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其文其人
徐志摩其文其人
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争议的诗人。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评价。
茅盾在《徐志摩论》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茅盾还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茅盾是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两个字概括了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这样，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因此，在评论界有人就以徐志摩为世人所诟病的《秋虫》、《西窗》等来批判他的消极倾向。他的思想驳杂，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他的思想倾向，则为“反动、消极、感伤”一类。但另一方面，思想驳杂的徐志摩又在《落叶》中热情地赞美苏联革命，并且呼吁人们“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秋虫》、《西窗》发表的同时，徐志摩还在在《志摩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同时还在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极有兴味地谈论着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徐志摩在《落叶》中说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
热情好动的习性，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友。陈从周在《记徐志摩》中说：“志摩的国际学术交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交，还与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交往。”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作客》中回忆道：“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徐志摩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使他具有了一种品格。由于中国与世界文化的隔膜太远，由于国情、语言等的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交往中，往往充当了“孤独者”的角色。能像徐志摩这样以充分的认同、而又不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诗人是很少的。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他一定会在促进东西方的交流与了解中起更为显著的作用。
中国新诗运动由胡适等人开始倡导后，经过一段尝试，到郭沫若《女神》时已经渐具规模。但新诗在很长时间的尝试中忽视了对艺术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创格”运动，就是要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1926年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提出“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格律诗运动便由闻一多、徐志摩领导，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新月派也由此得来，他们的艺术实践对于早期新诗的散漫倾向确实是有力的反拨。徐志摩是新月派理论的最忠实的实践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的，他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而且“他尝试的体制最多”。
新诗运动从五四开始，到新月派的锐意“创格”，这个过程体现新诗开始成熟地转向对诗艺的探求。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就是新月派探求的理论概括。受到新月派诗人尤其是徐志摩的启发和影响，诗人们开始把情感的反复吟咏当作了一种诗歌的创作的追求。徐志摩的一些名篇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苏苏》、《再不见雷峰》、《半夜深巷琵琶》等，都追求把活泼的情绪纳入一个严谨的结构框架，以有变化的复沓来获得音乐的效果。他的《为要寻一颗明星》诗歌的格式是单纯的，诗句也是单纯的，但却有丰富的节律变化。有意追求的复沓，大部分相同中微小的变异，造出既繁富又单纯的综合美感。徐志摩的复杂而认真的实践，使他成为“纯艺术”的忠实实行者，他的几乎每一个音节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后安放在最妥切的位置上。而他还能以纯粹的口语，展示那种失去的没落的哀叹；那种无可奈何的眷恋，被极完美的音韵包裹起来，而且闪闪发光。
徐志摩的诗风受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很大。卞之琳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对此作过精确的说明：“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尽管听说徐志摩也译过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自由体诗，也译过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的《死尸》，尽管他还对年轻人讲过未来派，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
徐志摩的爱情诗使他个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情路历程倾吐在诗歌中，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别具一格。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说徐志摩“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在《徐志摩论》中认为：“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来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然而，徐志摩的理想是单纯的、非现实的，单纯到了到处受到人世烦扰的碰撞，非现实的到了一触即毁灭。胡适在《追忆志摩》于是就说：“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
尽管如此，徐志摩总是非常乐观，他的诗歌中还有乐观的调子。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耀着欢喜的圆光。这自我解放与空灵的飘忽，安放在他柔丽清爽的诗句中，给人总是那舒快的感悟。好象一只聪明玲珑的鸟，是欢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朱自清在《新中国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也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饶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溅着的缘故。”
徐志摩诗中这种生命的欢乐，来自他对生活的理想的执着与自信。他总是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他总是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总在幻想有一颗明星。陈梦家说徐志摩诗是“柔美流丽”的，徐志摩即使是在谈痛苦和死亡，也充满了浪漫色彩。但他又是颓唐和消极的，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因此，茅盾在《徐志摩论》说：“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
徐志摩是才情显赫的诗人，是新月派的“诗圣”，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
作为散文家的徐志摩的成就并不亚于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徐志摩以浓郁而奇艳的风格出现在散文界，从冰心的灵俊、朱自清的清丽、周作人的冲淡、丰子恺的趣味之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殊风采。
徐志摩的生前自编了三本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和《自剖文集》，此外还有《志摩日记》、《志摩书信》、《眉轩琐语》、《西湖记》、《泰戈尔来华》等。
林语堂在《新丰折臂翁·跋》说：“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西洋语句，了无痕迹。”
杨振声在《与志摩最后的一别》一文里，这样评价徐志摩的散文：“他那‘跑野马’的散文，自己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有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溪！他的文章确有它独创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地。”徐志摩散文的总体特征就是浓得化不开，在结构上的特征则是跑野马。
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说：“他的文章是跑野马；但是跑得好。志摩的文章本来用不着题目，随他写去，永远有风趣。严格地讲，文章里多生枝节（Digression）原不是好处，但有时那枝节本身来得妙，读者便会全神贯注在那枝节上，不回到本题上也不要紧，志摩的散文几乎全是小品文的性质，不比是说理的论文，所以他的跑野马的文笔不但不算毛病，转觉得可爱了。”他说徐志摩散文的妙处，一是“永远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二是“他写起文章来任性”；三是“他的文章永远是用心写的”。
徐志摩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的诗文在大浪淘沙的历史之河中永存。同样徐志摩他本人在他的朋友心中永存。
胡适在《追悼志摩》中说，志摩走后，他们的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朋友之中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他不知道风灾哪一个方向吹，其实，胡适说他们没有几个人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可是，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的狂风卷走了他，他的朋友们的天空顿时一片惨淡，一片寂寞，因为最可爱的云消散了。
徐志摩之所以这样让朋友们哀念他，胡适说那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就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嫉妒的神气。”陈伯通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炒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徐志摩的一生是爱的象征。但社会上对他的行为和追求往往不理解，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徐志摩的单纯信仰。他的离婚和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地方。胡适认为，他做的这两件事最能代表他的单纯理想的追求。徐志摩万分诚恳地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胡适指出徐志摩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徐志摩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因此，胡适要求大家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徐志摩的一生，从这一点上才可以理解徐志摩的行为。只有先认清了徐志摩的单纯信仰，才能认清徐志摩的为人。
徐志摩在一首《生活》的诗中认为自己最后的几年生活得非常失败。他的失败，在胡适看来，就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徐志摩的追求使他的朋友们惭愧，因为胡适说他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在这诺大的世界中，只有徐志摩有这信心，冒险去追求，经历了许多波折，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荣誉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的神圣境界，但他终不免失败的命运。胡适说，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然而，徐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投降。胡适认为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地怨恨谁。胡适看他替朋友们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依旧那么热心和高兴。
徐志摩在痛苦中依旧他的歌唱，他的诗也更加成熟，诗的已经更加深厚，笔致更加淡远。在徐志摩最后的一年，他希望那是他真正复活的机会，胡适他们都很替他高兴。胡适说，他临走前的几年本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了，但他的同情、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花，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曾在一个时期里是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歌，哀怨的歌，美丽的歌。这些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然而，胡适说，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最有希望复活的时代，他丢下众人，独自云游去了。
在胡适的眼中，徐志摩这样可爱的人，像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他投射的影子永远留在他的朋友们的心中，他放出的光亮永远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