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

作者:阿诺德·汤因比 字数:6688 阅读:141 更新时间:2011/12/24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7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
  7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都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所以,诸侯国君总是尽可能地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农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存在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地区,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吞并。
  齐国不仅未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王是胜利者。但是晋国的国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在实际上把普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继晋国而起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之外。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使得韩、赵、魏三国更为衰弱。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个直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晋国被瓜分后,在继之而起的3个诸侯国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个胆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在政府机构中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才学之士的方式,弥补自己国家的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和资源不足的弱点。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诱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试图争取霸权。象这个世纪初期的吴国一样,魏国未能实现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国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则彻底受挫。魏国失败了,胜利者是它的西邻秦国。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学之士为楚王所起用,在楚国从事曾经在魏国从事过的事业。然而在楚国,首倡变革的楚王去世后,激进的变革就失败了。世袭贵族们在楚国原有的领地内重新把持了权力。不过一般都认为,楚国是第一个在新兼并的领土上设置郡县以取代采邑的国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国吞并了中原地区的3个小诸侯国。
  所有的这些行政改革中,进行得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前338年)进行的。秦国的实际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继晋而起的魏国任职,又于公元前356年转而为秦孝公效力。从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国供职,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者大开入仕之途;鼓励农耕以加强秦国的军事力量;为了鼓励农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商鞅的改革给了秦国农民获取国家最高爵位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服兵役和纳税,而且如果他们陷于经济困境,还不得不冒卖掉自己土地的风险。对于秦国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现在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或者获取大量财产,或者被剥夺为赤贫。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紧邻它们的竞争对手,但又在地理上为一条环形山脉障碍所隔开。两国的人民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是落后的,因而当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生活为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急速改变时,他们都是顺从的。
  腓力二世活着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即在他的强权之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获全胜的一年。秦国则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与马其顿的统一希腊不同,秦对中国的统一是最终的统一。希腊世界最终既没有被马其顿统一,也没有被任何一个继马其顿而起的希腊国家或它们的对手所统一,而是被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权罗马所统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华夏族国家争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赵,都是极难对付的。但是,最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且,秦是一个华夏族国家,虽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国家。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根本性的政体变革,还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以及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变革。这些有关其他生活层面的变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们发起的,另一些是他们改革的副产品,还有一些就我们所知则是碰巧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些同时产生的变革及其作用的积聚,使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解体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已经为第一轮的诸侯战争所削弱,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轮诸侯战争则打碎了这一社会结构。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大开了入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层和武官阶层,以及另一个新的教育家阶层,他们为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人提供专门训练。孔子在做官失败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记载中最早的中国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建者。
  新的专制统治者们并没有有意地造就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默认他们的存在,并总的来说很尊敬他们。统治者们倾向于歧视商人——这一时代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新阶层。但是,尽管政府非难,商人们却设法生存下来并获得了成功。显然,商人们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当一个社会在地理上扩张到生产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地区时,就需要贸易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也有着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尽管战争使得国际贸易异常危险,但有能力的诸侯国,尤其是大诸侯国,却为国内贸易提供了起码的保障。贸易、产品,以及从祖传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农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术革新中,有运河的开挖和金属货币的发行。这两项创新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而且都产生于诸侯国。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横贯吴国境内。吴国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军事运输,但是,运河也附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这是通过对具有生产潜力的沼泽地进行排灌而实现的。公元前4世纪,中国引入了牛耕,铁作为农业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铜。公元前4世纪的这些技术创新,显然对当时中国的各诸侯国政府是有用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引进是否由政府发端,就象铸币和运河那样。我们也不知道铁和牛耕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传入中国的路线。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地区,铁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长期使用。
  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是赵国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射。赵国与欧亚太平原接壤,它的骑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装,就象3个世纪前米底骑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样。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来的大规模的步兵,战车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然而,这一兵种变化却迅速蔓延开来,例如扩展到了华夏地区边缘的秦国。
  第二轮诸侯战争开始于公元前333年,其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在那一年,楚国攻破越国,并合并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为越国所吞并的吴国。同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个幸存下来的大国签约建立了反秦联盟。由于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几次战争中,秦扮演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角色。这几次战争中,魏国获得霸权的企图被彻底挫败了。公元前316年,秦国独自打败了六国联军,尽管六国联军由于有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雇佣兵而实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扩张穿越了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进入了现在的四川省,然后又从西方进攻楚国。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国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经完成了对楚国剩余地区的包围。与此同时,秦也进攻了北方各国。它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统一全中国之际,却在公元前270年被赵国打败。赵国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败秦。秦不得不接受暂时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战争是残酷而关键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国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所有6个敌手。这时,6国已不再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只有赵国进行了强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政治统一是由军事力量强制实现的,但统一却被证明是永久的。在将近22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位统一者的功业曾不时地被败坏。这一功业的第一次被败坏,是在这位统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地得到纠正。强制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秦国开始军事征服之前,自发的文化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灭亡长久得多。
  确实,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文明就已经传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统一的疆域之外。例如,农业和冶金术或许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传到了朝鲜,大概晚一个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传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另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己经汉化的长江流域地区。以前,朝鲜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时期和中石器时期,尽管引入农业以前,两国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艺。朝鲜和日本的语言与汉泰和藏缅语系的各种语言不相近,但对于汉族文明的接受,却把朝鲜和日本溶入了汉化的东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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