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孙犁 字数:12135 阅读:875 更新时间:2011/10/29

前言

孙犁的散文,是人生的诗。

  孙犁的散文,以真挚的感情,写他所经历的人和事,他所生长、战斗过的地方,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散文,带上了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孙犁的散文,犹如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以朴实平淡的文字,构筑诗情画意,没有浓烈的色彩,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朴实中隐含着炽烈,平淡中流露出深情。

  孙犁是用诗情去拥抱人生的,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人情味;孙犁是用真诚去探索人生的,他的散文是对真善美的探寻和呼唤,反映了作家高尚的艺术情操。

  孙犁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大变革时代。1913年,孙犁降生在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农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这里依然是那样贫困、落后、闭塞。孙犁的母亲前后生过七个孩子,只留下了孙犁这枝独苗。他的父亲,十六岁出外当学徒。后来赚了钱,在家置了地产,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在闭塞的农村,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孙犁的父母是生性善良、安分勤俭的人。母亲经常教育他: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孙犁自小就受到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

  孙犁的童年,体弱多病。但他仍和其他孩子一样,田里爬,土里滚,挖野菜,捉虫子,天真无忧。尽管生活并不愉快、幸福,但孙犁后来却回忆说:“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夫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生活虽然异常艰辛,但孙犁年幼,正像他后来所说的,“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所以,童年在孙犁那里,留下的是田园诗式的美好回忆。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孙犁进入了本村的一所初级小学读书。但最吸引孙犁的,似乎不是学校的功课,而是民间的评书。他常常被吸引去听《呼家将》、《七侠五义》,在评书的引导下,从十岁开始,他阅读《红楼梦》、《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从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中,他吸收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念完本村的初级小学,孙犁到父亲经商的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安国古称祁州,是北方有名的药都。在那里,孙犁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大批新杂志,使孙犁眼花缭乱,叶绍钧、许地山、刘大白等的小说和新诗,使他“眼界大开”,也满足着这个农村孩子的强烈的求知欲。

  1926年,十三岁的孙犁考入了保定的育德中学。那时,北伐革命的风暴已经震动了这座北方古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视野的扩大,孙犁开始朦胧的觉醒。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开始接触社会科学著作,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著作,《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的散文、小说,都是他十分爱读的。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给了他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就专门阅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作品,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在《萌芽》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他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聂维洛夫十分喜爱,因为他描写的是农村生活的故事。孙犁后来回忆说:“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正是这样,孙犁阅读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如杨东苑的《中国文化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乃至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杨树达的《词诠》等等。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这种“取法乎上”的选择,对孙犁的成长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不满二十岁的孙犁,还未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就接触了社会学术的最高水准。他也关注着文艺思潮和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发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和胡秋原、苏汶的争论,孙犁都通过报章杂志及时了解。他曾说,读了这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孙犁在青年时代对鲁迅著作的热爱,可以说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鲁迅的杂文,他读得很多。在新出版的杂志、报刊上,他可以凭风格认出哪些是鲁迅化名的文章。孙犁不断地、自觉地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鲁迅高尚的人格、情操,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的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孙犁的思想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茅盾是孙犁中学时代景仰的另一位左翼作家。他选注的《庄子》、他的《蚀》三部曲——《幻灭》、《追求》、《动摇》,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现实主义的巨著《子夜》,孙犁都一一拜读。他十分赞赏茅盾的大手笔,赞赏作家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装书小记》·《孙犁文集》第四卷)。

  孙犁后来在总结他在育德中学的读书生活时曾这样说:

  “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孙犁文集》第六卷)

  孙犁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写过两篇小说,发表在学校的《育德月刊》上。这两篇小说揭露了旧社会旧道德的罪恶,宣扬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新的道德观念。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孙犁这个文学青年,他要以文学为武器,参与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冀中农村出生的孩子,在社会风云的影响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树立了正确的文学观念。一旦具有适宜的土壤,这粒文学种子,一定会发育成一棵文学的参天大树。

  中学毕业以后,孙犁无钱继续升学。他怀着当作家的愿望,来到北京谋生。他遵照父亲的意见,报考过邮政局的职员,结果未被录取。于是,他在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给报章杂志投稿,过着十分清苦的流浪生活。后来,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谋到了一个书记员的位置,但很快就被挤掉。以后又在一个小学里当事务员。这些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他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在文学方面。他阅读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阅读进步书籍,《文学月报》、《北斗》、《奔流》,他几乎是每期必买的。他就是带着这些杂志上班,晚上又带着这些杂志回到寓所夜读。孙犁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沉重了,我们要呼喊。”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不少东西,但多数没有被采用,只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和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短文,在那首诗里,孙犁揭示了“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的严酷事实。这是孙犁在文学事业上跨出的第一步,是他第一次小小的收获。

  1936年,芦沟桥事变前一年,孙犁由同学介绍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当小学教员。同口是白洋淀的一个大镇。孙犁在这里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关心中国新文艺的发展,阅读大量新出版的作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把魔爪很快伸到了孙犁可爱的家乡。孙犁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战场。

  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抗战爆发以后,冀中平原沸腾了,人民揭竿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敌后武装斗争。孙犁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他选编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将他前几年学习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整理摘录出版。在《冀中导报》上,孙犁又发表了《鲁迅论》。这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通过孙犁得到宣传和发扬。

  除了用笔参加战斗,孙犁在冀中根据地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他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当教员,主讲抗战文艺,并受院长杨秀峰委托为学院写了校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孙犁还带领剧团,串乡演出。不久,他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来到边区机关的所在地阜平,当了记者。阜平山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常常食不得饱。孙犁后来回忆说:“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孙犁还说:“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吴召儿》·《孙犁文集》第一卷)

  在晋察冀,孙犁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可歌可泣,壮丽火热的斗争,成为他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

  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发表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正如孙犁自己所说的,这些作品“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这些作品向人们展示的是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所见所闻中人间最善良、最美好的东西。

  孙犁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在这五十余年的文字生涯中,他曾停笔达二十年之久。1955年以前,是他创作的前期,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他创作的后期。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后期则以散文为主。前期的散文大都写他自己的经历,个人的所见、所闻,富有抒情味,后期的散文大都写他对过去的回忆,他的所感、所思,富有哲理。

  孙犁前期的散文数量并不多,这一时期留下来的作品,有《识字班》、《投宿》、《游击生活一星期》、《白洋淀边的一次斗争》、《相片》、《天灯》、《张秋阁》、《“帅府”巡礼》、《织席记》、《采蒲台的苇》、《一别十年同口镇》、《王香菊》等三十余篇。孙犁把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上。不过,孙犁的小说以散文化著称,他早期创作的《白洋淀纪事》中的一些作品,很难以严格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加以区分。《一天的工作》、《邢兰》、《新安游记》等不少篇,确是可以作为散文看待的。因为孙犁的散文和小说,在不同中又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写的是冀中平原上的人和事,也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人和事,语言朴实、清新,笔端流露出真挚诚恳的感情。

  《投宿》写于1941年,叙述作者在一个晚上投宿于一个熟悉的老乡家的情况。文章开头描述了院内树木花草的新鲜气象,接着又对老人的热情和笑语作了渲染。然后,写住进了新媳妇房中的所见所思。这个新房的主人——新婚的丈夫参加了八路军,到前线抗日去了,新媳妇也外出学习去了。在这个“人去物在”的环境中,作者描绘了洞房的布置,描绘了新媳妇的绣花……全篇自始至终没有这一对青年夫妇出场,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他们青春的气息,他们那跳动的、火热纯真的心。孙犁没有使用一句激昂慷慨的言辞,但在这些朴实平易的叙述中,透露了边区农民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情形,透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写于1947年的《相片》,描写一个远房嫂子叫他代写给前方丈夫的信的事,作者叙述道,乡下妇女给前线丈夫写信,用的是自制的信封和信纸,而这位远房大嫂却又加上了一张小小的、破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从敌伪时期的“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相片上的阴影竟是敌人刺刀的投影!作者用大嫂的几句普通的话点明了含意:“叫他看看这个!”,“叫他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着老百姓,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那样受苦受难的日子,再也不要来了!现在自由幸福的日子,永远过下去吧!”短短一千余字的文章,深刻地揭示农民保卫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愿望。在另一篇散文《天灯》里,作者写农民立天灯庆贺生活变得富裕。作者也用了农民自己的朴实的语言: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是靠自己劳动;我们的地收回来了,是靠自己斗争。我们翻身了,应该叫远近的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立一个天灯?”作者在结尾说:“如果那天灯是穷人翻身的标志,她的话语就是人民胜利的宣言!”这和《相片》的结尾:“如果人类的德性能够比较,我觉得这种崇高的心意,才能和那为人民的战士的英雄气概相当”,如出一辙。孙犁善于将最为普通的事物,以带感情的朴素语言,叙述为一个个小故事,从这些平凡的故事中,让人看到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以小见大,寓伟大于平凡,是孙犁追求的境界。

  《织席记》和《采蒲台的苇》是孙犁前期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白洋淀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而在这风俗画中又交织着当地人民的生活史、斗争史。《采蒲台的苇》以真诚炽热的感情写苇,并没有用通常的拟人或象征手法,但读者却自然地感到,写苇实际是写人,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建国以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编辑《文艺周刊》,同时从事创作。除了小说以外,他写了一批反映郊区农民和安国农村的散文,不过,这时期的散文和早期的在风格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反映他创作成就的是小说《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

  1956年,孙犁大病了一场,这是极度神经衰弱的结果。这位在战争环境中笔耕不辍的作家,几乎无法握笔。于是在医院、疗养院度过了整整十年。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孙犁首当其冲,度过了十年磨难。他几度轻生欲死,但终于熬了过来。

  暴风雨过去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了。在春光的沐浴下,搁笔了二十年的孙犁,终于重新握笔,写作了大量的散文,以散文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他先后出版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散文集。如果说,青年孙犁的散文曾散发出特有的荷花般清纯而蓬勃的气息,那么晚年孙犁的散文,在经历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呈现出一种萧萧落木的苍郁清疏。这些散文的篇幅更短小,笔调更简洁,但在平静疏淡的文字背后,是一颗饱受磨难更为澄彻的心灵,是痛定思痛的深沉思考,是大难不死之后的执著与彻悟。同样从一人一事落笔,同样从小中见大,但孙犁后期的散文显然境界更为高远,思索更富哲理。这种转变,唯岁月与苦难,孤独与思索才能够给予。

  在“文革”中,孙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无情的批判。他的共同战斗过的朋友,不少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对这场民族的劫难,孙犁思索着,他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孙犁带着浩劫后个人的痛苦经验,在散文中倾吐自己的感情,创造爱和美的世界。

  回忆是孙犁晚年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他沉浸在回忆的世界里,回忆他的童年,回忆童年生活的伙伴,回忆他的亲人,回忆在漫长人生中给他以或甜蜜或苦涩记忆的人或事。一组《乡里旧闻》,是一组水渍斑驳的乡村风俗人物画,是一曲来自记忆深处的童年的歌谣。隔着岁月的迷雾,这些回忆的色彩朦胧而疏淡,又因为有岁月的积淀,对这种回忆的描写才那么既简洁又传神,而且意味隽永。在《度春荒》一文中,在写了家乡父老挖野菜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作者写下了这些流动跳跃、充满生趣的句子: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孽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乡里旧闻·度春荒》)

  如果说,《乡里旧闻》中,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在苦难中挣扎煎熬的人们:气宇轩昂生性高傲而又不得不靠卖房来为自己出殡的凤池叔,孤苦伶仃、专以埋葬早夭的孩子为生的干巴,企图以色相博取一丝幸福而红颜早夭的小杏,早年投身革命但终于坎坷潦倒的老刁……那么在《芸斋梦余》中,更多的则是作者对那坎坷岁月的回忆与思考。仿佛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他写花、写果、写河、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写钢笔的故事、牲口的故事、报纸的故事,写晚秋的白蜡树、故居的老屋,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他曾这样描写我们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菜花》,《孙犁文集》续编一)

  这毋宁是写他的意趣,他沉静明澈的心境。

  然而感情却在岁月的积淀后更为深沉而浓郁,对事业,对朋友,对自己所爱的人:

  “……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而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尺泽集·亡人逸事》)

  此情此景,令我们想起苏轼那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同样的情愫,同样撼人心魄。

  孙犁特别怀念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连续写了《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伙伴的回忆》等一系列文章,回忆、悼念了远千里、侯金镜、郭小川、田间、马达、赵树理、丁玲、康濯、万国儒、何其芳、茅盾等,这些怀人之作,写得情真意切,令人不能忘怀: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晚华集·远的怀念》)

  孙犁就这样以他充满真情与道义力量的文字,为一位在文学史上本无赫赫之名的诗人,为自己的朋友远千里,树起了一座碑。

  在晚年,孙犁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序跋、书评、杂感等。其中,《耕堂读书记》记录了作者近年来读书,尤其是读中国古书的心得和思考,旁征博引,贯古通今,颇多发人深省之处。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孙犁全部创作中独具特色的,在读者心中堪称一“绝”的《书衣文录》。

  孙犁爱书。他的爱书,可以说到了成“癖”成“痴”的地步。青年时代,他用饿着肚皮省下来的几块铜板去买自己喜爱的鲁迅的书;战争年代,他的图书毁于战火,解放后,他又把稿费大都用在了买书上。青年时,书籍是引导他前进的一种力量,十年浩劫中,读书对于他,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他曾写道:“能安身心,其唯书乎!”他的书,数目多而范围广,尤其偏重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农桑花卉,皆有涉及。

  “文革”中,这些图书或抄或封、离乱失散,有些又失而复得。

  在那些漫漫长夜,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孤独地坐在灯下,用自己四处搜集的废纸,慢慢地将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并在书皮上,写下自己的所感所思,这,就是《书衣文录》的由来。

  《书衣文录》是题识、杂录、随感,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日记,是作者在辍笔的二十年间,抒发自己对书本、对人生、对友情与爱种种感慨的仅有文字。在这些绝未曾想到要公开发表的文字里,作者倾诉心迹,有时仅寥寥数语,也披肝沥胆,真情毕现:

  “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书衣文录·西域之佛教》)

  “余即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书衣文录·清稗类钞》)

  “……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书衣文录·竹人录》)

  “……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书衣文录·翁藏宋拓九成宫》)

  “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

  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

  (《书衣文录·湘军记》)

  一部《书衣文录》,记录了一颗高尚、善良而又敏感的心灵,在那特殊年代里留下的特殊轨迹。它必将在孙犁的散文创作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孙犁认为,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适于抒写自己一生的思想和情感的积淀。他视散文创作为“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正像孙犁自己所说的,“在创作中,我倾吐了心中的郁结,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

  孙犁是真诚的。他说:“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或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陋巷集·后记》)。“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秀露集·戏的梦》)

  孙犁是正直的。他说:“……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文字生涯》)

  孙犁是有洁癖的,他从不直接去描写人间的丑恶。他说: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们。”(《文学和生活的路》)

  孙犁写给我们的散文,是闪耀着真善美光辉的艺术之花。

  正如他在谈到安徒生的《丑小鸭》时所说:“它写的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秀露集·致铁凝信》)可以说,他的许多散文,无愧于这一评价。

  编者

  1994年7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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