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零

录音机是好东西。它可以使一切想不朽的人获得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死去，而他的声音却可以超越他朽腐的骨灰而长存。想想吧，当至亲骨肉都不再记起死者的时候，只要装上那么一盒售价四元五角的录音带，揿动按钮，就可以听见死者的侃侃长谈或低吟浅唱，这是够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可是录音机所包含的这神秘而庄严的意义，我原先一点儿也没想到。我买录音机的时候，只是为了听音乐，解心烦儿，内心里也有一种“我也现代化一下”的阿Q精神。录音机可以使人不朽这层意思是我们隔壁沈老大爷发现的。

　　我的华居坐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家买到缝纫机，所有的邻居都会前赴后继地去参观、品评、鉴定，用各种形状的脚去蹬蹬踏板，用各种年龄的手去摸摸乌亮的机头。主人呢，脸上永远是自足的微笑，点头应答着诸位来访者：

　　“您瞧，二婶儿，这是燕牌的。”

　　“地道货，使一辈子。我什么也不要了。”

　　“赶明儿您做个小褂、缝个裤衩唔的，上这儿来！”

　　“便宜，您不也争取个票儿？！”

　　所以，我买到录音机的消息就成了我们大院的头等新闻，使当天关于科学大会隆重开幕的新闻立即显得黯然失色。亲朋邻里比肩接踵而来，我沏了三壶五角钱一两的茶叶末儿，开了两盒大前门烟卷儿，为十五批来宾表演了开动关闭录音机的本领。除了极个别听不惯交响乐认为听了“脑仁儿疼”的朋友以外，大家一致称赞录音机，说它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

　　当最后一位邻居吐着沾在嘴上的茶叶末儿，叼着大前门烟卷儿，朝我的录音机投去既爱且恨的目光跨出门槛的时候儿，我忽地后悔起来。录音机将永远不能给我带来欢愉和安宁，光是邻居的目光就可以把这东洋货焚化，变为青烟。还是我的妻子有先见之明：“别买那玩艺儿，花钱还不说，就那惹事招灾的烦劲儿就受不了。不让谁进来听听行啊？！”

　　我恨不得立即砸了那伟大的发明，可又舍不得那用心血换来的钞票。它是用钱买的呀！

　　“笃笃笃！”有人敲门，声音轻而柔，仿佛是个准备见生人就跑的人。

　　我开了门，是沈大爷。他高大的身躯微微前倾，笑意灌满了他额上每条皱纹儿。

　　“老三，”他叫我的小名儿，“听说您也买了个……。”

　　我立即请他进屋：“您坐。干嘛那么客气。”

　　多有意思，他叫我的小名儿，却又言必称“您”。而且，他那谦恭的口气，让我这个晚辈实在不敢消受。

　　我急忙掀开刚盖在录音机上的苫布，抱歉地说：“真对不住，我这儿没京剧的录音带，都是些洋玩艺儿。”

　　“没关系，您放小声点儿，我听听那意思。”他坐在我的破藤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发明”。

　　我不懂他说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单知道他对交响乐、轻音乐深恶痛绝。他曾经在京剧团里演过戏，据他自己说是个很有功底的文武老生。他曾如数家珍似地抖给我一大叠戏单儿、说明书，我也曾遍寻他的艺名而不见登于名角之列，只在“众官员”、“众员外”、“众英雄”一类角色后边，看见他的名字夹在别人的名字中间。只有几次，他的名字是大字、单行排列，他扮演的角色是“舞台监督”。

　　自然，这绝对不能说明他艺术上的实际成就。然而，在数十年的粉墨生涯中，他唯一值得述说的功绩是演过一次皇帝（是谁我已记不清了，我对京剧纯属外行）。不过，那也只有一句台词，叫做：“呜呼呀，寡人休矣！”他曾对我眉飞色舞地讲解过这句道白，用几十种不同的声调发那句古代帝王的感慨：“呜呼呀！”我因此钦佩他，敬重他，后来还劝他写书，因为单是对这“呜呼呀！”的体会就可以单独成章，足以羞煞一切照程式硬搬的蹩脚演员。

　　那时他听了我的话，眼睛里放着光，频频点头，临了儿还拍着我的肩，用浓重的中州韵味儿，道白似地说：“啊呀，且住！如此说来，交友不必问庚齿，忘年亦可成知音！”

　　他是否写了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写过检讨。无穷无尽的检讨书、认罪书，把这个老艺人吓破了胆，整天在九平方米的小屋里踱步，不住地喟然长叹：“呜呼呀！”

　　那时候，全院儿的人只有我和他搭话。不管怎么说，我们俩算是同行，都是文艺圈子里的人，同样的处境也使我坚信这个艺人，充其量是个艺人而已，同国民党特务沾不上边儿。据他说，年轻的时候，一些国民党官兵也好皮簧，常想票几场，或者自组班子演几出小戏。他呢，给他们说过戏，这是实情。“可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呀？我眼里只瞧得见戏码儿、行头，耳朵里只听得见二胡、笙萧。特务？谁知道那玩艺儿是干什么的呀！”

　　我相信他的话，他的行动就足够证明他是个什么人物。

　　“史无前例”的烈火烧光了他的行头、戏书，震天的排炮把他轰下舞台。他呢，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双没有帮子的粉底皂靴用线绳把厚厚的靴底绑在塑料底布鞋上，登着它，在小屋子里来回“走边”。自己用细铁丝，旧棕绳（拆散捻细）做了副“髯口”整天挂在耳朵上，盖在他那被打掉门牙的嘴上，用漏风的嘴叨叨着：“啊呀，且住，”“正是……”一类的台词儿。每天黎明即起，步行五十分钟到地坛公园的没人处，小声哼两段“点絳唇”或“南梆子”。回家来，抄起那红缨枪（这是唯一受到尊崇的革命武器）比试两下。这么一个除了京剧就不懂其它，舍上命也要维护他那点儿艺术的人，会去当杀人放火的特务？反正我不信，说出大天来我也不信。人的外表可以伪装，心灵却不能化装。人的真伪、价值只要看看他的眼睛你就会清楚。他的那双眼呐，平常老是那么混浊，眼光散着神，只有京剧的锣鼓点儿能让分散的目光聚敛，仿佛射出一束光亮，照透他的生命。

　　他踽踽独行。老是低着头，嘴里磨叨着，街坊们说他“走道儿都打着家伙点儿”，这是我可以完全相信的。

　　他痛恨一切时新的艺术。交响乐自不必说，连“样板戏”他也不能忍受。除了家伙点儿他听听以外，只要那中西合璧的乐队一奏响那辉煌的旋律，他立即像牙疼似地咧着嘴关上他那求街坊小二子给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

　　有一回，礼拜天，北屋的二妞学唱方海珍的核心唱段，全院都洗耳恭听这革命文艺战士的慷慨高歌。他呢，哆嗦着嘴唇，捂着耳朵，走到二妞跟前，眼含着泪说：

　　“二妞，姑奶奶，您烧了我，饶了我呗，这不是京戏呀，这是糟踏咱们，损咱们呐！京戏要是这个味儿，能到了今儿还不绝种吗？您行行好儿，别唱了，别唱了！”

　　他差点儿没单膝跪倒，再来个抡背、蹿毛儿。真怪，二妞这位横扫牛鬼蛇神的造反姑奶奶，真的不唱了。倒不是她相信沈大爷的话，是怕他背过气去，街坊们不依。

　　这么一位视旧戏如珍宝的沈大爷，竟然到我屋里来听听当今最新发明的洋玩艺儿里放出来的洋音儿的“意思”，还不透着干百倍的新鲜吗！

　　我给他另沏了一碗“高末儿”。（我这儿除了“末儿”，见不着整庄茶叶）他合上眼睛，品着茶，听着音乐。忽然，他睁开眼睛，轻声问我：“老三，这玩艺儿真能把自个儿的声音收进去，存起来吗？”

　　“能，真的。”

　　“您试试，我瞧瞧。”

　　我赶紧找出个空录音磁带装上，掀动录音按钮，照说明书上的日本式中文说，叫做“本机现在处于工作状态”。

　　他不说话，直勾勾瞧着。

　　像这个是什么也录不上的。我得让他说话：“沈大爷，您说话！”

　　“说什么呀？”他有点发憷，好像面对着逼供的专案组成员。

　　“说什么都行，就是咳嗽两声也行！”

　　“那不好，不好！”他沉吟着，“这么着吧，我吊两句！”

　　“太好了！”

　　他咳嗽了两下，小声唱起来：“一马离了西凉界呀……！”

　　我赶紧停下录音机。他慌了：“怎么，震坏了？”

　　“不，不是，您呐！您听听！”

　　我倒带，放音。录音机里传出他和我的谈话，他的咳嗽，他的导板。他兴奋地睁大了眼睛，看看录音机，看看我，不住点头。

　　他的手指头哆嗦着，指著录音机：“这，这宝贝得多少钱？”

　　“看您买什么样的了，最便宜的，二百块左右！”

　　“多少？！”他紧咬着槽牙，“二百块？”

　　“您要是想听，见天儿来，”我赶紧为他平息怒火，“回头我借点儿京剧录音带，您想听什么？”

　　他站起来，瞅瞅我：“二百多块，二百多块！”冲我咧咧嘴，走了。

　　他是什么意思？我和妻子全不明白。是说我这玩艺儿不值那么大价钱？这可是戳我心窝子，是凡买了心爱之物的人，客人们都应该说好，值的，以免去购物者的忐忑。花几百块钱买个不值当的东西，这在今天的生活水准线上，足以使购物者终生遗憾。气量狭小的人，说不定会因此而中风。我虽然不至于如此，可也总盼着大家伙儿说我买便宜了。没想到沈大爷却咬起槽牙，他的这个动作，使我别扭得连晚饭也没吃。

　　可是，晚上他又悄没声儿地来了。还是要求吊两句，还是那两句，只是稍长了点儿：“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唱完了，细细品味了一阵自己的歌唱，神秘地点点头，走了。

　　过了两天，他买了瓶儿威斯忌送到我屋里，诚心诚意地求我：“老三，把您这玩艺儿每天晚上放到我屋里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半拉钟头，怎么样？您教给我摆弄，绝不给您鼓捣坏了，大爷说话算话。”

　　我看他实在是心诚，诚实到了超过限度，近乎于迂：他以为我喜欢洋音乐，也必定连带到喜欢洋酒，特地送瓶闻着香、喝着没劲的威斯忌来。我还有什么说的？

　　“酒我不要，这机子您尽管听，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别，别，你，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他立即抱起录音机，像抱着小月孩儿似地边看边走出门去。

　　打那儿以后，见天儿晚上钟敲八点，他把录音机抱走，“听听那意思”。九时整，他又把它抱回来。结果呢，他成了我的钟表；他一抱回录音机我就趴在桌子上写稿子。

　　如此过了小一年子。沈大爷的身子骨儿日见其坏。先是颧骨上泛出青灰色，接着腮帮子向里凹陷，身架上眼瞅着往下掉肉。住在门洞里的王奶奶是沈大爷艺术的倾慕者，也是沈大爷无话不说的老朋友。他们之间是否有迟暮的爱情，我没敢打听，也不敢乱猜。不过他们彼此很是体贴，要是能为他们写一篇文章一定会使不少人羡慕死。我可不会写，饶这么着王奶奶还骂我呢，说我用了一件新奇的“鬼子玩艺儿”，“把云生的魂都匀走了，让他老是那么痴呆呆发愣”。

　　沈大爷的斗室，过去除了王奶奶与我常常踏进外，别人很少惠顾。因为穿百褶裙、半高跟鞋或留长发的少男少女是听不惯那落伍的京剧的，更不愿意理这个“糟老头子”，而今，他的宫殿简直成了禁区。他谁也不让进。王奶奶因此而悲伤。每当我经过门洞时，王奶奶总投给我一瞥忧怨、愤懑、百思不解与苦苦探求的眼光。我害怕。怕这位艺术皇后过于悲痛而有损健康。我常常炸着胆子向她问安，吸着气儿跟她解释；听那玩艺儿听不出病来，八成儿是老爷子自个身体里头出了什么毛病。像她这么圣明、这么招人尊敬的老太太，应该给老爷子提个醒儿，得上医院瞧瞧。

　　常常地，老太太一听这个就撇嘴：“有劝我的这工夫儿，你劝云生去呀！这老绝户头恨医院就跟恨火葬场似的，把大夫都看成杀猪的！呸！瞧瞧，都是你小子招的，让我这嘴说走了。你说，谁该打吧？”

　　我自然得说：“是我。其实您一点儿也没咒他的意思。”

　　王奶奶也就喟然长叹：“唉！我是疼他那点儿玩艺儿。他会的戏可多呢。要让他自个儿唱，见天一出，得连演半年八个月的，哼哼！”

　　我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老太太过去天天去找老爷子，是为了听戏。她常常擦眼抹泪的出来，赶情是替古人伤情，而非其它。

　　老太太享够了耳福。焉能不珍惜她心目中这位艺术之神呢？

　　可惜，可惜，王奶奶不是神医，也不会作法，不能挽留沈大爷的灵魂飞往天国。终于有一天清早，全院的邻居谁也没听见沈大爷惯常的轻咳，没看见他遛腿的身影。王奶奶慌了，全院也慌了。我和小二子一起卸下了沈大爷的门板，冲进屋里。

　　老爷子已经作古了。他躺在硬板床上，盖着薄被子，两只眼微微张着，双手交叉地搭在胸上，仿佛依然在睡觉，安详而又满足。

　　王奶奶哭了，像哭自己亲人一样地边哭边数叨：

　　“云生呵，你可不该这么早走哇！你的那点心思才刚刚有了头哇。北昆剧院眼瞅着就要重办呐，你还能上台露上一手哇！十一岁上你就学了戏呀，学了文武老生又学丑哇，一辈子窝窝囊囊老是秦琼卖着马呀，老盼着直直腰扮回诸葛武侯哇。没承想你闭了眼撒了手，狠心这么一走哇，三九天围着火谁给我们解忧愁哇！这年月戏篓子再也难找啦，这些个老戏你带走这可怎么着哇……”

　　我只在书本上读过对死者的长诔，不知道生活里还有如此全面、深切的悲歌。王奶奶不愧为沈大爷的知己，她把沈大爷坎坷的一生，毕生的希望，死前的遗憾，去世后对艺术的损失，连带给自己带来的无法弥补的缺憾，都简明扼要准确无误地哭诉出来。这也许是可笑的，但那时，我们谁也没笑，反倒觉得一股酸辣，像是浓醋酸一样流洒到心头，火辣辣烧灼得生疼。

　　殡殓了沈大爷，我和王奶奶收捡他的遗物。在他的小箱里，发现了五十五盒录音带。

　　哦，这就是沈大爷身子骨儿日见其坏的原因。为了买这些录音带他得从嘴里抠出半碗饭。日久天长，他老人的身架怎么受得了。

　　我把录音机抱到沈大爷的小屋，放好他的录音带。啊呀，这全是他自己演唱的录音。五十五盘就是五十五个小时。五十五个小时的京剧唱腔啊。更何况，他不光唱，也不光唱鬚生，他是生旦净末丑，连带文武场，角色的场上地位，总之一出戏演出所需要的一切，统统连唱带讲地说完。他说了二十出戏。

　　我惊呆了，连王奶奶也傻了眼。在漫长的二十多年的交往里，录音带里所录下来的戏，连王奶奶也没听过。

　　我们商量好了，把一位著名的京剧剧目权威请来，请他听戏。他听着听着，眼眶湿润了，眼泪流下来了，长叹一声：“唉，我怎么原来就不知道他呢！他这些戏，我原来只见过戏名，可压根儿不知道还有人全知道！”

　　放到最后一盘录音带。沈大爷的嗓音已经抖颤得厉害，沙哑而且凄楚。忽然，戏文断了，只听见一阵喘息，接着是一声让人心麻的叹息：“唉！唉呀！我这是干嘛呢！挣命一样。可谁希罕这些个老戏呢？何苦，何苦哇！”长长的静寂，接着又是一声低低的叹息：“唉，我得把这些玩艺儿留下。我没了，我的声音，连带我的心意，老是留着。录音机可是好玩艺儿。它比我这个人还强。它有用，我呢，一辈子，一辈子，是个零啊……！”

　　最后这一句，悲切高枪，仿佛是他用尽生命全部的余力向着长天呼告！我听着，心都碎了……

　　几天后，这录音带由国家保存起来，在他墓地上重新举行了追悼会，成束成束的鲜花堆在这位死后才为人所知的艺术家的坟头。

　　我站在默哀的人群中，仰起头，望着天上。我老是觉着沈大爷正蹲在云头，轻轻地叹息着：“唉，我是一个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