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第一乐章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从故乡返回北平后，每天一早，沈从文就在达子营28号寓所院子里的老榆树下，摆一张八腿红木小方桌，放下一叠白纸，继续写返乡前即已起首的《边城》。残冬的阳光透过榆树的枝叶，细碎地撒在桌面上，空气疏朗而澄澈。沈从文的心也如一泓秋水，少渣滓，无凝滞。虚静中，隐隐约约起了哀伤而悠远的乐音。

　　检视离京前笔下所得，已完成故事背景和主要人物的构置。那是20世纪的初叶，这苗蛮杂处的边城，尚未卷入近代中国社会的变乱，到处是一片宁静与和平。它是湘西的昨天，也是整个中国更为遥远的过去的象征。在这乡村凡夫俗子的人生里，还厚积着属于那片土地的古老风俗——一个根源古老民族原始而纯朴的人性凝结。同这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因陈新代谢，老一辈正临近人生的终点——碧溪嘴白塔下摆渡的老船夫已年过70，而生命的新枝正在萌发。如新竹豁裂了外箨，老船夫抚养的女儿的遗孤翠翠，转眼间有了15岁。城里管码头的顺顺，儿子天保和傩送也已长成。这地方的阳光与空气，决定了新的一代与他们祖辈根连枝接。属于这地方男子的勇敢、豪爽、诚实、热情，在天保和傩送身上皆不缺少，他们是“自然”的儿子。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这里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当年翠翠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同一个清绿营屯防士兵“唱歌相熟”，肚子里有了孩子，却“结婚不成”。——黄罗寨那片林子里，立着那可怜的嫡亲祖母，一个苗族妇女的假坟，一■黄土埋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剧故事。——屯防士兵顾及军人名誉，首先服了毒，老船夫女儿待孩子生下后，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也死去了。老船夫无从理解这悲剧的前因后果。

　　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

　　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不尤人，心中不能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到底还像年轻人，说是放下了，也还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情。摊派到本身的一份说来实在太不公平！

　　翠翠已经长大了。这一代人面临的，又将是怎样一种命运？——沪溪城绒线铺里的“小翠”、杨家嘴那个爱好、怀着某种期待的夭夭、沅水流域吊脚楼上的牛保和妓女……，正各自接受着摊派到他们头上的一份命运。

　　正因为翠翠长大了，证明自己已真正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把他的，翠翠长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他的事才算完结！

　　然而，人的良好愿望却不免与事实冲突。边城已不是“改土归流”前的边城，那时，这里的婚嫁，还保留着充分的自由形式。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而是从心里流出的热情的歌。而眼下，固有的风俗虽没有完全消失，一种新的变异已经楔入（这种变异在都市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里，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人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常”与“变”在这片土地上，交织成一种复杂的人生形态。老船夫不曾料到，早在两年前的端午节，翠翠与傩送二老在河边第一次相遇，傩送已爱上翠翠，翠翠下意识里已朦胧生出对傩送的爱恋。不巧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大老也爱上了翠翠。更严重的，是一座新碾坊又加入了这场竞争——团总将它作女儿的陪嫁，正托人向顺顺放口风，要傩送作女婿！…………

　　另有一个女人便插嘴说：“事弄成了，好得很呢。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些。”

　　有人问：“二老怎么样，可乐意？”

　　又有人轻轻的可极肯定的说：“二老已说过了——这不必看，第一件事我就不想作那个碾坊的主人！”

　　“你听岳云二老亲口说的吗？”

　　“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

　　“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

　　“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在这同时，天保想到翠翠，托杨马兵向老船夫探口风。老船夫回答说：

　　等他来时你说，老家伙听了笑话后，自己也说了个笑话：“下棋有下棋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若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到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

　　——走“车路”与走“马路”（托谋说亲与唱歌求爱），要碾坊和要渡船（追求金钱和忠于爱情），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发生着强烈的碰撞。具象为婚姻的不同生命形式、不同的义利取舍，金钱变异人性与人与自然的契合（封建买卖婚姻与原始自由婚姻）在发生着冲突。人类文明的进步，似乎正与道德的退化作代价！这不仅是湘西，而且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人类深感痛苦又无法规避的历史进程。——天保当真请了媒人，走车路向老船夫提亲。老船夫要让翠翠满意，问翠翠对这事的意见。翠翠却不做声。

　　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怦怦地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老船夫思前想后，明白了翠翠的心事：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想到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了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事实证明了老船夫的担忧：端午节龙舟竞渡，团总女儿随母亲来看热闹。“其实是看人，同时也让人看”。而且，这母女二人被安排在顺顺家吊脚楼上“两个最好的窗口”——老船夫自然明白一座碾坊对翠翠的威胁：“十六岁姑娘多能干，将来谁得她谁福气！”

　　“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作陪嫁，一个光人！”

　　为了翠翠的幸福，老船夫愿意让翠翠自己作主，因此没有直接答应天保的提亲。待天保明白傩送也爱翠翠，同意傩送提出的公平解决办法：兄弟俩轮流对翠翠唱歌，谁唱动了翠翠的心，翠翠便归谁。结果，天保自知不敌傩送，赌气乘船下行，不料不小心被竹篙弹入激流淹死了。顺顺家以为这事与老船夫有关，傩送也以为他做事“弯弯曲曲”，不爽快，面子上对他冷淡了许多。为了求得人对自己命运的自主，老船夫陷入了不为人理解的孤独。——提及这点时，一颗受伤的心仿佛被狠狠刺了一下，重复起了隐痛。十多年前，自己的生命处于沉睡状态，一任它在人生浪涛里沉浮，不曾想到自主，也无从自主，任何一种偶然的事变都会将自己带向不可知的方向。为摆脱人身的依附，求得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才走出湘西，进入都市。然而，这“乡下人”的一点愿望，却不为人理解。当自己从深处思索这一生命独立的意义时，终不免与习惯相冲突。自己所属的民族命运，正与自己的相同。千百年来，为争得民族自主的权利，血染红了湘西的每一条官路和每一座碉堡。可是，即使甘愿成为附庸，却不免被视同“化外”。

　　老船夫说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动感情听下去。船拢了岸，那年轻小伙子同家中长年话也不说，挑担子翻山走了。那点淡淡印象聚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两个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傩送父子的冷淡，中寨人关于傩送决定要碾坊的谈话，翠翠外柔内刚的脾性，当年女儿悲惨的死，全都综合在一起，“命运”仿佛给了老船夫当胸一拳，他终于无力再抵抗，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伴随白塔的坍塌而死去了。——“偶然”协同“必然”在兴风作浪，它不仅阻碍着人与人心的沟通，而且还隐蔽了事变的内在逻辑。“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天命”思想障蔽了一个民族理性的进一步觉醒，耗损尽人们抵抗忧患的能力。——老船夫终于再无力继续启航，静静地躺倒在与他一生休戚相关的古老土地上。

　　——难道翠翠与傩送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重演父辈的命运，任凭必然与偶然带向一个不可知的方向？不！他们应当有主心骨，在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选择上，自主地把握生命的航线。决定一个民族明天的，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意志”。——

　　中寨人有人来探口风，把话问及顺顺，想明白二老的心中是不是还有意接受那座新碾坊。顺顺就转问二老自己意见怎样。

　　二老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问题。

　　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及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被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和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情，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晚上。

　　翠翠终于独自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然而，这最终的结局将会怎样？这个民族的未来将会如何？时代变动的巨力沉重地压在心头，想将它挪移开去，却终于无从移开。我想呼喊，却不知向谁呼喊！……当年，为寻求独立，自己独自来到北平，在不堪想像的困境里挣扎。信守着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依靠一点今天没有希望、明天还可望解决的信念，让时间来证实生命的意义，终于走完了十余年挣扎的历程，摆脱了人身依附，赢得了生命的自由，在与命运的较量中，自己终于赢了。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间关系的重造，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应当是可能的。在时间的作用下，生命必然循着向上的路程，迎来新的发展机运。——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起来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写完最后一笔，沈从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方得到排泄和弥补。

　　“你这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努力全是枉然。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回‘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真正等待你的却是未来。”

　　“是的，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它成为稳定生命的碇石。”

　　“你打算用这些容易破碎的东西稳定平衡你奔放的生命，到头来还是毫无结果。这消磨不了你30年积压的幻想。”“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可是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故事还是一种事实？”

　　…………

　　一连串责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沈从文悚然而惊。待他张惶四顾，一切又化为无声。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份的说明……这作品或者只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

　　《边城》的问世，意味着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

　　这是一曲以乡村人生形式的探索为主旋律的生命之歌。沈从文30年代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创作，展示了一个延伸得很远的人生视野。他从20世纪初叶到抗战时期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里，提取了原始自由、自在蒙昧、自主自为这三种基本的生命形态。《边城》和后来创作的《长河》是生命自为的理想之歌。翠翠、傩送等人物身上，凝聚着这一生命形式的特定内涵：保守着人的勤劳、朴素、善良、热情，在爱情关系上，表现为自然与纯真；但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潜在影响。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它有主心骨，信守自己的选择，坚定地把握住人生的航线。然而，《边城》到底只是沈从文笔下乡村世界的一部分，蕴含其中的沈从文的乡土悲悯感和全部人生感慨，只有将它放在沈从文创作的整体构架里，才能充分而明晰地显现出来。《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作为一个系列，大多是以苗族和其它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根据加以想像的产物，通过这些故事完成着对生命原生态的考察。这种生命形式，是通过爱情、婚姻、两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而获得它的定性的。这是一种人的自然交往，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具有较充分的自由，作品里的青年男女爱得真挚、热烈、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自然之趣。但是，这种自由，并非毫无选择的自由，也并非纯生理上的互相吸引，而是在所有场合，爱必须以爱为前提。“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热情真实的歌”。虽然这种爱情并非全是喜剧，也同样受人心隔膜与社会习俗的制约。然而这种限制，也带着原始色彩，不具有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沈从文特别强调了这种生命形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的原始封闭性。在这里，没有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影响，甚至封建宗法关系也还没有生根。沈从文从湘西少数民族的特殊历史发展里，获取他的艺术感兴。

　　然而，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封建宗法关系开始向湘西渗透；到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尤其是30年代都市“现代文明”的侵入，推动着湘西社会朝现代演变。这一历史过程所取的浓缩形式，使湘西社会成为各种文化绳索绞结的产物；因社会变化造成的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又造成不同文化的相互撞击。沈从文始终注目着历史的这一变化。《柏子》、《萧萧》、《贵生》、《会明》、《虎雏》、《夫妇》等在沈从文创作中占有极大比重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乡村生命形式的演变，塑造出“乡下人”的形象系列，完成着他对自在生命形态的考察。

　　这种“乡下人”，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形态和人格气质看，依然保留着与原始生命形式的历史连结。分别表现出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勇敢、雄强、热情、善良、纯朴、忠厚的品格和气质。然而，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其内部，是封建文化与原始文化二者的交织，“乡下人”已经置身于逐渐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制，如同《柏子》、《萧萧》、《贵生》、《丈夫》所展示的，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不得不接受一份悲惨的人生命运，而伴随他们的雄强、热情、善良和纯朴共生的，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对命运缺乏具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在表现“乡下人”理性蒙昧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萧萧》。萧萧这个纯朴、天真的乡村小女子，12岁便出嫁作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待她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大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成了一个妇人，并怀了孕。事情被婆家发觉后，照规矩要被沉潭或发卖。只是由于伯父说情，娘家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物，才被议决发卖；又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事情被延搁下来；十月期满，萧萧生下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音宏壮”，萧萧不嫁到别处了。十年后，萧萧与小丈夫圆了房，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全家又忙着给萧萧的大儿子迎娶媳妇了。当接亲唢呐吹到门前时，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十年前一个样子”。——在全部事变过程中，萧萧的生命在一种无法预料其结果的人生浪涛里浮沉，任何一种偶然因素都可能使他的命运改观。可是，在萧萧自己，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除一度曾朦朦胧胧感到要逃走外，没有任何影响自己命运安排的主观努力，生死祸福全凭别人安排。而只，在唢呐声中，又一代萧萧进了门——她们一代又一代地继续着悲凉的人生。

　　“乡下人”这种精神状态，使他们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环境极端的不协调。一方面，他们人格本身的优秀部分，使他们在某些特定场合——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如同《黑夜》、《过岭者》、《早上——一堆土一个兵》等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另一方面，主体精神的蒙昧又使他们无法加入外部世界的竞争，他们的诚实、纯朴反现出“呆”相。《会明》中的老兵会明，十年前是一个伙案，十年后依然是一个伙案，尽管和他同时入伍的一些“聪明人”——马弁或流氓，都爬了上去，他始终信守着十年前跟随蔡锷起义获得的战士的责任感和战争的神圣感，随时准备将旗帜插到敌人堡上去。可是，十年后的战争，表面形式依旧，仍然是“打倒军阀”，骨子里却已变了质——会明顶头上司的上司，本身就是一个军阀。而会明对此无从理解。每次战事一起，他当真随着许多样子很聪明的军官“冲上去了”。可是，他对战争的忠诚——始终保留着一面蔡锷反袁战争时期的三角旗，反而成了别人的笑料。只有当他与乡下农民对面，望到对方是诚实人的眼睛时，才从腰间取下那面旗帜：“看，我这个家伙！”看到对方眼里露出吃惊神气，“他得意了”——一方面沈从文感叹着“乡下人”朴素的义利观不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另一方面，又为“乡下人”主体精神的蒙昧而忧虑。

　　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沈从文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点的反省。他渴望着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在保留自身长处的同时，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人生竞争。《边城》与《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处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以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

　　然而，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园之歌。他对乡村生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为参照的。他对乡村世界的叙写，全部都是都市人生思考的反拨。这不仅表现为在他的全部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中，几乎都穿插着对都市文明的批判，而且，他笔下的都市人生，在整体上也与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对立。

　　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人生图景。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自杀》、《来客》、《烟斗》、《大小阮》等一系列作品中，沈从文以讽刺的笔触，抓住都市上流社会的言与行、表与里的分裂，从不同侧面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自大、庸俗。人的本质的失落，人性违反自然，是贯穿这些作品始终如一的线索。《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和了笑与泪；《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大小阮》中大阮一类人物，“自己活得很幸福”，“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也正是他们，泯灭了天良，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在所有这些场合，人变成非人。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的价值估量，除了带有30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即从人性角度暴露了都市社会的黑暗，还反映出沈从文独有的特点：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

　　沈从文也写出了这个沉沦的人生天地里，企图摆脱泥淖的挣扎。《都市一妇人》、《如蕤》、《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集中提出了沈从文的反庸俗要求，表现了都市男女摆脱庸俗人生的努力。然而，她们的挣扎和结局全都是“未了路”。“新的有什么可以把我从泥淖中脱出？”正是这些人物共同面临的人生苦闷。

　　将沈从文成熟期的全部创作作为一个整体，便不难看出沈从文笔下人生世界的基本结构：

　　在这个人生结构中，积淀了沈从文的哲学思辨。这种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从文化的构成看，是都市“现代文明”（即20世纪中国社会的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混合体）与原始民性（原始文化的遗存）的对立；从哲学角度看，则是“人性的扭曲”和“人与自然的契合”的对立——从时空角度看，它又表现为现在与过去、未来的对立。这里的现实，是人性扭曲的都市人生图景与湘西乡村社会在时代巨压下的人性变异；这里的过去，是人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这里的未来，是人性向自然的复归（既保留人性的本来，又具有理性精神的觉醒，加入新的世界竞争）。这种思辨的思想来源，是“五四”以后开始的人的独立与精神解放的思潮（西方文化的积极部分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反拨，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它更多地置根于南方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恰恰在沈从文所属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对儒家文化的惰性部分的反拨，是苗汉文化撞击的产物）相互渗透与融汇的结果。

　　——沈从文对人类进程提出的哲学解释，触及到历史行进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是以伦理的相对退步为代价的，而人类的理性精神又恰恰要求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梯上的伦理主义复归。“五四”时期，当人们痛感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不能不张扬历史主义，宣告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成为文化思想领域内的伟大旗手。然而，鲁迅很快感到了这种彻底断裂的困难和巨大的精神痛苦，又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积极部分的认同。沈从文的思辨恰恰表现为与鲁迅相反的程序。他的创作更多地从伦理主义角度，强调了都市“现代文明”畸形发展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伦理沦丧。但他也同时意识到了传统的伦理与民族的封闭性、保守性不可分。在他对“乡下人”——一个原始民族弱点的反省中，提出了如何组织他们到一种新的竞争中去的问题。无论是从历史主义角度，还是从伦理主义角度感到的精神困扰，都是从不同侧面碰到的贯串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