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1／16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昧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而是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由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却得以延续，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已被证明，已无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了。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剩余产品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
　　公元前四千纪的技术进步，使一些专门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矿工、铁匠、种植者、鼓动家、大规模公共事务——例如兴修水利的组织者）应运而生。与大多数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专业人员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要大得多；经济报酬的有差别分配，尽管失去了脉脉温情，而且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天性是贪婪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交往水平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并且这些差异还有助于形成世袭职业。这样，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便成为集体富裕的代价。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象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社会合作的要求。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机械化已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更为物质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下游诸流域星罗棋布的水利排灌设施，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并进而要求打破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长。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机构。它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因为它们能使个人之间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间的温情。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险，接踵而来的便是，掌握权力、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总是面临诱惑，即取消自愿合作，恢复强制。因为，社会机构时常无法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来控制社会机构的。这里的国家是复数而非单数。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唯一的国家，总是有许多国家相伴共存。文明时代的国家彼此间不是隔绝的，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突然引发战争，而战争则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170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象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100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对于人类这种双重属性的动物来说，要把旧石器时代所参与的那微乎其微的社会交往，扩大为一种扩展了的、包括整个生物圈在内的人类社会交往，那将是很困难的。因为，与白蚁、蚂蚁和蜂不同，人类不仅是一种先天具有社会心理的生物，而且还具有意识所驱使的灵魂，因此，他能够而且必须在善恶面前作出选择。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英国观察者在1973年作出的思考。那么，笔者的人类同胞们又在思索些什么呢？对于过去，人们究竟有多少了解？追溯历史，人们将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朝气蓬勃地生活呢？
　　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5000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
　　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象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