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闇室纪年》摘抄（二）

一九三一年，十八岁。升入本校①A

　　高中，为普通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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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标题下原有“一九一三——一九四九年”，此次选录时删去。题中“（二）”为编者所加。为避免重复，删去本文开头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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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保定育德中学。

　　部，类似文科。其课程有：中国文化史、欧洲文艺思潮史、名学纲要、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哲学史、社会科学概论、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知识大进。

　　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著作，并作笔记。习作文艺批评，并向刊物投稿，均未用。那时的报刊杂志，多以马列主义标榜，有真有假。真的也太幼稚、教条。然其开拓之功甚大。保定有地下印刷厂，翻印各类革命书籍，其价甚廉，便于穷苦学子。开始购书。

　　攻读英文，又习作古文，均得佳评。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三年，二十岁，高中毕业。一二八事变。

　　高中读书时，同班张砚方为平民学校校长，聘我为女高二级任。学生有名王淑者，形体矮小，左腮有疤陷，反增其娇媚。眼大而黑，口小而唇肥，声音温柔动听，我很爱她。遂与通信，当时学校检查信件甚严，她的来信，被训育主任查出，我被免职。

　　平校与我读书之大楼，隔一大操场，每当课间休息时，我凭栏南向，她也总是拉一同学，站立在她们的教室台阶上，凝目北视。

　　她家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母亲系教民，寡而眇一目，曾到学校找我一次。

　　以上是三十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一九三六年，我在同口教书，同事侯君给我一张保定所出小报，上有此女随一军官，离家潜逃，于小清河舟中，被人追回消息，读之惘然。从此，不知其下落。

　　一九三四年，二十一岁。春间赴北平谋事，与张砚方同住天仙庵公寓。张雄县人，已在中大读书。父亲托人代谋市政府工务局一雇员职。不适应，屡请假，局长易人，乃被免职。后又经父亲托人，在象鼻子中坑小学任事务员，一年后辞。

　　在此期间，继续读书，投稿略被采用。目空一切，失业后曾挟新出《死魂灵》一册，扬扬去黑龙潭访友，不为衣食愁，盖家有数十亩田，退有后路也。

　　有时家居，有时在北平，手不释卷，练习作文，以妻之衣柜为书柜，以场院树荫为读书地，订《大公报》一份。

　　一九三六年，二十三岁。暑假后，经同学侯士珍、黄振宗介绍，到安新县同口小学教书。同口系一大镇，在白洋淀边。镇上多军阀，小学设备很好。我住学校楼上，面临大街。

　　有余钱托邮政代办所从上海购新书，深夜读之。暇时到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舒心目。

　　同事阎素、宋寿昌，现尚有来往。在津亦时遇生徒，回忆彼时授课，课文之外，多选进步作品，“五四”纪念，曾作讲演，并编剧演出。深夜突击剧本，吃凉馒头，熬小鱼，甚香。

　　1985年8月30日抄

　　是年，双十二事变。

　　一九三七年，二十四岁。暑假归家，七七事变起，又值大水，不能返校。（原在同口小学任教）国民党政权南逃。我将长发剪去，农民打扮，每日在村北堤上，望茫茫水流，逃难群众，散勇逃兵。曾想南下，苦无路费，并无头绪。从同口捎回服装，在安国父亲店铺，被乱兵抢去。冬季，地方大乱。一夜，村长被独撅枪打倒于东头土地庙前。

　　一日，忽接同事侯聘之一信，由县政府转来。谓彼现任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叫我去肃宁。我次日束装赴县城，见县政指导员李子寿。他说司令部电话，让我随杨队长队伍前去。杨队长系土匪出身，他的队伍，实不整饬。给我一匹马，至晚抵肃宁。有令：不准杨队长的队伍进城。我只好自己去，被城门岗兵刺刀格拒。经联系见到宣传科刘科长，晚上见到侯。

　　次日，侯托吕正操一参谋长，阎姓，带我到安国县，乘大卡车。风大，候送我一件旧羊皮军大衣。

　　至安国，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朋友，他们都在吕的政治部，有的住在父亲店铺内。父亲见我披军装，以为已投八路军，甚为不安。

　　随父亲回家，吕之司令部亦移我县黄城一带。李之琏、陈乔到家来访，并作动员。识王林于子文街头，王曾发表作品于大公报“文艺”，正在子文集上张贴广告，招收剧团团员。

　　编诗集《海燕之歌》（国内外进步诗人作品），后在安平铅印出版，主持其事者，受到黄敬的批评，认为非当务之急。

　　后又在路一主编的《红星》杂志上，发表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战斗的文艺形式论》，在《冀中导报》发表《鲁迅论》。均属不看对象，大而无当。然竟以此扬名，路一誉之为“冀中的吉尔波丁”云。

　　一九三八年，二十五岁。春，冀中成立人民武装自卫会，史立德主任，我任宣传部长。李之琏介绍，算是正式参加抗日工作。李原介绍我做政权工作，见到了当时在安平筹备冀中行署的仇友文。后又想叫我帮路一工作，我均不愿。至高阳等县组织分会，同行者有任志远、胡磊。

　　八月，冀中于深县成立抗战学院，院长杨秀峰，秘书长吴砚农，教导主任陈乔、吴立人、刘禹。我被任为教官，讲抗战文艺及中国近代革命史。为学院作院歌一首。学院办两期，年终，敌人占据主要县城，学院分散，我带一流动剧团北去，随冀中各团体行动。

　　大力疏散，我同陈肇又南下，一望肃杀，路无行人，草木皆兵，且行且避。晚至一村，闻陈之二弟在本村教民兵武术，叫门不应，且有多人上房开枪。我二人急推车出村，十分狼狈。

　　至一分区，见到赵司令员，并有熟人张孟旭，他给我们一大收音机，让抄新闻简报。陈颇负责，每夜深，即开机收抄，而我好京戏，耽误抄写，时受彼之责言。

　　后，我俩隐蔽在深县一大村庄地主家，村长为我们做饭，吃得很好。地主的儿子曾讽刺说：“八路军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曾冒险回家，敌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至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

　　时，刁之安为我县特委，刁即前述我至京郊黑龙潭所访之育德同学。刁深县人，外祖家为安平，所以认我们为老乡。

　　为人和蔼，重同乡同学之谊。但我不知他何时参加党组织，并何由担任此重职。

　　一九三九年，二十六岁。王林与区党委联系，送我与陈肇过路西。当即把车子交给刁，每车与五元之代价，因当时车子在冀中已无用。我的介绍信，由七地委书记签名，由王林起草。我见信上对我过多吹嘘，以为既是抗日，到处通行，何劳他人代为先容，竟将信毁弃。过路后，因无此信，迟迟不能分配工作，迂之甚矣。

　　同行者，尚有董逸峰，及安平一区干部安姓。夜晚过路时，遇大雨，冒雨爬了一夜山，冀中平原的鞋底，为之洞穿。

　　过路后见到刘炳彦，刘是我中学下一级同学，原亦好文学，现任团长，很能打仗，送我银白色手枪一支。

　　在一小山村，等候分配。刘仁骑马来，谈话一次。陈以遇到熟人，先分配。我又等了若干日，黄敬过路西，才说清楚。

　　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在城南庄（阜平大镇）。负责人为刘平。刘中等个儿，吸烟斗，好写胡风那种很长句子的欧化文章，系地下党员，坐过牢。

　　通讯社新成立，成员多是抗大来的学生，我和陈肇，算是年岁最大的了。在通讯社，我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小册子，题集体讨论，实系一人所为，铅印出版。此书惜无存者。在通讯指导科工作，每日写指导信数十封，今已不忆都是些什么词句。编刊物《文艺通讯》，油印，发表创作《一天的工作》、《识字班》等。

　　识西北战地服务团及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一些同志。

　　生活条件很苦。我带来大夹袄一件，剪分为二，与陈肇各缝褥子一条，以砖代枕。时常到枣林，饱食红枣。或以石掷树上遗留黑枣食之。

　　冬，由三人组织记者团赴雁北，其中有董逸峰，得识雁北风光，并得尝辣椒杂面。雁北专员为王斐然，即育德中学之图书管理员也。遇扫荡，我发烧，一日转移到一村，从窗口望见敌人下山坡，急渡冰河，出水裤成冰棍。

　　一九四○年，二十七岁。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可夫主任。我调边区文协工作，田间负责，同人有康濯、邓康、曼晴。

　　编辑期刊《山》（油印）、《鼓》（晋察冀日报副刊）。发表作品《邢兰》等，冬季反扫荡期间，在报纸发表战地通讯：

　　《冬天，战斗的外围》等。

　　写论文评介边区作者之作。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

　　识抗敌报（晋察冀军区报纸）负责人丘岗，摄影家沙飞等。

　　辩论民族形式问题，我倾向洋化。

　　一九四一年，二十八岁。在此期间，我除患疟疾，犯失眠症一次，住过边区的医院。秋季，路一过路西，遂请假同他们回冀中，傅铎同行。路一有一匹小驴。至郝村，当日下午，王林、路一陪我至家，妻正在大门过道吃饭，荆钗布裙，望见我们，迅速站起回屋。

　　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我帮助王林编《冀中一日》，工作告竣，利用材料，写《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一册，此书后在各抗日根据地翻印，即后来铅印本《文艺学习》也。

　　妻怀孕，后生小达，王林所谓《冀中一日》另一副产品也。

　　在冀中期间，一同活动者，有梁斌、远千里、杨循、李英儒等。

　　一九四二年，二十九岁。春末回路西文联岗位。此年冀中敌人“五一大扫荡”。冬季，文联解散，田间下乡。我到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时间不长，又调到联大教育学院高中班教国文。

　　教育学院院长为李常青，他原在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自我到边区以后，对我很关心。抗战期间，我所教学生，多系短期训练性质，唯此高中班，相处时间较长，接触较多，感情亦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所以在去延安途中和到达延安以后，我都得到过这些男女同学的关怀和帮助。

　　时达来信说，带来家庭消息，往返六日去听这一消息，说长子因盲肠炎，战乱无好医生，不幸夭折，闻之伤痛。此子名普，殇时十二岁。

　　一九四三年，三十岁。冬季，敌人扫荡三个月，我在繁峙，因借老乡剪刀剪发，项背生水泡疮，发烧，坚壁在五台山北台顶一小村，即蒿儿梁。年底，反扫荡结束下山，行山路一日，黄昏至山脚。小桥人家，即在目前，河面铺雪，以为平地，兴奋一跃，滑出丈远，脑受震荡，晕过去。同行康医生、刘护士抬至大寺成果庵热炕上，乃苏。

　　食僧人所做莜麦，与五台山衲子同床。次日参观佛寺，真壮观也。

　　一九四四年，三十一岁。返至学院，立即通知：明日去延安。（此节已发表，从略。）

　　一九四五年，三十二岁，八月，日本投降，当晚狂欢。我很早就睡下了。

　　束装赴前方。我为华北队，负责人艾青、江丰。派我同凌风等打前站，后为女同志赶毛驴。路上大军多路，人欢马腾，胜利景象。小孩置于荆筐，一马驮两个，如两只小燕。

　　过同蒲路，所带女队掉队，后赶上。

　　至浑源，观北岳。

　　至张家口，晋察冀熟人多在，敌人所遗物资甚多，同志们困难久，多捡废白纸备写画之用。邓康、康濯都穿上洋布衣装。邓约我到他住处，洗日本浴。又给我一些钱，在野市购西北皮帽一顶，蚕绸衬衣一件，日本长丝巾一幅，作围巾。

　　要求回冀中写作，获准。同行一人中途折回，遂一人行。

　　乘火车至宣化，与邓康在车站同食葡萄，取王炜日本斗篷、军毯各一件。从下花园奔涿鹿，经易县过平汉路，插入清苑西，南行，共十四日到家。黄昏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

　　1985年8月1日抄

　　一九四六年，三十三岁。在家住数日，到黄城访王林。同到县城，见到县委书记张根生等。为烈士纪念塔题字并撰写一碑文，古文形式，甚可笑。以上工作，均系王林拉去所为。

　　到蠡县见梁斌，梁任县委宣传部长，杨崴为书记，杨志昌为副书记，周刚为组织部长。梁愿我在蠡县下乡，并定在刘村。刘村朱家有一女名银花，在县委组织部工作，后与周刚结婚。她有一妹名锡花，在村任干部。梁认为她可以照料我。

　　到冀中区党委接关系。宣传部长阎子元系同乡，同意我在蠡县下乡。在招待所遇潘之汀，携带爱人和孩子，路经这里，回山东老家。他系鲁艺同人，他的爱人张云芳是延安有名的美人。潘为人彬彬谦和。

　　又回家一次。去蠡县时，芒种送我一程。寒雾塞天，严霜结衣，仍是战时行动情景。到滹沱河衅，始见阳光。

　　刘村为一大村，先到朱家，见到锡花和她爷爷、父亲。锡花十七岁，额上还有胎发，颇稚嫩。说话很畅快，见的干部多了。她父亲不务正业，但外表很安静。她爷爷则有些江湖味道，好唱昆曲。

　　我并没有住在她家。村北头有一家地主，本人同女儿早已参加抗日，在外工作。他的女人，也常到外边住，家里只留一个长工看门。我住在北屋东间，实际是占据了这个宅院，那个长工帮我做饭。他叫白旦，四十多岁，盲一目，不断流泪，他也不断用手背去擦。看来缺个心眼，其实，人是很精细的。对主人忠心耿耿，认真看守家门。

　　村长常来看望，这是县委的关照。锡花也来过几次，很规矩懂事。附近的女孩子们，也常成群结伙的来玩。现在想起来，我也奇怪，那些年在乡下的群众关系，远非目前可比。

　　妇救会主任，住在对门，似非正经。她婆婆很势利眼，最初对我很巴结，日子长了，见我既不干预村里事务，又从不开会讲话，而且走来走去，连辆自行车也没有，对我就很冷淡了。

　　在这里，我写了《碑》、《钟》、《藏》几个短篇小说。

　　曾将妻和两个孩子接来同住几日，白旦甚不耐烦。在送回她们的途中，坐在大车上，天冷，妻把一双手，插入我棉袄的口袋里。夕阳照耀，她显得很幸福。她脸上皮肤，已变得粗糙。战斗分割，八年时间，她即将四十岁了。

　　刘村有集，我买过白鲢鱼，白旦给做，味甚佳。

　　杨循的村子，是隋东，离刘村数里，我去过他家，他的原配正在炕上纺线。梁斌的村子，叫小梁庄，距离更近，他丈人家就在刘村。有一次，传说他的原配回娘家来了，人们怂恿我去看，我没有去。

　　到河间，因找杨循，住冀中导报社，识王亢之、力麦等。

　　此前，我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在张家口广播，晋察冀日报转载，并加按语。我到冀中后，冀中导报登一短讯，称我为“名作家”，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所闻”。当我再去白洋淀，写了《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几篇短文，因写错新安街道等事，土改时，联系家庭出身，竟遭批判，定为“客里空”的典型。消息传至乡里，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加深老母对我的挂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此事之发生，一、在我之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这篇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这是写文章的人，应该永远记取的教训。

　　我恋熟怕生，到地方好找熟人，在白洋淀即住在刘纪处。

　　刘过去是新世纪剧社书记，为人好交朋友，对我很热情，当时在这一带办苇席合作社。进城后曾得病，但有机会还是来看我，并称赞我在白洋淀时的“信手拈来”，使我惭愧。在同口，宿于陈乔家。

　　六月，在河间。父亲病，立增叔来叫我。到家，父亲病甚重，说是耩地傍耧，出汗受风。发烧，血尿，血痰。我到安国县，九地委代请一医生，也不高明，遂不起。

　　父亲自幼学徒，勤奋谨慎，在安国县城内一家店铺工作，直到老年。一生所得，除买地五十亩外，在村北盖新房一所。

　　场院设备：牲口棚、草棚、磨棚俱全。为子孙置下产业，死而后已。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哲学。另，即供我读书，愿我能考上邮政局，我未能如命，父亲对我是很失望的。

　　父亲死后，我才感到我对家庭的责任。过去，我一直像母亲说的，是个“大松心”。

　　我有很多旧观念。父亲死后，还想给他立个碑。写信请陈肇写了一篇简朴的墓志，其中有“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等词句，并同李黑到店子头石匠家，看了一次石头。后因土改，遂成泡影。

　　一九四七年，三十四岁。春，随吴立人、孟庆山，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我是记者。他二人骑马，我骑一辆破车，像是他们的通讯员。写短文若干篇，发表于冀中导报副刊“平原”，即《帅府巡礼》等。

　　夏，随工作团，在博野县作土改试点，我在大西章村，住小红家，其母寡居，其弟名小金。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进城后，我到安国，曾徒步去博野访问过一次。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归来，我写了一篇“访旧”，非记实也。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后数年，因小金教书，讲我写的课文，写信来，并寄赠大娘照片。我复信，并寄小说一册。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难责他人。不久，“文化大革命”起，与这一家人的联系，遂断。

　　在此村，识王香菊一家，写两篇短文。

　　当进行试点时，一日下午，我在村外树林散步，忽见贫农团用骡子拖拉地主，急避开。上级指示：对地主阶级，“一打一拉”，意谓政策之灵活性。不知何人，竟作如此解释。越是“左”的行动，群众心中虽不愿，亦不敢说话反对。只能照搬照抄，蔓延很广。

　　与王林骑车南行，我要回家。王说：“现在正土改试点，不知你为什么还老是回家？”意恐我通风报信。我无此意。我回家是因为家中有老婆孩子，无人照料。

　　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份，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

　　会议有期，仓促结束。我分配到饶阳张岗小区，去时遇大风，飞沙扑面，俯身而行。到村，先把头上长发剪去，理发店夫妇很奇怪。时值严冬，街道满是冰雪，集日，我买了一双大草鞋，每日往返踯躅于张岗大街之上，吃派饭，发动群众。大概有三个月的样子。

　　冀中导报发表批判我的文章。初被歧视，后亦无它。

　　识王昆于工作组，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

　　进城后尚有信。

　　十数年后，我回故乡，同立增叔在菜园闲话，他在博野城东村打过油。他说大西章是尹嘉铨的老家，即鲁讯《买小学大全记》所记清代文字狱中之迂夫子也。

　　一九四八年，三十五岁。春，由小区分配到大官亭掌握工作。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

　　麦收时，始得回家。自土地会议后，干部家庭成份不好者，必须回避。颇以老母妻子为念。到家后，取自用衣物，请贫农团派人监临，衣物均封于柜中。

　　夏季大水。工作组结束，留在张岗写了几篇小说。常吃不饱，又写文章，对身体大有害。

　　秋，到石家庄参加文艺会议，方纪同行。至束鹿辛集镇观京剧，演员为九阵风，系武旦。到石家庄，遇敌机轰炸。一次观夜戏，突发警报，剧场大乱，我从后台逸出。有本地同志，路熟，临危不肯相顾。

　　在饭馆吃腐败牛肉，患腹泻。时饭馆尚有旧式女招待，不讲卫生。

　　华北文艺会议，参加者寥寥。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平。我默默。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默。

　　初识吕剑。

　　为妻买红糖半斤，她要在秋后生产。归途在方纪家吃豆豉捞面，甚佳。

　　调深县县委任宣传部副部长，区党委决定，为让我有机会接触实际也。书记刘，组织部长穆，公安局长吴，县长李。

　　与县干部相处甚融洽，此因我一不过问工作，二烟酒不分，三平日说说笑笑。穆部长在临别时鉴定：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与深县中学诸老师游，康迈千最熟。

　　在深县时，经常回家，路经店子头，看望杜姓表姊。表姊幼失怙恃，养于我家，我自幼得其照料。彼姑颇恶，我到她家，姊仍坐于炕上，手摇纺车不停，一面与我说话。后二年，姊死于难产。

　　一九四九年，三十六岁。一月，我在深县接方纪电话，说区党委叫我到胜芳集合，等候进天津。到河间，与方纪、秦兆阳同骑车至胜芳。

　　胜芳为津郊大镇，值冬季，水景不得观览。赶集，有旧书。

　　冀中导报人员，集中于此，准备进城版面。我同方纪准备副刊一版，我写一短文，谈工厂文艺。另于夜间，写小说《蒿儿梁》一篇。

　　杨循新婚，携来夫人贾凡，并介绍一新出城女同志至我处，忘其姓名，请吃葵花子一盘。

　　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背后有枪声。过一村后，见二人只剩一人，我与方纪搜检之，无他。此自由行动之害也。

　　比至城区，地雷尚未排除，一路伤员、死尸，寸步难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报社，当晚睡在地板上。

　　1985年8月24日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