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午文学杂记(一)
庚午文学杂记(一)
作家与新潮
意识形态,是指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好了,作家的意识自然跟着好,或者更好。社会意识坏了,就很难要求作家,每一个都是卓异之士,不流凡俗。这是很困难的,很难做到的。就像一个青年作家过去对我说的:“你自己没有做到的,怎么能要求我做到?”我们也不是圣贤呀!
我一向认为:考察一个作家,主要是从他的作品来考察。
考察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该放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来考察。当前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引发产生的个人第一,急功好利的意识,以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
过去,穆时英在上海,就是以专写舞场舞女而出名的,红极一时。
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好,这是现实。现实必然进入文学作品。林琴南看不惯,人家说他是复古派。缪荃荪看不惯,他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骂道:“士皆原伯鲁之子,女效欧罗巴之装。”人家说他是遗老遗少。他们并没有挡住新潮。新潮,不仅挡不住,在历尽沧桑将近百年之后,又重新大盛于中土。
现在已经不只是效装了,而是效一切,甚至说话的腔调,眉眼的动作。
青年作家也是华人,在写作和生活上,模拟一下欧美新风,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各种行业的重新组合,人的素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单独要求作家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公平的。作家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作品素质的下降。这样,要求出现多少内容高尚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
作家与文化
现在,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看到的是做交易,听到的是买卖吆喝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情世态。
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形成,尤关重要。
三十年代,作家的文化环境,是学校用功,图书馆苦读,公寓和流浪生活,贫穷和追求革命。这种例证,可以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田涛写的一篇回忆,比较典型。
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师资情况,学生生活和读书的情况,和过去大不相同。图书馆的状况,也有变化。尤其是报刊、出版部门,对作家和作品质量的影响,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
过去,我们曾提倡过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士兵作家。现在看来,有些是昙花一现,热闹一时,难以后继。这还是以阶级衡量一切,代替一切,以为出身好,什么也就可以好的观点造成的。当然农民、工人、士兵都可以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但如果要保持下去,要进步,就必须继续打好基础,多读些书,提高自己的文化。
我见过一些农民出身的作家,因为读书少,文化低,而又成名早,背上了一个作家的包袱,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在创作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家成名太早也不好。历史上就屡有明证。所谓神童,所谓天才,都和所谓特异功能一样,靠不住。文学和音乐美术不同。我一向不去吹捧孩子们的写作,那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有些家长,过于热衷于此,我觉得可以三思。
大器晚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文学创作,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如果少年、青年时期,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等到中年、老年,再拿起笔来,也是很难有成就的。创作,是需要青春的火力的。是需要持续进行的。成绩和才能,是与日俱增的。
文学创作,生活的积累,和技艺的提高,需要同步进行。
这种配合,当然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其规律,大体是一致的。
读书,也是少年、青年时,效果最好,能够终身享用。有些人,因为成名早,忙着去写作,等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不够用,已经进入中年,再去补课,收益就小了。但觉悟到这一点,总比一直不觉悟,把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完全推到外界的人,好一些。
作家与道德
文章穷而后工。作家不能贪图大富大贵。鲁迅引用外国人的话说:创作如果要丰收,最好的办法,是使作家多受苦。
生活太幸福,就没有花儿开放,也没有鸟儿歌唱了。
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不会成为作家。但如果他们失败了,还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说,创作是不满足的补偿,是不幸的发泄,是忧患之歌,希望之歌。历来文章,多愁怨悲苦之辞。创作本身,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追求,一种解脱,一种梦幻。
但是,个人的愤世嫉俗,是一种狭隘的感情。孟子曰:
“伯夷隘”。隘就是狭隘。对历史上的卓异之士,作如此严格的批评,孟子自有其宏观的理解。
人生与文学,有时是祸福相倚的。人在写作之时,不要只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别人,想到大多数人,想到时代。因为,个人的幸与不幸,总和时代有关。同时,也和多数人的处境有关。
多想到时代,多想到旁人,可以使作家的眼界和心界放得宽广。
最近,有个中年作家,在给我的信中说:“尔今文坛,除了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者外,文学掮客、文倒、文氓、混混儿、新贵……杂陈着各种角色。”
这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文坛结构新变化。过去,在政治的严格要求下,作家这一行业,还是比较单纯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封闭的,“死”的。现在一切都活了,就必然像其他生活领域一样,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些角色的出现,文坛表面是活跃起来了。但对于文学事业(现在很少有人这样提了)是否有利,则很难说。就是在旧社会,这些人物,也是吃不开的,会受到谴责,为真正的文学工作者所不齿的。
三十年代,上海文场有个曾今可,此人家中有些钱,是个少爷,也会写些文章,并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真本事,写作又不大严肃,在文坛上就站不住脚,知难而退。今天看来,还算是正经的念书人。“尔今”的角色们,是很难与他相比了。
在旧社会,各行各业,还都有个“行规”,行业道德。多么恶劣的人,在行为上,也要有些顾忌。目前是在混乱中,没有标准是非。或者说,还没有形成“新”的标准是非。
商品经济,使文化领域,变成了市场。这就是说,市场上有什么,文化界也就有什么。以上那位来信者,所列举的文学界诸多角色,目前已经在各个大城市,甚至乡村城镇,屡见不鲜。
作家与经济
如果说,前一阶段,文艺界的“不正之风”,还不过是受“四人帮”的影响,有些本来就是小喽啰的人,在那里呼朋引类,投靠一个,拉来几个,把持一个团体,或是一家刊物。其表现形式,也不过是封建把头和小兄弟的规模,是政治性质的,而非经济性质的。
现在则有了突破性的变化。一些不逞之徒,从捞政治油水,一变而为追求经济实惠。这一改变,还真是大有可为,不到几年,使这些人面貌一新。掌握一个文艺团体,或是一家文学期刊,就是掌握了一个小金柜。小弟兄们干活儿,都两只眼睛盯着它。“繁荣创作”,是为了增加小金柜的“投入”。
写作为的是金钱,编辑为的是金钱,出版也为的是金钱。文艺工作的关系,一下变成了金钱的关系。变成了交易所,变成了市场。
市场经济,越搞越活。新的角色,应运而生。过去的把头,变成了掌柜,小弟兄,变成了伙计。其收入,其气派,其手段,还真有可观。男女大亨们,都已经是满身珠光宝气了。
有些白发苍苍,手拿拐杖,或叫人搀扶的老文艺战士,还在那里开会,写文章,梦想使“作家”们,回归到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那种规规矩矩,青衣小帽,舍己奉公,忘我工作的样子,看来是很难了。
希望
当然,什么事情,也不能过于悲观。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无数先烈,长期奋斗,甚至流血牺牲,创造出来的。它有坚固的,悠久的,为人生而创作的传统。它还是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人民,还是需要真正的文学,高尚的文学的。而多数严肃的、正直的作家,还是执著于为人生进步,幸福的艺术,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广大的,有见识的读者,他们的爱憎,他们的取舍,最终可以决定文学创作的趋向。他们的书架上,总是希望陈列着有人生价值,也有艺术价值的书籍。他们要读的,终归还是那些能带引他们进入文明和道德的精神境界的作品。
那些唯利是图,唯洋人的马首是瞻的人,他们所写的,所提倡的,那些最终要把我们的人民,引向没落、消沉、荒淫和失去自信的文字,终归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1990年10月27日改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