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庾

　　我养过的那只猫——叫“针筒”的猫，冬天喜欢趴在我的膝头睡觉。我在家里过寒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就这么坐着，让针筒趴在膝头幸福地睡。我把手放在它蜷缩起来的身上——就是后腿前面一点——明显地感觉到它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它的气似乎很长。我再把手放到自己肚子上，却感觉不到有什么起伏，当时我一阵害怕，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其实我不大明白，像针筒那样的猫们怎么可以活得如此没有意义：针筒从来没有抓过老鼠——我猜想它根本不清楚老鼠是什么样子，假如用是否知道老鼠的样子来判断一只猫的话，那我比它更像猫；而其他在家里养猫的同学也没见过他们的猫抓老鼠；对它们来说，生命的第一大意义大概是睡觉，早也睡，晚也睡，冬天找暖和的地方睡，夏天找凉快的地方睡，睡完醒来，弓弓背打个哈欠，悠悠地衔条小鱼吃，接着再睡；偶尔它们也玩：它们可以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半天，也可以一心一意地企图将一根高悬的绳圈什么的碎尸万段——反正猫的生命目的尽在于此，而且我看针筒那样子，它幸福极了、满意极了，它“呼噜呼噜”打着瞌睡，活像个骄傲的皇帝。　　
　　我想着，要是人能够有猫这样的觉悟，那世界就会适合生存得多——可惜人没有这种觉悟。比方我这个傻啦吧唧的倒霉蛋，这会儿几乎连家都待不下去。　　
　　天已经晚了，很晚很晚，窗外不知何时还下起了倒霉的雨。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时爸爸深夜被叫出去给他上亿个病人做手术，妈妈就不睡了，要么陪爸爸去医院，要么坐在卧室里看杂志——我知道这些，因为小时候我睡得不大沉，而他们两个人睡眼惺忪地翻衬衣、翻袜子时又老弄出接二连三的响动来。有一天晚上，爸爸被医院叫出去的时候在下大雨，隔三差五地还打雷闪电，我被他俩找东西和讨论的声音弄得醒了一下，就又心满意足地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好几个小时——我被人一阵推搡，不快地醒过来，蒙蒙眬眬中，我听见妈妈的声音说：“秦庾？秦庾……”说老实话，我不情愿被吵醒，因为我正在做一个梦，梦里跟窗外一样：下雨、刮风、打雷、闪电——于是我闭着眼，哼哼了一声，只听妈妈说：“秦庾你要紧吗？打雷怕不怕？要不要来和妈妈睡？”我伸手往下巴那儿搔了搔，迷迷糊糊又哼哼一声，表示不用，屁事不管，打算继续做梦。我猜想，她大概回卧室去了。可是紧跟着，“哗啦啦”一声炸雷，我也不清楚是梦里的雷还是窗外的雷，只隐隐约约觉得眼皮外面光明了一瞬，接着又被人一阵猛推猛搡——看样子我是非睁眼不可了，要不然妈妈决不会让我安生。睁眼一看，就看见妈妈的脸，床头灯在她身后亮着，勾勒出她面孔的轮廓。可我背着光看不清她的鼻子眉毛，只看见她的一对眼睛，眼白部分又清又亮。她两手握着我的肩膀，有些气喘似的问：“打雷怕不怕？”我摇头。“要不要上妈妈那儿？”我摇头。她顿了顿，还问：“真的不怕？”我望着她，望了一会儿，在床上坐起来——因为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点点头说：“行，我去和妈睡。”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所以要坐起来。妈妈咧嘴一笑，露出的牙齿在窗外的闪电照映下是蓝莹莹的，她牵着我的手，到隔壁大房间去。大房间里亮着床头灯，粉红色——是妈妈挑的粉红色灯罩，就是那种倒过来形状像铅桶、外面蒙着纱的老式灯罩，我觉得非常好看——床上乱糟糟的，摊了几本书和杂志，妈妈去睡在床的右边，我就去睡在床的左边——我睡的那一边，床单上有个填填，是爸爸留下的。妈妈问我，不睡觉好不好，念书给我听好不好。我说，行。于是她就让我靠在枕头上，她也靠好——枕头是她做的，枕套子上的花也是她绣的，内容是浅粉色的桃花，我曾经在别人家见过枕套子上绣牡丹、绣菊花、绣牵牛花、绣蝴蝶、绣金鱼，可从没见过和妈妈一样绣上浅粉色桃花的，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妈妈够水准。那天晚上，窗外下着大雷雨，闪电下的雨滴像钢针一样，天空一阵黑、一阵白，雷声一会儿滚、一会儿炸；室内，在粉红色的灯光下，靠着绣上浅粉色桃花的枕头，妈妈给我念书——到初中里我才知道，书是妈妈所钟爱的《追忆似水年华》。后来她又有无数次念这本书给我听；她大概有个雄心壮志，想把这本二百四十多万字的小说从头至尾地念一遍给我听，可每次念，她都忘了上回念到哪儿，只好从头开始，所以直到现在，我才只听过这部巨作的前十多页；何况近几年来我根本坐不下来听这倒霉的普鲁斯特，而妈妈也对我的文学鉴赏能力丧失了信心。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尤其是在那晚的大雷雨中，妈妈柔和的嗓音念出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我，尽管我不清楚那些永远理不清的意义。我记得妈妈翻开书页，捧好书，像开始什么重大工程似的、郑重其事地念道：　　
　　“追忆似水年华——马塞尔·普鲁斯特。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第一卷，贡布雷。一。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时候，蜡烛才灭，我的眼皮儿随即合上，都来不及咕哝一句：‘我要睡着了。’半小时之后，我才想到应该睡觉；这一想，我反倒清醒过来。我打算把自以为还捏在手里的书放好，吹灭灯火……我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忽远忽近，就像林中鸟儿的啭鸣，表明距离的远近。汽笛声中，我仿佛看到一片空旷的田野，匆匆的旅人赶往附近的车站……”　　
　　妈妈的声音柔和而亲切，和窗外的雷声形成一股抗衡之势。她不知疲倦地读啊读啊，醉心于书中的描述，直到我打断她问道：　　
　　“妈妈，为什么每次爸爸去做手术，你都不肯睡？”　　
　　她停住了，扭头看看我，微笑了一下。伸出手指头，在书页的边缘上轻轻来回地摩挲。半晌，她答道：　　
　　“爸爸没有睡，妈妈怎么可以睡？”　　
　　说完，她又冲我很快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爸爸动手术，妈妈是护士，要陪着他。”顿一顿，怕我听不懂似的，又像是自言自语：“爸爸是救人的性命，妈妈要在这儿陪陪他。”　　
　　我望了望窗外的雨，又问：“妈妈，你怕死人吗？”　　
　　她温柔地凝视着我，握住我的手，答道：“妈妈不喜欢看到别人死，但是妈妈不怕死人。”　　
　　“那，怕打雷、怕闪电吗？”　　
　　她一听这话，眼神微微地变了，想一想，说：“只要陪着爸爸在一起，妈妈什么也不怕——只要爸妈陪着你，你也什么都不用怕。”　　
　　我明白，妈妈她怕打雷、怕闪电——女的都这样。而且她们还不肯直说。自从那一晚，我比从前更爱妈妈了，因为我知道她也有害怕的东西，而且她在害怕的时候会来求助于我——虽然仅仅是那么一次，也令我深感骄傲。可我也知道，爸爸对妈妈比我更要紧：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害怕，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来找我，要不是爸爸，她谁都不会等、谁都不愿陪的，她让我睡在大床上、给我念书、和我说话、对我微笑，都为了她要陪着爸爸不睡觉——我到底是不要紧的，从小我就明白。到头来，她只会对我说一句倒了八辈子霉的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这世上的人都疯了，疯得一模一样，全巴望着我告诉他们处分的事——可笑的是，他们既然早就知道，又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告诉他们呢？　　
　　天知道，我曾经相信，我的爸妈绝不会欺骗我。可我错了。想到当我一心隐瞒处分的事时，他们两个早就知道这事，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现在回忆过去的一个多礼拜，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始终在刺探我！我曾经相信他们的，因为我以为他们是最好的爸爸和妈妈，可我错了。这对爸爸妈妈，他们送给我一只小猫，他们从不逼我干这干那，他们从事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他们在我眼前相爱，他们用绣上桃花的枕头套子和粉红的灯罩——可他们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事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件由一帮土豆似的家伙决定的事告诉别人？我为什么要被人耍来耍去、骗来骗去？我早明白，他们全为了他们自己：王海燕是为了满足她必须关心谁的欲望；李老师是为了持久地把我当成她那儿子的破烂代替人；樊斌是为了别叫我埋怨他而他能好过些；我的好父母，他们是为了保住他们父母的身份。　　
　　我认了。反正是我自己让王海燕以为我有多需要她狗屁的帮助，反正我至少得过一年才能离开肿眼泡的李老师，反正我死也摆脱不了同我一样倒霉的樊斌，反正我没法开除我的爸妈。我闷极了，我宁愿为了那道透露给樊斌的化学题给枪毙，也不要这么多人来关心我——他们哪里关心我？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所受的伤害，他们为了表演自己的难过，从不管我是不是会被闷死。　　
　　世上的人全是这样。即便是李老师的儿子死了，她所想的也不过是：我再见不到他了！谁见不到谁，还不是一样活吗？只有王海燕这种假模假式、夸夸其谈的人，才会津津乐道人和人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岂不知我再也不想和她有什么可怕的联系了，她漂亮也好、聪明也好、是Ｆ大学的疯狂大学生也好，总之我再也不想见到她。死的就让他好好死，活的就诚实点活，干吗都把“责任”、“情感”、“缘分”、“爱”一类让人恶心的字眼挂在嘴边，好好的日子还要故弄什么玄虚，故意搞得乱七八糟，再自以为是地去忏悔，像夜间谈话节目里那个不要脸的鼻音先生一样，其实不过想证明一个狗屁的高贵而已。　　
　　爸妈也很虚伪。既然那么想知道，干脆来问我。吞吞吐吐这些天，刺探来刺探去，憋出火气自找罪受。过去我需要他们重视，他们说“忙”，现在我不愿他们管，他们又痛心疾首。他们让我失望，他们怪谁？也不用那么看重“开明父母”的称号——即使看重，也不用假模假式地硬撑。　　
　　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从床上起来，去开窗。风把雨往屋里吹——雨滴很细，可是密，兜头兜面过来，脸上只觉一阵凉意，手一摸，已经干了——这到底算什么呢？淋到还是没有淋到？我又想念针筒了。针筒这猫活得多快乐，它不思考，就没迷惑；不像我，一过了睡觉时间，就死活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