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大才子卖肉新闻出笼(2)
一 北大才子卖肉新闻出笼(2)
一 北大才子卖肉新闻出笼(2)
我言不由衷，脸上赔着笑颜，嘴里抹着蜂蜜似的赔着小心，心底却在暗骂：“撞见鬼了，净遇倒霉事，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尽快将这帮“吃人贼”打发滚蛋。
来人笑而不答，俄而反问：“生意如何？”
“马马虎虎，混口饭吃。”平时吹牛皮不用上税，你尽可吹嘘有几千万资产，但遇见税务征管稽查人员，不敢海阔天空五马长枪地神侃一气，不能说好，否则收你个人所得调节税，也不能说得太惨，“赔钱你还不关门？”问得你哑口无言，最终还得乖乖缴税。
来人又问：“你是不是大学生？”
心想下岗职工可能免税。听说国家有这么一项政策，税务局一直没有现场办公，自己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去税务局询问。对于老百姓而言，大凡能得到实惠的好事，手续都很繁琐，目的是让你知难而退，不能白白占了国家的便宜，这基本上已形成规律。与上次受别人蛊惑，办理最低生活保障一样，自己失业十几年，从未领取过一分钱的下岗费，没人说我思想觉悟高，国家也没有因此而繁荣富强。最低生活保障金是政府救济穷人的银子，本想“不领白不领，领了也白领”，于是打躬作揖，求神告庙，奔波一年多，只领取三个月，又被叫停。
如此做梦娶媳妇——想得甜蜜，我如实回答。
来人这时才表明身份，他叫燕军仓，是西安电视台专题制片人，来长安办事，曾经听人提起过我，顺道前来看看。
再次端详此人，脑海中没有记忆，确实未曾见过。至于刚才说“面善”,可能是自己整日踌躇街头，南来北往的宾客，接触的较多，看谁都似曾相识，若直接说“不认识”，显得生硬，似乎对人不礼貌。幸亏自己是一个杀猪卖肉的，还未成为达官显贵，倘若果真遇见故人，一句“贵人多忘事”讽刺挖苦于我，岂不尴尬万分！
小王一个毛猴子列兵，哪能搬来团座的大驾？他狐假虎威地叫来了一位团参谋和司务长。人常言“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至于司务长，用关中农村的话讲，不过一个执事头，主管吃喝拉撒睡，芝麻粒似的官，既没有“杠”，也没有“星”，所以对于交警队之行，我基本不抱过多的希望。
例行公事似的，与小王他们一同前往，也许部队与公安的关系特殊也未可知，“权当撞大运吧”！
交警还未上班，大院里已聚集了五六十人，绝大部分如我一样，带着被扣车辆的相关证照，拉着亲朋好友，托着关系，走着门路，希冀交警不看僧面看佛面，能够慈悲为怀，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刀下留人。
离上班还差十分钟，“违章处理”的窗口已经排起了长龙，煞是壮观。
“倘若何时买肉之人能够排起这‘一’字长蛇阵，发家致富奔小康指日可待。”做着黄粱美梦，脑子胡思乱想。商品社会，人人爱钱，权与钱是一对孪生姐妹，形影不离。有权就有钱，人们排着队，争先恐后地送来，还麻麻腻腻，受理不理的。职能部门劙人较之我劙肉，刀子镵火何止千百倍。难怪人人都想为官，无人甘愿牵马缒镫，有权便有了一切，连古代都崇尚“学而优则仕”，把读书做官放在第一位。
好容易等到上班，交警们却先开会。这才想起今天是周三，一般单位政治学习居多，办不办公则另当别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久久不肯散去。
果然，大约下午四点半，一名交警传出话来：“车在停车场，今天不处理。”
凡是机动车司机都知道，交警队在北塬专门设立了违章车辆停放场，专人看护，不用担心丢失或损坏，可交警队也不学雷锋，车不是白白停放的，停放一天收费二十元。拖到过了夜，便以两天计，若是十天半月不处理，单停车费一项就得花费几百元，罚款还在其外。
小王、团参谋、司务长一伙忙去找熟人。但人微言轻，要么被推托“人不在”，要么被告知“按规定办理”，碰的不是软钉子，便是硬钉子。一向在当兵的面前吆五喝六的军官，碰了一鼻子灰，灰不溜秋的，煞是难堪。我忍不住想乐，可一想到自己起早贪黑，千辛万苦积攒的银子是老鼠给猫存着，很快将要落入别人的腰包，忍俊不禁的笑声却变成了无可奈何的苦笑：“算了吧，他们要钱不要命，改天再说吧。”
一帮人知难而退，无功而返。
尽管遇到了烦心事，第二天，门还得照开，生意还得照做，权当给交警们挣钱吧！事既已如此，胳膊扭不过大腿，鸡蛋碰不得石头，你能奈他何！只有把银钱看淡，折财免灾，打掉的牙齿往肚子里咽——这也是中国如我这般老百姓的处世哲学。
约十时许，一辆红色面包车停在我肉店前不远处，奇怪的是车上的人没有立即下车，像在等待着什么。
“大热的天，坐在破昌河车上，既无空调设备，通风条件又不好，这帮人不是脑子有病，便是在捂蛆。”我暗自寻思着，本打算前去探个究竟，转眼一想，“如今这年头，人心不古，好人难当，有时好心反被当作驴肝肺。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一身麻烦，自找嘴揋地。”如此想着，便与妻子忙着生意，并未过分在意。
不知过了多久，车上的三人方才下来，在隔壁食堂吃完饭，一人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径直来到我的肉摊前。其中白白净净，长相相当帅气的小伙子，随手递给我一支“祝尔慷”牌香烟，说：
“陆老师，你好！我们是西安电视台专题部《关注》栏目组的，想对你作一个专题采访。”
接着，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将如何受制片人委派，拟拍摄一部关于在新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题材的专题片的想法一一道来，希望我能配合支持。
一声“老师”叫得我万分尴尬。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听人如此称呼于我，很不顺耳，更不习惯，连忙摇头摆手：
“不敢当，担当不起，实在惭愧！叫声‘卖肉的’蛮好，如今杀猪卖肉是行家里手，尊声‘师傅’就算高高地抬举我了。”
“祝尔慷”香烟两块钱一包，批发价一块七毛五，在我的周围，烟瘾大而又挣钱无门的贫下中农、下岗职工同志们都抽此等劣质香烟，该香烟因为价格便宜实惠而得名为“农民烟”、“下岗烟”，想不到堂堂电视台大导演，拿薪金、吃官饭的，居然也与我这个杀猪卖肉的同属一个档次，亏他能拿得出手，传将出去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此人不是烟瘾奇大，便是老婆掌管财政大权，“妻管严”严重，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一支劣质香烟，还是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依照常理，听到这些，我一定会受宠若惊，沉默了许多年，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仿佛即将沉入海底的人，一眼看见了救命的稻草。
岂不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的我一把年纪，黄土都埋到了腰身，早已是心如止水，不再奢求。
记得新千年的春天，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我的境遇，曾打来电话，要我将有关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他将通过该报驻陕西记者站，直接在省上解决我的问题。
我也曾为之动心，只要端上国家的饭碗，轻易不会打碎。思忖再三，一是怕同学鞭长莫及，远水难解近渴，怀疑同学的能量，现在看来，这一点是多虑了；二是担心欠债，倘落下人情债，一辈子也难以还清，行将就木之人，最不堪心理重负；其三，有坐轿的，便有抬轿的，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我早把这一切看淡了。况且生意不错，收入凑合，生活还算安静，权衡利弊，半斤八两。“唉”的一声，也就罢了。
想不到几年之后，咸阳街头“擦皮鞋的工程师”找我，虽然初次谋面，素昧平生，然而相同的经历，相似的境遇，令我大发同病相怜之感慨，于是，相聚一家小餐馆，四瓶啤酒下肚，顿时豪气干云，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托的关系托了，不找的门路找了，反倒欠下一屁股人情债。我这辈子是无能力偿还了，只有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至于“擦皮鞋的工程师”依然在街头擦皮鞋，其中另有隐情，牵扯个人隐私，不便一五一十逐一道来。
见我始终无动于衷，电视台的同志索性坐了下来，拉开架势，准备打持久战，展开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从后来的深入了解中得知，那个所抽香烟与身份极不相符的小伙子叫伍伟，摄像记者，MBA,广电部磁带厂下岗职工,在电视台应聘,打工一族,写到这里,就不难解释抽“农民烟”的缘由了；女孩叫崔小羽，长得很甜，为编导；还有一位是司机，叫张建潮。
三个人红脸白脸，行当齐全，他们一唱一和，轮番上阵，不厌其烦地开导、引诱我，像烫手的山芋，吞不下，丢不得。时间久了，见我不为所动，转而进攻我的妻子。我担心妻子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摆手摇头使眼色又视而不见，时间久了必然露出马脚，心中一急，吼了一嗓子：“别理我，烦着呢！”
他们忙问何故。我信奉“指亲戚，靠邻里，不如自己学勤谨”。自己自作自受，不忍心将不相干之人拉下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但终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缠，遂将部队给养员如何借我的摩托车，如何被交警扣了，几个人又如何去交警队要车无果的情形诉说了一遍。
“车是新的，磨合期还未过。”我最后补充道，“停放一天就是二十元，是我卖一头猪肉的利润。”
“走，我帮你要！”伍伟说话斩钉截铁。
“有熟人吗？”我担心地问。
“还用熟人？”伍伟非常自信，“你忘了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我将信将疑，稀里糊涂地上了他们的车，一起来到交警队。
我走在前面,伍伟扛着摄像机紧随其后,崔小羽拿着话筒，准备录音，一帮人装神弄鬼，煞有介事。
不愧是交警，手不忙，脚不乱，马路上练就的功夫，活学活用，立即运用到人际关系上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同凡响，放到常人身上，不摔个大跟头才怪哩。
警察毕竟是警察，颇有军人作风，一个电话，平时很难见面的队长立即便到了，忙不迭地递烟，买矿泉水，还准备请客吃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伍伟脑子转速也高：
“又不是拍英雄事迹，吃什么饭？！”
还是队长有绅士风度，喜怒不露声色，始终面带微笑地陪我们抽烟、聊天，同时马上指派专人为我办理各种手续，又到一公里外的停车场取车，手续简洁而明快，自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包括停车费。
在被扣的数百辆机动车中,我是第一个没有依靠熟人关系,正大光明地将车要了出来,而且手续从简，一切有人民警察代劳,未发生任何费用,可以说在“要车史”上是一个奇迹,史无前例,应当永载史册。
自从学校毕业，一脚踏入社会，好久未尝“第一名”的滋味了。那种感觉，何其美妙，以至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一点，从对待顾客的态度上明显表现出来。顾客们都说，我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态度和蔼多了，话也多了，脸上有了笑模样……
从贴身感受中，体验到了文明社会“无冕之王”的厉害，明晓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从而改变了对媒体固有的成见。
出于对西安电视台的感激，也出于对伍伟他们工作的支持，我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上午依然开门营业，他们拍摄场景资料，下午关了门，则陪同他们回老家，走母校，见同学，逐渐拾起早已散落的记忆。
我一直纳闷西安电视台的编导们如何得知我的情况？又如何转弯抹角，七扭八拐地辗转找到我的肉店？像我这样一个形象欠佳，边幅不修，除了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老式眼镜之外，外形与其他屠户并无太大的差异，都是手上油腻腻，身上脏兮兮的，连沿街叫卖《华商报》的报贩子都知道我目不识丁，在我的门前叫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而省却了唾液。而我，自从做了屠夫，一直羞于提及北大，唯恐没出息的弟子辱没了母校的声誉。大家都知道，我是卖肉的，连幼儿园的阿姨都把我的孩子叫做“卖肉娃”。
事后才得知，燕导他们一帮人，为了弘扬主旋律，讴歌改革开放，在长安某机械厂拍摄专题片。该厂厂长李某某是我中学同窗，他们厂开发、生产的绞、切肉设备，我购买过一台，用着不错，曾在同行之中推荐介绍，卖出过不少，于是李某某知道了我在卖肉。拍片之中，涉及新产品开发推广，自然而然地提及了我。这样，李某某在无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我出卖给了媒体，才有燕导他们来我店里明察暗访的一幕。
经过剪辑、整理，西安电视台于2003年7月24日晚上十时半，播出了题为“昔日北大生，今日卖肉郎”的专题报道。
因视觉媒体的局限性，加之播出时间较晚，大部分观众已经进入梦乡,所以节目播出后,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恰为其他媒体提供了新闻线索,反让《华商报》拔了头筹。后来，当人们提及“北大才子卖肉”的新闻，都知道始作俑者是《华商报》，而鲜有人知是西安电视台首先“关注”。对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义举，伍伟一帮人始终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