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柳宗元

作者:孙犁 字数:2786 阅读:178 更新时间:2011/10/29

谈柳宗元

在旧社会,朋友是五伦之一。这方面的道义,古人看得很重。因为人在社会上工作、生活,就有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在决定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成败利钝方面,较之家庭,尤为重要。所以,古往今来,有很多文章、戏曲,记述朋友之道,以教育后人,影响社会。

  讲朋友故事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相当大的数量。有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也是很难学习的。这些故事,常常赋予人物以重大的矛盾冲突,其结局多带有悲剧的性质。有的表面看来,矛盾冲突并不那样严重,只是志同道合,报答知己,比如挂剑摔琴之类。

  古代的友道,现在看来,似乎没有阶级性,现在新的概念是同志或战友。

  中国古文中有一种文体,叫“诔”。在历代文集中,它占有相当的位置。字典上说,诔就是:哀死而述其行之辞。就是现在的悼念文章,都是生者怀念他的死去的同志的。此体而外,古文中还有悼诗、挽歌、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等。可见,中国文学用之于死人者,在过去实在是分量太大了。

  纪念死者,主要是为了教育生者。如果不是这样,过去这些文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唐代韩愈写的《柳宗元墓志铭》,是作家悼念作家的文章。

  他真实而生动地记述和描写了当时文人相交的一些情况,文章写得很是精辟。在这篇文章里,我初次见到了“落井下石”一词和挤之落井的“挤”字。

  “四人帮”把柳宗元拉入法家,我不懂历史,莫名其妙。

  大概是这些政治暴发户,看上了柳宗元的躁进这一特点吧。但无论如何,柳宗元也不会喜欢他们这种乱拜祖先的做法的。

  我很喜欢柳宗元的文章。他的文章都写得很短,包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这种哲理,不是凭空设想,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体验得来。我很少见到像他这样把哲理和现实生活,真正形成血肉一体的艺术功力。他还能把自然界、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政治思想、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就是说,他能用自然规律、生活规律,表达他对政治、对社会的见解和理想。使天人互通,把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他用以表达这样奥秘的道理的手段,却是活生生的,人人习见的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绘。

  例如《河间传》这篇纪事,后人是把它编入外集的,并不是柳文的典范之作。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也充分显示了柳宗元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的艺术能力,同时包含了一种可怕的人生几微。

  柳宗元是很天真的。他原来是没经过什么挫折,一帆风顺地走上政治舞台的。一旦不幸,他就经不起风浪,表现得非常狼狈。连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苏东坡,也说他不行。一流放到永州,他就丢魂落魄,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浑身泥垢,指甲很长。我没有到过永州,不熟悉那里的自然环境。据他自述:到野外散散步,消消愁闷吧,又怕遇见蛇咬他,又怕遇见大蜂蜇他,还怕水边有一种虫子,能含沙射向他的影子,使他生疮。遇到风景幽静的地方,他又不敢久停,急忙回家。

  嬉笑之怒,长歌之哀,看来是很有些神经衰弱了。

  中国古代谚语:在东方失去的东西,会在西方得到。柳宗元到永州以后,他的生活视野,思想深度,大大扩展加强了。他认真地、系统地读了很多书,他对所闻所见的生活现象、自然景物,反复研究思考,然后加以极其深刻,极其传神的描画。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登峰造极,辉煌地列入中国文学遗产的宝库。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上的流放刑废,使历史上增加了很多伟大的作家。这些人,可能本来就不是政治上的而应该是文学上的大材。王安石论及八司马,有一段话十分透辟。

  毕竟文人是很脆弱的。他付出的劳力过重,所经的忧患过深,所处的境遇过苦,在好容易盼到量移柳州之后不久,就死去了,仅仅四十七岁。

  柳宗元死后,他的朋友刘禹锡一祭再祭,都有文章。朋友中间,以韩愈名望最重,所以请他写了墓志铭。这些文章,并不能达于幽冥,安慰死者,但流传下来,对于后代研究柳文者,却有知人论世之用。

  这一非凡的生命的不正常的终结,当然不是“始以童子有奇名”,后“为名进士”,“以文章称首”的青年时代的柳宗元,所能预料到的。

  柳宗元遭遇如此坎坷,是有自己的弱点,确实犯了错误,并非完全是无辜受害,或有功反受害,含冤而死。他自己说:

  “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崙。”如果不是假检讨,那么就是“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朋友们也说到他的缺点,韩愈说他“不自贵重”,刘禹锡说他是“疏隽少检”。

  仔细想来,柳宗元在当时,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并没有斩将搴旗、争城夺地的功劳。他所遭际的,不过是当时习见的官场失意。再说,司马虽小,但究竟还是官职,他可以携带家口,并有僮仆,还可以买地辟园,傲啸山水,读书作文,垂名后世,可以说是不幸之幸。

  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不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

  自从一九七六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但拿起笔来,又茫然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习惯于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在揭示现实生活方面,其能力和胆量确是有逊于古人了。

  197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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