窘困与“独立”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讲里，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在这次著名演讲里，他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鲁迅所说的危机，其时正降临到沈从文身上。

　　在沈从文寻求知识、实现理想的路上，远不只是“入学无门、旁听有份”那样简单轻松，他付出的是比这沉重得多的代价。他是为着生命的独立，争取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而来北京的。可是，他的双脚一跨入北京，就立即面临经济来源断绝的巨大威胁。还在他来北京的路上，车过武汉时，从保靖军需处支取的27块钱就已花光。亏得在车上遇见一位陆军部的小科长，攀谈中对方得知沈从文原为行伍中人，刚刚脱出军籍。大约是出于同类相怜，借给他10块钱作路费（当然是不作沈从文归还打算的）。当他和姐夫田真一第一次见面后，摸摸身边，只剩下七块六毛钱。他竟大着胆子在北京住下来了。也许，最初他还寄望于陈渠珍提供资助，这希望到后却成了泡影。或者陈渠珍原先的承诺不过口头说说而已，或者是沈从文离开保靖后不久，陈渠珍自己就陷入了政治、财政方面的困境。其时，沈从文的大舅正在北京香山，帮助熊希龄筹划香山慈幼院的建设，但也没有能力给沈从文提供长期援助。最初两年半，沈从文就是在这种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无望无助情形中度过的。冬天零下十多度的严寒，无论是在酉西会馆，还是在银闸胡同公寓，住处都没有火炉。一身单衣、两条棉被，就是沈从文的全部过冬之物。吃饭更成问题，常常在有一顿无一顿情形中，支持着最初阶段的学习。

　　从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一个令人无法想像的奇迹！在这种情形下，坚持十天半月虽然也不容易，尚不难想像。可是，这种日子前后竟持续了两年半！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1981年，当我在北京向沈从文问及这段往事时，就立即提出了疑问。他回答说：“第一是靠朋友的帮助。当时住北大附近公寓的相熟同学间，几乎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相互接济是常事。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对我很关心，我常和他们一起在沙滩附近小饭馆里同座共食；燕京大学也有熟人。董景天（即董秋斯）是我在那里最先认识的朋友。他是姐夫田真一中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共产党员，解放后当过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由于他的介绍，我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庭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当时，董景天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按惯例兼任校长室秘书。我去燕大时，晚上就睡在他独住的小楼地板上。他曾当掉自己的西装，特地为我买了一双新鞋；在北京农业大学，因表弟黄村生关系，认识了30来个湖南同乡。表弟住处，两个房间共16个床位，只住八人，他们联合自办伙食。每人每月可得25元公费，农场自己栽种的蔬菜瓜果，收获时每人可分到一份。那里的大白菜种得极好，每人每年可得200斤。到手后，齐埋在宿舍前沙地里。千八百斤卷心菜，可供几个人三四个月消费。农场里的鸡蛋，凡属园艺系的学生，每月按人分配一定数额，可以市场一半价格购买。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成了他们的‘不速之客’，在那里留宿三五天是常事。……八个朋友毕业后返乡，北伐高潮期间，其中六人作了县农会主席。随后‘马日事变’一来，在国民党‘清党’时一同牺牲了。燕京大学的朋友，除董景天，后来也陆续死于中国社会的各样变故里。

　　“第二是靠当时的环境，照清廷规矩，举子入京会试，没有钱，可以赊帐。到民国初年，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其遗风犹存。凡住北大附近公寓的穷学生，在公寓和小饭馆吃饭，照例可以欠帐。汉园公寓附近，有一个卖煤油的老人，为人善良，极富同情心。我们不仅可以向他赊煤油，还时常跑去对他说：‘我们是学生，没有钱，能不能借给我们一点？’老人手头方便时，也总借我们一块两块。……到30年代，我从上海返回北京，到沙滩附近走走时，还看见我们当时常去的那个小饭馆的欠帐牌上，写着‘沈从文欠××元’。”

　　我问他：“那您有没有去归还欠帐？”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当然没还。”

　　“也许我生活里遇到的好人太多。在我走投无路时，总是得人相助。北河沿一个公寓，1924年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公寓的主人十分喜爱文学，知道不少文学知识，对弄文学的朋友有着十分古怪的同情。与他熟悉后，便拉你到他房间里去，看墙上挂着的许多著名中外文学家的照片或画像，如拜伦、高尔基、陶渊明、李长吉……，还能一一说出这些作家的根底，他总是想方设法和住在公寓弄文学的人接近。如果某报副刊上，登上某位房客的一首诗或一篇小说，他一发现，就赶紧拿了这份报纸，向公寓里各位生熟房客报告。

　　“‘先生，你瞧，这是咱们院子里某号某先生作的。这是一首诗，写北河沿儿大树、白狗，写公寓中抽苗的茨菰、天空中带哨的白鸽、厨房中大师傅油腻腻的肥壮，七个韵脚，多美的诗！’

　　“他从这种行为中得到快乐，似乎比一时得到房客一个月的租金还要多。每到某位房客应交房租饭钱时，他就走到那人房间去。虽不说话，对方已经明白他的来意。只要你同他说起古今中外文学家遭受厄运，而后又在危难中如何遇到一位贤主人的轶事，他就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联想到眼前的事，总不免叹一口气，不仅不再启齿要钱，反倒在吃晚饭时，特意将菜开得丰富一些，尽你把帐欠下去。他开公寓的本意，是要赚一点钱的。可是如此一来，到后终于折本倒闭了。”

　　原先无法想像的奇迹成为似乎可以理解的现实了。然而，所有的日子并非全像上面所述那样充满中世纪的浪漫。沈从文仍然经常处于没有饭吃的境地。饿急了，他就扎紧裤腰带，到现在的儿童剧院对面——当时那里扎着布棚子，有各种吃食出售——看别人吃饭；或者带着极羡慕的眼光，看着一些北大教员乘坐私人黄包车从学校出来，而后渐渐远去。……他也曾想到过半工半读，跑到各个小工场去打听，或是写信寄到各处去询问，措辞极其谦卑，条件也极为低廉，结果却总是失望。

　　深秋的北京，起了大风，尘沙遮天蔽日，昏黄的阳光在空中凄惨惨地闪烁，沈从文独自彳亍街头，又是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他漫无目的地沿街走着，冀望能遇上一个熟人，或是碰上一个意外机会，得到一顿饭吃。他穿过前门，走过东骡马市大街，来到天桥附近。然而，幸运之神这次特别吝啬，沈从文所冀望的全没有出现。这时，一支奇怪的队伍正从他身边走过。最前面的是一个军人模样的人物，手里摇摇晃晃举着一面小白旗，身后跟着七八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的同胞。

　　沈从文紧走几步，傍近那个举白旗的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拿旗的人打量了一下沈从文，无所谓地笑笑，回答说：“跟我们走，有饭吃。”

　　沈从文心里一动，也许可以试一试运气，临时混一顿饭吃，便跟到队伍后面。队伍在天桥杂耍棚附近转了几圈，便在一处停了下来。然后依次到一张桌子前画押按手印。快轮到沈从文时，他瞧见了放在桌子上供人画押的表格，一下子明白了就里，赶紧悄悄地离开了队伍，带着失望转回他的“窄而霉小斋”。

　　一个月后，沈从文又出现在天桥附近，情形一如前次。同样的一支队伍又从沈从文身边走过。沈从文已经明白，那个举白旗的人物，是直系或奉系军队的招兵委员，跟在他身后的同胞正预备去卖身当兵。他当然清楚，自己正是为了寻求知识和理想，才脱离军籍的。现在怎能走回头路？可是，饥饿的压迫这时正产生了一股力量，推着他不由自主地又一次跟在队伍的后面。他晕晕糊糊地走着，心里起着悲愤，同时缠夹着理不清的混乱。……又快轮到他填志愿书、按手印领饭费了，沈从文心里突然起了一个回音：“既然为信仰而来，千万别要把信仰失去！”他吃了一惊，将一双饿得昏花矇卑的眼睛，看定远处，镇一镇神，终于从混乱无主的情感里逃了出来，又一次转身离去。

　　1924年冬，沈从文于百般无奈中，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处境。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沈从文也想到了他。11月13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到公寓里来看望沈从文了。这一天，外面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郁达夫推开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桌前，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听见门响，沈从文回过头来。一位年约30的年轻人，身体瘦削，面庞清癯，下巴略尖，正眯缝着双眼站在门边。“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

　　……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郁达夫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炒菜打锅边的声音。

　　“你吃包饭？”郁达夫问。

　　“不。”

　　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共花去一元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半个世纪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两人谈及了这件往事。

　　沈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当时，郁达夫在大学任教，经济上也极窘涩。月薪名义上是117元，实际上只能拿到30多元，也正处于“袋中无钱，心头多恨”时期。大冬天身上穿一件用了多年的旧棉袍，不得不变着法子应付目前。沈从文的遭遇引发着他对社会黑暗的强烈不满。从沈从文住处回去的当天晚上，他便挥笔写下了那篇题为《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的著名文章。在文章里，他称赞了沈从文“坚忍不拔的雄心”，也诧异于沈从文的“简单愚直”。末了，还给沈从文献了摆脱目前困境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到外面找事作；或者去革命，去制造炸弹。中策是想法弄几个旅费，返回湖南故土。下策又有两种办法，一是应募当兵；二是做贼去偷。最好先从熟人偷起，如沈从文有钱亲戚老H家（H即熊希龄）。如慑于H慈和笑里的尖刀，就先到自己这儿来试“破题儿”。——这当然是郁达夫一时的愤慨之辞。他当时还并不深知沈从文，只看到沈从文生活上的困顿，却不明白沈从文是在什么情形下走出湘西，又是为着什么而自甘如此忍苦。

　　郁达夫探望沈从文三个月后，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五》。文章叙述沈从文乘坐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在将自己与有钱人的对比中，倾诉自己窘迫处境和内心感受到的人生痛苦和孤独。

　　这篇文章被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了。有感于青年学生的艰难挣扎，这位生活素朴、自律甚严、富有同情心的学者，写了一篇署名唯刚的文章。在引用沈从文《遥夜——五》的一段文字后，文章说：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在《遥夜——五》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然而凄清，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

　　随后，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他到自己家去谈天。这陌路相逢的一老一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沈从文的谈话中，林宰平明白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并非大学生，而是一个入学无门、在逆境里自学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不平常的经历，心中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使他深深地感动了。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沈从文说：“要找事作，可以替你想想办法。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1925年5月，得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沈从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了一各办事员，月薪20元。在这期间，沈从文曾去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阵子图书管理。这时，熊希龄正在北京主办慈善事业，香山慈幼院即由他开静宜园所建，收容因水灾无家可归的儿童，并被推为理事长。令人奇怪的是，沈从文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为什么不曾得到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熊希龄的帮助？去香山任职反而要通过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对此，沈从文一直不愿直叙其详。也许，他曾经找过熊希龄，而熊希龄不愿背上这个“包袱”。郁达夫文章中所说熊希龄“慈和笑里的尖刀”，曾伤透了沈从文的心；也许，沈从文有着自己的打算。在沈从文终于上山以后，熊希龄曾不止一次将沈从文叫去，两人议论国家大事直到夜深，但两人最终有了隔膜。

　　事情起因于沈从文发表的两篇有关香山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香山慈幼院这时由一个新化县人当教务长，此人是宵小势利之徒。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因不满于他的为人，沈从文在《第二个狒狒》里，专为他画像，并连带讥讽了慈幼院十八般武器俱全的“武库窖”。文章还叙及自己和这个“第二狒狒”一道在香山看戏，走进剧场大门，见前面第五排正中一个座位空着，就走去坐下了。而第二个狒狒却只在后面靠左拣了一个座位——他不敢趋前，因为他知道前面座位是留给“老爷”坐的。到了晚上9点钟，“老爷”果然引了两个“小玩物”到前排来了，前排的空座上即刻就填上了两个奇丽肉体。

　　这文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立即得罪了那位教务长。1925年8月的一天，沈从文由于身上衣物无法换季，踢拖着表弟黄村生早两年给他买的一双旧棉鞋，正低头走出香山图书馆，突然一根木棍敲打在他的脚上。沈从文抬头一看，见那位教务长戴一副墨镜，脸上悻悻然，用手杖指着自己的鞋子说：

　　“哼，原来是沈从文。你这鞋子——”

　　“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

　　手杖第二次敲到沈从文的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

　　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他联想起古时韩信所受胯下之辱故事，心里充满屈辱。但他终于忍下心头的气愤，一声不响地走开了。事后，他立即写了《棉鞋》，实叙这件事的始末。

　　文章在这一年9月发表以后，进一步激化了沈从文与教务长的矛盾。他被教务长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发出种种威胁。《第二个狒狒》里的两个“小玩物”，也在背地里运动熊希龄，要对沈从文作出一种使其难堪的处置——她们认为沈从文侮辱了自己人格的尊严。虽然沈从文并不知道她们的具体计划，却已预感到一种严重威胁正逼近自己。在他自己，也正无法忍受教务长对自己无理的欺侮。虽然来香山对自己正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但他不愿用自己人格的独立换取这份幸运。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沈从文没有向慈幼院任何人打招呼，自己解聘了自己，收抬起身边一小网篮破书，默默地一口气跑到静宜园门口，雇了一头秀眼小毛驴，如同当年鲁智深一样，下山返回了“人间”，依旧住进那间“窄而霉小斋”，过那种前路茫茫的穷学生生活，继续他的自我教育。1927年，沈从文在一首题为《给璇若》的诗中，以一位关心他却不理解他的熟人口吻写道：难道是怕别人“施恩”，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

　　竟不理旁人的忧虑与挂念，一任他怄气或狂癫，

　　——为的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这首诗透露了沈从文当时保守在心中的一个秘密：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拒绝了作为亲戚的熊希龄的“施恩”。他之所以不去向熊希龄“乞怜”，就是下决心要割断自己与湘西上层社会的联系，取得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1980年，美国一位学者金介甫在北京访问沈从文时，曾这样问他：

　　“您为什么1922年来北京？”

　　“我想独立。”——沈从文深知以联姻方式建立和巩固起来的湘西上层错综复杂的统治网络：熊捷三是自己的姨父；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田应诏的妹妹差点嫁给沈从文父亲，后来终于成为熊希龄的弟媳；弟弟沈岳荃到底和田应诏女儿结了婚；而熊捷三曾一心想要沈从文做女婿。……这种关系弄得金介甫头晕目眩，他感到实在太复杂了。沈从文对他说：“不过并不复杂。因为等你深入下去，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在当地十来个县分管辖中称王称霸。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

　　为了应付目前，在离开香山前后，由于杨振声在《现代评论》任编辑，郁达夫应邀作该刊撰稿人，并帮助编辑部看稿；赵其文担任该刊经理、会计一类职务；沈从文应邀担任过《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北京政变以后，有人介绍沈从文去找冯玉祥的秘书长薛笃弼——薛笃弼在冯玉祥部驻防常德时，曾任常德县知事。——于是他又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过事；那时，沈从文的哥哥正在东北教学生绘画，得知沈从文在北京的处境，便写了信来，要他去东北，他又短期离开过北京。

　　1922年至1927年间，北京正处于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时期。除了各军阀派系之间争夺大总统宝座之外，先后发生了北京政变、孙中山进北京及其病逝、“西山会议派”事件、“三一八”惨案、鲁迅和陈源等人的激烈论战……。这期间，沈从文曾在中山公园听过孙中山演讲，感受过因孙中山进京而出现的崭新热烈气氛；“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学生到处散布传单，沈从文曾跟着满街乱跑。可是政治斗争呈现的复杂形态，却又使得沈从文眼目迷乱。反军阀政府的政治力量中，成分极复杂，相互间的矛盾斗争也十分激烈，却都一律在“革命”名义下进行活动，出现了庄严与猥亵的稀奇混和。这可把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弄糊涂了。他虽然充满兴奋地跑来跑去，却弄不明白谁左谁右。他对鲁迅和陈源之间的论战也感到迷惑不解。他知道，鲁迅支持的学生运动正是军阀政府的眼中钉，而《现代评论》也是国民党地下党员主持的刊物，也是反军阀政府的。既然大家都要“革命”，为什么还要相互斗争？——这种迷乱使得沈从文心里起了一种警觉，他担心卷入这场斗争，会将自己追求的“独立”失去。他相信自己追求的“文学革命”，需要的是一种沉默的努力，这与醉心于政治斗争是难以两全的。这时，北京大学学生也形成了许多集团和派别，一些相熟的人曾跑来动员沈从文参加。“老弟，不用写文章了。你真太不知道现实，尽作书呆子白日梦，梦想产生伟大作品，哪会有结果？不如加入我们一伙，有饭吃，有事作，将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什么都不难。”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那为什么？难道当真喝西北风、晒太阳可以活下去？欠公寓伙食帐太多时，半夜才能回到住处，欠馆子饭帐三五元，就不能从门前走过，一个人能够如此长远无出息的活下去？”

　　“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

　　“信仰和希望，多动人的名词，可是也多空洞！你就呆呆地守住这个空洞名词拖下去、捱下去，以为世界有一天会忽然变好？老弟，世界上事不那么单纯，你所信仰希望的唯有革命方能达到。你出力参加，你将来就可以作委员、作部长，什么理想都可以慢慢实现。你不参加，那就只好做个投稿者，写三毛五一千字的小文章，过这种怪寒伧的日子。”

　　“你说希望和信仰，只是些单纯空洞名词，对于我并不如此。它至少将证明一个人有坚信和宏愿，能为社会作出点切切实实的贡献。譬如科学……”

　　“不必向我演说，我可得要走了。我还有许多事情！四点钟还要出席同乡会，五点半出席恋爱自由讨论会，八点还要……老弟，你就依旧写你的杰作吧，我要走了。”这个“乡下人”，对他所认定的东西，有一种难以改变的固执。1926年4月，冯玉祥部受直奉军阀排挤，撤离了北京。沈从文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事时，认识了一位姓赵的秘书。此人北大毕业，对沈从文十分关切。离开北京后，他随部去了甘肃，在省政府任秘书。他曾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邀他到甘肃一道共事，并寄来40块钱作路费。沈从文回信谢绝了他的好意，同时将40块路费退回。不久，甘肃发生回民事变，姓赵的秘书在这次事变中死去。这一年，随着南方北伐战争轰轰烈烈进行，燕京大学方面沈从文认识的许多朋友，如董秋斯，司徒乔等，也先后到了武汉。他们也写了信来，邀沈从文南下。沈从文终于也未成行。这时，他的作品已经较多地获得了发表的机会，他舍不得丢掉这个刚刚打下的基础。——沈从文正执着于他所追求的“文学革命”，以一种在旁人看来的傻劲，继续着他在文学道路上第一阶段的艰苦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