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似乎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童谣就一直这样唱着。

　　夜阑人静，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点数、估猜着那一颗颗可能属于自己的星星。并由己及人，从亲朋熟人，到伟大巨匠。末了，终不免迷茫，空留几分神秘，一丝惆怅。群星正依循着固有的道路，不停地划出自己的运行轨迹，然而，每一个星球个体，对此大约也是不自知的。这似乎也正与人相同。在这人世间，我们每个人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运行的轨道何在？似乎不到盖棺论定，是无从预先描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颗流星！它带着令人眩目的光辉掠过夜空，转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宇宙万物有成有毁，人也有生有死。古来多少人企求长生不老，白日飞升。术士炼丹，海舟访仙，却终不过是徒劳之举。生命的个体不能长存，它只能通过子嗣的分蘖，在种族延续的链条中获得“永生”。然而，这也不为人所独有。人为万物之灵，除分裂子嗣以延续生命外，还能通过精神文化产品，在自身肉体死灭之后，使生命获得长存。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在其创造性的产品中，刻下个体生命的鲜明印痕。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这是沈从文思索生命意义时说过的话。迄今为止，沈从文已走过了80余年的人生路程。

　　人间有意，自然无情，勿庸讳言，他已经逼近了生命的终点。然而，他终于通过一生创造性的劳动，完成了生命的转移。当人们接触他所留下的精神文化产品时，便立即感到其中燃烧的生命热力。

　　我仰面凝望星空，试图寻找沈从文的位置时，突然想起幼时家乡父老所说的沈从文是“文曲星”的话来。那时，我自然不懂何谓“文曲星”，也不知道它在天空中的位置，朦胧中却感到一种神秘，留下了沈从文异于常人的印象。

　　大凡不平常的人物，都有超人的人格气质和与之相称的“奇相”、“异骨”，——以往的史书典籍、说部戏文，都曾反复地明喻暗示过。可是，当我终于有机会与沈从文见面时，结果却使我大失所望。——或许，史书典籍说的全是谎言；或许，沈从文压根儿就不是那种超凡的人物。他既无引起人“崇高”感的气质，其相貌实在也很平常，以至于我无从简明地说出他的形象特征来。记得美国人这样形容海明威：“海明威，这头老狮子！”单这一句，就使人立即感到了这位不同凡响的作家性格气质的魅力。隐喻人类某种性格气质的动物寓言实在不少了，狮子的威猛，雄鹰的矫健，狼的凶残，狐狸的狡诈，羊的孱弱……，但无论哪一种，移用到沈从文身上，似乎全不管用；或者如我们常见的以名人为对象的绘画雕塑，或是硕大无朋的前额，层叠的皱纹里深藏着永远猜不透的神秘；或是一双威严、深邃而又贼亮的眼睛，仿佛具有无坚不摧的穿透力，不刺得你缩小、变形，自觉渺小，决不肯放手；或是一张含着讥世微笑的嘴唇，两角上似乎挂着一整部人类哲学……。可是，这方法于我也不适用。沈从文的相貌没有一处可资夸张。我见过他20岁时拍的一张照片，头发大约略略作过梳理，却终有一部分不肯伏贴，蓬蓬然向上竖立。眼睛微含忧郁，却清明黑亮，眉毛上扬，嘴唇微抿，仿佛蓄着“横竖要活下去”的坚韧，活脱一个湘西“小蛮子”的形象。可是，当我有幸见到沈从文时，他已近80高龄，早就皤然一老翁了。白发疏朗而妥贴地伏在圆圆的头颅上，褐黄的眼珠敛去了年轻时的光泽，眼、耳、鼻、唇、额、颧、颔、颊，相互谦让地平和相处，决无西方人似的大起大落，综合成湘西老祖母行的宁静与平和，使人顿时失去与名人对面时本能地保有的那种戒备。我诧异于时间这个雕塑大师的任意与大胆，这后来的完成品与先前的雏形竟全然两样；我见过他所珍藏的他父母的照片，他的长相不像其父，也不类其母，我疑心更多地带有他嫡亲祖母的遗传（尽管连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位祖母）。——一位朋友故作神秘地告诉我，这是男人女相，为异相，主大福大贵。可是，沈从文一生充满坎坷，从来没有大福大贵过。然而，倘说人生的福贵不只是腰缠万贯、位列九卿一类身外物，那么，沈从文一生所得也实在很多。如果说作家是以文字征服世界，那么，对沈从文来说，前30年的文学创作，后30的文物研究结出的果实，已越来越多地赢得了中国与世界的读者，证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虽说社会衡量价值的标准变易不定，失去的可能还会重新获得，已经确认的也许还会失去。然而，作为一个无法回避与省略的历史存在，无论是毁是誉，沈从文都将如丹纳所说的那样，一代又一代地被“旧事重提”。——能够如此，也就够了。

　　——这也不过是我辈的多嘴。在沈从文自己，无论是身外报偿，还是身内所获，物质上的得失，还是精神上的毁誉，却从不以为意。

　　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的北京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5号的寓所，这是北京的四合院，东边厢房，仅有的一间居室约12平方米，还兼作客厅，一张窄的木床，靠窗一张老式书桌，一个简易书架，一把藤椅，两张木椅。像他这样人家早应该有的一切现代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1980年，当他迁居到崇文门东大街3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大楼后，我再次去看他，发现他的卧室兼客厅里，添了一张长沙发，一台电风扇，一台收录机，一台彩色电视机。我笑着对他说：“沈先生，你也开始现代化了。”他指着沙发、电风扇、收录机说：“这些都是黄永玉换代后送我的。”沈夫人告诉我，香港一家书店给他出了一本书，事后说亏了本，稿费无法支出。还是居间介绍出这本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木兰，代为向香港方面索取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也就抵了那本书的稿费了。我疑心他有一大笔存款，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维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费、社交应酬和帮助别人外，都陆陆续续花在购买书籍和陶瓷文物上了。他家里曾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家里放不下了，便随手送人，送掉后又买。解放后索性一古脑儿全送了博物馆，不仅没有索取任何报酬，连一张收条也没留下。他指着墙角一个装咸蛋的青花瓷罐说：“这个东西现在在香港，可以卖上万美元。我买它时，可便宜了。”——以至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担心自己一去便不再回来，将自己的积蓄分给几个至亲子侄时，总额不过几百元。1982年，他开始陆续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沈从文文集》的稿费，他立即拿出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修建一栋图书楼。我曾劝过他：“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点。”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他一生厌憎为着一己私利聚敛财富的行为，对金钱支配一切的人生现象深恶痛绝。他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仿佛有意与金钱财富保持距离。然而，他也有因手头无钱而发窘的时候。且不说他年轻时为吃饭问题所作的种种挣扎，就在他不再为吃饭发愁以后，每逢某项社会公益活动需要他捐赠时，他常常因拿不出钱来而发愁、难过。最后，总是了解他的表侄黄永玉及时为他垫出。

　　也许，沈从文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出于中国知识分子重名不重利的传统心理，事实并非如此。1978年全国第4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地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在沈从文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之间，他既不承认二者联结的必然性，也不承认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禀赋，似乎全由人生的随机性决定。他常用“因缘时会”解释这历史的结果。

　　“这是因缘时会。”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的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他的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人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在对人性向善的追求方面，他逼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还有为个人荣誉常常要与人决斗的激烈举动，沈从文却更多属于东方人的宁静与平和。

　　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这样说，也只是略去了许多中介环节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他当然有忧愁、伤心、痛苦的时候。记得1980年，丁玲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也频与革命》的文章，未指名地批评沈从文当年歪曲她和胡也频投身革命的动机，指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这是丁玲被落实政策，从北大荒返回北京以后，从一个日本人手里得到一本沈从文30年代著的《记丁玲》，因不满沈从文书中所持立场，有感而发的（此书问世40余年后，丁玲第一次读到它），而与《记丁玲》具有同一倾向的《记胡也频》一书，丁玲是亲自过目了的。丁玲此举，还有没有更潜在的心理动因，恐怕将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了。此后不久，我去沈从文处，一见面，他便对我说，“请你给我复印我的两篇文章，一是《关于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踪》。”他说这话时，显得有点失去惯有的平静，激动里夹着一丝伤心。

　　“我不是要和她争什么，只是想让问及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我给他送去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他道了谢，接过复印件看了看，又随意放到书桌上，随后一言不发，两眼发愣，仿佛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眉宇间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郁。良久，才轻轻地吁一口气，喃喃自语：“唉，我们那位老朋友哇……”

　　后来，这件事再没有和我谈起过。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沈从文是一个弱者，还是一个智者？对此，我感到一种无法判断的困惑。他的淡薄名利，他的对人事的宽容，他的与世无争，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沈从文也多次谈到水与自己生命人格的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按照中国这一古老的格言，沈从文理应属于智者。然而，在与他当面交谈时，你会不相信这就是蜚声中外的沈从文。他没有先声夺人、不容置疑的雄辩之才，也没有精警和有意作成的深刻。一切预先对名人、智者抱有的种种企望，在他身上全都得不到。与你对面的，不过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人。他会立即消除了你原有的紧张与不安，心里陡然长出许多自信来。同样从湘西走出来的青年作家蔡测海，这样叙述他与沈从文的谈话：我听沈从文先生说，写小说就像翻跟斗，会翻一个就会翻一百个。然后他再也不谈写小说如何如何。我也不再问他，然后听他谈古往今来的服装。他说他不识得布料。我先是愕然。这方面他不是有过价值很高的著述么？接着也便释然。沈从文的言谈永远这样朴讷，永远没有结构严密的逻辑程序。你也许会感到失望，似乎他原本就没有说出什么深刻的东西；如果细加咀嚼，也许又会感到一丝余甘回味，其中仿佛蕴含着一点什么。待到你试图捕捉它时，那点蕴含又游移不定，无从把握。无论是谈人生，谈艺术，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下农人，能够谈出如何如何种庄稼，而对于其中包含的植物栽培学原理，总是照例不大说得明白。或许这是一种错觉，他的言谈原本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表现形式：避开具体的认知程序，直接与本体对面，一种东方哲人的认知方式？然而，谁又知道呢？一个聪明的乡下农人与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之间，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界限。——他们都置根于同一片人生土地。

　　然而，这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人生，与沈从文是渐离渐远了。此刻，就在他所居的公寓大楼的下面，正奔涌着不息的人流。南来北往的，东奔西走的，正上演着新的人生戏剧。同样有得意，有失败；有善良，有罪恶；有笑，也有泪……，人生的书籍正一页页翻开去。可是，他已无力去翻阅这本大书了。1983年，他开始身患重病，脑血栓已经使他右边的肢体麻痹。从那时起，他几乎是足不出户。虽然他的记忆力仍然极好，大脑襞皱里深刻着的一生经历的种种，提及时仍历历如在目前，然而，这一切，都只能作为一去而不复返的陈年册页，在他的心之一隅里把玩。而且在他身上，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人到暮年的婴儿状态，常常坐不多久，便眼睛发涩，嚷着要睡，将他扶上床去，头一着枕，便酣然入眠。似乎一生的荣辱得失，眼前背后的人事全不萦怀。我曾残酷地忽发奇想：如果这一睡去使不再醒来……这一天终将不可避免的到来，我无端地猜想，那一刻一定是这样子，走得坦然，一切人欠我欠的恩怨，在那生与死的临界线上，一定会荡然无存。

　　他心头自然还有他所无法释怀的东西。这头一件便是他30余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要谈起有关的种种。他常常叹息说，“手头有许多题目可做，现在是来不及了”，“××地方又有了新的文物出土，应该亲自去看看，也无能为力了”。话语中总是透着惆怅与悲哀。虽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出版，当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所结识的一个回国观光的志愿军战士王序，在他的指导下，已经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服饰文物的专家，他的后半生事业已经后继有人。但他仍不满意自己：“应该留下个好的基础，可是有好多事还没有做……。”王序曾对我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前几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确实，在明确意识到的范围内，沈从文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未竟的文物研究。这也难怪，按照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在他的后半生里，他的人格是通过学术研究而获得升华的。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替代性的升华（尽管这一替代在沈从文那里表现得比较彻底），是从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转移的结果。在他转向文物研究之前的近30年里，他身上积蓄的巨大能量，是通过文学创作的主渠道获得宣泄的。这一宣泄渠道在后来的猛然受阻，原有的对象选择便转入潜意识领域。正是在这潜意识领域，他始终保留着对文学创作的眷念。我曾看过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和沈从文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记录：

　　………

　　“假如你处的社会一直没有转变，对文学的要求也没有变化，你会继续写下去吗？”我问。

　　他笑着说：“那不能不改变！”

　　我继续追问：“那假如一直没有改变呢？”

　　“那当然是改变好一点。因为文学也许只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太小了。”

　　我仍不肯放弃：“那假如不改变呢？”

　　他顿了顿，慢慢地说：“也许可能，也许可能。……也许可能，因为当时我的年龄正是写小说的时候，《长河》那样的就没有写完。

　　“现在不是因为上面喊我去，有限制我的框框，而是我自己的框框，我自己形成的，自己有种限制，自己想这样想那样，考虑的方法不同。”

　　想起“这个东西”（指他的文学创作——笔者注），他轻轻地感叹着：“也可能的，也可能的……。”他当然不能完全割舍在他生命的黄金时期苦心经营的那个文学王国。这个王国的人生世界是以中国西南的一小隅为中心建构的。从表面看，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作家。可是，从深处看，这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仅其中厚积的文化沉淀闪耀着迷人的光形，而且澎湃着特定的区域环境与外部世界环境对流的巨大浪潮。当人们摆脱机械单一的政治——经济模式对文学的规范，从宽泛的文化角度审视时，其中隐伏的世界图像便被照亮了。一位美国的福克纳研究专家H·R·斯通贝克，将福克纳与沈从文比较以后，得出沈从文是中国的福克纳的结论。作为一种全面的类比，这一说法自有许多勉强的成分，但他到底发现了，面对人类的某些共同的境遇，东西方作家心灵的沟通。山川，海洋；种族，国别，无论是自然的阻隔，还是人为的分割，人类的心到底是能够相通的。1984年，来中国讲学的H·R·斯通贝克回国之前，企望着实现自己拜访沈从文的夙愿。当他得知沈从文正重病在身时，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计划。不久，他从美国给沈从文寄来了一组表白自己心迹的诗篇。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宣告了我两个最强烈的欲望：要会见沈从文，还要到湘西的丛山中去旅行。

　　现在，走之前，这大概不会实现了，至少这次不行了。

　　然而，也许这古老的人的愿望想握一握大师的手，想向创造者致敬想饱览他写过的那片土地，也无非是傻事。因为所有的东西生活的地方是在作品里，只有在作品里，他歌唱。

　　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文，我在鸭窠围度过了一个长夜；我像一个白痴，在寒风里伫立在河岸上，倾听着相思的歌曲，多情水手和寂寞妇人的歌曲；我曾向辰河上游航行，遇到一个对历史毫无负担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深深地植根于自然；我参加过给社稷神的祭祀，敬山神的仪式，所有地方的神秘风俗。

　　我看到过神兵，听到过红嘴鸦护卫河上的水手，我知道苗族的放蛊，辰州符，那侠义，那勇敢，那热情。

　　我遇到过半瓶醋的城里读书人，他们由于一知半解而视而不见清除了所有的东西；还有其它的戴着反光太阳的眼镜，没有眼睛，他们从来不懂得一个人的话就是他的信义，黄金不及那覆盖它的泥土珍贵，人可以为了荣誉去决斗而事后，我们可以在河里洗尽所有的东西。

　　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文，我分享了那静悄悄的秘密知识，那是在地球上几乎失传的，在肯塔基给与了我的，在湖南给与了你的，水使我们光着眼睛看到美，水教给我们独立思考。

　　大学校是在水边上的，大知识是知道东西怎样做成的，爬树，偷李子，唱民歌，会比远离大地，在空中乱摸的抽象的老师们给与我们更多的东西。

　　在所有的时代和地方，我们少数几个人从自然，从坟、风、地上的草、河里的游鱼，从所有的东西的感觉，气味和声音得到纵情的欢乐，心醉神迷，身不由己，又自由自在。

　　我们一起去摸过鱼，把手伸进潮湿的岩石里阴暗隐秘的地方；我们倾听过老猎人的故事，听到过猎狗在山头上吠出隐秘的真理；我们懂得了在一本好书和一个好地方之间，选择的必须永远是地方。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命运是写许多书来讲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虽然年轻时候在家乡又野又放荡，我们却必须出发到世界上去走动，你七十年前背上一个包袱，我三十年前背上一个吉它，无可奈何，我们参加军队，可是在所有的长途行军之后，仍然，仍然，我们怀着渴望一直歌唱。

　　走向人们需要我们歌曲的那些城市。

　　后来历史的巨吼震聋人们的耳朵，他们不再听见那些歌，我们或许转向学术研究，转向文学和漆器，锦缎和服装，保存下过去的点滴，那些艺术揭示的正在消亡的知识和欢乐的点滴，如同在一张羊皮纸上一样的：在历史的瓦砾堆里，碎条，破片，细线，通向过去那座迷宫的线索，那座我们必须在其中巧妙地曲折穿行的迷津，如果我们想要走出来，到一个有意义的现在和未来，一个有根深蒂固的欢乐的明天。

　　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文，我重建了亭子和宝塔，在渡口，献给本地的神祗，保佑风调雨顺，天时地利。

　　我知道许多管渡船的老人，在迷人的渡口守望着河流。

　　但是，我只知道一个翠翠，我也知道她永远等待我从那丛山中奔流而下的小溪边上，在一个比游鱼出没还深的梦里，她永远等待我过渡，就在边城那边。

　　就在边城那边，有着曾经养育过沈从文的土地和人民。他就是从那片土地上，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这世界的。他无时不在眷念着那片土地，对故土的爱，使他几近迷狂。尤其是近几年，凡属家乡人的来访，都使他兴奋不已。不间断的询问、颔首、摇头、轻轻的叹息，仿佛一匹猎犬对目标的搜寻，任何有关家乡的人事，山川风物的点滴，都不愿放过。他渴望能够再回湘西一次。就在他生病的前一年，还和我多次谈起来年故地重游的种种计划。1984年，湖南的一位青年作家刘舰平来北京探望他，其时，他因病无法行走，正躺在床上。当得知刘舰平是沅陵人时，他非常高兴地说：“沅陵是个好地方，美极了，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写《湘西》时，就是把凤凰和沅陵作重点。好多年没到沅陵去了。1982年回湘西，本来要去的，后来时间来不及了。”刘舰平向他转达了家乡父老的问候，请他有机会再去沅陵看看。他连忙说：“要去的，我是要去的。”刘舰平表示等他病好一些，就一定接他去。“我能去，我还能去的！”说着，他便挣扎着要站下地来，并终于奇迹般地站立起来。

　　“你看，我还能去！”他孩童般得意地笑着，眼角上早已噙了两颗晶亮的泪珠。

　　然而现在，就连这一点愿望大约也很难实现了。他终于只能在想象同回忆里，同那片熟悉的土地亲近。每当他独自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出神，我总疑心他在神游故土。

　　静寂中，突然响起河船拍打水面的桨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声响，伴和着古老、悠长而又悲凉的船歌与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一切声响渐渐淡去…………荒蛮的山野，阡陌相连。山脚一座木屋，门前一条石板路，缘山蜿蜒。夹路两行绿树，如旗帜，如羽翣。半山里一座凉亭，粗大原木作柱，杉树皮盖顶。亭旁一块大青石，临壑而立。岩身突兀，岩面平滑如镜。石板路上，嬉笑追逐着一群“山灵”，秀腰皓齿，白脸长身，穿着滚着花边的绣裙，灵巧敏捷，跃上大青石站定。她们引颈远望，若有所思，亦若有所期。

　　远处，传来柔和缠绵的歌声；

　　天上起云云起花，
　　苞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苞谷树，
　　娇妹缠坏后生家。
　　娇家门前一重坡，
　　别人走少郎走多。
　　铁打草鞋穿烂了，
　　不是为你为哪个？

　　“山灵”们相顾而笑，又相互推搡着，朝远处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