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东亚
作者：阿诺德·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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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1/12/24
第六十七章 东亚
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并不是由于它的军队勇猛，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按照官方的说法，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临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
尽管如此，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1127－1279年）；临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人口、农业生产力、城市化、贸易（国际和国内）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已在第59章中提及。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也更为繁荣昌盛。南宋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是妇女地位的下降。缠足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为了显示儒家学说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程氏兄弟相互分手了。就程颐而言，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就程颢而言，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程颐的形而上学为朱熹（1130－1200年）有系统地完成，而程颢的立场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年）接受。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就象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尽管程颢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朱熹的体系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然而，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是不甚重要的。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认为这是反社会的。例如，程颢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衔，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作一名现职文官。如果中国的新儒家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他们肯定会反对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菲奥里的观点，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935－1185年间发生了权力和财富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转变为国内混乱。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而野蛮地被附近佛教寺院的武装力量的入侵所扰乱。宗室出身的两大地方豪族平氏与源氏之间的内战，于1185年以源赖朝的胜利和他以镰仓为基地对全日本实行实际统治的确立而告结束。镰仓位于关东（主要岛屿本州中一块最大的稀见平原）西南端以外。皇室和它的深奥精致的文化被允许在京都存在，但是京都政府的实际权力却被剥夺了。事实上，至少早在858年，京都的皇室就已为属于藤原家族的摄政者所控制。1199年源赖朝死后，镰仓幂府将军的摄政权于1203年为北条家族获得。北条氏一直掌权到1333年，并把源赖朝所创立的政体有效地维持到1284年。
从1185年到1284年，日本被有效地统治着，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尽管分配的不公平也同时增加了。日本在这时有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幸运的，因为蒙古人于1274年入侵了日本，在1279年完成了对宋帝国的征服后，又于1281年再度入侵日本。这两次战争中，风暴帮助了英勇的日本人，严重破坏了侵略者的船舰。1274年，蒙古远征军人数很少，仅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它的进攻。1281年，侵略军的规模很大，进攻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打退蒙古人对日本的这两次袭击，同公元前5世纪打退波斯对欧洲希腊的两次袭击、穆斯林阿拉伯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一样，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影响。
镰仓的军人政府，比京都的文人政府更适合日本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状况。源赖朝和北条氏的摄政者们在镰仓坚守着幕府政体，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在宗教领域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种类是深奥难解的形而上学——尽管这些教派的一些僧侣在他们于日本土地上的实践中变成了粗野的穷兵黩武者。12和13世纪，佛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于日本人面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认同。1191年，佛教禅宗的一支传入了镰仓。禅宗通过严谨的修行冥想达到精神上顿悟的方式，吸引着武士们。浩然（1135－1212年）和亲鸾（1173－1262年）号召民众全神贯注地重复菩萨阿弥陀佛的名字，作为死后获准进入“净土”（阿弥陀佛的天堂）的护符。日莲（1222－1282年）全神贯注于口诵《妙法莲华经》。他更近似于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而不是任何佛教先圣。日莲反对所有的其他佛教宗派，积极介入政治，陷入了与幕府的纠纷，但他却由于宣传抵抗蒙古而赢得了盛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这些12世纪和13世纪简洁的日本佛教派别，仍有为数众多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