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东亚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1279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处于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之下，除了在越南北方之外股有残存下任何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人的政权。越南北方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早在939年即已脱离了中国。从那时起，它使自己独具特色的当地形式的中国文明得到了发展。中国在1279年的经历，类似印度的维查耶那加尔帝国1565年降落时的经历。只不过与穆斯林军队越过旁遮普征服印度的进程（1202－1565年）相比，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要迅速和彻底得多。
　　日本在13世纪的经历与中国不同。1281年，日本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对她的第二次进攻。那是蒙古人对她的两次进攻中更为可怕的一次。正是镰仓的北条家族的有力统治，才使得日本免遭蒙古人的统治而保持了自由。但是在击退蒙古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北条氏政权的衰落和覆灭。1281－1614年间，是日本政治史上到那时为止无政府状态最为严重的时期。另一方面，蒙古人1279年完成的对中国的征服，再度带来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统一。自从中央集权的唐朝在874年终于瓦解之后，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逐步地受到了削弱。从1279年到1911年，这一重建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一直维持下来，尽管重新统一的中国事实上只是在大约1382一1631年间是处在中国本土居民的统治之下。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的中国，变成了短命但却庞大的蒙古帝国的重心。蒙古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于1260－1267年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了北京，又于1289年完成了把大运河从杭州延伸至北京的工程。大运河的延伸，使得把北京所需的稻米经内河从中国南方运到北京成为可能。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王朝——元朝，它将由忽必烈的家族世代继承。
　　在蒙古帝国的西部封地中，占有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儿汗国，是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忽必烈的率先赞同下建立的，因此它与中国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伊朗的视觉艺术和陶艺受到中国长期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前蒙古人的时代，中国的技术（例如造纸术）已经通过伊斯兰世界向西传播到了基督教国家。
　　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他们的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臣民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蒙古人在中国任用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异族行政官员，而听任那些不被任用的儒生们用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文学形式自然地延续中国的文明。中国人与蒙古人祖传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反感，也阻碍了双方文化上的同化。于是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开始于14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彼此争斗的造反者当中，朱元璋（1328－1398年）独成霸业。这位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统一天下的帝王，象第二次统一天下的帝王刘邦一样，出身于中国南北方之间淮河流域一个地位卑微的家庭。1368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到1382年，他不仅把蒙古人从中国的长城之内驱赶出去，并且消灭了所有国内的汉族竞争者。
　　洪武皇帝在1356年攻下了南京（南方的都城），他仍将南京作为再度统一后的中国的都城。但是到了1421年，他的第四个儿子，也是第二代王位继承人的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把都城搬回到北京。北京曾经是元朝以及元朝之前的金朝（女真人建立）的都城，在那之前还曾是辽代（契丹人建立）的南部。遭受蒙古人征服和统治的经历，造成了中国人对异族的畏惧和憎恨。北京地处中国长城以内部分的最东北隅，距离南方的稻米产区极为遥远，选择这样一个为他们所痛恨的蛮族征服者的都城作新都，这表明永乐皇帝及其后继者们最为关心的事，就是对付始终存在的蒙古人的威胁。
　　蒙古人已经被赶出了中国，但他们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大草原上，他们可以从那里再度进攻中国。极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尤富侵略性。永乐皇帝在大草原上进行了5次战役，但是就象西徐亚人曾避开大流士一世，匈奴人曾避开汉武帝和他的帝位继承者们一样，蒙古人成功地避开了永乐皇帝的追杀。1449年厄鲁特的汗王也先打败并俘虏了当时的明朝皇帝，并且包围了北京。但是，就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挡住了保加利亚的西米恩一样，北京的城墙也挡住了也先汗。明朝在1449年遭到的军事上的大失败，并未导致与宋朝在1126年以及东罗马帝国在1071年的失败相同的悲惨结局。
　　明朝再度恢复了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官的制度（这套制度最初是由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时创设的。6世纪末，由隋朝第一次恢复）。这套制度后来变成了一种僵死的形式，它一直保持到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和1911年废除皇帝统治时为止。在当时的官府中为官的儒生数量，与那个庞大帝国的人口和面积相比，总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协助他们完成任务的，是地方上那些未受过儒家教育的刀笔吏。地方上取得了各等级功名的士绅也与他们合作。这些人自愿地处理地方政务，而不领官俸。（他们是当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既要用来养家，又要用来从政。）
　　成功地通过科举考试并非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这种功名可以被作为一种荣誉授予某人，也可以用钱来买。无论是怎样获得的，它都能使获得者受到高度的尊敬，同时也给获得功名的人强加上一项没有明文规定的责任——或是作为一个食俸禄的政府官吏，或是作为一个无官俸的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以尽自己的公共职责。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重建了自己的王朝。与元朝之前历代的统治者们相比，明朝的统治者更加崇奉、也更加依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1403－1407年间，永乐皇帝发起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它的修改本数达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这还不包括60卷的内容目录。这部巨书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印刷这部巨书甚至超出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能力。
　　《永乐大典》着眼于过去，但明代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却仍是有生气的。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不断涌现出来，12世纪时由朱熹公式化了的儒家学说仍然受到挑战。它以自己无可比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直保住了作为考试科目之一的地位。新的儒学派别的分裂，到朱熹时并未结束。这种分裂始自11世纪时程颢、程颐兄弟的分歧，而朱熹则发展了程颐的学说体系。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是程颢学说体系最卓越的拥护者。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心与万事万物之理彼此都是同一的。而在朱熹看来，理是由体现为人和物的气聚结而成的，这些气又独立于任何人的心而存在。这两个抽象的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人们也能觉察出这两个新儒学派别都受到了佛教哲学的潜在但却是重大的影响。然而，中国所有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更为关心的都是道德规范和人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只有道家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在一批又一批征服中国的异族人中，接受儒家生活方式最少的是蒙古人，最多的则是满洲人。所以，对于饱学的中国臣仆来说，蒙古人最难接近，而满洲人则最易于相处。满洲人并非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如同金朝的建立者一样，他们来自东北的深山密林中，是女真族的猎人和靠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初民。明朝的永乐皇帝曾通过把女真人的部落编入几个辖区，由他们所敬重的本部首领进行管理的办法，把满洲并入中国。
　　在进占中国本土之前，满洲人曾自动地使自己汉化。1599年，满洲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人加以改造的古叙利亚字母来记录女真（满洲）语言，此后汉文的古籍也被译成了满文。但识字很快的满洲人就宁愿直接阅读和书写汉字的方块字。努尔哈赤曾创建了一支由3个民族组成的军队，它包括汉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部落。1618年，他占据了辽东，那是汉族人居住的长城向外突出地区的一部分。1626年，他迁都于中国本土的盛京（今名沈阳），并任用了一些汉族的行政官员。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1636年把他的王朝命名为“清朝”。1644年，当北京被一名起义的汉族人率众包围时，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那里自杀了。同年，满洲人占领了北京。一位汉族的将帅帮助了满洲人。一些汉族的文臣们也支持满洲人。他们宁愿选择满洲人的政权，也不愿接受一位刚刚推翻了明朝的汉族篡位者的统治。随后满洲人建立了对中国其余部分的统治，但并非没有受到抵抗。直到1683年，满洲人才占领了台湾。然而，对各个阶级、阶层的中国人来说，满洲人对中国的征服，与4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相比，其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和心理上的创伤，都要更轻一些。
　　在日本，1331年由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策划的一次流产的政变，导致了北条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和镰仓幕府本身在1335年的灭亡。1338年，幕府的所在地迁至京都，实权也落入足利家族手中。但是这个新的政权从未能有效地统治整个日大。1185年，源赖朝曾建立起对整个日本的统治，1281年，在击退了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之后，镰仓幕府的北条政权曾维持了这样的统治。足利家族掌权后，这样的统一政权就不复存在了。
　　足利幕府甚至未能立即控制京都周围的地区。被足利尊氏从京都驱赶出来的后醍醐天皇，重新当上了傀儡皇帝，在京都以南的山区维持着一个独立的政权。这种王朝分裂的局面从1336年持续到1392年。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名变成了事实上独立的诸侯王。1467－1477年持续10年之久的一场内战——应仁之乱，把京都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在此之后，足利氏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日莲宗和神道教这两个佛教派别为他们自己在各地扩充实力，并与当地的世俗诸侯王联合在一起。从1532年到1536年，在京都地区爆发了佛教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方是神道教和日莲宗的信徒，另一方是属于旧宗派的寺院僧兵。在这场佛教寺院间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倾其所有力量投入战斗。
　　足利幕府时期（1338－1573年）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与中国统一前的战国时期相似。令人费解的是，与这种状态相伴随的，却是经济上、文化上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日本人对蒙古人未获成功的海上进攻的还击，一度成为针对中国沿海的海上私人冒险事业。从元朝到明朝，日本人的这种刺激性的活动延续下来。1404年，足利政权承认了中国对日本名义上的家主权，并且勉强同意了中华帝国政府试图强加在中日间贸易额上的限制。而实际上，日本的民间海盗商人漠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与一些中国平民相勾结，继续从事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国内，经济活动在增加，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自12世纪后半期以来即被把持在地方武士阶层手中的垄断权力，也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削弱，其一是在日本内战中其地位日渐重要的农民武装，其二是新出现的工业和商业的行会以及自由的城市。地处今日大皈以南的桥市，就是这类自由城市的典型。然而，这一时期也是日本贱民阶级开始产生的时期。
　　文化方面，禅宗作为日本大乘佛教的一种形式，尤为贵族武士所偏爱。足利时代不仅经历了对于禅宗的经久不衰的兴趣，而且，在这一时代的末年——最为无政府状态的年代，它还经历了茶道的形成和完善。统治者是把茶道作为与武士们日渐增长的残暴性相对抗的一种文化模式加以提倡的。在视觉艺术领域，足利时代日本产生了模仿中国宋朝风格的山水画大家，还产生了花道（一种独特的日本艺术）。更为辉煌的文化成就，是大约产生于1350年至1450年的一种戏剧形式——能。此类剧目的情节是传统的和为观众所熟悉的，演员都戴着面具，动作、台词、声调、演唱和配乐都别具一格。14世纪这种日本能剧，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狂欢节戏剧在东亚的翻版。
　　日本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16世纪达于极点。此后，国家在3个军阀前后相继的努力下重新在政治上统一和稳定起来。这三个军阀是：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3－1616年）。这些建立统一功业的人用火器与他们的对手作战。火器是在1542年或1543年由首批踏上日本土地的葡萄牙人带到那里的，它在最初传入日本的20年间就被普遍地应用于战争中了。
　　织田信长在1568年攻占了京都，并于1573年消灭了那里的足利幕府。1582年，他被一位反叛他的家臣杀害，但织田信长的另一位家臣丰臣秀吉立即打败并杀死了反叛者。到1590年时，丰臣秀吉成了整个日本的主宰。他与德川家康合作，于同年将后者安置在关东。1592－1593年以及1597－1598年，丰臣秀吉两度侵略朝鲜，但朝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丰臣秀吉准备把侵略朝鲜的战役作为侵略中国的序幕。他死于1598年3月。他的死与1405年帖木儿（跛者）的死一样，为中国的明朝减缓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获胜，从而赢得了在丰臣秀吉权力继承问题上的那场斗争。1603年，德川家康从京都毫无实权的皇室那里取得了将军的称号。1615年，德川家康攻陷了一直由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固守的大阪城，此举使他成为全日本无可争辩的主宰。
　　德川家康有效地掌握着事实上的统治权，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面子，最小限度地进行政治上的变革。这类似于汉朝的刘邦和奥古斯都，而与秦始皇和凯撒则形成鲜明对比。京都的天皇被允许继续保留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德川家康在江户（今名东京）的幕府，却如同当年在镰仓的源赖朝和北条政权那样，控制着日本的经济重心关东。地方上的诸侯（大名）并没有被废黜，但却因德川政权的巧妙安排而变得顺从和虚弱了。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德川政权，也是为了逐渐地在经济上搞垮他们。德川政权统治下（1600－1868年）的日本的政治地图，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90年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地图是相似的。
　　1622年到1641年间，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几乎完全被禁止，日本被与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这种做法加强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第75章将谈及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