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旋转于死亡的铁磨下

船上所见无一事不使我觉得新奇。二十四只大船有时衔尾下滩，有时疏疏散散浮到那平潭里。两岸时时刻刻在一种变化中，把小小的村落，广大的竹林，黑色的悬岩，一一收入眼底。预备吃饭时，长潭中各把船只任意溜去，那份从容那份愉快、实在使人感动。摇橹时满江浮荡着歌声。我就看这些，听这些，把家中人暂时忘掉了。四天以后，我们的船编成一长排，停泊在辰州城下中南门的河岸专用码头边。

　　又过了两天，我们已驻扎在总爷巷一个旧参将衙门里，一份新的日子便开始了。到沅陵（即辰州）后，沈岳焕被编入支队司令的卫队。卫队成员清一色头脑单纯、身体结实的小兵，大的年龄不过22岁，小的只有13。岁大家睡硬木板子垫砖头拼成的通铺，吃陈年糙米饭。早上起床号吹过不久就吹点名号，点名完毕就下操坪跑步。下午无事可做，便躺在遍铺上唱《大将南征》的军歌；领到枪后，就坐在太阳底下擦枪。有时支队司令出门会客，选派二三十人护卫，算作例外，每天如此周而复始。既然除了跑步、擦枪，就无事可做，沈岳焕免不了外出，到各处走动。或是到河街上看一路排着的无数小铺子，和满地摆着待售的各种有趣物件；或是跟着给团长管马的马夫，到朝阳门外大草坪上去放马；或是同营里三个小号兵，过城外河坝上去学吹号。

　　沈岳焕每天都不能忘怀的，是跑到城门洞里去吃汤圆。一到那里，便从卖汤圆的手中接过一碗汤圆，坐在一条长凳上，热气腾腾地往嘴里送。遇到本营军官从城门洞路过时，一面赶紧放下手里的土花碗，站起身来，一只手往帽檐边搁，一面口里含含糊糊喊“敬礼”。那样子极滑稽，常惹得那些平日在士兵面前故作威严的军官开心微笑。

　　此外，就是去南门码头，看沅江水而下驶上行的船只、木排。沅陵依山傍水，位于沅水中游，为来往于上游各县与常德、长沙之间各类船只必经的水码头。沈岳焕站在码头上，呆呆地看那些颜色鲜明，可装四五千桶桐油的洪江油船，平头大尾、船身异常结实的白河船，专运石灰、黑煤，样子极不中看的辰溪船，头尾高举，秀挺灵便的麻阳船，以及大得吓人的长方形木排，为一群精壮汉子各据一角，单挠击水，顺流而下。它们仿佛各有自己的性格和生命，在这条千里长河上竞争生存。有时，沈岳焕又从码头走上停泊在岸边的木排，一面点数借风帆上行的船只，一面听河面上响起的阵阵橹歌：“依来嗬吓！哟嗬吓！到了辰州不怕三洲险，哟呀！到了桃源不见滩，依嗬吓！”

　　那情景实在动人。在帆影橹歌中，沈岳焕便将心里思乡的淡淡哀愁忘去。

　　日子便这样一天天过去。不久，沈岳焕因整理内务，得到了上司夸奖，加上从预备兵技术班学得的知识，被升为上士班长，不到一年，又由于字写得好——闲时伏案练字的结果，在怀化升为上士司书，住书记处。因人小，被军中熟人、同事称作“身小师爷”。从1917年8月至1919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位身小师爷便在由当时中国——湘西特定历史条件结构而成的人生浪涛里浮沉。

　　这时，袁世凯已作完了他的百日皇帝在梦，全国声讨声里，忧愤死去。黎元洪、冯国璋继袁世凯之后相继执政，却无法号令“诸候”，全国各地大小军阀拥兵自立，借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因而战争迭起。湘西地方势力也在沅陵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靖国联军第一军政府，集合了三派军事力量。一是由出任军政长的田应诏指挥的第一军，一是由出任民政长的张学济统率的第二军，一是由旅长卢焘率领的黔军一个旅。在沅陵——常德之间，与联军对抗的，是驻兵常德，由冯玉祥率领的一个旅。双方各自保守原有地盘，互取守势，伺机而动。在湘西联军内部，又各有算计，常因防地分配发生磨擦。联军成分既复杂，人数也庞大。单是第一、二军，就有约10万人。各部分军队驻扎沅陵的，就有约两万人，而全城人口不过五千户！全靠各军联合组成的稽查处维持，方才免于战争。只是苦了沅陵的百姓。由于钞票发行过多，每天兑现时总有小孩和妇人被践踏而死。领米时，各部分军队为争先后，相互殴打伤人，也是极平常之事。这样一支庞大军队，一切军费开支全靠湘西20余县的弹丸之地供给，成了民众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常常是一个地方，黔军走了，第一军又来了；第一军走了，第二军又来了。来时派案、要钱；走时又是派案、要钱。所需不足，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与民众之间势成水火。

　　沈岳焕所在第一支队，属张学济第二军指挥。到达沅陵后不久，联军首脑召开了一次会议，重新分配各军驻地。大约是因为沅陵驻兵太多，不堪维持，便决议除一部分留守防下游侵袭，其余分头去各县城驻防。于是，沈岳焕所属第一支队，被指派去芷江境内“清乡剿匪”。

　　队伍沿着沈岳焕上次下沅陵路线，乘小船溯流而上，四天后至高村上岸，再改变方向，步行三天至芷江所属东乡榆树湾。上岸后第一天，队伍进入一条山谷狭径，路两边山头上长着密密的山竹。沈岳焕正随队默默行进，猛听得一声枪响，陡然一惊，队伍中立时有人惊呼“打死人了！打死人了！”顿时，队伍乱成一团，各人寻找地方隐蔽。待到不再见有动静，派人循枪响方向去搜寻，放枪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大家只好从死者身上卸下枪支，砍倒两根大竹，用绳子捆扎成担架，将死者抬着，一行人又上了路。第二天，队伍再次遭到当地人冷枪袭击，转眼间又倒下两个。有人朝天大骂娘，嚷着要“报仇”。大家咬牙切齿，恨恨不巳。

　　果然，一到榆树湾，队伍安排好住地，各乡团总就捆着送来了43个老实乡下人。于是，将人犯连夜过堂、打板子、画押、取手模，第二天一早就杀了27人，接着又杀了五个。以后便是成天捉人。被捉人犯，如果愿意出钱交纳捐款，便取保释放；无力交纳捐款，或仇家乡绅已暗中出钱运动必须杀头的，就随便列上一款罪案拉出去砍头。既然“剿匪”就必须杀人，杀人又正可以弄钱，于是，一边鼓励乡绅团总抓对头仇人，一边再抓团总“吊肥羊”。又花钱雇本地人当侦探。每五天逢集赶场时，这侦探便在市集上人群里挤，指定谁是土匪派来的探子，就立即捉住，略加审讯后拖到赶集人来往较多的桥头，即刻砍头处死。在榆树湾驻扎期间，沈岳焕所属这支军队，先后杀了近2000人。1912年左右，一个姓黄的辰沅道尹，在这里杀过2000人，1916年，黔军司令王晓珊，在这里又杀了3000左右，为当地人留下了一笔结算不清的血帐。

　　四个月后，第一支队移防距榆树湾不远的怀化镇。先是怀化驻有黔军一个守备队，为争防地，双方前哨已经多次奉命相互开枪攻击，都企图用武力迫使对方让出防地。每次冲突结果，双方互有死伤。打了停，停了又打，两方头脑拿士兵的人命打赌。最后，守备队方面被迫撤出怀化。

　　一听说移防，各处营房附近便一片混乱。传事兵满头大汗在街上跑，副兵抱着许多长官要用的香烟跑，急着向乡绅辞行的师爷也跑；司务长从各杂货铺里急进急出，后面跟着一串杠各样杂物的火伙，银钱铺挤满兑现的士兵；一些小副兵站在街上嚼板栗花生，见到军官也懒得举手敬礼；营房前挤着向士兵讨女儿风流债、讨面账、点心账、酒账的人，到处响着各营连集合的号音，马嘶人喊，毫无头绪可寻。沈岳焕也像没头苍蝇似的，这里撞，那里钻，各处去凑热闹。

　　队伍终于开进了怀化镇。各家屋檐上已挂起大大小小的欢迎旗，路边看热闹的小孩大睁着眼睛，锤子里的生意人停下手里的活计，估量这新来的军队。这些因为没放枪就占领而感到无味的士兵，这时正用眼睛搜寻住家门户里的女人。沈岳焕正随队走着，前后忽然起了低声：“哟——，啧啧！”

　　“老弟，对呀！”

　　“哥，回过头去，这边又是！”

　　“辫子货！”

　　“招架不来，我要昏了！”

　　“以前好他娘的守备队！”

　　“看，看！”一个士兵用手触了一下沈岳焕。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一个个小的白皙面庞缩到铺台下去了。这一瞥而得的印象，使沈岳焕对这些士兵起了莫名其妙的同情。

　　怀化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镇，沈岳焕随队住进本地的杨家祠堂，这一住便是一年零四个月。军队在这里无其他事可做，成天仍是“剿匪”杀人。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又杀了200多人。每次人犯抓来后，照例是先过堂，军法长坐当中，戴一副墨镜，一脸杀气。旁边坐一录事，低头录供。军法长先看团上禀帖，问过犯人年龄姓名，便突然生气，喝一声“不招就打！”于是在喊声中，那人被按倒在地，打了一百。然后再审。

　　“他们说你是土匪，不招我打死你！”

　　“冤枉，你们害我。”

　　“为什么他们不害我？”

　　“大老爷明鉴，真是冤枉。”

　　“冤枉冤枉，我看你就是个贼相，不招就再给我打！”

　　“救命，大人！我实在是好人，团上害我！”

　　于是按倒再打。为逼出口供，他们用木棒打犯人脚上的螺丝骨，几下就敲出骨髓来。又用香火熏鼻子，烧胸脯，用铁棍上“地绷”，“啵”的一声将犯人的脚扳断。犯人受刑不过，便胡乱招出口供，任录事记在公文纸上。这时沈岳焕已是司书，每次过堂时，他都站在旁边，等候录事将记录交给自己整理，然后再交军法长存案。

　　过堂多在晚上，第二天便是杀人。一到杀人时，那些据说很有学问的副官、书记官、军法长，全都急匆匆跟着士兵跑去观看。刽子手一刀将人头砍下后，便拿刀大踏步走到集上各屠桌边，照规矩割肉，一次就可以得六七十斤肉。看热闹的军官、士兵回来后，照例是议论杀人：那汉子下跪姿势不对，做匪没有经验。若有经验，应该单腿下跪，有重伤便盘膝坐下。——头落后才能仰天倒下，死后方能投生。连这点都不懂，单喊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算不得完全角色。……跪下地后必须伸长头颈梗刽子手一刀才砍得利索。……那刽子手好刀法，一刀一个，真有本领！也亏那死的将颈梗伸长，不是一个缩头乌龟……。

　　等到下一个人犯被处决，有了新的话题，他们便不再谈论先前的那个。每当听到他们的议论，沈岳焕心里就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们杀了人，即刻就忘记了，被杀的家中大概不久也会忘记家里有人被杀的事。大家就这样活下来。虽然刽子手回营磨刀时，夜里总要买一百纸钱，为死者焚烧，也只是一种“规矩”。他联想起白天在街头见到的情景：几个士兵正从乡下归来，中间夹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挑着两颗人头。不用问，这人头照例必是这孩子父亲或叔伯的无疑。后面又是士兵，押着捆着的人犯，或挑着一担衣箱，牵一头耕牛……。想到这里，沈岳焕心里有点难过。可为什么难过，他却无法想得明白。

　　突然，在沈岳焕住处旁边建起关人犯的木栅栏，凡关这里的人犯，就交沈岳焕几个人看守。这些被关的人多是“肥猪”要逼着这些有钱人交出钱来。交出了指定的数目，被关的人就可以大摇大摆走路。这是军队不可少的一项出息。于是大富户抓了又抓小富户，直到无可再抓。也有为仇家陷害的。一天，这栅栏里关进一个年轻人。这个长得极英俊，为人又和气。被关押期间，他将家里带给他的板栗、红薯分送给沈岳焕等人吃，又会吹箫，能吹“娘送女”和其它各种各样曲子。当守兵弄来一只箫给他吹时，沈岳焕痴痴地听了半天。于是看守者与他有了一种亲近。他在家排行第二，大家便喊他作“二哥”，又从他口里得知了他被抓的缘由。他是被仇家陷害的。早先，他的祖母曾许配给仇家，后来毁了约，两家为这事打了一趟堡子，各自死了许多子侄。仇家遵祖上遗训，要拿他报仇。既然有了交情，又事出冤枉，大家便替他到上司处说情。结果同意出100块“乐捐”放人，并答应让他回家稍作准备，就来队伍上当兵。谁知出去后第四天，就传来了坏消息：“二哥”回家后第三天晚上，来了几个脸上抹锅灰的人，将他从家里拖走。第二天在坳上就发现了他的尸体，手脚和头被砍下，挂在一株桐子树上，显然是仇家所为。这事很使沈岳焕伤心。

　　这事过了不久，队伍里又出了逃兵。一个姓罗的什长，拐了枪逃走，被抓获。因保证交出三支枪以赎其罪，得营长宽大处理，用铁镣锁脚，仍在营房里留住下来。那天晚上，他让一个火伙作陪，到外面园圃里大便。那火伙在园门口等了半天，见仍无动静，叫他也不答应，一想事情不妙，便大声喊了起来：

　　“逃脱骡子了，逃脱骡子了！”

　　营长得知消息，立即悬出300元赏格，派士兵分头去追。沈岳焕和一些士兵充作一路，拿了器械，点燃火把，向后山追去。他的心轻轻跳着，感到一种兴奋，怀了一份希冀。他不为赏格，因为赏格能否兑现实在难说；也不认为非把那逃兵抓住杀死不可，他与他丝毫没有仇怨。仿佛这是一场游戏，不必害怕有什么危险。逃兵脚上戴有铁镣，行动不便，自己这边人多，手上又持有随时可致人于死命的器械。他只感到，这逃兵如果由自己最先发现，一定是很有趣味的事。

　　但搜寻结果却让人失望，他们只得空手而归。可是，等他回到住处，就得知逃兵已在另一条路上被逮住。第二天，这逃兵就被杀了头。有三个士兵是这个逃兵的朋友，曾帮他逃走，也受到牵连。照规矩这三人也该死罪，营长却突然饶他们不死，只各打五百，送进牢里，算是“运气”好。

　　见自己身边这些人，死的猛不然就死去，活的又偶然活下来，沈岳焕感到了生死的莫测。他想起不久前，一个士兵半夜爬起来，砍了同班士兵七刀。到后问他为什么杀人，回答说：“他骂了我的娘。”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理由，大家都相信了。——按照湘西人的习性，凡无缘无故将辱骂加在别人身上，是免不了要用血去洗刷的。而且，凡轮到死的，无论是“土匪”还是逃兵，临死前似乎都不感到多少痛苦。大家全相信死亡能否轮到自己头上，全都是“命”。明白死亡已派定到自己头上时，谁都不缺少那份镇定与从容。在这些人中，相信自己还不如对“运气”、“命”的信托。想到这些，沈岳焕觉得有一点什么堵得心里发慌。

　　赏格发下来了。捉住逃犯的一组，得三分之一，其余出了力的分三分之二。得了赏钱，大家又围在铺子上赌起了牌九。望着他们兴高采烈样子，沈岳焕心里起了一点怀疑：为什么营长出300块钱，一定要把那汉子捉回来？捉来就杀了，大家又拿这钱赌博，究竟又是为什么？他知道，一切都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就勿须再加说明，也不必再问了。至于这“规矩”由谁作出，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谁也没想到要弄弄明白。沈岳焕想弄明白，却终于无法弄得明白。

　　大约是在驻防榆树湾时，沈岳焕和他的堂兄沈万林分到了一起。沈万林大沈岳焕七岁，在军队里任弁目，属少尉级。他之于沈岳焕，半是堂兄半是妈。沈岳焕的睡眠、饮食和其它一些琐事，均得到他的照料。每天早晨5点，他都照例去摇醒沈岳焕：“弟弟，点名了，快快，你听号音！”由于闲暇时间太多，沈岳焕有时也拿笔学写楷书，他便指导沈岳焕练字。他临过黄山谷的字帖，从他那里，沈岳焕知道了陆润庠、黄自元以外许多书法家的名字。

　　沈岳焕只羡慕他的那套少尉级军服，在那上面生出许多幻想。

　　平时，军队里官兵军阶的不平等，早已使沈岳焕感到了许多委屈。不消说士兵违犯军纪，轻则罚站，重点的，军官便不由分说按倒打屁股。就连上街，军官们穿着马靴，高视阔步，“柝柝”在街中心走，自己远远就得预备敬礼，待军官近身时，得赶紧向路旁一闪，霍的一个立正，将手举到帽檐边去。那些刚刚爬上去的司务长、副官一类，为体味刚升官的荣耀，尚能高兴亲切地回礼，若是那些“校”字号的，或骑马，或步行，或站正，眼睛总是看着前面的虚空，只当没有看见。即便回礼，手也只是漫不经心地挥挥。倘若他们遇见的比自己官阶更高些，或即刻跳下马，或闪到路边，动作敏捷，态度谦恭，举手行礼，一丝不苟。堂兄是少尉级，若能穿上这套黄色军服上街，虽仍免不了敬礼，至少也可以用获得的尊敬，将受到的屈辱拉平。

　　可是，沈万林总是认真地劝他：“一个弁目，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作，不值得你眼红。你应该作副官长和更像样一点的。发狠一点练字，将来会成名家的，不单是可以卖钱………。”

　　这话很对沈岳焕的胃口，从此发奋练字。每天空闲时，周围的人们，或是一面围着烤火，一面闲谈；或是打扑克、赌钱，各人口里咒爹骂娘；或是蒙头大睡，鼾声高低起伏……，沈岳焕总要伏在旁边一张桌子上埋头练字。

　　沈岳焕刚从副兵升为司书时，书记官很瞧不起他，常常变着法子从沈岳焕工作中挑刺。事后，沈岳焕便去找堂兄叙说心里的委屈。每当这时，沈万林便赶紧用手掩住沈岳焕的口：

　　“弟弟，受点委屈要学会忍耐！”他咬着牙，极力掩饰自己为沈岳焕所抱的不平，“要自己努力！……”终于不能再说下去。两人相处一年后的一天，沈万林一早跑来向沈岳焕辞行，说是要押送600块军饷回凤凰。他极高兴地告诉沈岳焕，自己已用补发的欠薪，给母亲换了一只金戒指，给家里妻子打了一副金耳环。与他同行的，有陈士英兄弟二人和唐仁怀以及一位会赌钱的痞子副官，这次他已赢了400块钱回家。沈岳焕便托他带一个包袱回家，里面有不能再穿的衣物，以及每日临摹《云麾碑》积下的40多张大字。

　　沈万林走后第四天晚上，沈岳焕伏在秘书处桌子上抄写一份公函，译电处的译员正和一个姓文的秘书在旁边下棋。不久，一个传事兵送来一份电报稿交译员译出。译员接过电报稿看了一遍，忽然用手搔着头，脸上即刻变了颜色。这时，正巧副官长走了进来。译员突然叫道，“副官长，他们全完了！”接着，他抓起电报稿，结结巴巴念道：“辰州，司令鉴：五日来差……万林等行至马鞍山为匪杀毙。二人死，一重伤。匪即其同伴陈士英兄弟，已请防军缉，特闻波叩。”

　　第二天，消息来得更确切。沈万林和唐仁怀当即就断了气，重伤的是痞子副官。凶手是陈士英兄弟二人。

　　原来，陈士英兄弟与痞子副官有仇，商定在路上找机会报复。他们平时与沈万林关系不坏，起初还曾在沈万林处作过客。由于担心沈万林告发，就下狠心将其一并了结。结果，两个作陪的死去，仇人反到获救。后来，沈万林带给母亲和妻子的金饰，成了自己的殓葬费。沈岳焕托他带回家的40多张大字，母亲怕见物伤心，终于也全烧掉了。

　　听到堂兄死讯，沈岳焕极其伤心。吃饭时，他跑到副司令官面前，大哭着请求立即捉拿凶手报仇。然而，人死终究不能复生，堂兄那熟悉的身影和他所给予的温情，只能长留在沈岳焕的记忆里了。

　　这时，湘西联合政府内部，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起初，第一军由田应诏节制。此人治军无方，并且不思整军经武，却花了许多钱在凤凰傍河修了一座新式花园，以纪念他的母亲，常常与幕僚在花园里饮酒赋诗。而张学济第二军实力尚厚，故沈岳焕所属第一支队尚能占领芷江东乡一带有优势地位的防地。此时，田应诏已将第一军指挥权交给了手下一位团长陈渠珍。陈渠珍读过不少书，头脑新，能干聪明，接手第一军指挥后，力图自强，军力大有振作。而第二军由于内部成份复杂，无力团结，张学济又在军事、财政两方面面临重重困难，而第一支队“清乡剿匪”，又只知道杀人，在地方上声誉极坏。1919年底，陈渠珍率部从麻阳开过，直逼怀化。第二军感到极大压力，又无力抵抗，便不得不退出芷江一带防地，向沅陵方面撤退。

　　这次撤退与上次移防怀化时情形自又不同。官兵上下一片惊慌，时时感到身后有人追来。怀化镇除了祠堂和庙门，街上各样铺子和住家大门，都紧紧关闭起来。警察不敢再站岗执勤。团防局的山炮，已经移到局门前安放。街上急匆匆走的都是兵。此时，他们思想出奇地一致，见到任何一点值钱的东西，就顺手捞走；脸上交织着既凶恶、贪婪，又盲目、恐慌的神情，全身关节不由自主地起着痉挛。

　　其时正值严冬，天上飞着鹅毛大雪。沈岳焕同其他士兵一样，用棕衣包裹了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匆匆赶到河边，匆匆上船，浮到河面上。五天后，第一支队又回到了沅陵。到沅陵后，第二军仍然呆不住，于是以“援川”名义，开到川东、鄂西一带就食。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年关已过，春天过去又是夏天。可是，第二军的日子却不好过，一到川边便与当地民众接了火。8月间，队伍开到鄂西来凤，又与当地“神兵”和民兵发生冲突。一个早上，来凤的“神兵”和民兵乘第二军官兵熟睡之际，手持斧头、菜刀、锄头，潮水般涌入兵营。全军除一个团先行过龙山布防外，自参谋长、秘书长、军法长、旅长、团长、营长以下官兵，全数被杀毙。这支杀人以万千计的军队，终于没能逃脱命定的厄运。

　　队伍开拔时，沈岳焕因人小，和20多个老弱病残官兵，在沅陵留守，办点后勤杂事，终于在这场劫难中死里逃生。

　　第二军既然已经覆灭，留守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1920年9月，在得到军队覆灭消息的五天后，沈岳焕领了遣散费和随身护照，回到了凤凰家里。

　　后来，他回忆这一段行伍生活时说：我呢，一事无成，军队里这里那里转着圈子，但张起眼睛，看那些同道朋友，一个两个在光头子弹下丧失了生命，在别人的呐喊声里就让自己逃下来；在我的呐喊声里又看到别人一样的作出可笑的神气逃去。自己跑，看人家跑，两者的循环，使我对人生感到极端的疲倦，然而还是转，还是转！沈岳焕刚刚独自走进人生，就置身于一个非理性的世界，生命全在死亡的铁磨下旋转，生与死全是那样突然。全不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们自己作主，他们也不曾想到要自己作主。他们的理性世界一片荒芜。死的无声死去，活下来的，就那样昏天黑地活着。被杀的十分愚昧，杀人者也极其愚蠢。不明不白地杀人，又不明不白被人杀。然而，在当时，他们（包括沈岳焕在内）全认为这一切只是“照习惯办事”，“十分近情合理”。到沈岳焕意识到这是“许多人类作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应当是几年以后的事。然而，这一份血的经验搀入到他的生命里，再也无法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