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李贯通（二封）

一

　　贯通同志：

　　前后寄来的信和刊物，都收到了。《萌芽》我这里有，《上海文学》也有的。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兴。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欢。所以说，我虽然常常没有及时把你的作品看完，对你的创作还不能说是不关心的。

　　我的身体和精力，一年比一年差，衰退得很快。一天的工夫，也不知怎样就白就过去了。坐下来看书的时间很少，只是在晚上关门以后，才能安静地看一会儿书。这些年我好看古书，根底又差，有些书读起来很吃力，这些书又没有标点，有时为了几句话，在那里默默读若干遍。

　　不只你是，还有不少别的同志，寄来的刊物、书籍、文稿，我都没有及时看，压在那里，很觉辜负同志们的一片热心，心里很惭愧。

　　写作也少了。前几年，我写些短文章，发表在报纸副刊上。今年发见，寄一篇稿件到广州，要二十多天或一个多月，编辑部再压一压，登出来，距离写作之日，常常是两、三个月了。改寄期刊，那时间就更要长。出一本散文集，要一年半。因此，写作的兴趣，大大降低了。

　　自己不愿意写，对别人的文章，看着也就没有热心了。对文坛上的现象，也就不大关心，很少去思索了。

　　近来，刊物、小报不断增加，都在谋求生财之道。文学艺术，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赚钱，但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就常常出现廉价招徕等等流弊。现在有些作者，把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压在箱底多年的，人们早已忘记的种种怪事奇谈，都翻腾出来了。重加粉饰编排，向新的一代青年抛售出去。其中包括皇帝、宦官、大盗、女特务、怪胎、尼姑、和尚等等。其内容，正像旧社会电影广告上大书特书的：惊险、火炽、曲折、肉感。其理论为：以小养大，以通俗养正统；先赚钱后办正事等等。

　　对于这些现象，我是有些迷惑不解的。正形成一股风，不可阻挡，而且常常和“改革”这两个严肃的字眼，连在一起，有识之士，是谁也不愿多说话的。

　　事实是，经过十年动乱，青年一代文化修养的正常进程，遭到了阻碍和破坏，对文学艺术的鉴别能力，欣赏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降低，需要认真地补课。灵魂的创伤，需要正常、健康的滋补。应该给他们一些货真价实的，能引导他们前进向上的，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不应该向他们推销野狐禅，或陈腐的食物。

　　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是对过去管得过严，限制太窄，只许写工人农民，只提倡写英雄人物，高大形象，重大题材的一种反动。也因为以上原因，在通俗文学的理论研究、材料积累方面，在培养这类作家方面，并没有做过充分的准备。

　　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

　　前几年，青年人步入文坛，欲获“名”，必写爆炸性作品。

　　有的爆炸不当，反倒伤了本身。近二年，欲获“利”，必写“通俗”作品，如标准太低，也会卖倒行市的。

　　你从县里调到地区编刊物，当然是好事，编刊物可以认识好多人，发表作品也方便容易些。但这些有利条件，不是创作事业的根本。有很多人进了编辑部，反倒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了。你现在又因为照顾母亲，回到县里去，我以为对你的创作前途，是大有好处的。说来说去，创作一途，生活积累总是根本，其次是读书。回到县里，从这两方面说，都比你整天埋在稿堆里，或是交际应酬好得多。

　　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物写信求助。因为权威人物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口。有时说上一句两句，钝根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数万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连串的好处，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点。

　　还是那句老话，只问自己用力勤不勤，用心正不正，迈的步子稳不稳。至于作品的得失荣枯，先不要去多想。

　　给我写信，是另一回事，与上述无干。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

　　幼年读古文，见到唐宋大作家，为了文名，上书宰相权贵，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总觉得替他们害羞似的。年稍长才知道，他们实在有难以克服的苦处难处，什么都谅解了。无论各行各业，无论什么时代，总有那么一种力量，像寺院碑碣上记载的：一法开无量之门；一音警无边之众。令人叹服！

　　我年轻时，也很好名。现在老了，历尽沧桑，知道了各种事物的真正滋味，自信对于名利二字，是有些淡漠了。但不要求青年人，也作如是想。因为对名利的追求，有时也是一种进取心的表现。

　　还有的青年作者，不了解情况，寄稿件来，希望我介绍发表。现在，我既不是任何刊物的主编，也不是任何刊物的编委。稿子即使我看着可以，介绍给本地的刊物，人家不用，我还是无能为力。只好陪伴作者，共同唉声叹气。

　　最近，我已经申请离休，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欢下雪，雪，不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

　　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这一人物，由于你在小说前半部的艺术处理，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很喜爱这个女人。她的自尽，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非常不自然。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惊人之笔”，不惜牺牲好容易塑造出的一个动人的形象。她的死，没有充分的外界和内心的来龙去脉，大祸几乎是天外飞来。这是作家为了技巧的施展，安置的一处“悬念”。这一技巧装置，招致的是得不偿失的后果。

　　是这样。因为这一关键性的情节的失当，使你后来的故事，几乎全部失去了作为艺术灵魂的，自然和真实的统一体系。后面的故事乱了套，失去了节奏，跳动起来，摇摆不定。

　　当然，这也可能是你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不必讳言，我是不欣赏这种手法的。在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的性格都变了，或者说“复杂化”了，和你前面为她们打好的形象基础，发生了矛盾和破裂。你所写的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我认为都是不必要的，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

　　小说，以甜妮母亲的死亡为分界线，艺术反映是极不协调的。如果前半部的处理，是现实主义的，是典型的；那么后半部的处理，则与此背道而驰。如果有人认为后半部所写，也是真实的，也是典型的，那么小说的前半部，就要作出别的解释和判断。

　　我认为，在今天，即使在偏僻的角落，甜妮母亲的自尽，也不是典型的。而死后，撒在她坟墓上的洁白的荷花云云，就更近于文人的渲染了。

　　“悬念”这个辞儿，过去我不大留意，近来读一些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才时常遇到它。过去，我认为小说的悬念，不过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章回小说的卖关子。

　　现在才知道它是处理小说情节的一种流行的技巧。我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很难对它的功能作出什么评价。不过我认为，任何艺术，都以表现真实，顺应自然为主导。任何技巧，如果游离于艺术的自然行进之外，只是作为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其价值就很有限了。

　　贯通同志：鉴于你的真诚，我按照习惯，质直地说了以上的话。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有些地方说得过火了，希望你原谅。你的小说，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语言也简练洁净。

　　我希望你发扬自己的优长，加强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修养，不和别人争一日之短长，不受流行庸俗之风的影响。你的创作是很有前途的，这不是我的凭空设想，你已经脚踏实地做出很多成绩来了。

　　祝　　　好！

　　孙犁

　　1984年11月20日

　　二

　　贯通同志：

　　十二月廿一日来信收到了。自从那篇通信发表以后，我也有些惴惴不安。特别是当一位搞评论工作的同志，看过我的信和你的小说以后，委婉地告诉我：“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的时候。我和你只见过一次面，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对于你的性格脾气，很难说是了解。即使了解，你对这封信的临时反应，也是不能轻易确定的。我近来不好读自己发表了的东西，这次竟把原稿找出来，看过几遍。我没有发见其中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我放心了。但我发见这封信带有很激动的情感，不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下笔的。这种心气不平和，当然不是因为你的作品，而是因为信的前半部那些题外的话引起的，然而它一直延绵到对你的作品分析的那个领域去了。

　　在分析你的作品时，有些话就说得偏激了些。例如对甜妮母亲的死，话就说得太绝对了，本来可以说得缓和一些。我想到：青年人读到这里会是不愉快的。

　　我坦白地说，我和你的这次通信，是我在一九八四年，最有情感的一篇文章，我每次读它，心里都忍不住激动。这是因为在这封信里，我倾诉了一些我早就想说的话，借题发挥了我平时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和想法。

　　好了，读了你的来信，知道你能体谅我的唠叨，容忍我的偏激，这很难得，因此，我应该对你表示感谢。

　　我有一个急躁性子，写了文章，就想急着发表，又在报社工作，所以有些文章出去得很快，其实这样并不好。文章写好以后，最好放一放，有个思考、修改的机会。这几年，因为文字的考虑不周，我已经得罪过不少人，得罪了人，就有报应，就得接受“回敬”，吃了不少苦头。文章，没有真挚的情感写不好，有了情感，又容易生是非，这是千古的一大矛盾。

　　总之，我读了你的来信，我松了一口气。你说，你要把小说改写一次。我希望你千万打消这个想法，不要这样做。这是不合艺术规律的举动，只能费力不讨好。原封不动放在那里，出书时一字不改地收进去，我劝你这样做。把精力用在写新的作品上。

　　任何人的批评意见，只能听听做参考，你说你的，我听我的，如果确实说对了，也只能在以后的创作中注意。何况，文章一事，别人的意见，哪里就容易说到点上。姑妄听之，并不算是不客气。我虽然好写评论文字，但从来没有给人家出过主意，叫人家如何如何去修改作品。“文心”二字，微妙难言，虽刘勰之作，亦难尽之。“文心”之难以揣摩，正如处子之情怀的难以洞照一样，别人最好不要自作聪明。

　　也常常听说，什么青年作家的什么作品，按照什么人的意见修改以后，成功了，出名了。我对这种事，总抱怀疑态度。

　　祝

　　好

　　孙犁

　　198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