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

太平湖，在北京的西北角。新街口豁口以外，护城河以北，老大的一片水面儿。不过，那是从前。现在，那儿是居民楼、地铁的库房，一片空地，外加几排平房。湖呢？没了。野草倒还有，可再也不是湖边的芦苇和菖蒲。鱼也没了。鱼这东西奇怪，离了水它不肯活。人多了，没有湖水，人还能凑合。人比鱼好养。

　　据说，林彪因为要修自己的宅院，便把废土倒在太平湖里，填平了它。这个据说，大体可信，但欠周全。一座宅院的地基或其它废土，能填平了一个偌大的太平湖，那宅院得多大？西太后“老佛爷”开挖昆明湖，起出来的土也不过堆了一座不高的“万寿山”。当初，趁林彪往太平湖里填土的时候，顺手儿往湖里扔几筐废物垃圾的主儿，绝不能说没有。谁扔了谁心里头清楚。可因为林彪太缺德，外加又死了，正好把太平湖失踪的罪过加在他一个人头上。别的扔土的主儿，都可以心安理得，就仿佛自己没动过太平湖一手指头似的，心里头连个冷战也不打。

　　反正，太平湖没了。有人说，自然水面，是大城市的呼吸孔。咱们北京少了这么个大呼吸孔，难怪出气儿不顺溜，时常听公共汽车里吵架的“咏叹调”。

　　太平湖活着的时候，并不漂亮。杂草丛生，树木稀少，只有些老也长不大的小柳树，垂头丧气地矗立那儿闲呆着。游人自然不多，地方儿也就显得僻静。只有湖里养的鱼、没人养却生得多的蛤蟆，给这儿增添些生气。太平湖是北京人的弃儿。当初，就没有善待过人家，没有好好儿地调理过。后来，又生生地把它掐死。到现在，知道了它的重要，它也不能复活了。北京人不能不觉得心疼，不能不觉得理屈，只好把它的名字高挂在店铺的牌匾上，大楼的门牌上，像是为它招魂，像是对它赂罪。

　　晚了，晚了！何况，这儿还淹死过北京的骄傲，北京人的朋友，人民艺术家老舍？人们往太平湖里扔土的时候儿，想到过没有？那一块块土坷垃，会压住老舍的魂灵儿？

　　老舍死了二十年了，真快。他生前，我没有见他的福分，今天我想凭吊一下他的献身之地，就算我这后学对于先师的一点儿无力的祭悼。

　　于是，我来到没有湖水的太平湖。

　　天真热。连小柳树儿都刨光了的地面上，站着几幢死相脸的楼房，就像谁扔到这儿就不管的几个大纸盒子。坑坑洼洼的地面儿，像个头发稀稀拉拉的癞痢头，瞅着就别扭。有一条人踩出来的小土道儿，挺像是夏天的狗伸出来的舌头。太阳没命地往地上扔热辣辣的光。我浑身发躁，赶紧躲到一座楼的门洞里。

　　“你干吗？”楼门洞口，有个老头问我。

　　我瞅瞅他，看不清他的岁数。七十往下，六十往上，两只不大的眼里，已经开始有点儿浑浊。

　　“没事儿。”我说。

　　“没事儿你老在这儿转悠什么？”他问，挺像是负责治安的当地的居民。北京孩子，戏称他们为“老头儿侦缉队”。

　　“我，我找个人。”我只好编瞎话。

　　“找谁？”他不依不饶。

　　我无法回答他，干脆——

　　“我找舒舍予，——又叫舒庆春。”我把老舍的名与号全报给他。

　　他立即瞪大眼睛，上下打量我，然后压低声音，问道：“你是干吗的？找他干吗？”

　　听他那话音儿，仿佛这块儿真有位叫舒舍予的住户，而且，活得挺结实，还兴许有点儿不宜与外人接触的毛病。我怎么说？

　　“我，我找的这个人，已经，已经死了二十年啦。”我告诉他。

　　“我比你清楚。”老头儿说，“说死了，说话着，我心里头明镜儿似的。我只问你，你是干吗的。”

　　我只好掏出身份证。

　　“晤！”他点点头，“作家。”

　　“不敢。”

　　“难怪你在这儿转悠了一个多钟头，来这儿找他。”他说，并不看我，眼睛望着那杂草斑驳的坑洼地。

　　呆了半天，他吐了一口长气，转脸儿望着我，

　　神秘地说：“我瞧见过他，就在前几天。”

　　“谁？”我问他。

　　“你找的人呐，舒舍予，原名舒庆春，笔名老舍！”

　　“不，不可能。”我叫起来：“他已经死了。除非假冒是他——谁敢假冒他老人家呀；要不，就是他的灵魂——而人是没有灵魂的。”

　　“我见到过他，”老头儿也喊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他，就在前几天，而且我们俩还说了老半天话。”

　　我伸出手摸摸老头儿的额头，老头儿拨拉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不发烧。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胡话，我见到过他，他的灵魂，我们还说了话。”

　　我看着他，心里头扑通扑通直跳，喘了半天气儿，才轻声问他：“真的？”

　　老头儿掏出工作证，递到我眼前，说：“我是退休的编辑，原来在科学教育出版社。我是唯物论者，活了这么大岁数儿，不打算装神弄鬼给自个儿脸上抹黑。我是副编审，虽说退了休，也还算得上个高级知识分子。我不想编瞎话，辱没了我的清白；可我也不能不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的确确看见了他——老舍的灵魂。我跟他有过交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也有了特异功能，暂时也不想把自己交给医学部门儿去研究，可我得找个人说说，找个有人心的人，有鉴别力的人，能记下我的话的人，说说老舍的灵魂怎么跟我说话，都说了些什么。”

　　我喃喃着：“您，觉着我行？”

　　他叹口气：“唉！试试看吧，我肚子里的话正往外拱，看你在这儿转悠了一个多钟头的劲头儿，就给你说说吧。”

　　读者诸君，请记住，我是这位见到过老舍灵魂的老者万般无奈才不得不对付的等外品交谈对象。因此，我所记下来的文字，倘有疏漏、脱落、接榫不自然，或者简直自相矛盾的地方，都得请你们格外宽宥。

　　以下，便是我记录下来的老者的话。括号里是我的话。

　　在跟你说到我见着老舍的灵魂之前，我先告诉你在他生前我与他的缘份。不不，我和他不是朋友，我和他素不相识，算来他比我将近大二十岁，我平生也不喜爱文学。可这并不拦着我敬重作家，——我指的是好作家。他们能用一支笔写出人间百态千情，让人们品出自己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的道理，体会到虽然亲身经历过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能这样写东西的人，是有本事的作家。有真本事的作家让人从心里敬重。因为我做不到。我的专业是物理，我教过书，也研究过几个课题，可什么也没研究出来。最后，我明白了，人不能跟自己的才能打擂台，雄心壮志与实际本领是两回事。我作了编辑。我不是说，干别的都不成才当编辑。编辑也是门学问，我适合做这个，而且干得还行。不然，“文革”一开始就不会打我个“反动学术权威”。当然，那时候“权威”不值钱。我一辈子想当权威，没当成，“文革”时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化大革命”要全面否定，我倒想，什么都否了吧，可千万把“权威”给我留着别否了。知识分子，图什么呢？可退休的时候儿，人们又偏偏不愿意把“权威”的徽号送给我。不想它时偏要给，想要它时又要不到。人生，有时候就如此可笑。嗅，说远了。总之我认识了谁是老舍，就是我糊里糊涂当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

　　“权威”虽然不错，可加上“反动”二字，就要倒霉。整天挨批斗的滋味儿，足可以给人一生留下做恶梦的材料。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们那单位的“小将”、“中将”、“老将”们，忽然对我丧失了兴趣，把我“挂”了起来。听过马三立的相声《买挂票》没有？挂起来的劲头儿，比挨斗还难受。好坏、是非，一切未定，心老是悬着，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记着这一天，那是星期一。我“挂”得难受，又不能参加运动，自找挨斗，于是，一大清早，就溜出单位，来到市里，打算在散步中使自己的心落到一个支撑点上。

　　我想去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为什么，一路汽车老也不来。我打算从酉单溜达过去。走了不远，刚过邮电大楼，就见一群“小将”喊着、叫着往一个大门里走。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支使的我，我本来已经挨够了批斗，为什么还要去别处看别人挨批斗？今天，我相信是冥冥中有股力量，让我在那儿见到老舍，好让我在他死后重见他的灵魂，把他的死，他死后的思索传给后人。我现在再不埋怨我那天的失态。反正吧，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催的，我的双腿由不得跟着那批人进了大院儿。事后，我知道，那是北京市文联大院。

　　大院很深，我走了许久，才来到院子中心。院子里全是人，所有的眼睛全都喷火，像火焰喷射器；所有的嘴里都冒口号儿，像一门门迫击炮。人群中间站着一排人，一排受罪受苦的人。其中有个老头儿，微胖，也许是微肿，黄白的脸上全是虚汗，额头上流着血，眼镜后面是一对闭紧了的眼，只瞧见那肉眼泡儿一劲儿地打颤。人们说他是“反共老手”、“卖国文人”。不说你也知道，他是老舍。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他。我过去非常喜欢他的文章，觉得他是幽默大师，是最能传出北京生活神韵的人物。

　　“你一贯反共，交代！”人们喊着。

　　他闭着眼摇摇头，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写文章卖给美国，让他交代得了多少美元！”人们又喊。

　　他依旧闭着眼摇摇头，还叹了口气，好像是。他为谁叹气？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反正，他始终闭着眼，咬着牙。

　　突然，他被人踢倒，嘴啃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人群哗地散开，又哗地围上去，把我挤到了前面。我的脚几乎碰到他的手。

　　“他装死。要死狗！”人们喊着。

　　“痛打落水狗！老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们叫着。

　　忽然，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老舍，开始活动了。先是他的两只手慢慢地往回缩，缩到与肩膀差不多平行的地方，接着，他的头慢慢抬起来。猛然，他两手使劲一拄地，他抬走了上身，移动着双腿。我看出来，他的腿分明地有点毛病，不大利索。可这双有病的腿，一下子支撑起他的身体，他笔直地站起来了，把头昂得老高，紧闭着的眼，突然睁开，一道鲜血，蚯蚓似地从额头爬向眼角。原来，他的肉泡儿眼里，是一对聚光灯！他那眼里的光，是愤怒、刚强、自信、反抗？还有什么，我说不清，但那双眼，和那眼睛里的光，我至今不能忘。我知道了，人们的眼睛原来可以射出那样的光。他那目光扫射着人群，而且我觉得最后停在了我身上。他看着我，或许是我觉着他看着我，仿佛朝我交待着什么，询问似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朝他点了一下儿头，或许是我自以为朝他点了一下儿头，而实际上没点。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当时一定点了那么一下儿头。因为，他的眼里立刻有了宽慰的光，又在一霎间换成原先的光而瞅着别人。

　　我呆不下去了。我走出人群，茫然失神地走回我那每日“三省吾身”的小房间里。一路上，我都觉着脊背发热，那是老舍的眼睛瞧的。很像是聚光镜把阳光的焦点聚在我身上。

　　我现在知道了。那是老舍的灵魂向我交待，让我记住他的眼，眼里的光。然后，他才可以判定我是不是值得他的灵魂与我交谈。倘或我的表现极其糟糕，完全不能懂他的目光，他也就不必再显现灵魂于我。他挑选了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辰。在那极为特殊的境地，老舍看到了我这个人心还没完全混灭的人，把自己的心托付给了我。这托付是郑重的，是沉重的，因为我觉得老舍是在把自己整个儿地都交给了我。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无意中担起了这样一副担子，我就不能不自我刚强。我已对自己保证，要好好理解老舍，不要糟践了他那宝贵的一瞥。

　　回到我的小屋，我心神不宁，仿佛预感到有什么不幸或者灾难要降临。我在小屋里踱来踱去，每迈一下脚，就好像听见一声叹息。我试验着再迈一步，侧耳听听，还是闹不清那叹息声究竟在哪儿。但那叹息是那么真切，就在我头上、身前身后飘荡。这叹息促我踱行，又迫我止步。最后我明白了，那叹息是在我心里。那不是我一个人，而至少是老舍和我两个人的叹息。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小将”们忽然把我拉出来，站在总编辑身边“暗斗”，还给我戴上了一顶用厕所里装便纸的纸篓糊成的高帽。有人在我耳边叫喊。喊什么，我没听清。有人打我，好像是。但我没有觉到疼。我心里乱，乱得厉害，一辈子没有那么乱过。像有十几只猫，用爪子挠我的心。“陪斗”礼成，我被送回小屋，勒令我写“认罪书”。我瞧着白纸像是瞧着云彩，眼前老是模模糊糊。身子发虚，脑子发空，空得想吐，却又什么也吐不出，只有汗毛孔尽情地往外冒汗珠。我不知我是怎么了，全身都难受，心里慌得邪性。我脑子里老有个声音在叨叨：“坏了，要出事儿。”“坏了，要出事儿。”出什么事？谁出事儿？我说不清。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不是说我自己。那时候，中学老师有被打死的，但我们那儿的“小将”，甭管怎么说，也十八岁以上，比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懂事得多，还没有人往死里打我。我不是为自己害怕，可为谁在悬心，我又想不出。

　　二十四号一整天，外加一宿，我都神不守舍，汗出得像从水里捞上来。那天也闷热，好像要下雨，又下不起来，天似阴似不阴，阴阳怪气，总有石头堵着胸口似的。二十五号，怪了，心情忽地转好，仿佛来了个大解脱，我什么都不想，就像刚从一场甜睡里醒过来一样，看什么也不烦了。去打开水的路上，我还不知不觉地哼了几句歌儿：“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大阳。”自然，招来“小将”一通骂：“闭嘴，这歌是你能唱的吗？”我居然没恼，没气，也没有灰溜溜。你说，这是为什么？二十五号下午，我听人说，太平湖里漂着个尸首，身边漂着写满了字的纸。尸首捞上来，有人从他的工作证上认出来，死者叫舒舍予。我听了一怔，立时懂了我那两天奇异的心理变化。哦，忘了告诉你，我们单位离太平湖不远，有人早晚跑步哇，打打拳呐，常上那地方去，僻静。所以，太平湖的消息，很快便传到我们这儿来。

　　晚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看管我们的人都回家为革命而吃饭了。我偷偷儿地溜出来，窜到太平湖西岸，去拜谒老舍的遗体。

　　天很黑。那块儿又没有路灯。湿漉漉的湖岸上，躺着老舍的遗体，不知谁给他盖上了一领破芦席。你想想吧，一个以他的文章震动了全世界的作家；一个那么热爱别人，又让别人热爱的好人；一个那么全心全意歌颂新社会，歌颂革命的大文学家；最后会躺在一领破席下，躺在生他养他的故土上，湿漉漉地告别人生。怎么想怎么让人透不过气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个老头儿——那时候儿我还不老，才四十七岁，跟你现在差不多吧？——蔫蔫儿地坐在老舍遗体身边儿抽烟，说是已经去通知他家属了。他们来到之前，他得守着，省得狼拉狗扯。听听，你听见这话鼻子不酸吗？当时，我想骂老头儿几句，可一想，他与老舍非亲非故，为这个又准挣不了钱，可他甘心守在那儿，看护老舍的遗体，这不是好人吗？简直是大好人呐。

　　老舍的尸体是什么样子，我不愿再说，有他亲人的文章在，你可以自己去读。我只说我同那老头儿的交谈，这可是从来没有披露过的材料，是绝对的秘密。

　　“您老高寿了？”我问那老头儿。

　　“还小呐，七十。”他说。

　　“您，跟他，”我指指老舍的尸体，“熟识？”

　　“这话得看怎么说。”老头儿划了根火柴，好像是点烟，实际上是瞅我，审查我，因为那洋火头儿差点儿燎着了我的眉毛。

　　他说：“瞅你呀，不大像犯疯病儿的人。甭打算瞒我，你眼下也挨着批呢，是吧？”

　　我只好点点头：“嗯嗯。”

　　“你跟他是朋友？”他问我。

　　“不是，可我看过他写的书，他写的戏，头天，还瞧见过他。”

　　“敬重他？”他又问。

　　我瞧瞧四外无人，又点点头。

　　他说：“这就是咧。我跟你一样。他写的《龙须沟》，我瞧过，在大戏园子里，坐的头几排，区政府给的票。他写的《茶馆》，我瞧过。这回坐得远了，楼上最后一排，儿子给奔的票，区政府不管了。那戏写得好哇！”

　　“怎么个好法儿？”我问他。

　　“不瞒您说，我是旗人，他是正红旗，我呢，正蓝旗。戏里头有两句话，我记在心里头啦。”

　　“哪两句？”

　　“头一句，‘旗人也是中国人’，太对了。第二句‘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我要是死了，让儿子刻块碑，就刻上头一句，我是中国人呐！”

　　“您，您值得敬重。”我差点儿给他鞠躬。

　　老头儿吃惊地瞧瞧我，说：“嗯？您怎么跟他一样，也这么说？”

　　“那么说，您，您在他死前跟他说过话儿？”

　　“唉，怨我呀！”老头儿说，“虽说他昨天没跟我通名报姓，可我已经猜出他是谁了。我们说了半天话，我绕搭了他半天，到底让他说了点儿自个的事儿，我就全明白了。他心里头憋得慌。我劝他跟我回家，他不去。当初我要死乞白赖地拉他走，他不就不至于这会儿躺在这儿了吗？嗯？我混蛋呐！”

　　“您可别这么说，这不怨您。”

　　“怨谁？”

　　“怨，谁知道怨谁呀！”我说不清楚。

　　老头儿站起来，瞅瞅四周，压低了嗓子跟我说：

　　“趁这会儿没人，趁天黑下来，咱们祭奠祭奠他。”他话头儿一转，又冲我说，“小子，可先说下，你要是去打小报告儿，我也顶着。我从小儿拉车，后来种地打鱼，我可是劳动人民，你就是说出什么去，也定不了我反叛。”

　　“老爷子，您放心，我跟您想的一样。”我保证。

　　“好咧！”

　　老爷子说完，从怀里掏出个压扁了的纱布灯笼，从衣兜里掏出半截子蜡，点着，插进灯笼里的蜡座儿上，把灯举过头，在老舍的尸体上转了三圈儿，然后走到湖边儿，慢慢地摇着那灯，在细雨里，颤声儿叫着：

　　“老……老兄弟，走好，走好。你慢慢儿走，再瞧一眼咱老家，瞧一眼北京吧！”

　　我的泪，唰地一下子窜出眼窝儿，一条腿不由自主地跪下了。我双手举向天空，闭上眼，心里头跟着那老爷子呼喊。

　　那老爷子忽然骂起来，咬牙切齿，跺着脚骂：“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你那眼是他妈的猪尿泡！你怎么净让好人不得好死啊！”

　　最后一句，简直像是哭嚎。喊完了，老爷子呆呆地站在湖边儿，任凉风细雨吹打着他。

　　他忽然走回来，朝老舍的尸首点点头，喃喃地说：“兄弟，我就有这么领破席头子，难为你了。枉死桥上，等着哥哥，我跟你手拉手儿地走。到了那边儿，我再瞧你编的戏吧！”

　　说完，一跺脚，连一句话儿也没跟我说，扭头儿走了。我，愣了，什么也说不出，只能木头一样儿地矗在那儿。

　　这时候儿，我听见背后有人叹气，我慢慢儿回过头来，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衣儿，拄着拐棍儿的老人，朝老爷子走远的地了出神地瞧着。是他在叹气？

　　我咳嗽一声，那人回过头来。你猜是谁？是他，是老舍本人！……

　　（“不对！”我说，“您刚才说过是前几天您才见到他的灵魂的。”

　　“可我没说，在这之前没见过他呀！我没说只见过他一回呀！”老头儿说。

　　“您等等儿吧，我有点儿怕。”我说。）

　　你怕？有什么可怕？那是一个和气的、了不起的灵魂。也好，我瞧你在出汗，咱们先歇会儿，要不，上新街口饭店坐会儿，我慢慢儿给你说。

　　（我们在新街口大街上找了家冷食店，喝了点儿冷饮，才把我头上的虚汗压下来。

　　老头儿瞅着我乐。

　　我问他：“您真的见到……”

　　“又不信，是不是？”他说，“我又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专拿这个骗人。再说，我骗你干吗？你我萍水相逢，是吧？”

　　“是。”

　　“那就行了。我可接着往下说了。你坐好……”）

　　刚才，我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太平湖西岸，小柳树底下，细雨中，看见了一位身穿白衬衣，双手拄棍儿的老头儿。

　　不错，那是老舍，就是投湖而死的老舍本人。

　　你听了吓了一跳。我当时也打了个冷战。

　　那时候，我哆哆嗦嗦地问他：“你，你是谁？”

　　他说话了。嗓音很厚实，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他笑着：“怎么，不认识我了？前天我们见过面。我还仔细地看了您一眼。您也仔细地看了看我。是不是？我就是老舍呀！”

　　我懵了，指着躺在湿地上盖着破席头子的尸体，问：“那，那，这，这位呢？是谁？不是您？”

　　老舍看了看那尸体，说：“哦，那是躯壳，我的躯壳。就跟人的衣裳一样。脱了躯壳的外衣，露出了灵魂，我就是我啦。”

　　他笑着，俩眼里是温和的光：“您，不在乎和一个灵魂谈话吧？”

　　我壮了壮胆子，掏出块手绢，铺在一块石头上，拍拍：“您坐您坐，我知道您腿脚不利索。”

　　“行了，别铺手绢儿了，灵魂也不怕受潮。”他说着，坐下，轻盈得如同一阵风。

　　我不敢正眼看他，可还是想看，好奇。我斜眼瞅着他，发现他的脸，白而且丰润，好像比活着的他更年轻。他的额角也没有伤痕。而他的神色是开朗平和的，不像我前天见到他时那样满脸激愤。

　　“不放心，”他说，“还在瞧我，看我究竟是不是老舍，对吧？”他眼里全是笑，那么慈善。

　　我不好意思了，笑笑，心里觉得踏实，不再那样紧张。于是，我问他，像问自己的亲人。

　　“那么，您，现在怎么样？”

　　“挺好。”他说，“不过，我才过去一天，对那边的情形还不十分了解。我只能告诉你，那边并不黑，自然也不太亮。不过，那里也有颜色。那些颜色画出我们的记忆，让我还能知道生前的一切。”他看看那尸体，抖动一下肩膀。那姿势好看极了，很像维吾尔族舞蹈中抖动双肩的动作。他长吁一口气，说：“嗬，脱了这躯壳的外衣，真是舒畅，这是个大解脱呀。可惜，你没这体会。”

　　“嗯嗯。”我只有唯唯。

　　“真是不死不知道，死了哈哈笑。”他说，“死了，朝你们这边一望，唉，全明白了！全醒悟了！”

　　我瞪大眼睛望着他。

　　他转动着那根手杖，笑眯眯地说：“倘或我明白得早一些，我便不会投湖。可是，倘或我早知道死是这个样子，我也许会更早地想法儿死了。人，最想不开的时候，便是他决心自个儿去死的时候。不，这么说还不准确，应当说，等下定了决心去死的时候，他的心已经不乱了。心里最乱的时候，是想死可又没最后拿准主意的时候。这个你懂吗？”

　　“眼下还不懂。”

　　“对对，你还没经验。”他说，“想听听我的经验吗？”

　　“太想了。”我说。

　　“我可没有勾引你的意思。你得活着。虽然活着挺艰难，可人生本来就不容易。”他看着我，“我说这个是想告诉你，我在你们那边最后的情形。那时候没有人在我身边，这也算是个秘密吧。纯粹属于我个人的秘密，由你转述出去，别人不会怀疑。因为你不熟识我，不可能由着你的性儿瞎编。这是一。其二呢，你也挨了批斗，能理解我当时的心境，而你又不是坏人。不知道怎么的，那天我看见了你，心里头立时有个声音对我说：‘这人行，不管活着、死了，将来都能同他聊聊，’你看，咱们有缘吧？”

　　“我也这么想。”我说。

　　“嗯，那就听我说。二十三号。挨斗挨打的事不说了，我只说二十四号的情形。那天一早，我就离开了家。我家你知道吧？在灯市口附近，丰富胡同。院里头种了几棵柿子树，我叫它‘丹柿小院’。这是文人的脾气，好提个雅士劲头儿。‘丹柿’，就是红柿子啊，谁家的柿子熟了不红呢？青柿子涩呀。要吃，那就必须用水漤过。”

　　“青脆的柿子也好吃呢。”我说。

　　“可惜，我死了。灵魂是不吃东西的。柿子的味道，对于我也只是回忆。红柿子，这个红就是甜。颜色对于灵魂才是重要的。”老舍说，“那天早上，我已经想到了要去死。也不只是那天早上，其实头天晚上，我挨了捧回到家，就想过与其受糟践活着，还不如死了。我好像不经心地问了问家里的情形，钱呐，房子啊，孩子们的工作呀，心里有了底。就是我撒手跟他们永别，他们也能过下去，我没了负担。当然，我这么问的时候，故意显出随随便便的样子，不让家里人觉出什么来。你知道，人要想自己去死，最担心的是怕家里的人受不了。”

　　我长出一口气，我也怕他家里人为他悬心。

　　“我想去死，可一时还拿不准主意。怎么个死法儿？死在哪儿合适？死的时候身边儿不能有人，这是最重要的。不然，你刚拿起刀子来要往自己身上捅，刚把脖子伸进绳套儿里要蹬开踩着的东西，刚要扎进水里头去，刚要从楼窗户里往下跳，刚要躺到开过来的汽车底下去，刚要……甭管什么死法儿吧，你刚要按计而行，来了一位有侠风义骨的仁人志士，奉行见死不救枉为人的原则，把你救下来了，拦住了，抱住了，夺过刀来了，这不是让你白折腾吗？过去书上常写自杀遇救，好人总是死不了。其实，那都是活人的愿望。我的头一条体会，就是真想死啊，就找绝对没人儿的地方。对不对？”

　　我不知道是该点头儿还是该摇头儿。

　　“北京，这么热闹的城市，上哪儿找没人的地方？这是我死前头一条费脑筋的事情。光没人还不行。那地方要安静，要干净，要有诗意和野趣，要能留下我那完整的躯壳，要那躯壳虽然没了灵魂，也依旧受看，不至于吓着我的亲朋。而且，那地方还要跟我的出生有关连。我干干净净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得干干净净地离开。”

　　他喘口气，看着我，微笑着：“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正是灶王爷上天给玉皇大帝打小报告的时候儿。生我的地方在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我本打算在生我的那天，腊月二十三，还在生我的那个胡同儿里死去，人生来个全须全尾，多么好。可是来不及，等不得了，这是个遗憾。”

　　我可笑不出来。因为我还没解脱。

　　“小羊圈胡同虽然跟我关系极深，可那地方人准多。在那儿自杀的计划，准实现不了。事实证明，我猜得不错，二十四号那天我到那儿去过，人多得不行，直绊腿，没法儿在那儿死。”

　　“您去过小羊圈胡同，二十四号那天？”

　　“嗯。”

　　“那，您说说您那天怎么来到这儿的吧。”我说。

　　“现在几点了？”他问，“我得在家里人到这儿之前说完喽，我不愿跟他们再照面儿，让他们更难受。——其实，本不应当难受的。”

　　“九点二十四分，”我划着火柴看看表。

　　“嗯，他们还得会儿才能到，就告诉你吧。”他说，“我从家里出来，孙女儿小悦追我到了门口儿，抱着我养的那猫，摇着小手儿说，‘爷爷上哪儿？’我说，‘去上班！’心里可不是滋味儿。‘跟爷爷说再见。’她说，‘再见！’又伸过小脸儿来让我亲。我亲了。左右脸，一边儿一下儿，亲得长，亲得响。要知道，从那儿以后，就再也亲不着她了。这就算是我通过她跟全家，跟小院儿告别吧。我走出胡同口儿，她还在门口儿站着。这孩子，真死心眼儿，非得等见不着我人影儿了，才回家……”

　　他停住不说。我知道了，再解脱的人，当回忆到情浓的时节，也不大好受。“心如古井”，这是形容，人永远到不了那份儿上，即便死了，也不能够。

　　老舍说：“我到了灯市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往南还是往北？上班去，得往南坐车，到王府井南口换十路汽车或者大一路。可我要去死，就不能那么办，我得坐车向北去。向北上哪儿呢？我没了主意。人，活着的人，多么奇怪吧。习惯是个最可恶、最顽固的东西。在市文联大院儿里，我道了生平头一回遇上的臭揍。我活到了六十七年来头一回得到的污辱。那是让我生气、痛恨的地方。可是习惯，倒霉的习惯还是让我坐上了四路电车奔了正南。我在王府井南口下了车，换上十路汽车，在六部口下了车，我又去了市文联大院。干吗去？再去送上门，让人家揍一顿？我没那挨揍的瘾。可我有不忘旧物的毛病。打不过来的毛病。不管怎么说，一解放，我一回国，就在北京市文联工作。那个大院儿里印着我的脚叫L，不是两只，是三只，还有这拐棍儿。我拄着拐棍儿从那院子里走过多少来回儿？那地方的土地爷兴许数着。倘或我能见着那土地爷，倘或他不糊涂，他会告诉我的。我在那地方，用三条腿走了十五六年，从五十来岁，走到了六十七岁。好歹吧，那地方留下了我的心血，记下了我的岁月。我要死了，无论如何得到那地方去告个别，哪怕再换顿揍呢。你看，活人，或者说我活着的时候，多么死羊眼，多么的犯傻。那是单相思啊！人家不爱你，不喜欢你，简直的恨死了你，你还偏偏要自作多情，临死了，还要到人家那地方去，就为了在心里说一声儿‘再见’。我够多么傻！”

　　他喘口气，或者我以为他喘了口气。我想给他找口水喝，润润嗓子。

　　他拉住我：“你忘了，我是灵魂。灵魂不喝水，连酒也戒了。”

　　他呆了一下儿，又说：“还好，大院儿里没人。连门房都空着。人们兴许都在为革命而睡觉。我也不打算多转悠，弄醒几位英雄再收拾我一顿，我要自己死，用不着别人帮忙，死在他们手底下。我又慢慢走出文联大院。路过电报大楼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那大钟，七点十五分。你听着，夏景天的早晨七点十五分，应当是人正多的时候。马路上应当是流水一样的自行车队，公共汽车应当紧跟脚地一辆挨着一辆，车里也应当摩肩接踵啊。机关里，虽不到上班的时间，可也至少有人走动。那天怪了，文联大院里愣是一个人没有，马路上硬是安安静静。有自行车，有汽车，可好像都没有响动，一辆辆都悄悄地滑过来，溜过去。现在想起来，这不是真的。而只是我的幻觉。大概那时候我脑子发空，闹得什么也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就登上了二十二路汽车。车到护国寺。女售票员一声喊：‘革命的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护国寺到了！’我又猛不丁醒过来，不由自主地下了车。”

　　他停下不说，抬头望望天。细雨已经停止，从云彩缝里露出了月亮光儿。

　　“真怪，”他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月亮有那么多的变化，有上弦月、下弦月、半月、圆月，月牙儿，可太阳就不出回太阳牙儿？”这问题我也不懂，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他看看我，悄声说：“月牙儿是我的朋友。我从小儿就看着它，在月牙儿底下看母亲怎么给死去的父亲上坟、烧纸；怎么在月牙儿底下抱着个大绿瓦盆替别人洗衣服。她连那些兵士、屠夫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裤子也洗得雪白。她的手总是通红微肿的。我的小说《月牙儿》里，就有我母亲的影子呢。”

　　他又停下不说，看着月光儿出神。这就是说，他还没有作到大彻大悟。

　　月光又钻进云彩，他才收回目光，看着我，说：“我从护国寺下了车，就走到小羊圈胡同里去了。我想在那儿看看我出生的小屋儿，找找还有什么东西经过六十七年还完好地存在着。倘或有，那都是我母亲和我的纪念，我得跟它们告别。我已经找不到旧物了，只有那两棵老槐树。可我不敢冲它们鞠躬。因为老槐树底下正坐着几位妇女，边聊边吃油饼儿。我要是鞠躬，她们必得认为我是向她们讨要油饼儿。一个看上去像个念过书的三条腿的老头儿，跟她们要饭，甭问，不是好人。她们可都戴着红箍儿呐！我只好冲老槐树行注目礼，在心里向它们鞠躬。这叫心到神知。饶这么着，那几位红色革命妇女还朝我直瞪眼呢。小羊圈儿胡同里，净人，出来进去，大多戴着红箍，让我眼晕，我只好退出来。这一下儿，我又没了主意。不能在我落草的地方向母亲致意，这又是个大遗憾。不能在我降生的那天死，不能在死前向降生的地方告别，这两宗遗憾，我必得补齐一样，不然，死着也窝囊。于是，我想到了葡萄院。”

　　他看我一眼，问我：“你知道葡萄院吗？”

　　我摇摇头。

　　“葡萄院是地名，在西直门西北角，当初是不是有家院子种过挺不错的葡萄，我可没有调查过。早先，这地方叫观音庵。你看，观音庵里有葡萄院，可见观音菩萨爱吃那东西。想起观音菩萨办完了公事，回去洗手，揪几颗葡萄珠儿扔到嘴里，也是怪有意思的事。当初，我写小说，有了点稿费，就给母亲在这儿买了几间小房。后来老太太就在那儿过世的。——哦，我明天必得打听一下她老人家在那边儿住在哪儿？那边有没有派出所，我还不知道，我走得急，事先没有打听清楚。不过，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得到通知，对那边的情形太不了解。——我得到葡萄院看看，好跟母亲的旧居告别。我又坐上七路无轨电车到了西直门。下车寻找，却迷了路。西直门也好，葡萄院也罢，都不是旧时模样，一切都变了，变得我再也找不到旧迹。西直门也是我的老地方。我在那块儿读私学，上小学，念师范，在贫儿学校教书，那儿留着我青春最美好的东西。我在西直门那儿茫然地徘徊，又顺着城墙走，打算走到蓟门故里，那一溜儿。我父亲的坟过去就在那儿。可坟里埋的不是他，是他的一双布袜子。他跟八国联军打仗，死在南长街，连尸首都没找着。我走哇走哇，走到护城河边，猛地看见这片湖水，看见这个太平湖。”

　　他的手指着黑黝黝的太平湖。湖里头传出蛤蟆的叫声，还有几只萤火虫，提着灯笼乱跑，很像是打着手电筒半夜揪人的红卫兵。

　　“我知道太平湖。”他说，“可我从来没上这地方来过。你不信吧？像我这么一个老北京人，竟然没到过太平湖？这不新鲜。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位老人，七十了，可没去过故宫。他老觉着那是皇上住的地方。皇上是旗人，他也是旗人。可他是奴才，奴才可不能迈进主子的宫殿。他信这个。可这挡不住他是好人。我们俩昨天说了半天话，他说了这几句。我没到过太平湖，也没写过太平湖，更没说起过太平湖。不是有什么禁忌，而是因为它太僻静了，僻静到我连想也没想到过它。可它，对我却非常重要。你瞧，由这儿向西南对面看，那是葡萄院，是我母亲的旧居；由这儿往西北瞧，那是蓟门故里，是我父亲的坟茔。这儿在我父母长眠之地的中间，正好是两线的交点。又僻静，又干净，湖水里又恬适，又温存，还会给我留下个囫囵尸首，况且，这地方不会有行侠仗义的君子来挡着我走完人生的路。全北京，全北京啊，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合适，这么可我心意的死地呢？我由这儿过关出境，上那边报到，可是真正地过海关了。所以，我到了这儿，就再也不走了。”

　　他忽地站起来，轻飘飘地走了几步，瞅着那黑乎乎的湖水，脸上闪出我琢磨不透的神色。他站住，对湖水点点头，轻声说：

　　“太平湖，我真得谢谢你。我不能死在丰富胡同丹柿小院，家里人会拦住我；我没法儿死在小羊圈胡同，那些居民不会看着我‘自绝于人民’；我找不着葡萄院母亲的旧居，也就不好随便在哪个楼房角上撞死，这样，依旧看不见母亲；我更无法儿死在父亲的坟边，我既无力走到那儿，那儿也没有了他的墓地，就算还有，那只是他的袜子；我生前也记不得他的长相，到了那边儿，打个照面我们也会互不相识。只有你，既邻近二老的仙居，又能收留我的肉体，让我的灵魂老是和父母鼎足而住，朝朝夕夕可以遥望，可以拜谒他们。你真是我的宽敞合适的住所。何况，你又有蛙鸣给我奏乐，又有小草为我打扇，你可真够得上华丽了。找到你，我可是真满足了。”

　　听了他的话，我流泪了。我假如还不信我的确看见过他约灵魂，那么，你想一想，这些纯粹属于他个人，他家庭秘史的材料，我怎么会知道？他到太平湖来的这段经历，就是他亲人也不知道，所以他们的文章里，从未这么详细地写过。他们也不清楚哇。

　　我想扶他坐下，他轻盈地躲开我，笑着说；“别碰我。我身上凉。灵魂没有活人的体温，这会吓着你。”

　　他又坐下，接着说：“我来到这儿，已经是正午了。天闷热。天上老是打闪雷，可又不下雨。那雷声挺像人闹肚子，肚里咕噜噜地响。也许老天也想不通人间的事，可又不敢说，只是叽哩咕噜地议论。几天里，八亿人一下子起来大喊大叫，那劲头儿连老天爷也吓住了。我坐在小柳树下，不饿，也不渴，肚里只有一股气，闷得我头昏眼花。四处没人，远远地只有几个打鱼的，张着网，人却在树荫里躲着抽烟。这地方真静，静得只有蛤模叫，蛐蛐嚷。你不知道吧，我曾经给齐白石老人出过一个难题，请他画一幅画，题意是‘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里还要有声，让人去想，越想越美。齐老真费了心思。过了半月，他送来一张画，你猜他怎么画的，不知道吧？他画了一群蛤蟆骨朵儿，顺着山泉游动。神了。那真是神品，那真是好画！我喜欢蛙鸣，那比年青人喊口号儿好听得多。”

　　远处，打雷打闪：这里有风，当然，也夹着雨。

　　老舍忽然对我说：“披上雨衣吧。灵魂不怕受风淋雨，淋了雨你可容易发烧。”

　　我披上雨衣，他就在雨里站着。你说怪不，明明他站在那儿，可雨点儿竟然能从他头上直下到地上，就跟从灯影里穿过一样，就像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物质的外形一样。我更相信了，和我说话的，确是老舍的魂灵。

　　“我在湖边儿转悠了一个多钟头，那老人来了。就是刚才祭奠我的那位。”老舍接着说，“他是看见我在这儿转悠，多了心，怕我跳湖。我得把他打发走，不能让他拦住我。这老头儿，机灵！跟我饶着脖子说话。先说他是旗人，接着说他儿子看过老舍在孔庙挨斗，完事儿问我认不认识老舍？这不成心绕搭我吗？我自然不告诉他，老舍就是我，我就是老舍。可他不死心，跟我说程疯子，说祥子，说王掌柜，说他们都是好人，写好人的人必定也是好人。可好人挨斗。所以斗好人的必定是坏人，这场运动也就不好，纯粹是妖蛾子。他说，他明白，这运动，那运动，无非是让大伙儿连窝头都吃不饱还得说好话，鞠躬磕头。谁要敢哼哼，就抢谁一棍子。他问，这是谁的馊主意？我可没有回答他。我也答不上来，因为，我觉着他比我还看得明白。我想不明白的，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偏偏要糟践文化？我到过外国，我承认外国的文化自有高明之处，可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不应当留着吗？不应当发展吗？凭什么要烧了，毁了？我一辈子追着革命呀，为什么要骂我个里里外外不是人？人的尊严可以随便儿地污辱，人的价值可以随便儿地践踏，这能忍受吗？中国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儿？往后还怎么过？不死，还等什么？！”

　　你看见过修马路吗？晚上，在工地边儿上竖根竿子，上面挂起红灯泡儿，让你老远就看得见？那天晚上我看着老舍的眼，老想起那挂着的红灯泡儿。

　　他又站起来走动，就像一阵风。他转着手杖，说：

　　“那老人让我回家喝茶，然后送我回家。我可不愿意。我告诉他我要安安静静地写点儿东西。他劝我离湖远点儿，看着我走到小杨树行里，他才回家吃饭。那时候天已经傍晚，该吃晚饭了。我坐下，掏出纸和笔，写下我最后的作品。”

　　我急忙打断他：“您写了最后的作品？那必定是屈原《天问》一样的东西。在哪儿，那稿子？”

　　老舍笑笑：“我扔了，当了我自祭的纸钱。因为，我临死的时候，仿佛看见了王掌柜、秦二爷、常四爷，他们正为自己扔纸钱呢。我也就给自己扔了，扔的是我那最后的作品。”

　　我愣了，多么可惜啊。要是不扔，那一准是好作品。

　　老舍呆呆地望着湖风，讷讷地说：“我糊涂，真糊涂。在死前的那一刻，我把自己看成了了不起的人，我要写下自己的疑问，想留给后人。可是，那时候，我正写着，忽然看见了母亲。我是她的老儿子。她生我的时候四十多岁。她过世的时候已经很老。可多奇怪，我那天见到的她，却是生我的那个年纪。那么文静，那么慈祥，她倚着门框，在望我，向我招手，还在叫我：‘庆春，早回来，奶奶想你！’我们满族人管妈妈叫奶奶。听了她的声音，看见了她的身影，我立时醒过劲儿来。我觉得我手里写的，没用，太没用了。人家已经不要我，我何必再多情地发问？那时候，我又像是看见了祁天佑，他在湖面上走动，朝我招手，朝我点头，跟我说，‘士可杀，不可辱呀’。我撕碎了我才写的东西，扬到湖面儿上，让它当纸钱，自己祭奠自己吧。我瞅瞅太平湖，太平湖安静地躺着，水里有声音在叫：‘庆春，快来，我想你！’那是母亲的声音，母亲在叫我呀！我向太平湖鞠了个躬，跟它说，谢谢母亲，谢谢北京；谢谢我的眼，谢谢我的笔；我这一生，总算没有白活。我走了，就这么走了，走进了太平湖……”

　　哦，听了他的话，我什么也说不出。他的样子怪动人，让我永远忘不了，我忽然觉得要是给北京人塑个像，那他就是个天然的模子。

　　让我歇会儿吧。说到这儿，我怕我再说不顺畅了……

　　（“后来呢？”我问。我听上了瘾。）

　　后来？后来他走了，你知道他怎么走的？他向我挤挤眼，招招手，说声：“明儿见”，就甩着手杖走到湖面上。他站在湖水上，向我亲热地点点头，轻声说：“活着，好好儿活着，但要把事情看开，咱们还会见面，有事我会找你。”说完就突然在水面消失了。打那儿以后，一晃二十年，这期间，甭管我呼唤过多少次老舍的名字，再没有瞧见过他的灵魂。可是四天以前，四天以前呐……

　　……那是一个星期五，我在家里呆得闷气，天又热，中午吃罢了饭，我就翻开一本儿《四世同堂》，半躺在藤椅上，打算看会儿书。其实，是打算看着看着睡过去。我睡觉前总爱看点儿书，常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朦朦胧胧地，听到有人悄没声儿地跟我说话：

　　“朋友，怪想你的，到我那儿说会儿话去吧？”

　　“您是哪位？”我好像问他。

　　他笑了。可我看不见人，只听见声音：“我就是老舍呀！”

　　我一激灵，醒了。我说不准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么一个梦。可我对人世间各种怪事的原则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我既然亲眼见过老舍的灵魂，那么还能有什么事不让我相信是真的呢？

　　所以呀，第二天，也就是大前天，晚半晌，我又到了这儿。可这儿已经大变样了，湖水都被填平了。我不知道老舍的灵魂能不能受得住这份儿嘈杂。

　　我躲在空地上，坐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就像是走累了来这儿歇歇腿儿。要不然，准会围上一大群看热闹的。不信，你就到马路边上啐口唾沫，然后撅屁股自己看自己的吐沫，呆会儿要不围个水泄不通，算我白说。一个歇腿的糟老头子，人们没兴趣看，这也就不至于吓着老舍的灵魂。

　　现在是夏时制，九点多钟天才黑。天一黑，我来了精神，站起来前后左右地走了一通，小声儿地喊：“老舍先生，我来了！”

　　我喊了十来声，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居民楼里传出忽大忽小的各种居家过日子的声音。我有点儿灰心，心想准是我胡想，老舍并没有同我订约会。我败兴地朝外走，忽然看见有个身穿白衬衣的人影儿，打护城河边上朝这边走来。瞧那走路的样子，我认出来，正是老舍。我急忙站住。

　　他走得飞快，一阵风似地来到我面前，笑着说：“谢谢您，您可真守信用。”他仔细瞅我一下儿，说，“哟，您可见老，也发福了，要不是我知道您就是您，猛不了地打个照面儿，还真不敢认您了。”

　　我急忙说：“二十年了，我也六十七了呢。”又跟他点点头，说，“您可好哇？”

　　“还行。”他说，“就是忙。”

　　“忙？”我纳闷儿了，“那边儿还忙？”

　　“当然也有不忙的。”他说，“可我闲不住，不然，那没有尽头的日子可不好打发。这些年，老有些朋友过来，叙叙旧哇，开个联谊会呀，开展点儿文化交流哇，事儿不少，只要你肯去干。就是住房不太安静。”他指指原来是太平湖的地面儿，“这儿给填死了，又搬来这么多人，我只好搬家，到护城河了。谁知道老有人在那儿游泳，外加上二环路上车来车往，噪音太大。先对付着吧。”

　　我看他比二十年前好像还年轻了，稍稍地发福，只是脸色比以前更白。

　　“那么……”我沉吟着，“二十年过去了，您一定有很多话想跟我说吧？”

　　“其实，没多少话，冥幽相隔，我们又管不了活人的事，瞎感慨一通也与实际无补。”他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一点儿这边的情形，借你的嘴去传给所有的活人。”

　　“什么事？”我问他。

　　老舍悠然地转着手杖，说：“有些人，总以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得趁活着的时候，随自己的意思活个痛快。整个人呐，卖个国呀，毁灭点儿文明呀，糟践下儿同类呀，以为大不了是个死，死了，死了，死了一切全了。”

　　老舍走了两步，站住，对我说：“他们糊涂哇，在人世间，稍有不慎，办点儿缺德事，到这边儿来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什么惩罚？下割舌地狱？枪毙？”

　　“这儿没地狱。灵魂不会复生，也不能再死一次。这儿最大的惩罚就是孤独。让他变成没人答理的孤魂野鬼，老让寂寞陪着他。记住，那寂寞可是没完没了，永没尽期的呀！”

　　我听了，毛骨悚然。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伯孤独。要是一个人处处受到冷漠，到哪儿都形影相吊，孑然一身，那可多难受。人，还可以死，用死来摆脱孤独、寂寞。可魂灵再也不能死，孤单的魂灵，无期的寂寞，那的确是极严酷的惩罚！我的作家，借你的笔昭告世人吧，就怕你写不出这滋味儿。

　　我那时一定陷入了惶恐，我不敢保证我这一辈子都努力活得像个人，更不敢说自己没办过一点儿缺德事。我死了，即使处个有期寂寞，那刑法也够我受。

　　“先生，救救我，别让我受到这惩罚。”我急了，差点儿给他鞠躬。

　　他笑了，神秘地说：“不要造神、信神，不要作鬼、弄鬼。更不要老想着自己，把世上的浮名虚利看得淡一些，甘于寂寞，才能不寂寞。这是我这灵魂的一点儿醒悟。我看，当个好人，当个不办太大缺德事的活人也并不难。”他忽然扬起头，哈哈大笑，“死人管不了活人的事，怎么活着，靠活人自己拥掇。不过，到大限到来的时候，历史的赏罚可不饶人。”

　　他说着，哈哈笑着，飘然逝去，在护城河雾气沼沼的河面上消失。空中还留着他的声音。

　　我大喊：“我还能见到您吗？”

　　他的声音在回答：“翻我的书吧，每一篇儿里都有我！”

　　护城河上泛起一朵小花，那是他，还是一条鱼打起的水花，我可不敢说。

　　反正，他消失了……

　　老头儿说到这儿，停住不说，眼望着手里的酸奶瓶儿出神。

　　我们已经在冷食店里坐了好一会子了。就算是夏时制吧，也早过了该吃晚饭的时辰。我想请他吃饭，到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去，他摇摇头，其实我也不饿。

　　“你还想到太平湖去吗？”他问我，“我总想再见到老舍先生的灵魂。”

　　我点点头。他上前我没有同他交谈的荣幸，倘或能见到他的灵魂．我便有了自豪的资太。活人跟灵魂见面本就不易，况乎是这么值得尊敬的灵魂？假如他能给我一点灵气，让我变得好一些，少一些缺德，多一分坦荡，那么，死后的刑期可能会少几天。我已经肯定，我死后必受惩罚，因为我生前不大能甘于寂寞，所以，必得在死后用相当期限的寂寞来找齐。

　　我跟着老头儿又来到太平湖。夕阳已经落山，可天色依旧明亮。我知道，这还不是灵魂出行的时刻，我实在不懂，灵魂们为什么喜爱黑暗？或许黑暗可以遮掩人世间的丑恶，让他们来个眼不见心不烦？那不又有点阿Q味道了吗？或许，是他们白天办自己的事，等晚上再分赴人间的梦乡，做各式各样的感化工作。是人间的作息决定了他们不得不顺着这习惯。可为什么，我常常在夜间工作，却一次也领受不到灵魂的指教？我惶惑，因为这意味着我冥顽不灵，不值灵魂们费事。假如我死了，我头一件就办这事，问问他们为什么撇下我不闻不问？当然，那得我首先有灵魂。

　　我和老头儿都沉默着，坐在路边等待夜晚的降临。夜幕终于张开，罩住了天空，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闷的雷，嗖嗖的风，稀疏的雨。

　　那老头儿突然站起来，跑向护城河边，高举起双手，向着天空。接着又低下头，把双手叉在肚子上，很像在施古代的礼仪。

　　风吹着他稀稀拉拉的头发，雨点在他光亮的脑瓜顶上亲吻。他一动不动，只是虔诚地说：

　　“是，是……我挑了这么一个人，是他自己撞上的，……但愿吧，但愿他能理解，记得不出大格……”他抬起头，问道：“先生，我为什么瞧不见您？”

　　天爷，真的，这时候我也听见了，听见了一种声音，悠远，而且空旷，仿佛在高天，也在身旁，像风声，却字字分明。

　　一个声音在响：“我可看得见你，和一切活着的人！”

　　风在我耳边响，护城河也陡然哗哗作声。我分不清是风与水在作怪，还是我陷入了梦幻，那声音，让我听见的声音，在医学上称作“幻听”，而实际上并不存在。

　　那老头儿依旧在雨中站着。我却浑身发冷，连告别也忘了，扭头跑出去，气喘咻咻地登上了四十七路汽车……，回到家，我病了好几天，但还是强打精神，记下了上面的文字。

　　读者诸君，我不想告诉你们那老头儿的名姓，免得好事者老去烦他。但我可以提出一个有力的佐证，来证明他说的一切全是真实的。他给老舍先生家里寄过一封信。那信，我见过。不过，我劝您别烦舒家，这种事会让人难受。咱们总得有人心，是不是？还有，老舍的灵魂曾给过他一颗上衣的钮扣，白色，贝壳打磨而成，上面印有一个“舒”字，还有美术体的阿拉伯数字：“25/8.66”，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老舍灵魂的日子，我愿有朝一日他能把这纪念品捐赠出来，摆在老舍故居，要不，就请学者们作番研究，说不定会有一本《灵魂学》问世，让整个世界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