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若愚
大智若愚
丹江口火葬场终于未能成为沈从文的最后归宿。1971年冬，沈从文因心脏供血不良，病情逐渐加重，身体逐渐浮肿起来，连日常行动都成了问题，终于获许返回北京。半年后，张兆和申请退休得到批准，也结束了干校生活回到北京。
沈从文经历的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从北京至咸宁的双溪，再转丹江，到重返北京，短短两年间，前后六次搬家，大病三场，辗转数千里，就像当年置身行伍，生命颠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涛之中，其命运无从自主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50年前对自己的处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50年后虽知却莫可奈何——这又并非出自对现实泯灭是非的主动顺应。他心里自有一杆秤，用以衡量来到自己身边的事事物物。
当“文化大革命”浪涌飙举，国家一切上层建筑部门发生多来诺骨牌效应的时候，对这种摧毁一切的社会现象，沈从文虽然感到这场革命真正没有中心思想，简直是一曲混乱而失章次的无主题变奏，却寄重于这一切并非全出自国家最高权力中枢的决策，而只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因鱼龙混杂而难免的混乱。因此，当别人信誓旦旦，要以去干校的实际行动落实“最高指示”的时候，他信以为真，虽然毫无慷慨激昂的誓言——“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还不免几分无可奈何，到底还愿以老病之身，服从上面的安排。
可是，当他糊糊涂涂到了双溪，又从最初的糊涂中清醒过来，他的心里终于起了怀疑。
这怀疑并不源于个人上当受骗的感觉。同其他人相较，自己还算得上幸运。既未如老舍那样被逼投湖自尽，也未挨打致残，甚至没有遭牢狱之灾。然而，想起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眼前的事实引起沈从文严重的不安。
——让全国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得力可靠干部，搁下工作不做，下放到农村来，使得国家许多重要部门的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整个国家机构出了问题，才有人利用机会，弄权术，搞阴谋，在全国范围内大作坏事蠢事？
这份疑惧在沈从文心里逐渐加重。思前想后，他从国家权力中枢结构的变化中，依稀瞧见了一个虽不免朦胧，却并非没有依据的大体轮廓。而这时，正有一些过去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正失去作人良心，有意混淆是非界限，主动迎合那些新发迹的权要，顺水推舟，以求自保。对这种人的行径，沈从文大不以为然。1970年夏，感慨于“顺水船易坐，逆风旗难擎”，他在双溪写了一首诗，对这种因“陀螺启悟心”，以致失去操守，从而“朝为阶下囚，夕作席上宾”的现象进行了讽刺。指出他们的目的是使“四人开心”。
在另一首题为《双溪大雪》的诗中，他这样叙述自己的遭遇：
白发如丝素，皤然一老翁。
时变启深思，经春复历冬。
五色易迷目，五音耳失聪。
三月犹雪雨，彳亍泥途中。
时怀履冰戒，还惧猛将冲。
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
“何不辞辛苦？”“举世皆尚同！”
他知道自己的遭遇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安排，沉默中承受属于整个民族的苦难，是自己的份定。他不想逃避。也无从逃避，逃避之路并非没有。然而，这是不宜为也不屑为的。
乘时忽鹊起，终“举鼎绝踵”。
亦宜若有人，拙诚如老农。
廿载锥处囊，澹然忘穷通。
偶逢机缘巧，附凤即凌空。
亦宜若有人，材质凡鸟同，
善自饰毛羽，展翅成大鹏，
一举高冲天，飞飞入云中，
高高上无极，天路焉可穷？
沈从文一生厌憎为一己私利而向邪恶屈膝的行为。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正受到冲击的时候，有人出于“好意”，向他建议说：“江青是你在青岛教书时的学生，只要写封信给她，就可以避免受害了。”
“不行。”依旧是惯常的细语轻言，却内涵着“不必再提”的决断，脸上消失了惯常的笑容。
沈从文从不假外力以求“非份”。既然摊派到身上的一份灾难属于一种近于社会“宿命”的安排，就不能以“非份”之举寻求逃避。任何“非份”所得，从小处言，终必招致意外灾星；从大处言，只能导致人格的丧失和做人起码的义利取舍的颠倒。
基于这种信念，沈从文获得了生命的镇定与从容。
不语明得失，摇落感秋深。
日月转双丸，倏忽万千巡，
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
沈从文返回北京，是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由林彪事件引发的“批林整风”，逐渐演变成“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周公”。“四人帮”已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其中所包藏的用心，在沈从文心里，此时已洞若观火。这不独沈从文为然。“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全民族的浩劫，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警觉与反思，全民族正在觉醒中，玩火者正将火引向自身。然而，在表面上，“四人帮”的炎焰正炽。多数群众仍然继续为假象所蒙蔽，也有人煽风加薪，企图火中取栗。
沈从文所属历史博物馆，“批儒评法”正在进行。一如其它部门和单位，有人暗中抵制，有人消极敷衍，有人盲从，有人投机。
这天，历史博物馆的“大批判专栏”里，出现了一套歌颂“商鞅变法”的组画。其中，商鞅手按佩剑，旁若无人，气宇轩昂地大踏步登上金銮宝殿。见到这套组画时，沈从文真正生了气。
沈从文找到组画的作者，十分诚恳地说：“这不行，秦制那样厉害，臣子怎能带剑上殿？”那人却坐在沙发上，傲然说：“我负责。”
沈从文说：“不是这个问题。这是博物馆，你这样作，别人会说我们无知。”
对方却带着不屑与之理论的神气，指着沈从文说：“你过时了！我要是照你说的去干，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事既至此，沈从文知道再说也无益，便默默地走开了。然而，这同一个沈从文，有人以为“过时”，有人又正以为可以“利用”。那位权倾一时、炎焰烛天的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曾拒绝给她写信以求自保的江青，此时却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突然想起沈从文来了。她在与一位西方记者谈话——后来被据以写成的那本《红都女皇中》，竟不止一次提到沈从文。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那时，沈从文每每对她说，应该每周写一篇文章云云。
从一些相关的人暗示中，沈从文隐隐约约感到江青正试图借当年的师生关系与自己套近乎——这自然不是江青大发怀旧之情。若从这期间江青正醉心于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为自己捧场叫好的作法来看，似乎她正试图将沈从文作为一个筹码，纳入她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
这在有些人看来，正是求之不得的进身阶梯，而在沈从文，却有了栗栗危惧之感。
一份通知送到沈从文家中，要他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为欢迎津巴布韦代表团而举行的国际诗歌朗诵会。
起始，沈从文将此当作一次寻常的观看演出活动，便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
可是，当他刚走进大厅，就迎面来了一位服务员。仿佛等候已久似的，在确知他就是沈从文后，就领着他朝前面走去。
沈从文心里突然有了某种预感，起了一种警觉。抬头望望大厅，所有的座位几乎都已坐满。只有最前面的两三排座位空着。沈从文心里明白，按惯例，这空着的座位是为何人所留，带自己到前面去实在事出蹊跷。
他放慢步伐，眼睛却左右搜寻。他终于在靠后找到了一个空座，便一声不响地坐下了。
那位服务员见状，急忙劝他坐到前面去。
“就这里好，看戏需要保持一点距离。”
服务员再三劝说无效，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了。
果然不久，以江青为首的一行依秩鱼贯而入，各在前面相应的座位上落座了。
——这件略带戏剧性的事在沈从文身上发生，是不是按江青的指示做的一次有意安排？既要提供她与沈从文接触的机会，又要让人将这种接触看成一次十分自然的重逢？现在自然是无从确证了。
学易知时变，处世忌满盈，
祸福相依伏，老氏阅历深。
能进而易退，焉用五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