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二)

作者:孙犁 字数:5719 阅读:165 更新时间:2011/10/29

耕堂读书记(二)

《三国志·关羽传》

  自《春秋》立法,中国历史著作,要求真实和简练。史家为了史实而牺牲生命,传为美谈。微言大义的写法,也一直被沿用。但是,读者是不厌其详的,愿意多知道一些。于是《春秋》之外,有三家之传,而以左氏为胜。司马迁参考《国语》、《战国策》等书,并加实地考察,成为一家之言的《史记》,对于人物和环境的描写,更详尽更广阔了。它适应了读者的需要,而使历史与文学,异途同归,树立了史学的典型,并开辟了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

  历史强调真实,但很难真实。几十年之间的历史,便常常出现矛盾,众说纷纭,更何况几百年前,几千年之前?历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体而已。

  我国的历史,在过去多为官书,成书多在异代。这种作法,利弊参半,一直相沿,至于《清史稿》。

  《三国志》在史、汉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号为良史,裴松之的注,实际起了很大作用。但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据,注为参考。后来,历史演变为文学作品,则多采用裴注,因为这些材料,对塑造的人物,编演故事,提供了比较具体生动的材料。

  史书一变而为演义,当然不只《三国演义》一书。此外还有《封神演义》,以及虽不用演义标题,实际上也是演义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申演变之意。但所演变也必须是义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则虽是文学创作,亦不可取。就是说,演义小说,当不背于历史环境,也不背于人物的基本性格。

  当然,这一点有时很难做到。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夸张,而夸张有时是漫天过海,无止无休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是喜欢夸张的,常常是爱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一部演义小说,能适当掌握尺寸,就很困难了。

  《三国演义》一书,是逐渐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国志平话》,还有多种戏曲。这部书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流传之广,也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在农村的一家小药铺,在城市的一家大钱庄,案首都有这一部“圣叹外书”。

  在旧社会,这部书的社会影响甚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谋士以其为知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据说,满清未入关之前,就是先把这部书翻译过去,遍赐王公大臣,使他们作为必读之书来学习的,其重要性显然在四书五经之上。

  在陈寿的《三国志·蜀志》中,《关羽传》是很简要的:

  关于他的为人,在道义方面,写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与刘、张恩若兄弟,“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终不负先主。

  关于他的战绩,写到在“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写到他诛颜良,水淹于禁七军。

  关于他的性格,写到诸葛亮来信说马超“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大悦,以示宾客。

  关于他与同僚的关系,写到他与糜芳、傅士仁不和,困难时,众叛亲离。

  关于他对女人的态度,本传无文字,斐注却引《蜀记》说: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关于他的应变能力,写到他因为激怒孙权,遂使腹背受敌,终于大败。他这一败,关系大局,迅速动摇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汉一蹶不振,诸葛亮叹为“关羽毁败,秭死蹉跌”者也。

  陈寿写的是历史,他是把关羽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写的。

  这样写来,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长处;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活生生的人。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关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别的人,明显地分别开来了。我们既然准确认识了这样一个人,就能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吸取经验,对他发生真正的感情:有几分爱敬,有几分恶感。

  《三国志平话》,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六。《三国演义》,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十,其中二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回目相连,故事趋于完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谈及此书时,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中国旧的传统道德,包含忠孝节义;在历史观念上,是尊重正统。《三国演义》的作者,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使他在这一部小说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于是,在文学和民俗学上,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现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

  这一尊神还是非同小可的,是家家供奉的。旧时民间,一般人家,年前要请三幅神像:一幅是灶王,是贴在锅台旁边的,整天烟薰火燎;一幅就是关老爷,他的神龛在房正中的北墙上,地势很好;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释、道、俗各家,神像分数行,各如塔状。排在中间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这位关羽,则身居中间最下,守护着那刻着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态倨傲,显然是首席。

  在各县县城,都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是孔子,那里冷冷清清,很少有群众进去,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至圣先师的牌位。武庙就是关羽,这里香火很盛,游人很多,因为又有塑像,又有连环壁画,大事宣扬关公的神威。

  关羽庙遍及京城、大镇、名山、险要,各庙都有牌匾楹联,成为历代文士卖弄才华的场所。清朝梁章巨所辑《楹联丛话》中,关庙对联,数量最多,有些对联竟到了头昏脑热,胡说八道的田地。

  当然,有人说,关羽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清朝的政治需要。这可能是对的。神虽然都是人造出来的,但不经政治措施的推动,也是行之不远的。

  幸好,我现在查阅的《三国志》,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这个本子是据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志》的开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现原文抄录: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

  从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圣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日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这就不仅是胡说八道,而是用行政方式强加于人了。

  至于在戏剧上的表现,关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专用的服装、道具;他出场之前,要放焰火;出场后,他那种庄严的神态,都使这一个角色神秘化了。

  但这都是文学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种转化现象,小说起了一定作用。老实说,《三国演义》一书,虽如此煊赫,如单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是不及《水浒》,甚至也不及《西游记》的。《水浒》、《西游记》虽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学创作,是真正文学的人物形象。而《三国演义》,则是前人所讥评的“太实则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的一部小说。

  把真人真事,变为文学作品,是很困难的。我主张,真人真事,最好用历史的手法来写。真真假假,真假参半,都是不好的。真人真事,如认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写得生动。有些作者,既缺少识见,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写,加上很多想当然,而美其名曰报告文学。这其实是避重就轻,图省力气的一种写法,不足为训。

  《三国志·诸葛亮传》

  本传与小说,出入较大的,还有诸葛亮。小说和戏剧上的诸葛亮,几百年来在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形象,即所谓摇羽毛扇的人物。还影响了其他历史小说,几乎各朝各代,在争战交替之时,都有这样一个军师:《封神演义》的姜子牙,《水浒传》的吴用,瓦岗寨起义的徐茂功,明朝开国的刘伯温等等。

  诸葛亮在本传里,是一个非常求实的人,是一个实干家。

  陈寿奉晋朝之命修《三国志》,蜀汉为晋之敌,但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我以为还是很客观,实事求是的。他说: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综览陈寿所记,诸葛亮的一生,功劳固然很大,失败和无能为力之处也不少。最后的失败主要是客观条件所致。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说孙权,前后出师表,高瞻远瞩,文词质朴,情真意诚,叮咛周至,感动百代,成为名文。他死以后,人民哀其处境艰难,大功未竟,敬仰他鞠躬尽瘁的精神。追思怀念,千古不衰。人民愿意看到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形象。但《三国演义》和一些戏剧,把这一人物歪曲了。

  最失败的是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把他写成了一个未卜先知,甚至能呼风唤雨,嘴里不断念念有词的老道,即鲁迅所说近于妖了。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曾对后主反复说明,世事难以逆料,举出当时很多事例,完全是科学态度。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

  《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们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

  创造英雄人物,扬厉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创造英雄人物,反倒成了很容易的事。今天,在文学艺术中,假诸葛亮的形象,还是不少的。

  虽不羽扇纶巾,坐四轮车,但也多是口中念念有词,不断发誓赌咒,一言而天下定的。

  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198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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