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回　蒋介石怒骂桂系　毛泽东笑谈掌兵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追剿”红军总司令何键会给他发来这样一份电报：

　　敝部奉令追匪〔剿〕西窜股匪，未能达到歼匪于漓水以东地区之任务，实深惭悚，谨将经过据陈查照。当该匪初由赣南突围，我李觉部尚远在黔东北追剿萧匪，该股匪绕陷宜章，我陶广师仍在汝城文明司与其一部激战；我陈光中师仍在桂东防堵北窜，我薛岳、周浑元、李訟云、李韫珩各部，次第由赣西开拔入湘；仅王东原、章亮基两师，一位于郴州，一位于衡、祈（衡阳市）江防线。湘南地区辽阔，匪众亦号称10万，以我两师兵力兼顾追与堵二者，诚不自量，唯奉委座新命，义无反顾。元日奉电，寒日抵衡。一面以王师收复宜章，尾匪追剿；一面调周（浑元）李（云杰）李（李韫珩）章各部，于自衡州至黄沙河之线布防，当集结主力东安、零陵二点。除〔王〕、章两师外，皆属昼夜兼程，强行千里，本在匪后，而先匪到达，尤以薛、周两部，久战道远，劳苦更甚。所韦〔幸〕各部将士，莫不忠勇奋发，予匪重创。陶师汝城、东岗岭、勾刀坳各役，毙匪近千；文明司之役，毙匪六七百，获枪130余支。王师良田、万会桥之役，毙匪数百，获枪百数十支；樟树桥之役，获枪数百支；梅田、保和圩之役，俘匪100余，获枪150余支；下灌之役，毙匪1000余。李云杰师仙人桥、冷水铺、七桥圩、洪观圩、永乐圩、下灌各役，共计伤亡匪官兵2000余，获枪500余支。周浑元部宁远附近之役，斩匪数百，文市之役毙匪数百，获枪80余支。匪经过各县团防义勇队所俘获散匪散枪，已据电报解部者，如汝城、宜章、郴县等，多则千余，少则数百，而空军之轰炸不计焉。该股匪将抵桂边，一部窜虎关、富（富川）贺（县），经桂军痛击，一部由道县北窜王母桥，西头，东山徭等处，企图牵制我零陵兵力，而其主力则由蒋家岭出四关，步萧匪故辙，其先头漾午达文市，幸彼因顾虑桂军堵截，未敢急进，不然我薛部敬日方达零陵，我陶广师有日方达黄沙河，大可乘我兵力未集，强渡而西也，梗日奉委座养酉电，准桂军将兴、全、灌之主力南移恭城，敝部向南伸延，弟虽以时间，兵力难以办到，但军机迫切，故立令刘司令建绪率章、李、陶、陈各师，赶赴全州，于感晚到达。不意于宥、感等日，已在兴安、界首架设浮桥，窜过漓水。我刘司令建绪急率所部向咸水、界首猛力堵剿。自感晚经俭、艳等日，在寨圩、路板铺、沙子包、珠兰铺、五里牌、党山一带，连日激战，匪死伤约6000余人，俘匪2000余人，夺获步枪3000余支，机枪、迫炮三四十门。我军伤亡愈千。残匪乘夜向西延溃窜。此半月来追剿经过之大概情形也。弟力薄任重，一篑功亏。虽总计各役，匪部实力确已消灭三分之一，而残匪西窜。乃劳廑念，惶愧未余，唯有再督各部，遵照委座指示方略，为第二步之围剿。所有尔后进剿情形，当随时奉达。

　　何键。微未衡参印。

　　娘希匹！

　　蒋介石看罢电报，大发雷霆。

　　娘希匹，一群喂不饱的狼。蒋介石咒诅着。

　　红军主力渡过了湘江，对蒋介石来说，是没有料到的。他精心策划安排的是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从何键电报的字里行间，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李宗仁、白崇禧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有意回缩防守，有意放红军过江。这些伎俩蒋介石早有预料，但没想到，李、白二人会干得这么大胆和干脆。

　　此时的蒋介石，感受到苦心经营的美梦，在一瞬间就这么破灭了，怒气在他心头鼓荡着，他抓起了桌子上的一个水杯，掷向木板地面，仿佛他摔的不是水杯，而是李、白二人。

　　蒋介石早就知道桂系靠不住，也早就知道李、白二人早有反骨，只是他们的势力还不够强大，时机尚未成熟。蒋介石虽然知道这些，但为眼前的形势所迫，剿匪之大计梗在心头，对桂系一忍再忍。他想着，一旦剿灭了共匪，再回过头来收拾桂系，万没料到李、白二人竟然放湘江于不顾，使得红军从容过江。

　　想到这，蒋介石跌坐在椅子上，多年来野心勃勃、殚精竭虑，梦寐以求统一中国的目标，肥皂泡般地破灭了。

　　可恨的异己，可恨的桂系，要是李宗仁、白崇禧不撤江防，与何键一起同心协力堵红军于湘江东岸，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此时此刻，也许他会和同仁们举杯相庆这壮美的一刻。

　　蒋介石冷静下来，红军虽已西窜，但元气大伤，很难再有昔日粉碎他四次“围剿”的能力。红军残部西窜的动向，使他很快意识到，这股残匪是有意与2、6军团会合，若是这样，他还有追堵的时间，消灭红军残部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想到这，他又站了起来，在心里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这么一想，蒋介石失落的心里多少有了些宽慰。他又看到了白崇禧发来的战报，那战报上说，歼敌无数，截获共匪辎重、俘虏无数，看来这一切都是假的，白崇禧是想用虚报战果来为自己请功。他又不由得心头火起，几把撕烂了白崇禧的电报，又揉成一团，摔在脚下。

　　蒋介石烦躁地在屋内踱来踱去，壁炉内的炉火燃得正旺，他仍感到寒冷。一种忧虑袭上他的心头，这时他发自内心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腹太少了，而与他面和心不和的人又实在太多、太多。

　　机要参谋又给他送来一叠战报，他只是随便翻了翻，他不知道这些战报中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

　　前一段时间，《民国日报》曾在显著位置登载了一条消息，那条消息说：红军1军团在延寿悉数被歼，林彪被当场击毙。

　　他当时看罢大喜，急令侍从去电追查此事，结果又没有了下文。

　　地方部队这种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手段，他感到太可怕了。这使他有一种孤立无援之感，所有的人都在欺骗他，究竟有谁在对他说实话呢？

　　他站在地图前，又把目光投向了以前被红军占领，现在又被收复回来的地区。他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丝宽慰。

　　11月30日电：

　　行营将赣闽两省划为12个绥靖区（赣8闽4）。

　　每区各设司令官一人，亦有兼设副司令者。闻各区司令官业已委定：孙连仲、张钫、赵观涛、罗卓英、陈继承、毛炳文、谭道源等为主任，李生达等为副司令官。又闻省绥靖公署设吉安，顾主任祝同今（30日）赴吉视察并布置绥靖事务。

　　又讯：

　　顾主任视事后，将在南昌召开全省绥靖会议，电令各区司令参加，俾收集思广益之效，以确定绥靖具体方案。顾主任日内即由吉安来省主持。

　　早在这之前，蒋介石就曾命令收复的各县区，要对当地民众大力宣传。国民党也主张分田分地。

　　他不想让刚收复的失地有不稳固感。他要牢牢地把失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蒋介石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些已“收复”的失地，仿佛一眨眼睛，那些失而复得的土地就会重新失去一样。

　　这时，机要秘书站在他的身旁，机要秘书连续喊了几声“报告”，蒋介石才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开。秘书手里托着一封信，见蒋介石把目光移了过来便说：委员长，这是白长官的信。

　　蒋介石把信接了过来，又想起了何键的报告，对李宗仁、白崇禧的不满情绪又在心头漾起。他不想看白崇禧的信，随手把信掷在桌面上。

　　秘书又说：白长官还送来一部电影。

　　电影，什么电影？蒋介石皱起了眉头。

　　是湘江大战的实录片，片名叫《七千俘虏》，机要秘书补充说。

　　蒋介石点点头，等秘书走了，蒋介石还是拿起了白崇禧的信：

　　蒋委员长钧鉴：

　　自共军西窜以来，我军即枕戈待旦，遵命驱驰，先则有萧克所部2万余人以为先驱自赣入湘继则入桂，于9月20日自道县、洪水关、永安关等地窜入广西之灌阳、新圩、文市及全县之石塘，经兴安之界首续由资源、龙胜绕湘桂边境之绥宁通道经黔东入川。我广西主力部队与地方民团奋力痛击，屡次战果已达上闻。

　　俟11月下甸，朱、毛率部蜂拥入湘，意在沿萧克之旧道西窜。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两个军共15个团，即使配合各地民团，亦无法与共军之兵势相比，因此在战略指导上，决定沿恭城、灌阳、兴安之线占领侧面阵地，置重点于右翼，拟乘长驱入境之际，拦腰痛击，战果奇佳。仅文市、咸水一战，即俘虏共军7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为纪念此次大捷，特摄《七千俘虏》之影片奉上。

　　此外，我各地民团与民众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共军经过60公里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饿毙者不下万余。

　　检讨此役，如湘军刘建绪之部队能努力合作，战果则更大。当刘部甫入全州，为尽地主之谊，我们特备酒肉款待，望其饱食之后努力协同作战。职部特派飞机侦察刘部行动，驾驶员回来极为愤慨，说他们在架起枪，躺在地上晒太阳，刘部为保实力，任凭共军渡过湘江，贻害党国，实为至憾，敢布腹心，惟希明察。

　　崇禧敬叩。

　　蒋介石知道白崇禧这封信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桂军没有及时出击，完全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检讨自己贻误战机，反倒说别的部队不对他们进行配合。蒋介石这么多年就在与各地军阀周旋，他太了解这种狗咬狗的伎俩了。

　　红军虽然以惨重代价过了湘江，但蒋介石想得到的并不是红军成功过江的消息，他的计划是一举吃掉红军于湘漓之间。

　　在红军渡江之前，从北平陆军监狱里传来消息说已经处决了“变节”的吉鸿昌。他那时还想，这也许是个好兆头，要是再一举吃掉西进湘江的红军，那时他将大功告成了。如此，不久就要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就可以开成一个震惊中外的庆功祝捷大会，到那时，他便会从容不迫地再吃掉不听话的两广头目。统一天下的大业便指日可待了。在这之前，他还对宋美龄说：12月1日是他们结婚7周年纪念，要是在那一天能够得到全歼匪部于湘江之东的捷报，那将是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最好礼物。余下的时间里，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已经打响的湘江战役里了。每天拂晓，他便起床，默诵圣经，心里面一遍遍向上帝祷告保佑他能如愿以偿。接下来，他便开始审阅那些各部发来的雪片似的战报，同时在地图上随时按战报查询部队到达的位置，计算着红军被歼灭的数字。然而结果却使他吃惊也使他震怒，这些战报中说歼灭红军的数字早已超过了10万人，而另一面又说，红军主力仍在和各部激战。这些战报无疑是假的，对这些部下他怎么能放心。

　　12月1日那一天，宋家的亲戚们来电话或是电报祝贺结婚纪念日时，他的心情特别的坏，有许多苦衷无人诉说。更让他可气的是，桂系部队不仅没有按着他的意图封堵红军，而且把部队撤回到自己境内，坐山观虎斗。在堵截红军的湘江战场上没有见到桂系的一兵一卒。现在又写信称，俘敌7000人云云，这无疑是假的。

　　想到这，蒋介石冷笑两声，他要看一看白崇禧这部电影是怎么做假的，他不仅自己要看，而且还要召集机关要人一起观看。

　　宋美龄听说要看前方送来的实录片，显得挺激动，也很积极，她要看一看前方的胜果。

　　影片放映了。

　　先是桂系部队冒雨在泥污的山路上行走，无穷无尽的队伍呼着口号，看着情绪似乎挺高。接下来就是激战的场面，飞机大炮一起轰炸，机枪扫射，却不见对方有什么还击，然后桂军气势高昂地向前冲杀……

　　蒋介石心想：白崇禧这只老狐狸玩的不是打仗，而更像演习。

　　画面接下来，就是一派胜利的景象了。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桂军押解着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红军俘虏。

　　观看影片的人，仍有不时的叫好声。

　　蒋介石则不屑一顾，他知道这同样是白崇禧的伎俩，他避其红军的主力，而击其掉队受伤者。这样又不会使自己有更多的损失，结果也会很好看。

　　后来蒋介石才听说，白崇禧为取悦他，也是为了虚报战果，俘虏的队伍中有不少是民团化妆而成。

　　蒋介石只有无奈和叹息，他现在还没有时间和力量来收拾桂系，在追剿红军的紧要关头他还要利用他们。

　　蒋介石看完影片之后，感到异常孤独。这时，他想起了他的德国顾问冯·赛克特。红军能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和他的顾问冯·赛克特有着极大的关系，他的堡垒主义、使红军步步吃紧，无隙可乘，最后才使得红军主力西移。

　　冯·赛克特病了，这时候去看看他，带给他一些好消息，也许是对他的顾问最好的安慰。

　　当蒋介石在参谋部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这位垂危的冯·赛克特病床前，并把红军主力西窜，中途被截击，歼灭大部，一小部正在溃散的消息告诉他的顾问时，冯·赛克特的确是兴奋的，不知是药力的作用还是兴奋的作用，冯·赛克特从床榻上坐了起来。蒋介石想劝他躺下，他摇了摇手，气喘着说：

　　决不能再让红军有片刻喘息的机会，以前预想的几种结果，现在仍要想到，不能让他们与萧、贺并匪会合。

　　蒋介石看着眼前的冯·赛克特有些心酸地安慰道：你放心，几种可能我们都想到了，并且都作了准备，这次一定会万无一失，你安心养病，有什么好消息，我会及时通告你。蒋介石握住了冯·赛克特发颤干瘪的手，他已经不对这位已榨尽最后一滴汁液的顾问抱什么希望了。也就是说，这个德国老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冯·赛克特似乎仍不放心，他让护士把自己平躺在床上，双手紧紧地握住蒋介石的手，喘息片刻道：红军残部过湘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那些异己……他呆定地望着蒋介石又说：要想统一中国，要像消灭红军那样消灭他们……

　　蒋介石冲这位德国老头苦笑了一下，他何尝不是这么想呢？而事情往往并不随他本人的意愿，常常顾此失彼。他的私人顾问端纳曾说他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看来，这位眼前的德国老头更不了解中国。此时，蒋介石的心里是苦涩的，为自己也为这位德国老头。

　　他告别冯·赛克特之后，在病房外默立了好一会儿。他在心里为这位德国老头祈祷，希望他能再多活一些时日。那时，他就在心里盘算着，要尽早把冯·赛克特送回国，他不希望这位德国老头死在中国，那样的话，蒋介石会觉得对不起他。结果是，冯·赛克特于1935年3月回国，刚到1936年春天就死了。

　　红军过了湘江之后，在油榨坪经过两天暂短的休整，然后继续西进，于12月10日占领湖南境内的通道县。此时，桂敌在红军侧后追击，何键的一部两个兵团赶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修筑工事，准备在红军与2、6军团会合的道路上决一死战。

　　自从红军离开苏区两个月来，连日的行军作战，战斗力大为削弱。红军出发时的8．6万余人，此时只剩下3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削弱。如果继续向湘西前进，必然要与五六倍于红军的敌人决战。

　　博古、李德仍在坚持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理由仍是让部队有个“家”，可以生息的“家”。站稳脚跟后，与贺龙和萧克部队联手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带重新创建苏区。

　　博古、李德这一想法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也是诱人的，但却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就认为这个计划将有使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前方的道路，要比部队渡过湘江还要艰难。

　　由于两种意见的严重分歧，迫使红军不得不暂时在通道县停下来，于12月12日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研究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

　　毛泽东提议放弃与2、6军团会合。以前多次较量，他太了解蒋介石的用兵之道了。与2、6军团会合，一个已被敌人熟知的战略意图，仍然不顾一切地去实施，无疑会遭到失败。

　　在红军尚没到通道以前，蒋介石已派重兵层层封锁红军与2、6军团会合的道路，并筑起了四道封锁线：

　　第1道封锁线：从新宁县起经七昨桥、窑上、豆子坪、唐家园、五里渡、城步县城、丹口、菁芜、通道、靖县、江口、东城场、牛埠至藏江。

　　第2道封锁线：从新宁县起，经江口、飞仙桥、马头桥、龙潭桥、石狮子、李家渡、五晨湾、铜鼓岭、城步县城、江口塘、十四铺、绥宁城、文昌阁、天重界、靖县、广平、牛角界至芷江。

　　第3道封锁线：自新宁县起，经飞仙桥、石门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岸市、山口、高坪、条溪、梅口、长铺子、河口、洪江至黔阳。

　　第4道封锁线：自新宁经安心关、武冈、旧心铺、药园、瓦屋堂、西坡、袁马、洪江至黔阳。

　　“追剿”总司令何键，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把分散的5路兵力编为两个大兵团。刘建绪为第1兵团总指挥，指挥1、3、5路的兵马及第19师55旅并补充4团；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指挥原2、3两路部队。

　　广西军阀也组织了两个“追剿”队，以其15军军长夏威率两个师为第1“追剿”队，以其第7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为第2“追剿”队。

　　这次蒋介石共集结部队20余万人，摆在红军前面。红军要想强行突破蒋介石的封锁线的确是凶多吉少。

　　李德在会议上提出：目前我军是疲惫之师，很需要立足之地进行休整，现在红军经过湘江一战，势单力薄，与2、6军团会合拒敌，才能有希望。

　　毛泽东则提出与2、6军团会合困难重重，不如转道去贵州，然后再寻找机会，先避开敌人的锋芒。

　　有人又提议，干脆放弃与2、6军团会合，到川陕与4方面军去会师。

　　周恩来没有急于发言，他的头脑此时已清晰起来，目前这种处境，强行与2、6军团会合肯定不行，即便去会合，也只能绕道，甩开敌人的追堵。就是会合成功了，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蒋介石能甘心么？他仍然会调集几十万的兵力来“围剿”，一次不行，两次……这样能长久么？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很多人赞同，首先得到了王稼祥、洛甫的支持，就是周恩来言辞之间，也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

　　也就是说，李德和博古坚持的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少数被多数否决了。

　　这对李德来说无疑是一次惨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深知自从湘江红军遭到惨败后，他的影响已日渐衰微了。他觉得此时，已经没有意义再争论下去了，他心灰意冷漠然地离开了会场。他这时的心情，多么像宁都会议时，毛泽东无可奈何离开会场的情形呀。

　　李德此时的痛苦又和毛泽东在宁都会议时的痛苦有不相同的地方。就身份而论，李德是个外国人，是红军的顾问，他没有必要在红军中争权夺利。红军失败也好，胜利也好，他总是个“外人”，总有一天会走的。他失落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的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而按照另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去执行，他心里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李德自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比任何一个国际顾问都出色。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却忽视了，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支陌生的军队。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吃透他周围的人，怎么能吃透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呢？

　　李德失意地离开会场，他信步走上了一个小山坡，山坡上枯草凄凄，阳光却很好，此时眼前的景色正符合李德的心意。他在山坡上站了一会儿之后，便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深秋的风，裹挟着阵阵凉意吹在他的身上，他觉得身上冷，心里更冷。

　　他想找一支烟来吸，一摸口袋，只掏出了一个空烟盒，他苦笑着把空烟盒扔到眼前的草地上。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看见山脚下那间开会的房间门开了，首先走出的是博古，博古径直朝李德走来。

　　博古走到李德面前，呆站一会儿，便在李德面前蹲了下来。此时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失意。沉默了半晌，博古才悠然地说：

　　他们胜利了。

　　其实不用博古说李德也知道会议的结果。李德又想起两个月前，离开苏区的头天夜里项英的提醒。李德这才说：看来项英说的是对的。

　　博古当然知道李德指的是什么，也接着说：毛泽东利用了洛甫对我们的不满。

　　洛甫有什么道理对我们不满？博古有些激动。

　　因为他感到有职无权。博古说。

　　我看不仅是这些，与毛的鼓动有关，别忘了转移初期他们三个人天天在一起。李德强调着。

　　博古不置可否地一笑，半晌才说：王稼祥、洛甫对我们不满，否定我们都可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否定我们，难道红军到目前这种样子，他就没有责任么？

　　李德道：按你们中国话讲，这个人就是很识时务。

　　博古没有再顺着李德的话说下去，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李德：他们坚持转道去贵州，这样也好，只不过是推迟与2、6军团会合的时间而已，到头来，他们无路可走，还得去与2、6军团会合，到时候仍然说明咱们是对的。

　　问题是这种转变，未来的责任谁来负，现在是我们指挥这支部队还是毛泽东他们？万一红军的命运遭到不测，我怎么向共产国际组织交代呢？李德激动地站了起来。

　　博古也站了起来，豁达地说：历史会做出公正回答的。

　　李德无奈地耸了耸肩。

　　那天晚上，博古为了宽慰李德沮丧的心情，安排肖月华和李德住在了一起。

　　这种机会对李德和肖月华来说是难得的。就是他们有机会见面，也不一定有相聚的条件。李德很难理解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方式。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会莫名其妙地发火。

　　历史自然会公正客观地对李德有个评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写李德：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的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

　　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5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能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不会重犯了。

　　通过李德和博古的失败，给以后的黎平会议打下了一个基础。具有历史意义的还是著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兵权，才有了陕北的胜利会师。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