架子客”跳进猪圈,这个捏捏,那个摸摸,从衣袋里掏出纸和笔,飞快地划拉几下,“二等!”一家人便喜形于色,若验得三等、四等,主人便蔫了,顷刻耷拉下脸,怪这个怨那个,将刚才的热情抛到九霄云外。

   那时候提倡养猪,猪也分“口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肉却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说苏联变修了,故意刁难我们,给苏修还了账;还有人说发扬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支援了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总之,大肉很紧缺,得凭票供应。大油、下水、骨头、猪血都成了紧俏物资,被有头有脸的人抢购一空,甚至连猪毛也被“学农学工”的学生做成了刷子。因为这个原因,利民在学校很有面子,老师们时不时地会从他那儿拉拉关系,走走后门,接点猪血蒸着吃,弄点骨头炖汤喝。

   当然,这点光我也能沾上。我在学校学习成绩好,经常受老师的表扬,一俊遮千丑,同学们都乐意与我套近乎。可平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吃肉的福分?然而农村人讲究“宁穷一年,不穷一天”。逢年过节,拿着供应的肉票,拉上利民,食品站的“架子客”们将刀子一偏,就能买到较肥的肉。那年月,食粮紧,没有人担心长胖,也鲜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类的怪病,自然而然,大肉就愈肥愈好了。

  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一年一次的缴猪了。

   拿到“架子客”的验猪票,我们起个大早,把肥猪喂了又喂,装上架子车,然后,带上奶奶精心准备的干粮,父亲驾辕,我拽车,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一路上步履轻盈,箭步如飞,心想,赶个早场,早早地缴完猪,街上再逛逛。遇到父亲高兴,偶尔还会“吼”几句光棍乱弹。待到了镇食品站,前面已排起长长的队伍,原来,人们凌晨便开始排队了。没办法,只有耐心等待,好不容易缴完猪,结了账,日已偏西,饥肠辘辘了。于是,豁出去了,父子俩往食堂里一坐,也充当一回大爷的角色,美美地吃了一碗红肉煮馍,直吃得满嘴流油,满头冒汗。

   上小学三年级时,正值全国开展“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为了批判的需要,学校请人作报告,讲述《水浒》故事梗概。从小到大,从未听过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我被书里的故事情节完全征服,听完一遍不过瘾,于是产生了通读《水浒》的强烈欲望。

   瞌睡时便来了枕头,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搜寻了一部残缺不全的《水浒全传》,自己又看不明白,在同学之中炫耀。我便借来,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两遍。自此,我开始迷上小说,且一发不可收拾,至于以后报考北大中文系,大抵与喜读小说不无关系。

   农村人养牛,无形中受到牛的熏陶,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一股牛劲,喜钻牛角尖。门中本家伯叫陆福善,是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民国时当过伪保长,家中有不少珍贵藏品,可一场“破四旧”运动化作了灰烬,“社教”中又被订下大成分,从此家人不再读书,不再为官。我的祖先虽然读过几天私塾,但久不与文字打交道,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记得银票上的几个字之外,其他的都已经忘光了。家中唯一的藏书,就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了,我翻过几页,看不大懂,就提不起兴趣。然读小说上了瘾,又无钱购买,往往十里八村地赶着去借,一本难得的小说,读了一遍读二遍,读了二遍读三遍,直至烂熟于心。

  父亲常告诫我,不要看闲书。我说是课本,正经书,反正他又不认识。

   农村的冬天很冷,又经常停电。为了御寒,我们用废弃的搪瓷缸,缸底打上小圆眼,自制成小火炉,以玉米芯、小树枝作燃料,上学时候带着烤手。借一本小说不容易,有时天黑了,又不能从引人入胜的情节中自拔出来,就借着小火炉微弱的亮光孜孜夜读。当时还意识不到对视力的伤害,蓦然发觉,为时已晚,为后来“眼镜肉店”的招牌埋下了伏笔。

   学校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开门办学,把学生分成学工、学农、饲养三个兴趣小组。农村没有什么工厂,所谓学工,无非是成立了一个木工组,修理学校破败的门窗、桌凳;学农,出身农村,父母本身就是农民,时常帮大人干活,镢头、铁锨、架子车都很熟悉,绝不会像城里的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把麦苗当作韭菜,胡乱发一番感慨;我喜欢小动物,学校买回一些小兔子,唇红,毛白,腿短,跑起来一蹦一跳的,煞是可爱。待兔子长大了,食量大增,青草、树叶、秸秆什么都吃,而且繁殖特别快。到了冬天,缺少饲料,连树皮都要被它啃光了。学校便发动学生到麦田里挖野菜、拔野草、甚至撅麦青,许多学生双手都因此冻肿冻烂了。

  学校还养了一头老母猪,很大,生育力也特别强,两年下五窝猪崽,每次都是十多个。

   老母猪跑圈子时,老师便叫上两位同学,每人手持一根小树枝,吆上老母猪,老师在后面背抄手跟着,到几公里之外的公社配种站配种。配种的过程老师是不让同学们看的,用老师的话说“不雅观”。但学生们偷偷地看,回来讲给其他同学听,大家津津乐道。猪公见到猪母,摇着尾巴,哼哼着先在头上、脖子上磨蹭,叫“耳鬓厮磨”,然后转到背后,嗅着,拱着,待母猪动了情,屁股自动撅过来,尾巴高高地翘起,猪公不再柔情,前蹄腾空而起,搭在猪母背上,使劲地晃了晃,片刻便没了精神。同学们最初的性教育就是从动物身上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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