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斋断简
芸斋断简
我读过的中篇小说
鲁迅很注意把国外优秀的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他自己就翻译过像《表》这样的中篇童话。在他所主持的《译文》上还登载过曹靖华译的《远方》,也是中篇。同译者所译聂维洛夫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也是中篇,也是鲁迅介绍出版的。我们在抗日战争年代,因为缺少读物,曾油印一次,对大家还是很有好处的。
我读的外国小说很少,近十几年,读不到新的译作,不知国外有什么新的好的中篇产生。就我所读过的普希金的《杜勃洛夫斯基》,梅里美的《卡尔曼》,果戈理的《布尔巴》,契诃夫的《草原》,这都是公认的名著,各有各的风格,能找来参考,总是好的吧。
读书,各人的爱好不同,有人喜欢读短篇,有人喜欢读长篇,但就有日常工作的人来说,中篇小说却是最适合的读物,一可不需要很长时间,携带也方便;二可得到较完整的艺术欣赏,也不会弄得太疲劳的。
当然,现在有些青年,一个晚上,躺在床铺上,就能读完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然后把书往床铺下面一扔,酣然入睡,中篇小说,恐怕就不是他所爱好的了。
1977年8月25日
我写过的电影脚本
四月八日夜,梦携眷远行,宿旅舍,与老母对话,内心感伤,及醒,泪挂眼角。开灯吸烟,却忽然想到与茅盾同志有关的一件小事:
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相熟的一位电影导演,要我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当时我正在青年,对这种洋玩艺也跃跃欲试,就把我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
就是把内容统一,把故事连贯,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另写篇章。弄成以后,剪贴抄录在一本旧公文纸簿之上。
过了很长时间接到那位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同志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同志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他并把另一位同志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
脚本封面,有茅盾同志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
但那写在另纸上的意见,却没有见到。另一位同志的指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份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
“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
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
1981年4月9日
删掉的忠告
我常常考虑到作家修身的问题。人们习惯认为文人的不幸和招祸,在于文字,其实细察历史,并不尽然。文人遭难,有的因为贫苦疾病,有的因为权大势重,有的因为依附不当,有的因为行为不端。毁于文字者十之三,毁于立身者十之七。
其中自有仁人志士,垂名千古,确也有很多无辜者,甚至是想不到的飞灾横祸。查历代文字狱档案,其所谓文字狱,其直接起因,往往并非文字,而是因为别的事引到文字上,好加罪名。因此,在待人接物之间,出入进退之间,要留有余地,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应该读一些文学史的书,知道行文要注意以外,还要留心其他方面的事。同行之间,与其亲热,莫若疏远一些,对于批评家的言论,说你好或说你坏,不要过于认真,因为他们的话是靠不住,是要常常改变的。有些讨论会,也不要那么热心,因为有些问题,已经讨论多少次,多少年了,总听不到有什么新的意见。节省一些时间和精力,多回几次老家,和乡亲们谈谈,对创作才真正有利。
以上都是题外的话,你可能听得厌烦了。很多事情,正像鲁迅说的,在你没有经历之前,说多少也难领会其要义;在你经历之后,再说多少,也就没用了。
1982年9月30日
裁下的半截信
前些日子,我读了你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小说,我坦率地说,我不大喜欢那篇小说,我以为这种写法,不能发挥你之所长。那篇小说,写的是市民吧。我说那个老人的性格不统一,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不突出,不完整。或者说性格复杂。把人物性格写得复杂一些,不要写得那么单纯,也可能是你在这篇作品中着意追求之点。
目前,有人说我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是在教训别人,或是要别人按照我的主张去写作,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拨。无论是青年,老年,谁也没有权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张写作,我更没有那种野心。
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旗帜。虽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小说”,平时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
“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的小说吗?
文学的旗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卅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
另外,有人主张:一个作家要有几副笔墨。从我学习文学以来,就认为一个作家只能有一副笔墨,比如曹雪芹的笔墨,施耐庵的笔墨。如果都有几副,还怎样去区别作家和作品?他们的作品,岂不成了赶时髦、追风尚、百货杂陈的商店了吗?
有的作家,写了几篇小说,便自以为也是理论家,这是会自误误人的。为这种理论所指导,他们的作品,日见单薄空虚,很快就会出现胡编乱造的东西了。
1982年10月14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