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谈屑(一)

作者:孙犁 字数:10793 阅读:134 更新时间:2011/10/29

文林谈屑(一)

电报约稿

  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现在有不少刊物,用电报约稿了。本来也没有那么急,写封信也可以办事,却常常拍电报。甚至刊物还没有创刊,就用电报把办刊宗旨、编辑条例等等,用一二百字,甚至五六百字的电文,拍给作者。

  有人说,这样做,一方面表示隆重,作者受此隆重待遇,必有感动,感动之后,必有佳作。另外,也表示刊物仪态大方,不怕花钱。

  电报约稿,在别人那里发生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在我这里得到的反映,却不太理想。

  我们这里送电报,不知为什么都集中在晚上八点半以后。

  八点半以后这个时间,对一般职工来说,当然不能说是太晚,可能一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电报送来,送接都比较方便。但我是有病又上了年岁的人,八点钟我就上床睡下了。正睡的迷迷糊糊,先是院里大声传呼,然后是通通敲门砸窗,邻居惊扰,鸡犬不宁。又加上我是一人孤处,家无应门三尺童子,披衣起床,开灯找图章,踉跄跑出,既怕跌倒,又怕感冒。送报人走了以后,好久安静不下来,甚至失眠半夜。这样一来,心里先有三分反感,写稿的事情,就受了影响。

  我觉得现在的刊物,主要是提高编辑质量和校对印刷质量。如果刊物的内容空洞,编校不负责任,出版拖期,只是在约稿上现代化,其作用是一定有限的。

  小说名目

  目前,小说的名目,越来越小了。有小小说、短小说、袖珍小说、一分钟小说、微型小说等等。小说的名目越来越小,而短篇小说仍是越来越长,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只是在名目上打转儿,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何况这种做法,是一种退却的,甚至是全线崩溃的做法呢!骛名者,必寡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同样。

  我们的习惯,是立一个新名目,还要找到一个旧根据。例如微型小说,现在就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找到了不少根据,证明古已有之。是的,给微型小说找祖先,在中国古典文库中,是俯拾皆是的。虽然实质上并不一定相同。比起前些日子给意识流小说找中国祖先,总是容易得多了。硬拉中国古旧小说,称之为中国早已有之的意识流。那确是很牵强附会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有没有中国祖先,有用的东西,纯属舶来之品,有何不好呢?我们不是都在用着吗?

  立了这么多短小的名目,短篇小说的长风,并没有刹住,于是有人就主张再建立一种“中短篇”的小说形式,不知试验成功了没有?

  长者自长,短者自短,并存也可。这都是就形式讲话。其实,长短并不在名目,而在生活内容。生活内容空虚者,其作品必长。因为他没有实质的东西,必须去现编故事,故事又须编得圆满、热闹,自然就长起来了。反之,有生活根柢的人,他的作品必短。因为他须从丰富的积累中,选择其最有意义,最有表现力的部分。

  如果没有生活的实质,只叫他往短里写,形式虽然微型了,其内含也就濒于无形了。

  1982年6月19日晚

  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之奥秘,现所知者虽甚少,莫能究其终极,然表现于生物者,其复杂微妙,已使人瞠目结舌。一物之生,必有依附。有促进其生长者,有破坏其生长者。有貌似促进,而实际破坏者;有表面对其有害,而实际对其有益者。有道有魔,道魔相生相克,形成壮丽的大自然,奇异层出,仪态万千。

  文坛亦小自然也,亦有其自然生态。一个作家,如是一株植物,则根生于土壤,吐纳为氧氮。在它周围,或者在它身上,有蜂蝶、有虫蚁、有细菌。有风、有雨、有雹。有养护、有践踏、有修剪、有摧折。如系动物,则虎前必有伥,腥膻者,必有蝇飞蚁附。千年万年,都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过《红楼梦》,贾政身边有几位清客。他这几位清客,和《金瓶梅》里西门庆身边的帮闲,大不相同,然其生活方式、生存目的则一样。贾政当然算不上一个作家,但他确是一个权威。在他那个文坛上,总是由他拍板算数的。

  清客在旧社会,是一种行业,并不是人人都干得来的。他要有一定的政治嗅觉,知道该到谁家去,不该到谁家去。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还要有一定的专长。其中有的人,如果努力发展他的专长,也可以自立成家,不再当清客。但多数人就以此业,了此一生。

  除去文化修养,他还要有社会经验。特别要懂得人情世故,其中主要一点,就是拍马捧场。

  贾宝玉在大观园吟诗题匾那一段,就充分表现了清客这一行的真正功夫。每一发言,都要看贾政的脸色,还要照顾到宝玉的情绪。在老权威和青年作家中间,折中迎合,两方面得其欢心,这是很不容易的。

  清客一途,其鼎盛时期,随着八旗子弟的消亡而消亡了。

  但随着新势力的兴起,有些人又复活了。在文坛上,这种人也是不可少的,也属于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想叫他不活动,是不可能的,也不一定是有利的。

  但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下,主人是要保持清醒头脑的。因为,凡是清客,都是走家串户的,并非专主一家。他到甲家,则为甲家之清客;到乙家,则又为乙家之清客。在你这里,说的是一番语言;在别处,说的就又是另一番语言了。

  1982年6月20日晨

  文字疏忽

  近日,在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把程伟元,排印成了程伟之,这可能是排错了,校对和编辑,对这个人名生疏,看不出错来。又在一家地方出版的文艺理论小报上,看到把章太炎的名,排印成了“炳鹿”,赫然在目,大吃一惊。一转念,这也无需大惊小怪,编辑不知道章太炎名炳麟,在当今之世,实乃平常。又在一家销路很广专为文学青年办的杂志上,看到把一句古诗“乐莫乐兮新相知”,排印为“禾莫禾兮渐渐相知”,初看甚费解,特别是“渐渐”二字。后来一想,这很可能是原稿的字不好辨认,因此把乐排成了禾苗的禾。但既是一句诗,本来是七个字,现在排成“渐渐相知”,明显地成了八个字,就没有引起编辑同志的注意吗?又听说,这家刊物有会签制度,即一篇稿件,要经过众多的编辑人员“会签”意见,发生了这样重大的错误,怎么也看不到个更正呢?(可能要有更正,笔者尚未见到。)

  总之,现在印刷品上错误太多了,充分表现了常识的缺乏。青年人从这种刊物上,得到一点知识,先入为主,以后永远记着章太炎名“炳鹿”,岂不是贻误后生吗?

  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都是芝麻粒小事。知道章太炎名炳麟,不一定就会升官晋爵,不知道,也许会官运亨通。当然读书和做官,是两回事,不读书,照样可以做官,甚至可以当刘项。但当编辑,也是如此吗?可能,可能。因为编辑还可以升组长,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主编,官阶在眼前,正是无止境呢!把精力时间,用在读书上对前程有利,还是用在拉拢关系上和培植私人势力上有利,有些人的取舍,是会大不相同的。因此,刊物也只好编成这个样儿了,销路日见下降,自有国家填补,自己的官阶,可是要一步步登上去,不能稍有疏忽的。

  有些人确实对文字疏忽大意,对宦途和官级斤斤计较,甚至“盯”和“瞪”两个字的含义也分不清,而历任“编辑部具体负责人”、“编辑部主任”之职,平日如何看稿,就可想而知了。

  1982年12月30日下午

  刊物面目

  我还记得,在十年动乱后期,作为门面,“四人帮”在各地恢复了文艺刊物,名称一律是文艺之上,冠以地名。封面、版式、内容,都是清一色的,排列在报刊架上,整齐划一,而一本一本翻过,实在没有不同特点的新鲜内容。

  “四人帮”倒台以后,各省市的大批判组、创评组之类的名义取消,刊物也逐渐改易了一些名字,或以名胜,或以花朵,看来是有些差异了,但是版式大小,内容编排,还是有划一之感。在文章编排上,一般都是四大类: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各有固定地位,固定页码,固定负责人,编辑部成为一种割据之势。当然作品的内容和“四人帮”时期,已有很大差异,但如果永远保持这样一种“千刊一面”的状态,也有些和刊头经常呼喊的“革新”、“创新”的口号,不大协调。考其原因,是刊物的名称虽换,而编辑部的体制,则仍是钟箎不移,庙貌未改。新出的大型文艺刊物,如双月刊、三月刊之类,在版式编排上,也有这种仿照行事的现象。

  文章题目

  近年读文章,姑无论对内容,如何评价,对文章题目,却常常有互相因袭的感觉。例如杂文,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从……谈起”这样的题目,散文则常常看到“……风情”之类。

  最后一个时期,小说则多“哼、哈、啊、哦”语助之辞的题目,真可说是“红帽哼来黑帽啊,知县老爷看梅花”,有些大杀风景之感。当然,文章好坏,应从内容求之,不能只看题目,但如果“千文一题”,也有违创新、突破之义吧?

  曹雪芹写了一部小说,翻来覆去想了那么多的题目,列之篇首,各有千秋,使人深思,不忍舍去。我们既然“创造”出来一篇作品,何不再费些功夫,创造个与前人不同的题目,反而去模仿别人已经用过的甚至用滥的题式呢?

  当然,我们过去在政治生活中,曾有过人云亦云,顺杆爬,踩着别人脚印走的时期;在经济生活中,也曾有过吃大锅饭,穿一色衣服的时期。但这些随大流的思想,不能应用于今天的文化,今天的创作。其理甚明,就无须再说了。

  1983年1月5日下午新的一年试笔

  评论家的妙语

  凡是有记忆能力的人,凡是关心文坛事业的人,都能记得,这些年,在一些评论家的笔下,赞扬了多少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他们笔下,经常使用的赞美词,是创造了某种典型,某种英雄人物,和某一方面的史诗,或者客气一点说,历史的画卷。典型、史诗、画卷,差不多可以从每一篇文学评论中看到。在我们的印象里,小说创作,典型人物到处是,史诗画卷,毫无疑问地汗牛充栋了。

  可是,今天读了一位评论家对小说创作的估计,却用的是:“呼唤史诗的时候已经到来”——这样带有保留性的词儿。

  这是怎么一回事?前此所说的那些史诗,都不算数了吗?

  只是到了呼唤的时候。呼唤史诗和肯定了那么多史诗,相差远矣。而呼唤是很难保证的。可以一呼即出,也可以千呼万唤始出,也可以呼而不应,始终不出。

  这种带有保留的提法,究竟比那些胡吹乱捧,慎重可靠得多了。这样提,也不一定就产生悲观的结果。正像胡吹乱捧不一定能产生乐观的结果一样。因为一部长篇小说,能否成为史诗,并不是一位评论家或几位评论家,一呼即出,一言可定的。史诗要出来,也不一定等人呼唤。你呼唤它,它也许出不来,你不呼唤它,它也许就出来了。总而言之,出现一部真正的史诗,像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文学典型一样,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评论家随心所欲的事,而是时代和社会的推动,作家认真努力的结果。

  作品不是史诗,怎样吹,有多少人吹,也吹不成史诗。或者当了几年“史诗”,又被人们忘记了,这算什么史诗?典型人物,也是如此。

  评论家拿着“典型人物”、“史诗”,去送给作家,好像也不费什么力气,又不花钱。其实这种作法,不只无助于典型、史诗的到来,反而会阻碍典型、史诗的产生。

  因为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部史诗的产生,谈何容易?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所谓史诗也者,也是屈指可数的。

  对评论家来说,给作家指出些切实可行的路,对作品说些实事求是的话,比站在高处,吹大话,瞎指挥要好得多。对作品乱加封号,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于创作是不利的。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下一番苦功。这样评论家再去呼唤,就有些把握了。

  “复杂的性格”论

  有一种理论,把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提到了最高度,可以说是有了复杂化,就有了小说创作的一切。

  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我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是:既是典型,就是有一定范畴的型。既是有一定范畴的型,就是比较单纯的、固定的、不同于别人的型。

  我们无妨举些例证。比如说贾宝玉,这是大家公认的典型人物,他的性格,就是贾宝玉的型,它有什么复杂性呢?林黛玉的性格,也是如此。如果在林黛玉的性格以外,再加薛宝钗的性格,王熙凤的性格,这样复杂是复杂了,那这三个人物又如何区别呢?又何以能称得起典型性格呢?你的性格也复杂,他的性格也复杂,那不成了性格的大锅饭吗?

  按照这种理论的含义,可以认为他指的是:凡是人,性格中既有善,亦有恶;既有美,亦有丑;既有英雄,亦有鄙卑;既有慷慨,亦有自私。只有这样,才叫复杂,才是真正的典型。这种理论,能够成立吗?能够向青年作家推荐吗?

  这种理论,我虽是第一次系统地看到,它的出现,实际已经有好几年了。在它出现的时候,正是一些人忽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有些青年,认为只凭主观想象,也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也可以塑造出成功的典型。有这种想法,又碰上了这种理论,于是凭空设想,把人物写得很复杂。这种复杂,当然不是根源于现实,而是随心所欲,剪贴拼凑而成。都是沿着亦好亦坏,亦英雄亦不英雄的路子去写。一时文坛上出现了那么多反现实主义的作品,甚至是有害的作品。

  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强调现实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了,仍然强调这样一种理论,不是很大的矛盾吗?

  因为,人为的简单化固然可以产生概念化的作品;人为的复杂化,同样也会产生概念化的作品我读过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在他们把人物写得单纯一些的时候,我觉得是真实可爱的,在他们着意把人物复杂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失败了。

  所谓典型,其特征,并不在于复杂或是简单,而是在于真实、丰满、完整、统一。复杂而不统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而性格的分裂,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小说创作上,都是不足取的,应该引以为戒的。

  所谓复杂,应该指生活本身,人物的遭逢,人物的感情等等而言,不能指性格而言。在这一方面,过多立论,不只违反生活的现实,对创作也是不利的。

  1983年1月29日下午

  名山事业

  自从司马迁说,要把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来,文学事业与名山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虽然司马迁并没有把所作《史记》,真的送到名山去埋藏。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成就,没有等到他死,就流传开了,而且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人人必读之书。

  唐朝的白居易鉴于文人的事业,常常被兵火所消失,他在生前把自己的诗文编辑好,抄写五部,分送五大名山,藏于五大名寺。真有效果,他的集子,完完整整地流传下来了,未失一字。白居易一定含笑于九泉,庆祝自己措施的得当。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逃到深山里,读书并写作的。他潜心读书,然后写出心得,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的著作,细密而精到,是只有在深山之中,断绝一切尘念,才能写出来的。

  《红楼梦》据说也是在北京西山写出来的。

  看来,山和文学,确实有一种美好姻缘,就像它和水的关系一样,在互相呼应着,在互相促进着。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一辈人的文章,也是在山里写出来的,虽然那里说不上是名山,我们的作品,也说不上是名文。

  近年来,各个出版社,各个杂志社,如果所在省、市,有名山名水,每逢适当季节(庐山、海滨则宜夏,岭南则宜冬),总是约请各地名流作家,到那里集会十天半月,一方面是尽地主之谊,另一方面,是请作家们给出版社或刊物,写些稿子。作家们或单身、或携眷到达之后,居停于宾馆别墅,徜徉于名胜古迹,杯酒交欢,吟风弄月,自有一番盛况。开支多少,所得几何,因未曾主持过,也未曾恭逢其盛,不得而知。但从透露出来的消息看,稿件是没有多少收获的。作家们游的谈的虽然很热烈,临散会,顶多交一篇游记或即兴诗,就飘然下山去了。当然,长线钓大鱼。既有此番情谊,以后也许寄个中篇小说来,也说不定。

  还要摄影留念,其镜头焦点,多集中到一些女性新秀的身上。

  宾馆文学

  刊物没有像样的头条稿件,就从外省外市,约请一位当前很红的作家来,把他请进当地高级宾馆,开一个房间,日供三餐美食烟茶水果,为刊物创作“头条”。交卷之后,并在宾馆门口,摄影留念,特别把高级宾馆的牌子,也收入镜头。

  以作此番写作的纪念。

  因为没有被人请去过,所编刊物,本小利薄,也没有到外埠请过名人,所以此中滋味,不得而知。

  现在一些作家的居住条件差,也是知道一些的。但高级宾馆,就那么适于创作吗?想来也不尽然。姑不论,宾馆之内,人来人往;食堂之内,乱乱哄哄。加上身为客人,人生地疏,如果是我,虽有沙发软床,华灯地毯,也是安不下心来的。

  当然,听说还有一种特别高级的宾馆,那里面是花木满园,闲人免进,远离市廛,鸦雀无声,最适宜于构思。这种仙境,因为未得亲见,不能揣摩,每天要花费多少钱,所写出的文稿,能否抵消得过姑且不论。如果是个乡土作家,一进这种所在,不是要成为刘姥姥,还能写出东西来吗?

  曹雪芹曰:茅椽蓬牖,绳床瓦灶,未能妨我襟怀。可见,创作贵有襟怀,有之虽绳床瓦灶,也无妨文思泉涌;无之,虽金殿皇宫,也无济于事的。

  有的刊物,等而下之,小气些,他们把当地的业余作者,集中在一家不怎么样的招待所里,限期叫他们写出“头条小说”。这简直是采取科场制度,成心叫业余作者受罪了。

  但如果有人真的写出了成功之作,刊在了头条,一炮打响,随即获奖,一举成名,那又怎么说呢?那就让我们高呼宾馆文学的胜利吧!

  1983年3月18日午后

  运动文学与揣摩小说

  我看过一部小说的提纲,主人公是一位“识时务”的女人,最早的丈夫是一个反动军人,革命到来,她立刻改嫁一个革命军人。反右时,他的丈夫遭难,她改嫁一个左派。“文化大革命”时,她改嫁一个造反派,随后又改嫁一个什么派。

  作者把她叫做运动夫人,一生处于不败之地。

  但听说这小说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作者虽对社会人情有所感慨,他自己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实际体验。另外这种设想,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一个女人的时光有限,多么好的如花美眷,也逃不脱似水流年。她的一生,也只能运动两次到三次,再多就不好找对象了。

  他的小说虽然没有写成,却使我想到:近几十年来,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一种类似“运动”的情况。

  应该申明:在革命历程中,文学作品为宣传服务,平心而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厚非的。每一个革命时期,每一个革命任务的执行,有些及时的短小的文艺作品加以配合,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指的不是这种文艺作品。

  这里指的是:作者本来对革命也没有多大热情,对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也没有多少理解和实践。他只是为了解脱自己当时的处境,想得到一种飞升,随即揣摩上面的意旨,领会当前的形势,连夜赶制长篇小说,企图一炮打响,一举成名。这种作者的功夫,主要不在艺术,而在揣摩。他的文学修养,也只是读过几本甚至几篇小说,特别是革命历程和本国大同小异的那些国家的小说。记住一些小说程式,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然后加以融会贯通,使之洋为中用。

  这种小说的生产,众所周知,主要是为了“爆炸”,所以他特别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应时。而政治有时是讲究实用的,这种小说的出现,如果弄对了题,是很可以轰动一时的。

  这种小说,成功以后,还经常伴随着一阵庸俗的社会学:

  有真人真事作根据呀,时代突出的典型呀,到所写地点参观访问呀,找模特儿听取先进经验呀,顿时举国若狂,像大寨和小靳庄当年造成的声势一样。

  因为这种小说,其产生并非根据现实生活,艺术上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素质,不过是应合时尚的中彩之作,所以时间不长,就被证明不是那么回事。从它那里吸取的经验,不只不先进,而且用不上,用上就坏事。热闹一阵也就完事了。

  人们对文艺毕竟是宽容的,不像对大寨经验、小靳庄经验那么认真。作者名利双收之后,却以为这毕竟是一条成功之路,就又去揣摩新的应时的主题去了。

  这种小说,就可以叫做“运动文学”。

  最早的运动小说,基调多是歌颂,人物多是英雄。“四人帮”时期,登峰造极,英雄人物达到不食人间烟火、毫无个人私欲的程度。最近一个时间,则伴有揭露,或以揭露为基调。人物性格变得复杂化,具备各种情欲,特别是性方面的情欲。但总起来说是个“正派人”,他所反对的不过是那些顽固保守势力。

  这可以说是运动小说的第二次运动。但运动来运动去,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四人帮”时代的小说模式,虽然已经改头换面,而其主题先行一点,确实已经借尸还魂。但这一情况,实际也是运动小说“成功”的契机。

  揣摩小说,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这一方面的有为之士,也很少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反映现实的。而揣摩小说是空中楼阁,是拆烂现实,装潢的西洋镜。

  揣摩政治气候的小说,站不住脚,紧跟政治形势的作品,也常常以失败告终。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最初的主题是写反右,形势一变,随之改为反左。形势又变,又恢复反右。改来改去,终于把一部小说,改得没有东西了。

  以上,并非忽视政治。政治对现实生活,影响巨大。文学作品只能反映现实生活中已经受到的政治影响,而不能把自己对政治的揣摩,罩在生活的上面,冒充现实。

  然而,运动小说,还是会运动下去的。

  1983年4月21日

  • 首页
    返回首页
  • 栏目
    栏目
  • 设置
    设置
  • 夜间
  • 日间

设置

阅读背景
正文字体
  • 宋体
  • 黑体
  • 微软雅黑
  • 楷体
文字大小
A-
14
A+
页面宽度
  • 640
  • 800
  • 960
  • 1280
上一篇:文林谈屑(二) 下一篇: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

小说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